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模式”：一次内外受困的性平教育实验

“TA哭了，大家刚想要和TA说话，TA就哭了。TA在很多人面前哭了。TA是男生还是女生？”

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女生！”，老师却将谜底揭晓——当众哭泣的是与奥运会金牌失之交臂的游泳健将孙杨，女生爱哭是典型的性别刻板印象。

这是广东省中山市性别平等教育（以下简称“性平教育”）的课堂现场。1月中旬，“广东将在全省开展性平教育”被官方评选为“2018年度性别平等新闻事件”。与之一同当选的还有“娘炮误国引发社会热议”、“‘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言论遭批评”、“未成年‘女德班’屡禁不止”。这些直指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讨论，似乎在为蜿蜒行进的性平教育作注脚。

未能入选的清单里，是众多平权运动受打压的事件：高校Metoo受阻、“女权之声”被封禁、微博清查同性恋内容、“性别教育中心”遭关闭……等等。目睹平权受挫的NGO工作者商如月说，“对民间团体和运动的打压与官方的性别平等行动不矛盾，反而恰恰是一体两面，将性别平等工作的主动权和正当性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这份榜单成了中国性平教育的一个缩影。传统性别文化和不断加重的政治打压是性平教育版图中两座难以逾越的山头，挑战权威的性平教育要如何破冰？身处敏感地带的性平教育又如何在现存体制中生存？

“我也是做老师的，我觉得男生女生就是不一样”

职业高中一年级的三位男生异口同声地说，要未来的妻子待在家里；

一位班长批评部分女生“做事太小女生，推来推去”，得到普遍赞同，似乎大家觉得“小女生”就是女生的短处；

在幼儿园的生活体验区，木工坊都是男孩，花房都是女孩，银行行长是男孩，柜枱服务员是女孩……

主掌中山市性平教育的官员冯继有，曾在文章里列举校园中常见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都让我增强了性平教育的紧迫感。”

冯继有是“中山模式”的设计师。这套以“专题课、融合课、实践课”为特色的课程体系，被广东省内高层标榜为“可供全国借鉴、复制”。自广东省中山市2014年率先成为试点以来，全中国已有13个省市相继开展了性平教育。

冯继有编写课程大纲，同时培训教师、指导授课。2016年，他专门开设了个人自媒体，用以记录他推行性平教育的一手经验、经历过的中小学性平课堂，目前已经更新到了一百篇。“写一篇是一篇，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他说。

冯继有原先是中学语文教师，令他困扰的是那如层层蛛网般盘结在校园师生中的性别偏见。“中小学教师普遍缺乏社会性别意识。”

冯继有的社会性别讲座是性平教师们的必修课。2018年10月的一次讲座，还没到互动环节，一位男士就把手高举，满脸不认同。

“我觉得你没有尊重性别差异，性别平等只是讲机会的平等。我也是做老师的，我觉得男生女生就是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对待呢？”

冯继有回应，“首先机会平等是性别平等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其次提醒大家注意男女有别既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生理性别造成的差异需要尊重，对社会文化构建出的差异则要警惕。人们心目中的男孩样、女孩样，很多时候会限制孩子的成长，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平等的发展机会。”

该位老师并不服气，继续陈词：“男足和女足能一起踢吗？男女就是各有所长，男性和女性为什么要干同样的工作，互相比拼呢？”

冯继有再次解释性别平等没有抹杀生理差异，同时请这位老师列举“只能男人干的工作，或只能女人干的工作”。

对方想了一会，“怀孕。”

听众再也沉不住气了，议论纷纷：“怀孕又不是工作”，“怀孕还是生理差异啊”。

“中小学教师普遍缺乏社会性别意识，性别观念中充满了性别刻板印象。”诸如此类的质疑，冯继有听过太多了。

面对即将承担的性平教育任务，他们反问冯继有，“男女不是已经很平等了吗？”、 “性平教育是政府的事，我们教师能干嘛？”、“现在教育已经是阴盛阳衰了，性平教育是过犹不及。”

