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模式」：一次內外受困的性平教育實驗

「TA哭了，大家剛想要和TA說話，TA就哭了。TA在很多人面前哭了。TA是男生還是女生？」

學生們異口同聲回答「女生！」，老師卻將謎底揭曉——當眾哭泣的是與奧運會金牌失之交臂的游泳健將孫楊，女生愛哭是典型的性別刻板印象。

這是廣東省中山市性別平等教育（以下簡稱「性平教育」）的課堂現場。1月中旬，「廣東將在全省開展性平教育」被官方評選為「2018年度性別平等新聞事件」。與之一同當選的還有「娘炮誤國引發社會熱議」、「『女性墮落導致國家墮落』言論遭批評」、「未成年『女德班』屢禁不止」。這些直指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討論，似乎在為蜿蜒行進的性平教育作註腳。

未能入選的清單裏，是眾多平權運動受打壓的事件：高校Metoo受阻、「女權之聲」被封禁、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性別教育中心」遭關閉……等等。目睹平權受挫的NGO工作者商如月說，「對民間團體和運動的打壓與官方的性別平等行動不矛盾，反而恰恰是一體兩面，將性別平等工作的主動權和正當性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這份榜單成了中國性平教育的一個縮影。傳統性別文化和不斷加重的政治打壓是性平教育版圖中兩座難以逾越的山頭，挑戰權威的性平教育要如何破冰？身處敏感地帶的性平教育又如何在現存體制中生存？

「我也是做老師的，我覺得男生女生就是不一樣」

職業高中一年級的三位男生異口同聲地說，要未來的妻子待在家裏；

一位班長批評部分女生「做事太小女生，推來推去」，得到普遍贊同，似乎大家覺得「小女生」就是女生的短處；

在幼兒園的生活體驗區，木工坊都是男孩，花房都是女孩，銀行行長是男孩，櫃枱服務員是女孩……

主掌中山市性平教育的官員馮繼有，曾在文章裏列舉校園中常見的性別刻板印象，「這些都讓我增強了性平教育的緊迫感。」

馮繼有是「中山模式」的設計師。這套以「專題課、融合課、實踐課」為特色的課程體系，被廣東省內高層標榜為「可供全國借鑑、複製」。自廣東省中山市2014年率先成為試點以來，全中國已有13個省市相繼開展了性平教育。

馮繼有編寫課程大綱，同時培訓教師、指導授課。2016年，他專門開設了個人自媒體，用以記錄他推行性平教育的一手經驗、經歷過的中小學性平課堂，目前已經更新到了一百篇。「寫一篇是一篇，影響一個人是一個人。」他說。

馮繼有原先是中學語文教師，令他困擾的是那如層層蛛網般盤結在校園師生中的性別偏見。「中小學教師普遍缺乏社會性別意識。」

馮繼有的社會性別講座是性平教師們的必修課。2018年10月的一次講座，還沒到互動環節，一位男士就把手高舉，滿臉不認同。

「我覺得你沒有尊重性別差異，性別平等只是講機會的平等。我也是做老師的，我覺得男生女生就是不一樣，怎麼能一樣對待呢？」

馮繼有回應，「首先機會平等是性別平等的重要內容，但不是全部。其次提醒大家注意男女有別既有生理性別，也有社會性別；生理性別造成的差異需要尊重，對社會文化構建出的差異則要警惕。人們心目中的男孩樣、女孩樣，很多時候會限制孩子的成長，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了平等的發展機會。」

該位老師並不服氣，繼續陳詞：「男足和女足能一起踢嗎？男女就是各有所長，男性和女性為什麼要幹同樣的工作，互相比拼呢？」

馮繼有再次解釋性別平等沒有抹殺生理差異，同時請這位老師列舉「只能男人幹的工作，或只能女人幹的工作」。

對方想了一會，「懷孕。」

聽眾再也沉不住氣了，議論紛紛：「懷孕又不是工作」，「懷孕還是生理差異啊」。

「中小學教師普遍缺乏社會性別意識，性別觀念中充滿了性別刻板印象。」諸如此類的質疑，馮繼有聽過太多了。

面對即將承擔的性平教育任務，他們反問馮繼有，「男女不是已經很平等了嗎？」、 「性平教育是政府的事，我們教師能幹嘛？」、「現在教育已經是陰盛陽衰了，性平教育是過猶不及。」

