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富豪政治课：柳传志、王瑛、冯仑、王功权......中国企业家与政治的距离

面对政治，中国的成功企业家持续面对一种尴尬状态：企业家不得不“和政府合作”，受制于威权主义而对政治三缄其口，希望能“在商言商”，把企业做好就行。但即便是最“在商言商”的企业家，都有其对制度、法律和市场的诉求，对开放、稳定、繁荣的期待，而这一切都将触碰“现实”、“社会”与“政治”。

在中美贸易战乃至“新冷战”的大环境下，这一切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企业家更加不敢谈论政治，但政治又变得更加不可回避。

而其实，早在2013年，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尚且相对稳定、国内社会和公共空间远比2019年更开放自由——但一切已经在波谲云诡地剧变之际，中国企业家群体已经敏锐地感到潜在危机，并且一群著名企业家内部，还爆发了一场引发全中国社会关注的争论。

6年之后，再回头看，当时中国企业家普遍还抱有乐观情绪，言论也大胆直率，谈论中国时，会直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回顾这一场2013年的争论，和那一年发生的节点性事件，也许能看到，中国企业家离现代政治的距离。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

2013年6月16日，企业家社交俱乐部“正和岛”公司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在官方论坛贴出一篇短文，提及了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一次聚会谈话，“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在商言商”不是柳传志第一次强调，但在2013年的语境下有特殊意义。敏锐的柳传志已经意识到，“当前的政经环境”已经与那之前一两年截然不同——在那之前，许多企业家在微博上成为“大V”，针对公共事件发言、转发新闻，成为“公知”、“网红”，而又因为其企业家的身份而更具社会能量。2013年，镇压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随后几年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

因此，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论，引起了俱乐部成员、企业家王瑛的强烈批评，按她的话讲，企业家之间公开批评本来是“犯忌讳”的。但是王瑛仍然认为，企业家不能只是“在商言商”，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企业家也不可能有“在商言商”的资格，面对可能的倒行逆施，企业家必须站出来说“不”，企业家不能再继续跪着，谋求生存。

王瑛倡议的“公民企业家”

在王瑛看来，面临“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家必须坚守两条底线，“第一就是坚决不和权贵结盟，干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第二，不参与群体政治恐惧的制造、传播和蔓延，不在其中推波助澜。”

在第一点上，王瑛表达了对柳传志的敬佩，在她看来，柳传志这一批从文革中走出来、经历过八十年代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企业家，“多年坚持，专心致志，好好做企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他坚持了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创造了骄人的成绩”。

王瑛之所以反对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则是因为第二点。柳传志作为企业家中的佼佼者和公众名人，面对政经环境变化的反应，就是传播了“政治恐惧”。她希望“中国企业家阶层里面，站出另外一种人来，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在2013年的特殊环境下，许多企业家感受到了“倒行逆施的威胁”，而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则是倒行逆施”。

企业家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维权人士，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做好企业，但是王瑛也提出了“公民企业家”的概念。这是“转型时代和社会现实呼唤的东西，呼唤企业家阶层的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它完全可以用公民去界定和诠释。”

在谈到企业家面临的危险时，她谈到自己做了13年与人文和公民社会发育的公益，从未被“谈过话，喝过茶，没有被关过小号”——但是在2013年，她也感到不祥，而在当时当刻必须有企业家能够站起来，因为“无论是建构共同底线，还是推动博弈机制形成，都不可能靠一群吓坏的人去建设”。

最后她认为，企业家在当前的环境下，也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因为中国企业家置身于非常复杂的政经交织的时空下，想要让企业真正长久，中国企业家也必须去努力构建“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的共同底线。

和王瑛一样，著名企业家王石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检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时认为，“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

而柳传志显然无法满足王瑛和王石的呼吁。除了2013年提出要“在商言商”以外，早在2011年，柳传志在接受《中欧商业评论》采访时就谈到，由于自己经历过“文革”和六四，所以在“有些问题”上“更老道”，知道“怎么让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安全”。经历过极端动荡，柳传志是稳定社会的坚定拥护者，是改良主义的倡导者。在谈到当时时常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时，他说，“完全靠压也不行，如何去疏导，这些东西需要政府和党的领导来考虑。我们只能在边上提点意见。这就是你所说的无力感，就是充满希望地等待。”

柳传志也主动谈到六四，他曾在六四时领导联想游行，但是戒严后，柳传志意识到了危机，他谈到当时读大学的儿子，“去游行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不太清楚。我就替他们说，其实你们是想让你们的观点被社会知道。社会是谁？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更多的老百姓。现在他们全知道了，很多老百姓上过街了，政府也知道了，坦克车开过来了。你们还要继续说下去，你们想干嘛？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往下走，会是什么结果。”

在亲历过文革和六四的柳传志看来，“共产党把经济改革放在前面，绝对是正确的，要不然政治上先改革，中国就是另一个菲律宾。这些东西，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也不敢说。很多时候，我只有资格做一个明白人，不愿意做一个卷入者。”