搁置争议，边做边学

冯继有是中学语文教师出身，他理解教师平时教务繁忙，对各式各样的教育进校园活动有抵触心理。

但在讲解性别气质多样化和性别认同时，教师们的质疑声让冯继有措手不及。

“让女的剃个光头，男的国家领导人穿件裙子，那成什么样子？”

“如果儿子喜欢穿粉色衣服，就算我接受了，社会也不接受啊。”

“女生不能太能干，会影响家庭和谐。现在离婚率不就越来越高吗？”

性别研究学者苏芊玲分析，“一来因为两性平等教育是新的教育议题，教师无论在培育过程或在职进修时，都少有接触，二来因个人实为社会产物，教师自身在漫长成长过程中，很有可能深受传统性别文化之不当影响，并将之内化而不自知。”

中国专栏作家洪晃曾在演讲中讽刺，在中国，男女平等像从天而降的一个“礼物”。1949年《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西方是100年的不停的起诉、游行、写文章、讲话等等才能获得的，我们一天就得到了。”

父权社会的根基没有撬动，七十年过去，性平课程始终未能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娘炮误国”、“为实施家暴者辩护”、“女性堕落则国家堕落”等论述接二连三地占据现时主流话语空间，“女德班”、“男子汉训练营”等迎合社会主流价值的新事物屡禁不止。教师群体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土壤中，调整自己已不容易，又何谈将之传递给学生？

为了破除教师心态上的抵触，冯继有干脆将听来的质疑声制作成了口语化的小标题，来统领师资培训讲座——“性别平等谁都懂，还要教吗？”、“教育中性别挺平等啊，何必推呢？”、“性别平等教育做就做呗，不用我吧？”

对每次讲座的认同度他也不抱期望，“有一半人认同就不错了。”试点阶段，他的策略是搁置争议，让老师边做边学，即所谓的“做中学”。

“等待教师完全学通学透才去教，是不切实际的。教师只要接受简单的培训（听专家讲座或自行阅读指导大纲、工作指南或手册），就可以也应该开展性别平等的教育实践。”

他援引了两句古语“教学相长”、“教然后知困”辩护：在解决教的困惑时，教师自身性别平等的观念会随之提高。而学生往往接受社会性别观念比教师快，“做中学”还意味着向教育对象学习。

他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埋藏着性别平等的种子，只是有的需要拂去蒙尘而已。

那么，教师要如何踏出拂尘那一步呢？

把这门课“带出中山，走向全国”

刘玉芸是“做中学”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她是中山一所民办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在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主科老师背负升学压力，性平教育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在她的肩上。

刘玉芸自幼成长于一个重男轻女的潮汕家庭，在2016年7月份的师资培训课上，当专家在台上讲解社会性别的知识时，她从小遭受的男女不平等待遇在脑海中串成了一条线。“过去因为整个环境都是这样，觉得重男轻女很正常，现在有人提出来，才知道那是不平等。”

那次的师资培训持续两天，第一天上午是面向全体教师的性平启蒙讲座，到了下午，才是试点学校选派的性平老师们（一般是德育或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坊。

“每个试点学校都要派两三个人参加。当天工作坊差不多有50多个人吧。”刘玉芸回忆，大家分成小组，头脑风暴，讨论如何设计性平课程。性平老师当晚还有作业，选择一个性平大纲里的学习任务，回去构思，第二天上台分享初步成果。

当晚刘玉芸就有了灵感。她任教的学校是寄宿制，一个六年级的男生曾对她倾诉烦恼：想念妈妈时忍不住想哭，他一哭同学就笑话他“软弱”、“娘娘腔”。下课时她经常听到男生说某个女同学是“暴力女”，一问，原来是女班干部命令男生做事，男生不听，女同学就拍桌子、吼叫。