擱置爭議，邊做邊學

馮繼有是中學語文教師出身，他理解教師平時教務繁忙，對各式各樣的教育進校園活動有抵觸心理。

但在講解性別氣質多樣化和性別認同時，教師們的質疑聲讓馮繼有措手不及。

「讓女的剃個光頭，男的國家領導人穿件裙子，那成什麼樣子？」

「如果兒子喜歡穿粉色衣服，就算我接受了，社會也不接受啊。」

「女生不能太能幹，會影響家庭和諧。現在離婚率不就越來越高嗎？」

性別研究學者蘇芊玲分析，「一來因為兩性平等教育是新的教育議題，教師無論在培育過程或在職進修時，都少有接觸，二來因個人實為社會產物，教師自身在漫長成長過程中，很有可能深受傳統性別文化之不當影響，並將之內化而不自知。」

中國專欄作家洪晃曾在演講中諷刺，在中國，男女平等像從天而降的一個「禮物」。1949年《共同綱領》第六條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西方是100年的不停的起訴、遊行、寫文章、講話等等才能獲得的，我們一天就得到了。」

父權社會的根基沒有撬動，七十年過去，性平課程始終未能納入基礎教育體系，「娘炮誤國」、「為實施家暴者辯護」、「女性墮落則國家墮落」等論述接二連三地佔據現時主流話語空間，「女德班」、「男子漢訓練營」等迎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新事物屢禁不止。教師群體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土壤中，調整自己已不容易，又何談將之傳遞給學生？

為了破除教師心態上的抵觸，馮繼有乾脆將聽來的質疑聲製作成了口語化的小標題，來統領師資培訓講座——「性別平等誰都懂，還要教嗎？」、「教育中性別挺平等啊，何必推呢？」、「性別平等教育做就做唄，不用我吧？」

對每次講座的認同度他也不抱期望，「有一半人認同就不錯了。」試點階段，他的策略是擱置爭議，讓老師邊做邊學，即所謂的「做中學」。

「等待教師完全學通學透才去教，是不切實際的。教師只要接受簡單的培訓（聽專家講座或自行閲讀指導大綱、工作指南或手冊），就可以也應該開展性別平等的教育實踐。」

他援引了兩句古語「教學相長」、「教然後知困」辯護：在解決教的困惑時，教師自身性別平等的觀念會隨之提高。而學生往往接受社會性別觀念比教師快，「做中學」還意味着向教育對象學習。

他相信，每一個人心裏都埋藏着性別平等的種子，只是有的需要拂去蒙塵而已。

那麼，教師要如何踏出拂塵那一步呢？

把這門課「帶出中山，走向全國」

劉玉芸是「做中學」教師隊伍中的一員。

她是中山一所民辦學校的心理健康老師。在中國應試教育體制下，主科老師背負升學壓力，性平教育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在她的肩上。

劉玉芸自幼成長於一個重男輕女的潮汕家庭，在2016年7月份的師資培訓課上，當專家在台上講解社會性別的知識時，她從小遭受的男女不平等待遇在腦海中串成了一條線。「過去因為整個環境都是這樣，覺得重男輕女很正常，現在有人提出來，才知道那是不平等。」

那次的師資培訓持續兩天，第一天上午是面向全體教師的性平啟蒙講座，到了下午，才是試點學校選派的性平老師們（一般是德育或心理健康教師）的工作坊。

「每個試點學校都要派兩三個人參加。當天工作坊差不多有50多個人吧。」劉玉芸回憶，大家分成小組，頭腦風暴，討論如何設計性平課程。性平老師當晚還有作業，選擇一個性平大綱裏的學習任務，回去構思，第二天上台分享初步成果。

當晚劉玉芸就有了靈感。她任教的學校是寄宿制，一個六年級的男生曾對她傾訴煩惱：想念媽媽時忍不住想哭，他一哭同學就笑話他「軟弱」、「娘娘腔」。下課時她經常聽到男生說某個女同學是「暴力女」，一問，原來是女班幹部命令男生做事，男生不聽，女同學就拍桌子、吼叫。

