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兴：郭台铭出商入政，穿越世局、台湾与国民党的结构分裂而来

“The Man Who Made Your iPhone Wants to Run Taiwan.”霸气外露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参选总统，曾是人们茶余饭后谈天说地，但总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但《纽约时报》抓住全世界眼球的这则标题宣告了这件事不仅成真，更为台湾政局、两岸甚至中美关系投下一枚政治核弹。该则新闻标题后段的“A Sea Goddess Backs Him, He Says.”也点出了郭台铭参选起手式充满了“妈祖托梦”的玄幻色彩。

外界评价郭台铭参选时，有各方绘声绘影的“党内卡韩”宫斗剧本；有世界级巨富出商入政的“霸气”；更有妈祖托梦的奇幻套路，却对郭台铭本人的性格和在决定参选时的思维方式（mindset）缺乏深入著墨，这恰是本文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穿透郭台铭Mindset的密码：妈祖、成吉思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

郭台铭出身台湾典型的外省军公教家庭，父亲郭龄瑞是山西人，国共内战后来台担任警察。由于当时军公教人员薪水普遍不高，家境几近清寒的郭台铭从小随父母与三个兄弟姊妹借住在板桥妈祖庙慈惠宫提供的旧护龙厢房，一住就是九年，这也是他选择慈惠宫宣布参选的原因。

身为高科技业董事长，却以“神明托梦”的形式宣布参选，可以看出郭台铭身上揉合不同元素的复杂程度。至少他与妈祖信仰的关系，并不只是寻常政客为求信众选票的刻意奉迎，也来自艰苦童年的人生刻痕。

郭台铭寄托妈祖参选，此举却也为他招来许多争议，主要是批评郭还活在封建迷信的前现代。不过，一位笔者熟识的蓝营资深政治幕僚对于郭台铭依托妈祖出阵的动作，做出如是解读：

“妈祖托梦不只是在于反映信仰的社会基础，还有‘源中华，系两岸’的文化及认同政治的隐喻及论述能量，这是品牌形成、与巨型论述的起点。郭的队伍的武器是现代、前现代都强。若是有特定价值主张者，如果只有‘郭思维不够进步’的嘴砲，要怎么办？”

必须正视的政治现实是，台湾民间有著传统深厚、信众广泛的佛道教信仰，超过上万间的大小宫庙遍布全台，不但是乡里社区的信仰与社福枢纽，更是选举时兵家必争的人脉中心。光看每年台湾宗教盛事“大甲妈祖遶境”举行时，上至总统、下到村里长与各方势力都络绎不绝前往迎驾、参拜与行脚。与其说这些政治人物虔信“神明”，更现实的是表达对“人”──也就是广大信众的尊重，透过宗教仪式串起“我与大家在一起”的政治情感连结以诉求支持。从这一点来看，郭台铭透过“妈祖”背书、带出个人故事与诉求认同，不失为兼具情理的精准出招。

去年1124的九合一大选结果跌破众人眼镜，也揭示了台湾社会的政治地景仍以非都市社会为多数甚至中心。对较注重民生经济议题的基层民众来说，台北政坛媒体热炒的政治议题、文青力推的进步价值，在“跨过淡水河”后就几无张力与意义。如果反对郭台铭的人到现在还只能指责他“不够进步”，很可能至今尚未了解1124民进党大败的背景，持续深陷“信誓旦旦台湾魂，其实不懂台湾人”的窘境。

常言道：“商人无祖国”，此话多少带著贬意，暗示商人会为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郭台铭不但不回避，甚至加码说：“我觉得市场就是我的祖国。”尽显巨贾本色。而郭台铭性格的复杂纠结之处也在于此：在认市场为祖国的同时，他却也是个色彩鲜明的“爱国商人”。

从最早有纪录可查的2004年开始，鸿海的尾牙活动就年年布置国旗看板，郭台铭亲自带领全体员工唱国歌，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如果有不知情的人闯进会场，可能会以为来到什么新政党的成立大会。在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时，郭台铭也曾强调，国旗就好像我们血液中的基因一样，“这不是随便可以更改，也不是随便可以打压的”。

