編者按：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一場席捲全國、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運動正式開始。除了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在各級城市、鄉鎮的街道和建築上，亦隨處可見掃黑除惡的標語，並鼓勵民眾揭發舉報。據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公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3月底，全國起訴涉黑涉惡犯罪案件14226件、79018人。

但運動式的手段也引發了諸多爭議。山東檢察院曾設置指標，要求每個基層檢察院在2018年至少處理一起涉黑案件；山西忻州、湖南湘潭和河北井陘，更是將家中獨生子女去世的「失獨家庭」列入掃黑除惡「重點監察對象」……不過，由於信息不透明和媒體管控，關於這場運動我們仍知之甚少。端傳媒採訪到運動最前線的某地方掃黑辦主任、基層法官及高校政法教師，希望通過他們的口述，幫助讀者進一步理解掃黑除惡運動的脈絡和影響。

口述人：某三線城市基層法官

「基層是出不了成績的，也不需要出成績，你要做的就是維穩。」

「分管領導拿一部分，局領導拿一部分，這是一個利益分贓體系」

今年5月，我們當地一個縣的公安局副局長在掃黑除惡中被掃掉了。他的倒台主要是基於群眾舉報，舉報信從地上往上摞，至少有一米厚。他的案例現在被作為掃黑除惡的典型四處通報，幾乎每次開大會都要拿來強調。

通過他，你可以看看權力是如何打造保護傘的。在「八項規定」(編注：習近平在2012年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針對共產黨員改進作風的規定，包括：精簡文件，減少交通管制，不安排宴請等 ）出台前，地方領導幹部帶單位同事去飯店吃飯是很平常的事。他在自己轄區內帶同事聚餐，比如吃了一萬塊（人民幣，下同），他會以單位的名義結賬、報銷，然後和飯店總枱說：「哎，給你結了一萬塊，搞點來用用吧。」他就從中抽成，能噁心到這種程度。

這個副局長有很多賣命的兄弟，其中有一個金牌馬仔，和他是老鄉關係，在我們這裏是出了名的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惡霸。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們兩人聯合起來在當地徵收各種保護費，夜宵攤開瓶費、佔道經營費……統統都要收。

2010年，他在一個鎮上任派出所所長。這個鎮在當地有「兵家必爭之地」之稱——因為在市區和縣的交界處，所以管制相對鬆懈，聚集的外地人差不多有十幾萬，人多就有消費，是黃賭毒的聚眾地。據我在刑偵（科）的兄弟說，最鼎盛的時候，光是涉黃場所就有400多家。於是，很多市區的領導都在這裏有自己「地盤」，就是收保護費。

他到這裏第一件事就是爭地盤。怎麼爭？比如派我的人去鬧你的場子，然後再出動警察把你場子的人抓起來，換我的人進去，常常是這樣。

變成他的地盤後，就開始收保護費了。每家一月按兩萬來收，一個月光是涉黃這塊兒收入就有800萬。另外，轄下的村裏還有一個地方叫做「公司」——實際上是一個賭博集團。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是，它會給地方派出所保護費，一天兩萬，一個月就60萬，一年差不多有800萬。不過，這些錢大家都要分的，不可能落到一個人的口袋裏，比如分管領導拿一部分，局領導拿一部分，這是一個利益分贓體系。所以，這次掃黑除惡不僅強調打擊黑惡，還要「打傘破網」。

再說回這個公安局副局長。根據已經通報的案情，他不僅收保護費，在他的管轄區，還有自己的賣淫窩點。那些女的大多未成年就被人騙進去了，比如以幫介紹工作的名義。到了那裏就不讓走，說自己的黑社會背景，跑到哪裏都能抓回來，不斷給她洗腦。他和他的馬仔們不定期還要給少女開苞，開苞完還要輪姦。一些少女想辦法跑出去了，這個副局長還派人協助把少女抓回來。