这两个事例在她的眼前重叠。“为什么女生生气就是暴力女，男生哭大家就笑话呢？”这恰好契合教育大纲中的一项学习任务——“了解两性表达情感都有权采取适宜的方式”。

她回去设计出教案，但上了一次课就扔在一旁。“那个时候没找到好的切入点，讲得很笼统，又不知道怎么改。”刘玉芸说。

直到2017年10月性平督查前的那个周末，学校教务主任准备派她打头阵，她才慌忙地把这节课捡起。

这堂课名为“情绪我做主”，旨在鼓励男女生勇敢表达情绪，男生可以哭，女生可以怒。

刘玉芸引导学生辨析“女生豆子生气打人”的故事，问学生，“无论男生女生，生气时候打人是不对的，那生气的时候怎么办呢？”

孩子们童言童语，“抱枕头打”、“告老师”、“跑两圈”、“吃多点”、“大叫一声”，层出不穷。

介绍完游泳健将孙杨失利痛哭的实例后，她问学生，“你们觉得男孩子到底能不能哭？为什么？”

一个学生回答，“我觉得男子汉不能哭，但如果憋在心里会很难受的。”

刘玉芸追问，“憋在心里很难受，那到底要不要哭？”

学生想了想，“难受的时候还是要哭。”

刘玉芸对“情绪我做主”的教学效果感到满意。课后，每当有人笑话哭鼻子的男同学时，都会有学生站出来制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哭的，他哭是因为遇到了事情，你别乱讲。”

那次评课结束后，冯继有走向刘玉芸，夸她上得不错，要她加把劲，把这门课“带出中山，走向全国”。

2017年11月8日，天津市性平教育考察团来中山，冯继有推荐了刘玉芸的这门课。一个月后，这节课又成了全国性平教育进课堂交流研讨会的一节观摩课。“情绪我做主”打造成了中山市性平教育的示范课，频频登上省内主流报纸。

刘玉芸也从一名边缘的心理健康教师变成了明星教师，教务主任允诺要为她配备专门团队，开发校本课程。

从口号到落实

陈真是中山一所公办学校的生物老师，也是性平教育明星教师之一。刘玉芸说他眼光锐利，去贵州交流时，他看到大街上很多父亲用揹篓揹小孩，立马将它和性别角色联系在一起：“不像我在家，偶尔背个孩子就有人夸我好爸爸。”

“性别平等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解放，”陈真主动和端传媒记者谈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平权浪潮，从中国八十年代女婴取名中“招弟”“盼弟”的普遍性，到日本2018年人口负增长45万和美国迪士尼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塑造。

他自称“学理科的文科生”，学校指派他参加性平师资培训前，他就完成了性平意识启蒙。入行之初，他困惑于生物教材中有关“人体构造”的内容，不知该如何拿捏尺度，向学生传达恰当的性观念。于是他尝试阅读国内儿童性教育学者的著作，从中找寻答案。

学者方刚的性教育体系融汇了社会性别的内容，这是陈真和社会性别理论的第一次触电。

基于社会性别的性教育和性平教育的关系错综复杂。国际通用两种做法，一种是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性教育，如联合国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和欧盟《欧洲性教育纲要》中即囊括了社会性别和性别认同的内容；另一种是以性别平等教育引领统整性教育，台湾推动了二十多年的性平教育就并入了性教育、情感教育和同志教育的元素。

中山市采取了后一种做法，性平教育大纲中有一系列诸如“知道保护自己的身体隐私”、“辨别不同类型的情感关系”等性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学习目标。

而在生物老师陈真的认知中，国内性平教育的推动也和性教育的需求分不开。

早在2001年出台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中，就有“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这一条，但多年来，“性平教育”始终停留在口号上。

直到2013年，自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爆发，20天内有8起小学教师涉嫌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性平教育才逐渐提上各地政府的日程表。

“国家领导层很有远见卓识。”在陈真看来，性侵害的本质是权力不平等，只有将性别平等意识贯彻到每个孩子心中——面对权力上位者，也能好好保护自己，才能根治屡禁不止的性侵害行为。

