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廷杖打到紅二代?企業家任志強身後的儒家共產主義幽靈

企業家們在市場、社會和公共輿論的活躍身影恐怕也就此黯淡下去,一個不確定的虛假的自由主義時代結束了,迎來的將是空前保守、專制的儒家共產(極權)主義的復辟。


任志強。攝 : AP
任志強。攝 : AP

這幾天,再沒有比大V任志強微博被銷號的新聞更令人覺得詭異了。

因為,連續幾日,網信辦、中青報、光明網以及其他各色報紙、網站、新媒體全部動員,向任志強發起了三年清網行動以來可能最為猛烈的集火攻擊,如戰鬥檄文一般對任志強展開大批判。用辭毛派色彩之強,到了「境外敵對勢力代理人」、「背叛八千萬黨員」的嚴重「反黨」程度,猶如《海瑞罷官》遭遇的最初炮火。

聯繫到去年底以來各地方政府對習的效忠表態、吹捧習思想和個人崇拜的歌曲突然間冒了出來,幾乎讓所有內地中國人都驚覺,彷彿霎那間回到了文革時代,一場新文革正風雨欲來。

不過,以任志強的「紅色資本家」和「紅二代」的身份、特別是他與今天中共二號人物王岐山,在紅衞兵時代就結下的特殊友誼,這一波攻擊確實有許多詭異之處。

首先,任志強自2009年上微博以來,便從傳統媒體上的爭議人物任大炮,轉而成為微博上的「公知」人物和意見領袖,擁有五千萬粉絲,可謂新浪大V製造機器推出來的一個最重要的大V。其次,任志強同時還作為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便開始創業的資深企業家,曾經擔任多個企業家協會或俱樂部的要職,如阿拉善生態保護協會,堪稱中國企業家領袖。

更關鍵的,他也是這些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中,「憲政改革派」和改良主義路線的重要支持者。直到今年春節假期仍然在讀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的名著《社會主義》(注:本書從經濟學角度論證社會主義的不可行)。他的好友潘石屹還將其發到微博,引發廣泛討論,影響力巨大。

因此,對任志強的嚴厲打擊,從吊銷微博賬號到黨內處分,最直接的意義,在於對以他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漸進主義路線的否定,以及對新型企業家群體的政治不信任。在這意義上,任志強的命運,可能與同為企業家、而被當局以各種名義逮捕的信力建、王功權或者薛蠻子並無多大差別,都是改良主義、漸進轉型論的犧牲品。

這倒是與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時任中共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為代表的,否定公民社會的講話精神相一致;也符合2014年以來,中共當局對獨立NGO、社運分子、維權律師、新聞記者和互聯網等公民社會主體的鎮壓趨勢。

不過,這波鎮壓模式卻與1979年後的歷次運動不同。從薛蠻子開始,當局將嫌疑犯以羞辱的方式在中央電視台出鏡,播出公開認罪的鏡頭,彷彿一個電視版的文革式遊街示眾的再現。而且,對同為紅二代也是重慶模式代表的薄熙來,也前所未有地採取電視直播其審判,猶如1936到38年蘇聯的大清洗和大審判。而這次對任志強三番五次的羞辱性批判,倒更像是明、清兩朝的掌嘴或者廷杖,活脱脱一個皇權內廷對言臣的教訓。

這裏面,便同時有了兩層意思,也是第一個詭異所在。一方面,任志強以黨員權利和黨章為本力陳己見,很有「文死諫」的意思;其口口聲聲的不反黨一片死忠之情,迂腐狷介得可愛,與他平素的政治智慧似乎有些相悖。而另一面,據說任的中學輔導員王岐山早就曾經親自警告他,少發議論,不能「妄議中央」。這麼一來,「忍不住發言」的任志強,便很有「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架勢。

任志強的進諫或許不至於入獄,但是如果下一波整肅,針對着整個新興資產階級或自由企業家群體展開,並且輔以強力的資本「摻沙子」政策,即在混合所有制名義下控制民企(比如,傳聞國家網信辦可能入互聯網媒體乾股,並保有內容一票否決權),那麼,這可能才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國家-資本關係」的轉折點。

更詭異之處還在於,這樣的打壓,雖說是繼承、執行了胡温和習近平先後兩屆對公民社會對敵視、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路線,但是後者的權力鬥爭,卻是沿着紅色精英集團和官僚集團的分野展開的。

筆者稍早曾論述,習近平上台後的一系列行動,均是着眼於削弱官僚集團,建立其高度個人集權,並向紅色精英集團負責的「共產主義(嫡系)接班人」模式——例如反腐運動、架空政治局,自設包括深改組在內的20餘個領導小組,組建並自領國安委主席,進行軍事指揮體制改革等等。那麼,在習春節後剛剛視察檢閲過,表明「姓黨」的北京媒體,如此整齊地對紅色集團內部成員任志強發動輿論攻勢,特別是還有習近平親信所把持的網信辦的一手指揮,恐怕不宜假設這只是官僚集團對反腐運動不滿的反撲。

換言之,本次「大批判」應看作是紅色集團內部,一次對「右派」力量的懲戒,甚至是牽制王岐山本人作為「右派」的「大哥」地位。

就在今年春節前後,他旗下財經雜誌的一篇東北農村記事文章,遭到有組織的抨擊;旋即,任志強遭遇前所未有的圍剿。王本人顯然已在意識形態領域投降,無意為了在黨內保有某種另類聲音,堅持任何自由主義陣地。

也就是說,在習上任三年來一系列集權化作為的背景下,任志強一案,成為意識形態控制的關鍵一步;且其以廷杖式的父權「家法」行之,實在意味深長。他身後王岐山的政治角色,要比任志強本人的命運更耐人尋味。如果參照最近蜂湧而出的各種「勸進文章」,例如香港謝茂松的的一篇所謂「混合政治」論,更是把船山哲學的儒家專制主義,發揚到了極致。

而王本人似乎也自覺地,從後極權主義時代的開明高幹,完成轉向儒家「重臣」的自我修煉。

以他接見福山和青木昌彥的談話為標誌,王的思考和語氣,儘管依稀可見80年代自由主義「帶頭大哥」的強烈痕跡,但更多的是在展現,如此一位身跨官僚集團和紅二代雙重身份的黨內大佬,如何全面擁抱中國傳統政治。

王岐山在克己復禮的強烈道德感驅使下,以事君身段和黨鞭地位,重建一個儒家式的共產黨。儼然兩位儒家共產主義者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合體。

在如此構建形態下,黨的最高層,再無傳統列寧主義政黨集體領導制或民主集中制的空間,而代之以「英明聖王」式的政治領袖。領袖身後,才是一群克職盡守的儒家大臣和官僚集團。也只有在這樣一種儒家共產主義的政治景觀中,才可以理解任志強的命運,以及何以他所屬的紅色貴族集團身份,對他可能並無助益。

任志強一向以來的言說和實踐,秉承自由主義的信念或者幻覺,以為依靠企業家精神,便能培養新社會力量,然後從黨內推動改革,甚至從政治企業家的黨內民主推動民主轉型。這份理想,終於在此時碰壁。至少,如最近幾天趕在「兩會」前夕推出的國務院APP,再一次表明在王岐山紀律部門的驅動下,這些黨的官僚精英們,還需表現出足夠的專業能力,跟上領袖要求,向公眾釋放信號:黨國-政府將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企業家們在市場、社會和公共輿論的活躍身影,恐怕也就此黯淡下去。一個不確定的虛假的自由主義時代結束了,迎來的將是空前保守、專制的儒家共產(極權)主義的復辟。一個新的輪迴開始了。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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