追根究底，在父母亲当年因为国共内战而流离、穿“中美合作”面粉袋（编按：美国援助台湾物资布袋上的口号）缝成裤子这个大时代下成长的郭台铭，曾说自己这一代人经历过台湾最艰困的时刻，这一段经历，很可能正是形塑郭台铭“国家意识”的重要根源。相较于国内其它科技巨头如张忠谋、林百里等，不是不沾锅就是尽量避免对政治议题发言，郭台铭强烈执著于“中华民国”的立场显得独树一格。

郭台铭曾特地到内蒙古寻访成吉思汗的后人，了解八百多年以前成吉思汗是如何一路打到欧洲，希望从中领悟纵横商场的战略心法。

祖籍山西的郭台铭推崇“晋商”的商道，也投资拍摄由郭富城领衔主演的电影《白银帝国》，但他真正想拍的，似乎是郑和下西洋与成吉思汗开创世纪帝国的壮阔史诗，隐隐然道出郭台铭对自己的期待。

铁血治军、带领鸿海帝国征战全球的那股“霸气”，是公众对郭台铭最主要的印象，郭台铭手下大将戴正吴不但称呼郭台铭“现代成吉思汗”，郭自己也确实对成吉思汗情有独钟，视为人生偶像。近年来郭双手上多了不少佛珠、佛链，其中一串就是当年为了弟弟的病情，到内蒙古的成吉思汗庙求来的。郭台铭同样推崇讲述草原文化的《狼图腾》一书中，草原狼群所展现的智慧与战略，甚至特地到内蒙古寻访成吉思汗的后人，了解八百多年以前成吉思汗是如何一路打到欧洲，希望从中领悟纵横商场的战略心法。与其说郭台铭是“虎与狐”，可能不如一个“狼”字来得更加准确。

从清寒家庭出身靠双手从无到有打拼至规模庞大的跨国事业，让郭一方面保持著“爱拚才会赢”的工业时代价值观，另一方面却也透过笃信妈祖与关公来展现对神明的敬意和谦卑，认为自己是受到神明保佑才能顺利至今。但从侧面来看，这种只能够对神明展现的谦卑可能很难同样重现在“人”身上。

对于他认为不努力、没有企图心的人，郭台铭从来不假辞色，台湾社会至今依然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郭台铭曾高调批评博士卖鸡排是“浪费时间”、台湾年轻人只想开咖啡馆追求小确幸“是岛国思维”等。细究郭台铭发言背后价值观，其实并不仅在于批判“不努力”的个人态度，而更在于关注社会教育资源的浪费以及新世代集体对于甘于安逸的堕落。郭显然认为，一个人对国家社会“应该”有一份责任，这恐怕也是解读他为何投入总统大选的另一把钥匙。

许多公开报导都写道，长年身为蓝营资源支持者的郭原本是希望自己交好与支持、欣赏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中有人能够“出马”竞选，但最后在原本自己支持、看好的几位国民党人选不是不选就是能力经验尚且不足的情况下，郭从原本四月初还曾表态不选、四月中陷入长考后下定决心，才终于正式表态投入国民党总统初选。
没有强烈的自信与决断力，郭台铭不可能打造今天的鸿海帝国，但这些特质也很有可能失控成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对于郭台铭为何决定参选总统，笔者从过去所有对郭台铭言行举止的描述当中的性格侧写及公开报导，倾向认定这是他近三年来动心忍性、酝酿已久，在满足了“确认没有别人有能力能够解决他所看到的问题”的条件下所做出的个人决定，旁人游说、相拱仅是辅助或催化剂，并非导致决定的关键。

另外，郭台铭的参选也昭示了当前台湾内外所面临种种威胁潜伏的严重性，分别是国际关系格局的历史性改变导致的中美冲突、两岸因中共进逼与蔡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的冷和僵局、台湾朝野蓝绿恶斗无解的民主内战，以及国民党内权力板块转移的阶级分裂。

有鉴于郭台铭具有相当的政治能量和格局，其将如何影响国民党2020大局的全景式观察，也势必无法回避这四个层面，包括：中美冲突、两岸关系、台湾内部政局及国民党内生态。其中“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部分，在笔者前一篇文章中已有充分论述，本文将开展讨论余下三者。

“We got China Wrong”的历史性反省，导致中美从“G2”共天下到开启“新冷战”，也使得台湾逐渐卷入“修昔底德陷阱”....

