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律希生前自述：《民主会战胜归来》、六四乐队及病魔

名字即禁忌。在中国墙内的互联网，你搜索不到这个乐队的任何相关信息。即便在香港，乐队的名字也堵死了它实现商业化的任何可能。作为六四乐队（写做“VIIV”）的创始人，林律希深知这一点。六四乐队本就是为了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演唱而召集的，他喜欢这个直白的名字。在这组罗马数字之中，他看到了对称与平衡之美。名字还是个隐喻，正如逝去的民运领袖司徒华说过的，“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VIIV”中前后的V就代表胜利，夹在中间的I代表我。

林律希喜欢隐喻。六四乐队最出名的那首歌《民主会战胜归来》中，他埋下了大量隐喻。那首歌由他多年朋友Anthony Kwong作曲，林律希是填词人。《民主会战胜归来》在2012年维园集会首次唱起，引起巨大反响。随着后来在不同社运场合的广泛传唱，它已经不止是一首为纪念六四而作的歌曲，歌名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口号。

在六四乐队鼓手“阿娇”印象中，林律希是个音乐痴人。“他写的歌有诗歌的味道。你和他相处时，他就像一个小朋友，他的世界很简单。”

数年前，与记者见面时，林律希曾感叹马上将成为父亲的生活压力，也表达过对更大舞台的渴望。2015年后，他新组了一支名为“地球人”的乐队，在时政之外更丰富的领域进行歌曲创作。因人员变动，六四乐队名义上停止合作。但他的作品始终在。“阿娇”继续着每年维园集会的乐队召集，“把他写的歌，继续唱下去。”

音乐之外，林律希一生与病魔做斗争，他自幼患有抽动症，后又罹患其他疾病，需要大量服药。不过他从未放弃。2017年7月27日，刘晓波病逝两个星期后，林律希为刘晓波和刘霞夫妇创作歌曲《落霞之歌》。

2019年6月，林律希病逝，年仅37岁。他为人低调，离逝的消息并无获得太多关注，直到7月中，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发布林律希病逝的消息。以下为林律希的自述，对他和Anthony Kwong的采访在2014年6月进行，此次为首次公开。

关于《民主会战胜归来》：我写的东西要感动到自己才可以公开

大约2004年，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我那时参加我学校的业余作曲比赛，我需要人帮我唱歌，有人介绍了Anthony 给我认识。之后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有办中华音乐社，有做一两个音乐剧。

2010年圣诞，我和Anthony在味千拉面吃东西，就谈起六四的事情。我们就说每年都想晚会有些新歌，但我想不到新歌。然后他就说，我有一首歌让你听听，他就拿了一只MD出来。我一听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就问他介不介意让我填词。他就说好。他还担心这首歌有一点“老土”。看你怎样做，旧歌旧词都可以有新的演绎。旧不是问题。

（Anthony Kwong：其实这首歌的demo 是我06、07年写下的，完成了70%，我野心很大，剩下那一段，我曾经写过很多的版本，但始终都不满意，所以搁置下来。后来我2010年澳大利亚读完书回到香港时，都有一团火想做一些事情，才完成另外30%。这首歌是想向顾家辉致敬的，我想尝试模仿这位大师，所以加了很多武侠的元素。其实有些词，我自己都做了一些框架。我会不断哼，看看有什么词适合，刚好哼到“民主会战胜归来”就写下来，就觉得不错。我是要这首歌有一个主题，就拿了最重要的一句出来。）

我跟他分开之后，我走了两步，我就站在街上开始写。只是写在废纸上，随便拿一些宣传单张来写。因为我很有兴趣，我很喜欢这首歌。我写了两段，就想不如回家，在地铁站也是一直写，一直写到回到家。回到家就睡不着，就继续写，一边喝柠檬茶。我一喝柠檬茶就睡不着。我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停写。写了一天多，二十多小时。

我比较有趣的是，我有信仰，我创作之前会祈祷，很快很顺利就可以创作到。写歌时我会动情，会落泪，我写的东西要感动到自己才可以公开。我不会随便完成。

“民主会战胜归来”这一句不是我写的，是Anthony讲给我的。他又再想了一些，比如说“青苔”。我一想就想得到那个意境，大海啊，激起千重浪那些东西。我第一句，就是想“青苔”可以联系到什么，就想到石头。之后又跳到“白头浪”那一段，白头浪就是想比喻丁子霖那些老人家，就创作出来。