這兩個事例在她的眼前重疊。「為什麼女生生氣就是暴力女，男生哭大家就笑話呢？」這恰好契合教育大綱中的一項學習任務——「了解兩性表達情感都有權採取適宜的方式」。

她回去設計出教案，但上了一次課就扔在一旁。「那個時候沒找到好的切入點，講得很籠統，又不知道怎麼改。」劉玉芸說。

直到2017年10月性平督查前的那個週末，學校教務主任準備派她打頭陣，她才慌忙地把這節課撿起。

這堂課名為「情緒我做主」，旨在鼓勵男女生勇敢表達情緒，男生可以哭，女生可以怒。

劉玉芸引導學生辨析「女生豆子生氣打人」的故事，問學生，「無論男生女生，生氣時候打人是不對的，那生氣的時候怎麼辦呢？」

孩子們童言童語，「抱枕頭打」、「告老師」、「跑兩圈」、「吃多點」、「大叫一聲」，層出不窮。

介紹完游泳健將孫楊失利痛哭的實例後，她問學生，「你們覺得男孩子到底能不能哭？為什麼？」

一個學生回答，「我覺得男子漢不能哭，但如果憋在心裏會很難受的。」

劉玉芸追問，「憋在心裏很難受，那到底要不要哭？」

學生想了想，「難受的時候還是要哭。」

劉玉芸對「情緒我做主」的教學效果感到滿意。課後，每當有人笑話哭鼻子的男同學時，都會有學生站出來制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哭的，他哭是因為遇到了事情，你別亂講。」

那次評課結束後，馮繼有走向劉玉芸，誇她上得不錯，要她加把勁，把這門課「帶出中山，走向全國」。

2017年11月8日，天津市性平教育考察團來中山，馮繼有推薦了劉玉芸的這門課。一個月後，這節課又成了全國性平教育進課堂交流研討會的一節觀摩課。「情緒我做主」打造成了中山市性平教育的示範課，頻頻登上省內主流報紙。

劉玉芸也從一名邊緣的心理健康教師變成了明星教師，教務主任允諾要為她配備專門團隊，開發校本課程。

從口號到落實

陳真是中山一所公辦學校的生物老師，也是性平教育明星教師之一。劉玉芸說他眼光鋭利，去貴州交流時，他看到大街上很多父親用揹簍揹小孩，立馬將它和性別角色聯繫在一起：「不像我在家，偶爾背個孩子就有人誇我好爸爸。」

「性別平等是人類社會的第三次解放，」陳真主動和端傳媒記者談起了全球範圍內的性別平權浪潮，從中國八十年代女嬰取名中「招弟」「盼弟」的普遍性，到日本2018年人口負增長45萬和美國迪士尼電影中女性角色的塑造。

他自稱「學理科的文科生」，學校指派他參加性平師資培訓前，他就完成了性平意識啟蒙。入行之初，他困惑於生物教材中有關「人體構造」的內容，不知該如何拿捏尺度，向學生傳達恰當的性觀念。於是他嘗試閲讀國內兒童性教育學者的著作，從中找尋答案。

學者方剛的性教育體系融匯了社會性別的內容，這是陳真和社會性別理論的第一次觸電。

基於社會性別的性教育和性平教育的關係錯綜複雜。國際通用兩種做法，一種是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性教育，如聯合國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和歐盟《歐洲性教育綱要》中即囊括了社會性別和性別認同的內容；另一種是以性別平等教育引領統整性教育，台灣推動了二十多年的性平教育就併入了性教育、情感教育和同志教育的元素。

中山市採取了後一種做法，性平教育大綱中有一系列諸如「知道保護自己的身體隱私」、「辨別不同類型的情感關係」等性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學習目標。

而在生物老師陳真的認知中，國內性平教育的推動也和性教育的需求分不開。

早在2001年出台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01-2010）》中，就有「將性別平等意識納入教育內容」這一條，但多年來，「性平教育」始終停留在口號上。