显然，柳传志并未透露他在亲历六四中的更多细节，近期流亡海外的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则暗指了柳传志的这段经历，他说，“这位老总，就是今天说‘在商言商’、说1989年‘老万头脑发热’的人……这家伙当初脑袋比我还热啊，当时‘在商言商’的可是我啊”。万润南作为中国企业界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大佬”，为柳传志的六四经历提供了一些旁证。

而2012年，中国知名财经记者李翔也曾在《经济观察报》专访柳传志，他也提到，“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这段采访被媒体掐头去尾，称柳传志认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但这显然也并非柳传志的真正意思。与其说是反对民主，毋宁说是柳传志经历过文革和六四后的膝跳反射，和王瑛的“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则是倒行逆施”，倒是有几分相反相成——王瑛、王石和柳传志，他们同样面临着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焦虑症”，做出了相反的反应。

据李翔所说，柳传志是典型的“种地派”，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希望用“产业报国”，而非其他，“我的原则是，我是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已任的，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必须为联想的工作负责任。”但这个认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的企业家，在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倒台后，也在内部聚会中提议，为薄王倒台而干杯。这一点上，柳传志和王瑛、王石的观念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柳传志如果不能称为“公民企业家”，也至少是有公民意识的企业家——他是中国企业俱乐部NGO的领导者，或可辅证这一点。

如果说王瑛和王石呼吁的，是希望企业家能够“多做一点”，那么柳传志则是“永远懦弱”地“守住底线”。柳传志公开表明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自己能做一个明白人，是比较好的。如果要为了你以为的真理去做斗争，我觉得对企业的安全是不利的，而且我也确实没有这样的高度。”——到2019年，当华为陷入风波后，联想集团也因为其[疑似“不爱国”的表现，在群情激愤中被迫发表声明。也许这也证明了王瑛的判断，当前环境下，企业家被复杂的政经环境裹胁，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

冯仑的“中国智慧”

但也是在2013年，万通六君子之一的冯仑也在“正和岛”发文《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比之于王瑛、王石、柳传志相反相成的“政治焦虑”，冯仑显得自信满足许多，他对于中国政治的未来以及与企业的关系，都有一套自己的判断体系。

冯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拿下博士学位，并且在80年代就职于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六四后赵紫阳下台，冯仑所在的体改所也因此解散，他也受到牵连。此后他成为最早下海创业的一批官员，并取得巨大成功。而当面对“企业家是否应该谈政治”时，他的观点很显然更倾向于柳传志。

除此以外，身为社会科学博士的冯仑有一套自己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看法，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在他看来，到2013年，中国企业家多年耕耘后，为社会改革贡献良多，国内NGO许多都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其中1900所私募公益基金会，占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这就是社会改革。在社会改革之后，才有政府改革，将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把看得见的手弱化。

到此之后，才是最终的政党制度改革，他写道，“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

同时，与许多中国人谈论台湾民主色变不同，台湾经验在冯仑眼中是正面转型案例，“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

“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家来说，冯仑非常反对企业家讨论政党改革的事，在他眼中，企业家把社会改革的时期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按照这一推断，在2023年左右，他所期待的政党改革就会自动到来。这几年的变化恐怕令他失望，2013-2019年期间，“七不讲”（不讲公民社会）、新修党员纪律条例、《网络安全法》、新《国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一系列条例法律的通过和实施，中国社会改革之路已经荡然无存。

在2018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冯仑从另一个角度回顾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法治建设的历程，历数《劳动法》、《公司法》、《慈善法》和《证券法》的制定，为中国与世界融入打好基础。当谈到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时，他认为，“从法律体制上看，越往上越不独立，越往下越独立。往上有政法委，有什么都粘到一块。但是从判案来说，特别经济案子，是独立的。”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智慧”。然而，这样的“中国智慧”似乎并未缓解企业家的“政治焦虑”，2018年，“民营企业退场论”引爆舆论场，中美贸易战开打，政经局势更加复杂幽深，暗流涌动——所有迹象无疑引发企业家更巨大深远的“政治焦虑”，但与2013年全社会的讨论不同，除了弥漫的“叫魂”以外，已经没有盛况空前的讨论，没有“多做一点”的异类企业家了。

王功权：不识时务的少数异类

如果说柳传志是典型的个人清醒、但主张“在商言商”的企业家，王瑛、王石是对政治焦虑有深刻反思的企业家，冯仑则更愿意预期一个自动到来的光明未来。这一预期的判断，不知这几年他是否在心中有所改变。在2018年，“民营经济退场论”盛行之时，冯仑仍然保持他的“中国智慧”——这一方面是生存策略，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出企业家群体的核心价值与利益所在。

也因此，当王瑛和王石在2013年看到了“倒行逆施”，认为企业家不能一直跪着时，也许在当年，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响应者众，但在企业家群体里，她和王石的呼声无疑是孤立无援的。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诸“商业大佬”中，王功权是其中一个最特立独行、“不识时务”的异类，这是中国企业家的闪光之处，也是充满了悲剧性。
和冯仑同为“万通六君子”之一，也曾亲身经历六四事件而曾被审查的王功权，据《南方人物周刊》报导，他在年轻时代读过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影响了一代青年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26岁时王功权写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出中国的权力阶层将分化成官僚权力阶层和富民阶层。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后，王功权并未改变年轻时的问题意识。