之前我还想，这首歌会不会太长，一模一样的曲，重复的音乐，不如就删减一段。还好Anthony说不行，这首歌要这样唱，这么长才好听。我就不改他的段落。我反而可以写更多东西，推动我想更多更多，怎么样能写好，但内容又不重复，真是想到脑袋都抽筋。

（Anthony Kwong：因为当时我很挣扎。最后我决定这个段落是要要宏大一点，就长一点就没有所谓。）

我一向都很喜欢方文山，我很深入研究他作词的方法，我研究到“烂晒”。我就是用他的作词方法去写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整首歌只有两个韵押来押去、调来调去。我还用了很多比喻、暗喻。我看了方文山那些词，他的词是很有距离的，他说一样东西不直接说，我就学了他这个方法。

现在大家都好似很明白歌词，但其实大家都不明白。我特意把歌写到好像密码一样。例如有一句，“我插下和平旗帜，我指尖成为号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时候“苿莉花运动”，我指尖成为号角，就是指计算机、互联网。“天有光”那一段，是说民主党那一阵子做得很差，不得民心，就不是跟大众在一起。其实那一段是劝喻泛民，有事你就要坚持去做。

另外，在音乐上都有密码。你会发觉中间有一段音乐是“6拍4”，我在编曲时加了这段音乐，即是六个四分音符，六四。

关于六四乐队：没有商业敢找我们的，不敢的

六四乐队成员，有七八个。我是作词、编曲，Anthony 是作歌，其他的就玩乐器。家弘是主音，最重要是他，他又帅嘛。乐队有一个帅的很重要。

没有六四乐队之前，只有我和家弘两个人，一直都是两个人。2004年的七一游行，我做了一首《七一精神》，家弘帮我唱。其实再往前推已经有很多歌，但都是不成熟的歌，好像是给他们选举宣传的歌。之后发现有些歌，两个人不行了，就叫了Anthony帮忙弹琴。

六四20周年时我们有一个音乐剧，《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然后我们认识几个玩音乐的音乐人，就觉得我们很match，就成立这样一个乐队。之后一年我们就出了专辑。

Sunny吹口琴，他高大帅气，也很擅长处理问题，所以他是我们的manager。他处理问题很棒，要约人（排练）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曾试过约人，我会发脾气。家弘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但很有影响力，有决定我们一定要找他，他以前是支联会司仪。弹琴的叫Ivy，她比我们小一点。我们要什么，她就弹什么。Brian是Ivy男朋友。有一年除夕晚会很有趣，我们上台之前，“你男朋友？新认识的？玩bass？那不如一起即兴演奏吧！”马上他就上台，和我们玩。除夕晚会比较小型，无所谓。

打鼓的是阿娇，身形很大的阿娇。阿娇是男生，是外号，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认识他是搞社运，大学不知道什么组织，叫我们去参与他们的音乐会，就认识了。 我们没有鼓手，他说我打鼓，就一起了。

Kennief 本来是采访我们《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的学生。音乐的理念我们很配。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也知道，他还没弹我就知道他要什么。他之后和其他成员有些争吵，就离开了。如果你要写，就写我欣赏他，他的创作和他的热情。

以前（维园晚会的音乐）都是播带，（六四）17、18周年开始有live music。我认识里面的人，有个叔叔说你学音乐又会作曲，来帮忙吧。最重要是他信任我，因为这么大的事，没有信任是不会让我做的。

六四晚会这么多年需要新的元素，但我也看见除了音乐，它不可能有新的元素，我都计算过了。除了我这部分，没有东西可以变。仪式难道像嘉年华吗？拜祭先人就是送花、鞠躬，拜山你会不会开派对，拿着啤酒?？不会嘛。真是一个仪式。仪式是重要的。你去灵堂，就要尊守仪式，但灵堂音乐可以改。我在20周年（晚会）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多。之前我不敢，之前不会有乐队，我不会让他们上台，但我看到20周年的形势。 哇。

他们已经接受了有现场音乐，有乐队当然做了。我们都考虑过要不要上台，“你们这么大批人当然上台了”，那就上台咯。他们其实也要评估风险，台够不够位，放哪个位置，会不会有人不喜欢。他们一定有考虑的，但他们信任我们。我们会看时势做编曲，看情况去做任何东西。我考虑到有老人会批评，所以节奏不可以太快，大家唱的时候跟不及。

我是教音乐的，我教钢琴、乐理。家弘是在社福机构出作。其他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圣经》也有说，“你要驯良像鸽子，也要灵巧像蛇”。不能单单向前冲，要有计划。司徒华也说过，“你要做民主事业，你就要有一份工作，不能全身投入。你要做这件事，你就要有一份正职。”