直到2013年，自海南校長帶女生開房事件爆發，20天內有8起小學教師涉嫌猥褻性侵幼女案被曝光，性平教育才逐漸提上各地政府的日程表。

「國家領導層很有遠見卓識。」在陳真看來，性侵害的本質是權力不平等，只有將性別平等意識貫徹到每個孩子心中——面對權力上位者，也能好好保護自己，才能根治屢禁不止的性侵害行為。

「政府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各個崗位的人理念都不盡相同。」廣州性別NGO人士商如月推測，在當時輿論聲浪的壓力下，政府內部親女權人士佔了上風，促成了多年來停留在口號上的性平教育的落實。

生物老師的性教育實踐

2015年末，陳真第一次參加性平師資培訓時，對周圍老師的質疑聲見怪不怪，那時，學校由他牽頭的青春期電影講座已聲色漸起。

在落成這個想法的過程中，陳真展現了他對體制內辦事規矩的熟稔。他是生物科組長，讓下頭的年輕老師辦事不難，爭取主管領導的支持是關鍵。巧的是現任學生處的領導也是教生物出身，「只要是生物老師，基本上都會對性教育有思考。」

電影講座的想法源於方剛的《性教育電影教案集》，裏面篩選出的《怦然心動》、《熔爐》等電影，針對性萌動、性騷擾和社會性別主題，能寓教於樂引導學生思考性別議題。

得到學生處領導的支持後，每個班級一學期都會挪出幾節班會課，由生物老師組織學生觀看電影、回收觀後感，和學生討論他們的困惑。

「比如放《初戀那件小事》時，我們會告訴學生，對異性的愛慕是很正常的，表達愛慕被拒絕也很正常。」這樣的言論在嚴禁早戀的內地教育傳統中顯然是大膽的，陳真預估到了這一點。為了防止家長的反彈，他決定「先下手為強」——邀請家長旁聽電影班會課，仍有質疑就搬出聯合國的數據，「接受性啟蒙教育的孩子早戀的概率反而降低」，再加上領導威信背書，家長無話可說。

電影觀賞實施了好幾年，陳真有了新的思考，「看電影一個學期能放幾部呢？」廣度和深度都有局限。這時恰好趕上他所在的學校成為中山第二批性平試點，他認為將性平觀念融合在學科課程中的做法更具推廣性，而且「之前師出無名，現在性平教育由國家層面推動」，這無疑是一個機遇。

他將國內「性別比例失衡」的現象融合在生物課「人的性別遺傳」一節，由男女新生兒的自然比例應是1:1入手，引導學生思考中國的性別比例為何失衡。

當老師說到大量剩男的背後是成千上萬被溺死的女嬰時，「所有孩子都非常震驚」。陳真回憶，「學生們很棒，在討論解決措施時，提到了禁止胎兒性別鑑定，孕婦的健康權等問題。」

一個學生回答，多出來的男性可以「內部解決」。

陳真立即明白學生指的是同性戀。他正色面向全班學生說，「按照目前的研究結果，同性戀遺傳因素佔大部分，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有人天生喜歡同性，但無論你喜歡的是誰，這種熾熱的感情都是愛情，都遵循着同樣的原則，尊重自己，尊重對方。」

明星教師背後，性平教育仍匍匐前行

「後面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當時只是想把這節課做好。」劉玉芸強調。

在示範課之外，性平教育的落實卻不盡人意。

中山市性平教育指導大綱規定，專題課每學期安排1-3課時，融合課總數不少於3課時，實踐課每學期至少一次。

劉玉芸所在的學校，被選為試點近3年，實施的情況還沒有達標：專題課僅有劉玉芸的「情緒我做主」一節投入教學，且只針對小學四到六年級；自從教科學課的老師離職後，融合課只有美術「爸媽的好幫手」和信息「複製粘貼」兩節支撐；實踐課呢？則尚未開發。

劉玉芸說，目前政策尚處於試點階段，上頭沒有硬性規定，學校視各自情況開展。

但大綱中規定，僅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習任務就有九項之多，推進的步伐如此緩慢，是否會影響性平教育效果？

「學生會舉一反三。這件事情男生女生都一樣，那麼其他事情也是。」劉玉芸辯解，而且，和學生日常相處中，她也時刻注意。課上請學生回答問題和分組活動時，她會控制男女生回答問題的比例，不會出現清一色男生小組或女生小組。