“政府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岗位的人理念都不尽相同。”广州性别NGO人士商如月推测，在当时舆论声浪的压力下，政府内部亲女权人士占了上风，促成了多年来停留在口号上的性平教育的落实。

生物老师的性教育实践

2015年末，陈真第一次参加性平师资培训时，对周围老师的质疑声见怪不怪，那时，学校由他牵头的青春期电影讲座已声色渐起。

在落成这个想法的过程中，陈真展现了他对体制内办事规矩的熟稔。他是生物科组长，让下头的年轻老师办事不难，争取主管领导的支持是关键。巧的是现任学生处的领导也是教生物出身，“只要是生物老师，基本上都会对性教育有思考。”

电影讲座的想法源于方刚的《性教育电影教案集》，里面筛选出的《怦然心动》、《熔炉》等电影，针对性萌动、性骚扰和社会性别主题，能寓教于乐引导学生思考性别议题。

得到学生处领导的支持后，每个班级一学期都会挪出几节班会课，由生物老师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回收观后感，和学生讨论他们的困惑。

“比如放《初恋那件小事》时，我们会告诉学生，对异性的爱慕是很正常的，表达爱慕被拒绝也很正常。”这样的言论在严禁早恋的内地教育传统中显然是大胆的，陈真预估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止家长的反弹，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邀请家长旁听电影班会课，仍有质疑就搬出联合国的数据，“接受性启蒙教育的孩子早恋的概率反而降低”，再加上领导威信背书，家长无话可说。

电影观赏实施了好几年，陈真有了新的思考，“看电影一个学期能放几部呢？”广度和深度都有局限。这时恰好赶上他所在的学校成为中山第二批性平试点，他认为将性平观念融合在学科课程中的做法更具推广性，而且“之前师出无名，现在性平教育由国家层面推动”，这无疑是一个机遇。

他将国内“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融合在生物课“人的性别遗传”一节，由男女新生儿的自然比例应是1:1入手，引导学生思考中国的性别比例为何失衡。

当老师说到大量剩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被溺死的女婴时，“所有孩子都非常震惊”。陈真回忆，“学生们很棒，在讨论解决措施时，提到了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孕妇的健康权等问题。”

一个学生回答，多出来的男性可以“内部解决”。

陈真立即明白学生指的是同性恋。他正色面向全班学生说，“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同性恋遗传因素占大部分，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有人天生喜欢同性，但无论你喜欢的是谁，这种炽热的感情都是爱情，都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尊重自己，尊重对方。”

明星教师背后，性平教育仍匍匐前行

“后面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当时只是想把这节课做好。”刘玉芸强调。

在示范课之外，性平教育的落实却不尽人意。

中山市性平教育指导大纲规定，专题课每学期安排1-3课时，融合课总数不少于3课时，实践课每学期至少一次。

刘玉芸所在的学校，被选为试点近3年，实施的情况还没有达标：专题课仅有刘玉芸的“情绪我做主”一节投入教学，且只针对小学四到六年级；自从教科学课的老师离职后，融合课只有美术“爸妈的好帮手”和信息“复制粘贴”两节支撑；实践课呢？则尚未开发。

刘玉芸说，目前政策尚处于试点阶段，上头没有硬性规定，学校视各自情况开展。

但大纲中规定，仅小学三、四年级的学习任务就有九项之多，推进的步伐如此缓慢，是否会影响性平教育效果？

“学生会举一反三。这件事情男生女生都一样，那么其他事情也是。”刘玉芸辩解，而且，和学生日常相处中，她也时刻注意。课上请学生回答问题和分组活动时，她会控制男女生回答问题的比例，不会出现清一色男生小组或女生小组。