平时很难凑时间，所以我们不常练，很难七个人凑在一齐。有时候一两个没来就没关系。

没有商业敢找我们的，不敢的。你试试叫TVB找我们，我一定去。

我们没有赚过一分一毫。我们的CD所有收入都捐给支联会，捐给六四的活动。我们去六四的所有演出都没有收任何钱。

我们很专注在音乐，很少宣传。还有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词，都是讲和平、讲理想、讲大爱，不一定说六四。例如有一个歌是关于关心同性恋的，叫《爱是大同》。有一些歌是写给在流亡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政治，我们的歌不一定是偏激的。我们不是一定要推翻共产党，这多少跟信仰有关。

没有商业敢找我们的，不敢的。你试试叫TVB找我们，我一定去。但之前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有一首歌叫《八十后》，大陆一个电视台曾联络Kenneif，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能用六四乐队这个名字。Kennief就代表我们说，不出六四乐队这个名字，就不给他们用。

担心被人秋后算帐吗？我们都已经开始了，你说要捉，就算我们停了，也可以捉我们。我们曾经写了那么多歌，我们现在不演出，也可以捉我们。没事的，我们做的事是为这个社会发声，除了《FUCY》（一首反梁振英的歌），那时有点生气，但其他歌我们都没有怎么骂政府。我们想推动政府多关心我们。

关于自己：我想鼓励病痛中的人，我明白有病的痛苦

我个人很政治的，我整个家庭都跟政治人物很熟。我父母都是教书的，也是教协的义工。我妈妈有帮司徒华工作，做助手，帮他搞很多活动。在未创作歌曲前，我是帮忙助选的。我十二三岁时，我帮李柱铭助选，帮忙贴信封，洗楼（上楼宣传）。之后有一个叫黎志强的区议员，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我就说不如我改一些词帮你助选，作了三首很搞笑的歌。到六四19周年，有一首叫《家》的歌，就是我正式为六四晚会做的第一首歌曲。

到六四20周年就有另外一首歌叫《20年》，是把《历史的伤口》这首歌，改成广东话。司徒华看了就觉得很好，但他提醒了我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作词时，如果人家有给你一个原曲，你最好不要改人家任何一个音都可以作得好，就叫做好了。还有中文字有节奏，每个词都有不同长短，你押韵时，不要勉强缩短那个词的长度。他教我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那时我见到他一个小时不到，就把这些全告诉我。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维园晚会，坐在草地上，以前的草地可以进去玩，现在不行。我很小，坐在那几个小时，也不会喊尿急周围张望。坐在那里，很专心唱歌，很喜欢听那些歌。他们会叫“打倒李鹏”，一开始四年，“打倒邓李杨”、“打倒袁木”，现在没有了。以前会喊人名，批斗。

无论你有什么病痛、什么困难，其实困难也会帮助你，困难很宝贵。

我年年都参加晚会，除了去澳大利亚无法参加。父母一直陪我参加六四集会。一家人，参与25年。这件事很特别。六四是理想，不是口号。

我在澳大利亚八年。中三就去了。因为病，我读不了书，香港压力大。我有一个没和别人说过的病，叫抽动症、妥瑞症。这个病小时候很厉害，现在好很多。因为多巴胺太多，要吃药。莫札特也有这个病。我想鼓励有这种病的人，没什么人鼓励他们。无论你有什么病痛、什么困难，其实困难也会帮助你，困难很宝贵。病的特征是想东西会想得很深入，有些强迫症。抽动症的人创作很棒，思想很快，艺术方面很快。因为我有病，我很明白有病的人的痛苦。我最近学气功。也不是气功，学呼吸，好很多。9点睡，6点起来，很精神。

我写政治歌，包括词和曲，加起来有30-40首。关于六四、社会。我觉得很闷，有一首歌《狮子山下》，我最近作了首《狮子山上》，都是正面鼓励大家追寻理想。我还写了首还未公布的歌叫《梅兰芳》，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我不写情歌的。

我也尝试用国语写歌，有段英文歌词，是特意的。我希望有国际关注。我知道六四25周年是有影响力的，我不知道奥巴马会不会看，可能有看，我特意要今年引起世界关注这件事，我特意写得内地也可能听到。我迟些可能想打入国际。不过慢慢来。

我也想有给音乐公司写歌的机会，想赚钱，但没有。接下来我会参加CASH的比赛。写了一首《后世界杯之歌》，你不要登喔，可以提一下。关注世界杯之外，关心贫苦的人。我爸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