过去这几年，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态度从酝酿逆反到彻底有共识转向的历史性时期。西方政治、学术圈也聚焦于两大议题：

第一，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中国与俄国重新崛起的挑战及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等，是否使得美国在二战后创造并领导将近七十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崩坏，而世界体系将重回一战前的强权竞争（Great-Power Conflict）时期？

第二，对于过去三十年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交往政策”（engagement）的历史反省，包括协助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加入WTO，而后中国可开展政治改革与转型为民主政体的期待最后完全落空。火箭式的经济增长与大规模脱贫不但没有开启中国的政治改革，反倒使中国共产党取得空前的权力与资源巩固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one-party authoritarianism）体制，甚至反过来向西方“输出革命”。这也是导致了西方得出“We got China wrong”的结论，并始得美国政府对中政策态度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从90年代末期的柯林顿政府以来，由于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与彼时中国实力尚弱，虽然偶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冒出，但大致上仍呈现与中国交往的“红队”路线占据美国对中政策主流的态势。甚至一度有被称为“G2”、以中国与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国际关系论述出现。

这个情况在习近平于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有明显的改变，由于中国的总体国力持续增加，甚至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放弃了邓小平过往“韬光养晦”的战略，对外推行具政经扩张性的“一带一路”政策，加上在包括经济、科技、贸易及军事领域的全面崛起对原有国际秩序带来的威胁日增，不但使得原本愿意与中国交往、开启“新型大国关系”的欧巴马政府在后期的对中政策开始逐渐强硬，部分被外界视为“红队”的亲中派学者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都公开转变了看法，警告美国政府应逐渐放弃对中的接触政策，转而采取强硬策略。这样的看法，并不是沈大伟独有。

以共和党鹰派为首的川普政府上台后，对抗中国的态势更是全面升级。不但在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与《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报告当中公开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从被外界视为川普头号政治军师的极右派策士班农（Stephen K. Bannon）到欧巴马时期的亚洲政策设计师、温和派的前东亚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等人，都察觉到美国跨党派的菁英阶层对中国政策的态度已逐渐达成了某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共识：

“中美之间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该出手处理的时刻到了。”

这也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政治背景，而与中国之间的关税与贸易争议更应该被视为是中美整体在本世纪于区域影响力、次世代科学技术甚至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冲突的一环。呼应了哈佛政治系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研读世界霸权转移史后所发明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词，意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因此，中美间的战争看似变得不可避免。

而美国副总统潘斯（Mike Pence）去年10月在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的对中政策演讲，内容从历史与文化高度出发，细数中美交往的过程并抨击中共在各领域的侵略，甚至引经据典，以鲁迅喟叹中国人对异族态度的名言及明代戏曲家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反批中国，其文采斐然、陈义深远，几乎被外界广泛视为开启中美“新冷战”的宣战檄文。

美中台大三角关系名存实亡？当两岸的冷和僵局撞上中美历史变局。

中美冲突的历史变局对两岸关系及台湾内部政局也有显著影响。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上台以来，改变了国民党“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路线和马英九政府的“亲美，和陆”战略，走向“亲美，反中”的“一边倒”外交路线。面对本就不甚信任，并未给出其满意答卷的民进党政府，中共除了回以冻结各项交流与对话机制外，也开始步步进逼，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以及再三发动军机及军舰绕台，用“不排除实践武统”的威胁姿态时时挑战台湾的国防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2日的“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不但引发蔡英文总统与民进党政府强烈回击，更也导致原本在九合一败选后士气低迷的绿营重新“捡到枪”，找回到战场主轴而迅速集结。

过去两年，随著美中台三方战略氛围改变，过往台美之间许多只能做、不能说的互动都逐渐上了台面，包括美国国会陆续推动并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等友台法案以外，AIT在台新馆开幕、对台军售公布模式改为与其它盟国相同、国军公开著军服赴美受训、中华民国国国旗和川普“合影”、台湾中央及地方首长到美国访问并公开打卡、原本被迫隐晦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CUSA)，

如今在华府的鹰派眼中，中国崛起不但远非“和平”，更已经挑战美国的立国精神与全球利益。著眼于台湾的地理、经济与军事战略价值，台湾在新的中美对峙态势及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下，演变成为华府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让北京防不胜防，变化不可谓不大。