這種人是怎麼「起來」的呢？靠他爸爸。

上世紀90年代，他爸爸在某縣擔任公安局局長，是一個很強勢的人，把兒子、女兒都搞進了體制。開常委會的時候，都是直接拍桌子的——「你不讓我兒子在這裏做事，我讓你這裏出亂子」。

靠着他爸，這個副局長17歲就進到基層派出所做協警。當時他剛剛初中畢業，根據那時的政策，幹部父輩退休了，子女可以頂上，這叫「頂幹」。當時政策有不錯的出發點——獎勵為國家、為地方做了貢獻的幹部，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副局長做了協警後的二十年裏，通過各種手段更改工作年齡，憑藉學歷（編注：截至落馬前，該副局長已有「中央黨校」學歷）和他爸的關係網，一直做到了落馬前的官職。另外，他還擁有四份合法戶籍，這是當年戶籍檔案電子化的時候，他私下操作系統搞到的——那時候，他已經在派出所擔任副所長，剛好分管理戶籍。怎麼搞？他把名字的後兩個字用同音的不同字進行組合，世界上就有四個他的合法身份了。有了這些，他可以隨便改變年齡，令工作年限符合升職條件，迅速升職。這些戶籍也幫助他購買了多套房，不然貪污的那些錢怎麼消化？

這是一個掃黑除惡的範本，但它只是這次運動打擊的一個子目標。除了針對基層警察，還有一部分整肅落在了村子裏的黑惡勢力。

「正所長抓了，還有副所長頂上來，這是這個體制滋生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一個正統社會秩序外，往往有一個江湖秩序，他們與村幹部有很多勾連。但（為什麼）過去那麼多年，國家一直沒辦法管他們？因為中國基層有一個很大的原則——村民自治。村委一級，由村民自己治理。這意味着，村幹部很有權力，可以決定村裏很多大事。

比如要地發展。這些年，全國各地都在下沉式發展。因為城市沒那多土地了，發展都往農村走，我們把它稱作「城市的擴大化」。在縣城，很多產業發展得比較快，尤其是房地產。但你要往農村走，必須要和村裏簽協議拿地。

這很有意思，以我們當地某一個縣城來說，它是整個市賣地排名第一的縣，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就是賣地給地產商。農村的土地是集體土地，如果你要拿我的地，必須要村民集體表決。但在這種村幹部一家獨大的局面下，怎麼可能表決？村幹部就可以決定了。所以，就要賄賂村幹部。

一個賣寶馬車的朋友和我講過一個最有代表性的現象——過去，很多買寶馬車的人往往都會帶一個邋里邋遢的朋友。付錢的人是開發商老闆，衣着光鮮，皮鞋鋥亮，後面就是村幹部。農村人最喜歡寶馬、奔馳，可以象徵身份嘛，就是那種暴發戶的土豪心理。老闆給村幹部買車，隨便挑、直接選、付全款。買了車，把車開到村子裏，直接簽土地買賣協議。

這種現象在中國基層很普遍，都是這個套路，其他村可能不是買車，是買房子、送金子，方法大同小異。

所以，這次掃黑除惡在村裏打擊的另一個重點就是村幹部。要知道，中國基層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村幹部不放權，他們離任了，卻拿着公章不放手。而很多村幹部都會連任，不連任的，也要拿着公章，因為控制着公章，就控制着權力。

你提到，這一次掃黑除惡力度大不大？從我觀察到的來看，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覺得，這次的力度真的是打得掉這些惡黑勢力的，至少能切掉一部分。但是，有一點要看清，掃黑除惡並不能斬草除根，它只能稍微破壞那部分江湖秩序。

簡單的道理誰都懂：大哥被抓了，還有二哥上來。正所長抓了，還有副所長頂上來，這是這個體制滋生的問題。大部分人都會這樣想：「每個人都這樣做，我上一任這樣做，其他地方也這樣做，老子不去做，也有人去做。」。所以，不管是歷史原因、還是體制原因，你想要斬草除根式的反腐是反不掉的，就像那句話——「反腐永遠在路上」，反腐不能斬草除根，腐敗永遠剷除不完。