当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向其吐露爱慕异性的秘密时，她避免直面这种情感的萌芽，而是将孩子引向学习对方的优点。“其实小学生他过两天就没兴趣了，如果你一直说他早恋，打压他，可能反而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她也拒绝向学生提及同性恋：“我大学老师说过，这很可能形成负面效果。学生原先不是同性恋，反倒被教成同性恋了。”

若参照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博士李淑菁的性别识读能力标准——包括性别歧视、性别偏见、能力取向和资源再分配、指认结构性的性别限制、性别主流化和后结构思维六个层次，对多元性别的理解是层次跨越的重要维度，刘玉芸的性别识读能力还停留在初级水平。

成为明星教师后，刘玉芸感到心虚。在“做中学”的指导下，她只听了两个小时的讲座，看了性别平等教育指南便匆匆上阵。

一次“情绪我做主”的观摩课上，她便暴露了潜意识里的性别成见。情景演示活动，前几个情境，男女要求还保持一致，轮到“男生踢足球”时，一换成女生，刘玉芸的嘴巴就不受控制地吐出了“女生打羽毛球”这几个字。

刘玉芸鞭策自己要加倍努力，但她接触性平教育两年多来，她只研发出了“情绪我做主”这一节成熟的性平课。性平相关的书籍她只看了市里编写的教师指南，另外还看了一本社会性别导论，但看不进去。

“目前国内性平教育一片空白，开发课程有难度，而且老师平时教务繁重，时间精力都有限。”她说。

这似乎是性平教师的普遍困境，“边做边学”的方法遭遇了阻碍。一位老师听了讲座、看了书、上网找了资料、请教同事、试教，却仍将性别平等理解为男女发挥各自的性别优势，让男女生找出各自的优缺点。

还有老师在打破一种偏见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偏见。课上以花木兰为例，想说明男女能力没有殊异，却兀自将花木兰想像成一位身材纤弱的女子。

在性平教师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上级指派的性平新手教师。他们打磨一节应付上级的示范课尚且吃力，又如何应对与学生的日常互动？

如果没有扎实的师资培训予以指导，他们怎么可能突破传统性别文化的重重包围，自觉建立起系统的性别观念？

台湾镜子

“教师因授课（正式课程）以及日常相处（潜在课程）的机会，与学生的互动最多，影响最深，因此在形塑学生两性观一事上，必须负起的责任也越大。”台湾性平教育牵头人苏芊玲说。

自1997年成立“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2004年颁布《性别平等教育法》，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以来，台湾的性平教育已经推行了二十余年。

“只有具备高度性别意识的老师，才有称职从事两性平等教育的可能。”苏芊玲在性平教育推广初期，选定了国小、国中和高中各一所共三所学校展开为期一年、三个阶段的行动研究计划。第一阶段涵养期，面对全校教师专题演说，物色有意愿的教师成为种子教师。第二阶段训练期，以读书会和工作坊的方式，介绍性别议题，从事两性观的自我检视。这之后才过渡到第三阶段——设计教案教法、验收成果的行动期。

“和多数教师所专长的教案设计、示范教学等活动比较起来，成效缓慢、意义抽象的读书会或成长工作坊，需要更多的时间、耐心与勇气才有可能进行。”苏芊玲说。

以台湾性平教育协会前理事长庄淑静的经验，中国大陆目前这种“做中学”的模式，看重教学案例的产出，很可能只是给领导做做样子，并不能激起教师的教学热情。

“如果一次研习课触发了教师的生命经验，他一定会有比较多的意愿增加自己的能力。”庄淑静举例，比如参加下一次研习课、自学性平书籍、上网观看性平影片。

“我们相信教师的性别之眼一旦打开，行动不会停止。”台湾花莲县性平教师洪菊吟说，台湾现在仍沿用初阶、中阶、高阶教师培养工作坊的方案，从回溯个人生命经验切入，注重个人性别意识的启蒙。而她所在的NGO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还开发了多元家庭桌游、电影读书会、媒体试读等工作坊形式。