他和法律学者、公民社会推动者许志永深度合作。2005年，王功权成为许志永所创立的“公盟”法律咨询中心研究员。2008年，王功权开始推动教育平权，旨在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几年间公盟（以及其后的“公民”）组织各种会议研究，策划15万人签字的联合呼吁书，向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28次陈情。

公盟的最大成果之一有，教育部迫于压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随后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开放或者承诺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

据报导，2009年，王功权资助出版《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的主题是“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相关部门找到王功权要求“立刻回收出版物”。王功权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刚出版的书籍最后被“强行买回”。之后便有税务部门隔三差五调查到王功权公司，查询账目和税务记录。

2010年6月，王功权与许志永、滕彪、黎雄兵、李方平、徐友渔与张世和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期待中国公民意识能够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这也成为“新公民运动”的开端。

2013年7月16日，他的合作对象许志永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权与茅于轼、笑蜀、何三畏、杨子立发起公开信《许志永事件之公民社会呼吁书》要求当局释放许志永和其他被捕公民活动人士，获得数千人签名。而很快，当年9月13日，北京警方进入王功权住所搜查，11点半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传唤，当晚即被刑拘。但2013年12月，王功权与许志永入选《Foreign Policy》杂志2013年度“全球百大思想者”。

从这一履历可以看出，王功权是典型意义上的“公民企业家”，他直接公开从事与公民社会建设的时间，有十几年之久，其与学者许志永的合力所造成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其他NGO。但他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也反而印证了冯仑的“中国智慧”，和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多做一点”的王功权，在企业家中如此孤立无援。妥协保释出狱后，王功权从投资人变成创业者，但已经“永久”退出了推动社会改革的行列。

王功权被捕后，法律学者萧翰曾发表文章评论，他在追溯了中国自古以来政商关系中，商人对权力的依附性地位后，评价道：“王功权是这样一个对权商结构深恶痛绝之人，不仅如此，王功权先生作为一个富翁却心系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弱者的人权呐喊，广泛参与公民行动，为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送去温暖和支持。王功权性格温和，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并不诉诸任何破坏性行动。即使在屡屡遭到官方警告的危险处境下，他温和如故，择善固执，不为所动。他坚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当代中国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贵品质，在中国富人群体中尤其罕见。”

“有鉴于中国商人被压榨与欺辱的千年形象，有鉴于长期以来商人不得不与官府权钱勾兑的历史，王功权先生迄今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及所做的事，以及包括王瑛、王石等敢于直言的企业家，代表了中国商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便是中国商人站起来的时代。这是对民国商人新传统的自觉承续与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自由、尊严等基本人权观念不断破土而出的新成果。”

萧翰所预言的“中国商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此后几年并未发生，王功权成为几乎最后的吉光片羽。

尾声：任志强

在这之后，如果还有最后一个敢言的企业家，那就是在2015年遭遇“十日文革”的任志强。任志强有红色血统，但也以敢言著称。他在2015年2月，习近平视察央视以后，在微博上公开反对“党媒姓党”，于是接下来连续十多天，网信办、中青报、光明网以及其他各色报纸、网站、新媒体全部动员，向任志强发起了极为猛烈的攻击，用辞毛派色彩之强，到了“境外敌对势力代理人”、“背叛八千万党员”的严重“反党”程度，有评论家认为，这番景象，犹如《海瑞罢官》遭遇的最初炮火。直到十多天后，中纪委网站发表一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批任浪潮才偃旗息鼓。但从此之后，任志强也在公共舆论领域销声匿迹。

在2013年6月，王瑛说“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之后不久，2013年9月王功权入狱，保释后，王功权也不再就公共事务发言和行动。王瑛、王石等人也陷入沉寂。2015年被大批判之后，“大炮”任志强也不再有任何言论与活动空间——这不应该怪罪他们，因为2013年以后，公共知识分子、新闻媒体、NGO、宗教信仰团体、少数族群、性少数群体等等，都相继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事情。

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全社会叫魂，更是引起剧烈恐慌和哀嚎。民营企业家不再是谈不谈政治、参不参与政治的问题，而是居然到了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恐惧。直到有了来自最高层的定心丸，和总书记直接参加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召开，才平息了这一“叫魂”的社会恐慌。

2018年9月，中国企业家里最具标志性的人物马云也宣布阿里巴巴的“传承计划”，宣布自己将要退休——这被解读为一个不祥信号。《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Alibaba: The House That Jack Ma Built)一书的作者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评论此事，“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而美团创始人王兴也在2018年写道，“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而还有不到4年，对台湾经验深表赞同的中国企业家冯仑，他所认为的中国“政党改革”，就会自然到来了。他的“中国智慧”，最终会应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