基層財政：「80%的錢會流入20%的地方」

為什麼這麼大力度反腐，腐敗都源源不斷？

這又要說到基層公務員的待遇問題了。人家說「高薪養廉」，我不知道你贊不贊成，我覺得很對。政府給你發了那麼多錢，你還去冒着違法犯罪的風險去貪污嗎？沒有人願意犯罪的，錢夠的話，完全沒必要的。

基層公務員活得多艱難？我拿自己來舉例，你就明白了。我剛進法院時，月薪1200塊。現在快10年過去了，我每個月到手接近5000塊，但我（每月）房貸2000塊、車貸1000塊、油錢1000塊。你說，這個時候，還不想想搞點什麼套路嗎？

你問我會不會也貪一些？我換一種方式說。比方說，我是做公安的，有犯罪分子做了壞事要罰款，本來是罰兩萬。你把人抓來後，罰了三萬——從犯罪分子、所謂的壞人那裏搞點錢，還是理所應當吧。但你不能從老百姓那裏搞錢。

在中國的體制裏，領導無非好（喜好）兩口：一個是權，一個是勢。2016年，十八大反腐的時候，我們當地有一個正處級的幹部，表面上是一個很簡樸的人，衣服都縫縫補補，見面和誰都打招呼；但他是目前整個市裏公布反腐信息以來，處級幹部及以上貪污金額最多的——3000多萬，情婦都有30多個。

而且，這3000多萬，僅僅是可查實的、很小的一部分。檢察院還負責「打貪」的時候，反貪局的兄弟天天和我們聊天，反覆強調：我們再努力、再牛掰、用再多手段，如果能夠查到貪污金額的十分之一，就是很牛逼的檢察官了。因為你查出的這些錢，每一筆都是要有來源的，這些數額是以後用來定罪量刑的參考標準。

回到公務員前途待遇問題，必須強調，很多在基層的公務員真的一輩子就在基層，根本沒有晉升空間。特別是這幾年，情勢變化得我有點壓抑。很多基層公務員都是，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你永遠記住，官越大越好當。懂看報告，懂簽字就行了，你不用做事的。

為什麼我說，在基層沒有奔頭？以我們法院系統為例，如果院長的位置空出來，還沒等你提申請，上級就空降領導，你在底層一點沒辦法，人家一下子把位置給填沒了。但有些機會，錯過了，就一輩子錯過了。

你永遠記住一點，基層是出不了成績的，也不需要出成績，你要做的就是維穩，不出亂子。成績是靠大城市來創造的，你沒看過國家強調GDP的時候，把新疆拿出來說吧？這是常識。基層的人天天圍着的是農民，能出什麼成績？中國現在號稱是工業大國、互聯網大國，難道要靠這些鄉鎮來出成績嗎？還是要靠北上廣這些大城市來出。

所以，在基層這塊，國家也不會給很多財政支持。國家的錢是要給大項目、大城市發展的。大部分財政流向大概符合「二八定律」，這不僅是說20%人掌握了80%的錢，也意味着80%的錢會流入20%的地方。

這些年，雖然國家，包括你們媒體，一直強調很多政策開始向基層傾斜了，包括什麼村官、選調生（編注：中共各省黨委組織部門，有計劃地從高等院校選調品學兼優的學生到基層工作，作為幹部後備人選），這些基層公務員福利越來越好；扶貧等各項福利也朝着基層的方向有傾斜。但我覺得應該這樣看，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基層維穩，扶貧難道不是為了維穩嗎？為什麼要把這麼多錢給基層，因為基層太窮了，再窮下去就要出亂子了。

這次掃黑除惡，習大大的出發點，或許是重整基層政法系統，建立自己的脈絡。但從社會治安角度來看，如果再不這樣收拾一輪，社會真的會亂的，社會的穩定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穩定。

看看你們香港，這麼多港獨分子搞亂香港，衝擊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的辦事處，潑墨、聚眾鬧事、打砸……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上街打架、示威，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暴亂問題，已經上升到國家尊嚴了。