當小學高年級的學生向其吐露愛慕異性的秘密時，她避免直面這種情感的萌芽，而是將孩子引向學習對方的優點。「其實小學生他過兩天就沒興趣了，如果你一直說他早戀，打壓他，可能反而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她也拒絕向學生提及同性戀：「我大學老師說過，這很可能形成負面效果。學生原先不是同性戀，反倒被教成同性戀了。」

若參照劍橋大學教育社會學博士李淑菁的性別識讀能力標準——包括性別歧視、性別偏見、能力取向和資源再分配、指認結構性的性別限制、性別主流化和後結構思維六個層次，對多元性別的理解是層次跨越的重要維度，劉玉芸的性別識讀能力還停留在初級水平。

成為明星教師後，劉玉芸感到心虛。在「做中學」的指導下，她只聽了兩個小時的講座，看了性別平等教育指南便匆匆上陣。

一次「情緒我做主」的觀摩課上，她便暴露了潛意識裏的性別成見。情景演示活動，前幾個情境，男女要求還保持一致，輪到「男生踢足球」時，一換成女生，劉玉芸的嘴巴就不受控制地吐出了「女生打羽毛球」這幾個字。

劉玉芸鞭策自己要加倍努力，但她接觸性平教育兩年多來，她只研發出了「情緒我做主」這一節成熟的性平課。性平相關的書籍她只看了市裏編寫的教師指南，另外還看了一本社會性別導論，但看不進去。

「目前國內性平教育一片空白，開發課程有難度，而且老師平時教務繁重，時間精力都有限。」她說。

這似乎是性平教師的普遍困境，「邊做邊學」的方法遭遇了阻礙。一位老師聽了講座、看了書、上網找了資料、請教同事、試教，卻仍將性別平等理解為男女發揮各自的性別優勢，讓男女生找出各自的優缺點。

還有老師在打破一種偏見的同時，又陷入另一種偏見。課上以花木蘭為例，想說明男女能力沒有殊異，卻兀自將花木蘭想像成一位身材纖弱的女子。

在性平教師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上級指派的性平新手教師。他們打磨一節應付上級的示範課尚且吃力，又如何應對與學生的日常互動？

如果沒有紮實的師資培訓予以指導，他們怎麼可能突破傳統性別文化的重重包圍，自覺建立起系統的性別觀念？

台灣鏡子

「教師因授課（正式課程）以及日常相處（潛在課程）的機會，與學生的互動最多，影響最深，因此在形塑學生兩性觀一事上，必須負起的責任也越大。」台灣性平教育牽頭人蘇芊玲說。

自1997年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2004年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以來，台灣的性平教育已經推行了二十餘年。

「只有具備高度性別意識的老師，才有稱職從事兩性平等教育的可能。」蘇芊玲在性平教育推廣初期，選定了國小、國中和高中各一所共三所學校展開為期一年、三個階段的行動研究計劃。第一階段涵養期，面對全校教師專題演說，物色有意願的教師成為種子教師。第二階段訓練期，以讀書會和工作坊的方式，介紹性別議題，從事兩性觀的自我檢視。這之後才過渡到第三階段——設計教案教法、驗收成果的行動期。

「和多數教師所專長的教案設計、示範教學等活動比較起來，成效緩慢、意義抽象的讀書會或成長工作坊，需要更多的時間、耐心與勇氣才有可能進行。」蘇芊玲說。

以台灣性平教育協會前理事長莊淑靜的經驗，中國大陸目前這種「做中學」的模式，看重教學案例的產出，很可能只是給領導做做樣子，並不能激起教師的教學熱情。

「如果一次研習課觸發了教師的生命經驗，他一定會有比較多的意願增加自己的能力。」莊淑靜舉例，比如參加下一次研習課、自學性平書籍、上網觀看性平影片。

「我們相信教師的性別之眼一旦打開，行動不會停止。」台灣花蓮縣性平教師洪菊吟說，台灣現在仍沿用初階、中階、高階教師培養工作坊的方案，從回溯個人生命經驗切入，注重個人性別意識的啟蒙。而她所在的NGO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還開發了多元家庭桌遊、電影讀書會、媒體試讀等工作坊形式。