“但这有赖于整体环境，中国大陆现在也许只能容许‘做中学’的形式存在。台湾本身环境比较百花齐放，很多NGO人士也是公部门的承办人，可以运用公部门的资源，让公部门产生一些质的变化。我们这种在大陆可能没办法被肯认和接纳。”

民间性平教育被打断

中国大陆的性平教育不只有官方版图，民间的女权教师和性别NGO仍在坚持行动。但近年来，铁拳对同志和女权议题不断加重的打压力度，打断了民间性平教育的步伐。

“一切的平权对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都会反感吧。”李晗是陕西西安一所名校的语文老师，自称“出了柜的女权主义者”。

在电话中知悉“中山模式”后，她认为“专题课、融合课、实践课”的形式无懈可击，但就具体执行，她秉持一贯的悲观。她所在高中的特色社团活动，展示起来五花八门，但平时的执行就马马虎虎，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决定于当地的教育局和落实的各个学校，中国国内花样翻新的教育政策朝不保夕，这种情况下，性平教育很容易沦为面子工程。

“即使是面子工程，底下有部分人真正实践，也比没有的好。”李晗话锋一转。

她曾试图组建女权教师团体，共同向学生传递性平观念，但没有成功。

女权教师群成立之初，有历史老师提出要编纂一本女性视角“herstory”的历史教材，大家干劲满满，时常交流性平教育的心得。

但后来群内的分歧越来越多。一位群管理者为应对日益严苛的审查环境，新加入了一条群规，“只谈女权，不谈政治”，立马有人跳出来反问，女权本身便和政治勾连，谈女权怎么可能不触碰到政治呢？在婚恋观上，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觉得结婚很愚蠢，有人主张结婚是个人自由；又有人认为家暴是一方性格懦弱造成的。

后来教师群日益荒凉，凡有发言只有三两回应。李晗曾经提出解散群组，但多数成员不同意，“留着这个群，平时教学遇到问题还可以说一说”。

“说是不解散，但现在群里还不是一片冷场。”李晗说，“这个群经历的事情特别像平权运动在国内的推行，有人推行吧，反应寥寥，不推行吧，平权人士们又不同意”。

中国公民社会氛围的缺失，不仅导致散落的个人无力结成团体，已经成型的性别NGO也难成气候。

李晗提到，NGO同城青少年教育中心曾来群里询问，有无教师愿意付费参加性/别教育师资培训，但群里反应寥寥。“老师本来工作就忙，你还付费，更没有人会去了。”

“由上而下的改革从来不可靠”

在一线城市零星分布的性别NGO中，致力于性平教育的几乎只有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同城由同志议题起家，师资培训营的重点在于多元性别和同志欺凌。李晗担心这会模糊平权焦点，她认为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同志平权不是当务之急，两性平权议题更为紧迫。

同城则向端传媒表示认同中山的性平教育，因为起码看到官方真的在做了。而就自身开展的性平教育，同城教研组的教师小布表示，大多数老师都是身边有学生是同志群体，感到困惑又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于是就到同城培训。

“在国内，中山模式可能是最有实效性和推广性的做法了。”李晗不无感伤地说。

出自妇女团体的台湾性平教育主持人苏芊玲曾主张中小学女老师的妇运化。“由上而下的改革从来都是不可靠的，与其去奢想上位者的良心发现，期盼改革在一夕之间自动完成，不如仰赖自己由下而上、逐步扎实的做法。”但她同时点明，“个人或小群体的努力也会在大体制的压迫下，不是倍感孤单，就是后继无力，不可能扩散累积，酝酿成改革的力量。”

2018年12月末，陕西省西安市雪花飘扬，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在此举办中小学性平教育进课堂工作总结推进会。会上提到，目前，全国有13个省市、5000多所中小学开展性平教育。

只是不知何时，中国性平推进地图上，方可以留下官方、民间教师、团体都能引以为傲的痕迹？

（应受访者要求，商如月、陈真、刘玉芸、小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