你在民主體制生活，可能不認同我的說法，但在中國大陸，就是這樣的，國家的穩定、權威高於一切。

再說回來，基層公務員的晉升辦法和交流制度確實也不是很得人心。過去，關於這種公務員基層交流，推行過試點，比如正科幹部的走動交流，鄉鎮黨委書記擔任另一個鄉鎮的同樣職位，這就是當時的一個試點。

這對公務員是有好處的。比如，A鄉的領導崗位空出一個位置，上級覺得在A地選不出人，但是B鄉有很多好成績的幹部，那麼A、B兩地可以靈活調動。但現在不行了，試點取消了，鄉鎮之間的幹部不可以交流，這又封堵了很多基層公務員上升的通道。

這個制度造就了好的幹部沒辦法冒頭。不過話說回來，也是因為國家不需要我們基層的冒頭，不需要在這個層級選幹部，一個鄉鎮幹部頂破天升到市級了不得了，永遠不可能到中央。既然我不需要你，為什麼要投入那麼多的關注、資源、金錢去培養你呢？所以，基層幹部不可能說有多大的官場抱負，你做好維穩工作就行了。然後，通過自己的權力，再謀取一些利益，這還是可以的。

那個副局長不就是這樣的嗎？再透露一個細節給你，他被抓進去的前兩天緘口不言，還非常強勢地要求見某個領導——他之前給了這個領導500萬。但這個領導也沒敢保他，主動吐出了這500萬，還供述了兩個人以權謀私的細節，這叫「立功」。立功是可以減刑的，為了減刑，這個副局長也學乖了，他後來又供出了一條線索，這個線索很快又要讓一個官階到處級的領導落馬了。那個人是誰，我們都在等。

口述人：某城市掃黑辦主任

「就是全面鬥爭，要所有部門都形成一股力量，由我們掃黑辦來牽頭。」

根據國家規定，「掃黑除惡」明確針對兩種勢力：「黑社會組織」和「惡勢力集團」，兩者在性質上也有關聯性：惡勢力集團經過沉澱後，會構成黑社會集團，它們都對社會有大危害。

在這次掃黑除惡的整治活動中，主要打擊對象是村霸、沙霸。所謂「沙霸」，就是村裏的「強買強賣」勢力，比如村裏修建個什麼工程，他要求項目方必須購買他所提供的物資（比如沙子），否則對工程進行破壞。另一個要重拳出擊的對象，是一些破壞勢力，比如稱霸一方、涉黑涉惡的宗族勢力，或者破壞選舉的勢力。比如村子裏要搞個什麼項目，在政府提供補償款的基礎上，一些人還不滿意，還要和政府提高價格，阻撓政府的拆遷工作，這就是惡勢力，一定要打掉。

掃黑除惡的另一個重點是，要求歷任村幹部把賬目、印章交出來，很多村幹部拿着村裏的集體賬戶。我們對30多個沒交公章、賬目的村子進行了摸排，追回了400萬左右被挪用的資金。這些村幹部會把錢借給自己親近的人，或用公家的錢做生意，做虧了，錢追不回來，這就變成惡性循環了，這種（現象）在農村特別多。

2018年以前，類似的整治行動都叫「打黑除惡」；2018年以後，變成「掃黑除惡」了。前者強調的是定點打擊，往往是政法系統單線作戰，歸屬於公檢法司。2018年後，掃黑除惡更注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就是一個多管齊下、各部門都要參與的聯合行動，你可以這麼理解——就是全面鬥爭，要所有部門都形成一股力量，由我們掃黑辦來牽頭。