「但這有賴於整體環境，中國大陸現在也許只能容許『做中學』的形式存在。台灣本身環境比較百花齊放，很多NGO人士也是公部門的承辦人，可以運用公部門的資源，讓公部門產生一些質的變化。我們這種在大陸可能沒辦法被肯認和接納。」

民間性平教育被打斷

中國大陸的性平教育不只有官方版圖，民間的女權教師和性別NGO仍在堅持行動。但近年來，鐵拳對同志和女權議題不斷加重的打壓力度，打斷了民間性平教育的步伐。

「一切的平權對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都會反感吧。」李晗是陝西西安一所名校的語文老師，自稱「出了櫃的女權主義者」。

在電話中知悉「中山模式」後，她認為「專題課、融合課、實踐課」的形式無懈可擊，但就具體執行，她秉持一貫的悲觀。她所在高中的特色社團活動，展示起來五花八門，但平時的執行就馬馬虎虎，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決定於當地的教育局和落實的各個學校，中國國內花樣翻新的教育政策朝不保夕，這種情況下，性平教育很容易淪為面子工程。

「即使是面子工程，底下有部分人真正實踐，也比沒有的好。」李晗話鋒一轉。

她曾試圖組建女權教師團體，共同向學生傳遞性平觀念，但沒有成功。

女權教師群成立之初，有歷史老師提出要編纂一本女性視角「herstory」的歷史教材，大家幹勁滿滿，時常交流性平教育的心得。

但後來群內的分歧越來越多。一位群管理者為應對日益嚴苛的審查環境，新加入了一條群規，「只談女權，不談政治」，立馬有人跳出來反問，女權本身便和政治勾連，談女權怎麼可能不觸碰到政治呢？在婚戀觀上，意見也不一致，有人覺得結婚很愚蠢，有人主張結婚是個人自由；又有人認為家暴是一方性格懦弱造成的。

後來教師群日益荒涼，凡有發言只有三兩回應。李晗曾經提出解散群組，但多數成員不同意，「留着這個群，平時教學遇到問題還可以說一說」。

「說是不解散，但現在群裏還不是一片冷場。」李晗說，「這個群經歷的事情特別像平權運動在國內的推行，有人推行吧，反應寥寥，不推行吧，平權人士們又不同意」。

中國公民社會氛圍的缺失，不僅導致散落的個人無力結成團體，已經成型的性別NGO也難成氣候。

李晗提到，NGO同城青少年教育中心曾來群裏詢問，有無教師願意付費參加性/別教育師資培訓，但群裏反應寥寥。「老師本來工作就忙，你還付費，更沒有人會去了。」

「由上而下的改革從來不可靠」

在一線城市零星分布的性別NGO中，致力於性平教育的幾乎只有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同城由同志議題起家，師資培訓營的重點在於多元性別和同志欺凌。李晗擔心這會模糊平權焦點，她認為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同志平權不是當務之急，兩性平權議題更為緊迫。

同城則向端傳媒表示認同中山的性平教育，因為起碼看到官方真的在做了。而就自身開展的性平教育，同城教研組的教師小布表示，大多數老師都是身邊有學生是同志群體，感到困惑又不知道怎樣對待他們，於是就到同城培訓。

「在國內，中山模式可能是最有實效性和推廣性的做法了。」李晗不無感傷地說。

出自婦女團體的台灣性平教育主持人蘇芊玲曾主張中小學女老師的婦運化。「由上而下的改革從來都是不可靠的，與其去奢想上位者的良心發現，期盼改革在一夕之間自動完成，不如仰賴自己由下而上、逐步紮實的做法。」但她同時點明，「個人或小群體的努力也會在大體制的壓迫下，不是倍感孤單，就是後繼無力，不可能擴散累積，醖釀成改革的力量。」

2018年12月末，陝西省西安市雪花飄揚，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在此舉辦中小學性平教育進課堂工作總結推進會。會上提到，目前，全國有13個省市、5000多所中小學開展性平教育。

只是不知何時，中國性平推進地圖上，方可以留下官方、民間教師、團體都能引以為傲的痕跡？

（應受訪者要求，商如月、陳真、劉玉芸、小布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