但現在看來，全方位的整治也帶來了很多困擾，其中之一就是巨大的工作量。現在，我每天早上一上班，桌上就擺着幾十封舉報信，從今年4月開始到現在（編注：7月），我收到了90多封，平均一個月就有30封。這還只是信件舉報，我們辦公室的四個美女（女性工作人員），每天每個人接到的舉報電話平均有四個。舉報什麼的都有，村幹部霸佔山林、鄰里糾紛、打架鬥毆…..為什麼這麼多小問題也會湧來呢？其實是其他的舉報窗口都已經封閉了，只有我們掃黑除惡的渠道是開放的。這也變相說明，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在遇到問題時，在基層真的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機制，反映訴求的渠道其實也很少。

你提到這次掃黑除惡有沒有數量上的考核？我了解的情況是，沒有（編注：有報導指山東全省檢察長會議要求今年每個基層檢察院至少要辦理1起相關案件）。「兩高」（編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合稱「兩高」）曾經下了個文件，要求辦案人員不能把標準拔高，也不能降低，就是為了讓我們重視起辦案的質量，當然數量也是一個目標，但不是主要的。

目前，我們也實行會商機制了——在是否定性為涉惡涉黑的環節，公檢法司要召開領導小組會議，對案子進行研判。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話，公安認為涉黑，但檢查院又不覺得是這樣，然後法院又說沒有構成涉案標準，那不行啊，整個案子你串聯不起來，訴不起，又判不下，做不成鐵案，是很容易被別人推翻的。

不可能，這不可能有製造冤案的可能。我不是說了上面的標準嘛，我們就按照這個標準去衡量。為什麼要叫公檢法司集體參與，在會商時，是要把幾方的觀點拋出來的，我們的領導們還會幫助案子的研判，領導是不那麼容易會錯的。

我現在覺得，最難的部分其實是在和基層的溝通上。因為老百姓會怕惡勢力被打擊後，再對他們實施打擊報復，這直接導致我們摸排的內容價值很低。從2018年到現在有幾十條線索，但是很有價值的沒幾條。

怎麼解決？只能去基層做工作，承諾給舉報者保密。還有就是多做思想教育。現在，我們經常安排「法制進農村」這類宣傳，請法官、檢察官給村民上法治教育課，因為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受教育。也正是看到了這些問題，我們現在也開始強調法治教育要從娃娃抓起，比如我們從公安、法院、檢察院、司法，組成一個講法團，進入各大中小學校進行法制教育宣傳。從今年初，我們就開始做方案，把全縣的學校排進來，主要宣傳一些法律法規知識，比如禁毒、校園欺凌、交通。

口述人：某高校政法教師

「這次掃黑除惡實際上是對既往權力的打破，同時培養一個服從自己的權力結構」

「習時代的掃黑除惡，是對過去30年社會治安的否定」

首先要注意，這次「掃黑除惡」強調「掃」，這是一個關鍵字。2000年以來，官方多次發起的「打黑除惡」，與「掃黑除惡」僅一字之差，但後者強調了它打擊面之廣，也就是說，「凡是有灰塵的地方都要打掃一遍」，反映了習時代「掃黑除惡」的決心。

另一個重點是，這次「掃黑除惡」行動的目標是化解當下的基層政權危機。它折射出當前基層政權危機對中共執政危機的嚴重性，這一點毋庸置疑。

2012年以前，掃黑除惡的報導是很多的，但這幾年，由於調查記者幾乎絕跡和新聞管制的嚴厲，所以這類報導特別少。有一個案例我印象很深，大約在2010年，在湖南鄉鎮的一個貿易市場，人們流傳過一句話：「有事不找警察，找黑幫」。實際上，這類組織已經在行使公權力了，而且是公開的，整個市場的秩序都靠黑幫維護。但我想強調的是，2012年以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基層政權的黑惡化、家族化。這對中共執政的根基的腐蝕一點都不誇張。

在社會黑惡勢力的治理上，採取運動式治理，是中共執政以來的傳統。

一般來講，1949年至今，中國劃分為三個時代：毛時代、鄧時代，還有當下的習時代。「掃黑除惡」是在十九大以後才部署的，而那時，中國宣告進入了習近平新時代。按照中共對國家治理的思考和認知，新時代一定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是和以往面貌不同的時代，因此，需要把相關領域打掃乾淨，在社會治安治理領域，那就是發動掃黑除惡。

縱向看，「掃黑除惡」是有自己的符號意義的。1951年，毛澤東發動過鎮壓反革命，對宗教勢力、惡黑勢力，還有一些基層民間組織、隱蔽的社團，還有一批民憤過大的人，進行過一次大清掃。1983年，鄧小平又對文革以來，官方眼中破壞法治的各種幫派和社會刑事案件進行過一次非常浩大的嚴打活動。

從這個維度看，今天習時代的「掃黑除惡」，是具有同樣的符號性意義——它是對過去30年社會治安的否定，並採取這種突擊式、運動式的手段對目前社會治安領域進行整治，也體現了中國的傳統教育：亂世用重典。

但過激的、運動式的治理也帶來一些弊端。以毛時代的鎮壓反革命為例——2000年以後，有很多的口述史、家族史，一些興起的新史湧現出來，它們揭露出許多官方之外的敘事，特別是在廣東等華南地區，當年很多國民黨軍官被冤死，這都是鎮壓反革命帶來的破壞作用。鄧的嚴打也是，當年在舞廳裏跳個貼面舞也會被定為「流氓罪」；在農村，誰在路上搶個草繩，都會被判死刑。到今天的「掃黑除惡」，目前從媒體上看到的都是正面的東西，但其惡果和可能存在的冤假錯案，甚至對法治的破壞，由於獨立的報導很少，這種破壞性暫時隱蔽起來了。

「一個社會，有白的、紅的、黑的，才構成正常的生態」

為什麼要進行掃黑除惡？這需要看到其中的「惡」與「黑」如何來的。事實上，絕大多數黑惡勢力與體制內擔任保護傘有關，而且這些保護傘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家族化了。

1986年以來，基層一直搞所謂的「村民自治」、「基層民主」。但這樣的制度設計並沒有對基層權力結構構成制約，歸根結底，造成這種問題的根源還是黨的體制。

要知道，無論是基層的民主化設計，還是法治手段也好，這都不是中共執政對基層的目標，更多時候，它們只是一種治理手段，用於維護基層的穩定。在基層民主化的過程中，一旦民主化的設計與其他目標——比如最常見的官員追求GDP——發生衝突，前一個目標就會被淡化。所以，它的社會治理目標和經濟目標通常是衝突的。

這構成了黑惡勢力誕生並坐大的土壤。上面提到的那個湖南的市場，它的維繫就不需要警察，黑社會就可以了，警察出動還會增加行政成本。

我曾為地方幹部搞政法系統培訓，發現地方派出所所長通常也出任最基層政權的街道政法委委員。而他所負責的街道治安並不是無償的，出警、維穩、化解矛盾衝突，統統需要花錢。當地派出所所長還提到，過年的時候，他就要想辦法給所裏的兄弟弄點錢，發點年底獎金，如果沒有錢的話，那（一旦）有事，兄弟們就不出警了。實際上，這個基層的警察權已經私有化了，或被稱為集團化、部門化，這在基層政權中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也是這次「掃黑除惡」要打擊的重點。

關於中國警匪勾結的機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活在一個灰色地帶裏。其實，在任何一個正統秩序之外，都有一個隱匿的江湖，現在掃黑除惡的意思是，「我不承認你了」，要把它掃掉。

如果你問我不打掉這些秩序，對社會生活有沒有影響？可以回答你，沒有。如果純粹從社會秩序的角度來看，警察不作為，對惡黑勢力的存在默許，這實際上也是節省行政成本。當然，對於一些商戶來說，他們要定期繳納一定的保護費，這也省去了很多麻煩，實際上對多方都是有利的，當然，對於情節特別惡劣的，還是要用法治手段去解決。

但一個社會，有白的、紅的、黑的，才構成正常的生態。只不過，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不覺得這很正常，他追求的是「朗朗乾坤」，所以要「掃」。

這也是習時代下大的社會治理的子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就提出了這樣治理國家現代化的問題，涉及到社會治安的部分，就要掃，而且不留死角。

但是，社會上的惡黑勢力能徹底掃掉嗎？

「他對既往權力結構不信任，要再創造出一個在他治理下的新的結構」

要明白，運動式的治理是不能長期化的。如果權力結構沒有發生改變，基層的警察權仍然是一家獨大，各級黨委的考核指標沒有變，就是說，原來形成這些問題的驅動機制沒變，矛盾根本無法剔除，只是一段時間後，把突出的問題給清掃掉，但這又對原有的生態造成了破壞。

自然生態有自我修復機制，社會生態也有自己的機制。原有的社會因子如果沒有發生改變，那麼現有的一批惡黑勢力消失了，過了一段時間，又會滋生一批新勢力，所以過了30年，可能又來一次「掃黑除惡」。但這對於社會成本的消耗是很大的，與此同時，還會令人對法治更加喪失信心，更相信人治的作用，這一點，從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來。

這就是前面提到的，1949年以後，中共有毛的鎮反、鄧的嚴打和習的掃黑，而這種繼承性是由它的政治體制的性質和權力結構所決定的，這個權力結構就是黨國體制。

美國的諾思（編注：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創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提到過一個觀點，國家和流寇的關係。在他看來，國家無非就是當強盜不走了，就要考慮長期執政的問題，那它就不能一次性把社會竭澤而漁，這也是他對國家是如何演化而來的理解。所以，作為一個社會生態系統來說，這些黑惡勢力經過30年之後形成了一種規範，而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其他秩序，大家也會習以為常，形成了正統秩序之外的秩序。事實上，它和政府之間甚至構成了一種互動。

但不排除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突出特例——比如最近被查處的雲南的孫小果（編注：數次犯下強姦罪、強制侮辱婦女罪、故意傷害罪等多項罪名，曾被判處死刑，後在其家人幫助下多次獲得減刑，出獄後以開夜店謀生，2019年因鬥毆、涉黑被捕，由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督辦）。不過，這種典型任何社會都會有。

把這些東西運動化地消滅會造成什麼後果呢？我們再倒回去看，1951年，毛鎮反時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針對家族勢力進行清掃。但所謂的惡霸地主，坦白說，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秩序是穩定的。比如廣西、廣東很多的宗族裏的族長也不是涉惡的，難道族長都很壞嗎？一個當地人到了很多年之後，成了地方的能人，能夠繼續把這一方罩住，提供一個可運行的秩序，假以時日，大家也就默默接受了，變成一種正常的鄉村秩序。所以目前的惡黑勢力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權力結構造成的，雖然基層有民主的，但不構成制約。

為什麼不允許這種惡黑秩序存在？坦白地說，那大多是因為中央領導人的主觀意志。他要開拓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和以往要不一樣。這體現出，他對既往的權力結構是不信任的，所以要再創造出一個在他治理下的新的結構。

要注意，這次掃黑除惡對政法口的衝擊是很大。這個衝擊實際上就是對既往權力的打破，同時培養一個服從自己的權力結構。2012年以後，對政法系統的反腐，到今天的掃黑除惡，其實是從最高層、到中層、下層對政法口的一次重新整合，是一次大換血。

要知道，過去在社會治安方面，警察權實際上是很大的，甚至比當地的行政主導官還要大。但也正是因為它的不作為，才構成了今天的這種黑惡勢力，所以習上台後一直希望把既有的警察權力及它的脈絡給整肅掉。這種案例已經很多了，從基層到最高層都有，因此不作贅述。

但有一點我想提出，這次的行動，強調多個部門的「聯動」，是一次「聯合大作戰」。為什麼是聯動？其實在這一過程當中，可以防止地方警察權力過大，其他部門對警察權有督查、制約。當然在一線辦案的，還是原有的警察，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制約了。

但可以這麼說，如果原有的權力結構不發生改變，黑惡勢力的社會生態發生機制不發生改變，只能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又來一場相似的治理，歷史經驗已經證明這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