台湾的重要性突然暴增，是中美两强争霸浮上议程以后的事，而非中美冲突的原因。然而，这同时也更加锁死了民进党政府与中国大陆进行沟通协商之门。台湾俨然成为中美霸权交锋的角力场。这应该也是再三强调“和平、安定”等理念的郭台铭动念参选“救国”的最大原因之一。

在两岸论述方面，郭台铭承继接近国民党传统立场的论述，但他也敢于抛出“支持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ROC and PRC ）”，并正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现实，并没有被国民党传统话语拘束。

在两岸关系的表述上，马英九、苏起建立了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核心的概念框架，一度也被北京接受。相较于知识精英的学理论述路线，郭数十年的跨国企业实务经验使他对于如何处理美中台关系有自己的一套手法。虽然也承继并坚持强调“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捍卫中华民国民主自由制度”等接近国民党传统立场的论述，但他也敢于抛出“支持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ROC and PRC)”，并正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现实，并没有被国民党传统话语拘束。无论是在蓝营内论述路线或触碰对岸政策红线，都是相当大胆的突破。

有论者认为郭台铭一介商人、不懂两岸关系脆弱微妙平衡的艺术，“两个中国”仅是浅薄谬论。但笔者倾向另一种推测：这是郭台铭运用多年在商场谈判的心法，向北京喊价的战术起手式。

长期以来，蓝营的“九二共识”虽能在胡温时代维持战略模糊、开启两岸交流，但随著两岸经济实力差异日大，这套当年由台湾提出、大陆接受的论述，其主导权反倒逐渐由大陆抢去，对外强硬的习上台后更逐渐紧缩台湾空间。这也使得国民党处境日渐尴尬，不但对内对外都无法自圆其说，坚持中华民国力道的话语权更日渐衰落。“国民党到底是如何从反共到舔共”的一类问题也成为网路讨论区网友时常询问的“月经文”，令国民党里外不是人。

因此，蓝营在此时确实需要一套主动出击、“反攻大陆”的攻势论述，向对岸表明严正立场、也重振海内外中华民国支持者的信心。郭抛出“两个中国”的论述，不但合于现实情况、在国际法学理上有“分裂国家”(Divided Nations）理论可供支撑，更可试探中共反应及底线，为日后争取台湾国际空间做好准备。与其束手，不如一拼。

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虽然民进党蔡政府强打亲美牌、诉诸多项台美关系进展作为连任政绩。但郭台铭是凭借过往自己对美投资经商累积的深厚人脉，在宣布参选后依然能飞往美国进入白宫，戴著中华民国国旗帽与川普总统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莱恩(Paul Ryan)直接碰面，这是蔡英文在当选总统后与川普直接通电话以来，另一次台美关系的突破，只是这次纪录，由蓝营的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写下。

郭台铭这种直通美国层峰的能耐，除了民国大陆时期的孔宋家族以外，在传统蓝绿政治人物里没有先例，包括打亲美牌的现任总统蔡英文。然而，同样令人质疑的是，郭目前仅是一介平民企业家，自然不受限于台美关系中执行官方互动的诸多禁区。一旦郭真的当选总统，还能如此随意动用私人关系出入白宫、甚至踏入华府吗？

综观郭目前拿出来的应对话语及方案，其思维仍多奠基于过往的成功经验。如果局势真如郭所说如此严峻，台湾具体的平衡方案该如何做、又还有任何可能的空间吗？这将是对郭台铭眼光、人脉与能力的崭新挑战。

相当忧心美中台关系与两岸冲突激化的郭台铭，原本认为台湾只有前总统马英九的政策路线才能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在亲自上场之后，郭也点出他的参选原因以及对美中台关系的主要看法，由于中美冲突张力升高，“台湾面临和平危机”，郭自信可以将台湾转化为“科技岛”，要在美、中两大巨人中左右逢源，走出一条维持和平与经济互利的道路。

郭台铭的自信，来自于他在冷战时代以塑料与模具起家，一步步打造了全球最大代工帝国的成功经验。但不能忽略的是，郭台铭创业发迹的时代，正是台湾在接受美援后，逐步从农业转移到轻工业并建立加工出口区，受惠于美国技术转移与世界分工体系的年代。接著在美国主导下，逐渐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于焉形成，之后更纳入中国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工厂和市场。历数美中台三方政治经济结构、亚洲发展型国家崛起与台湾经济起飞年代第一波产业转型等国际秩序下的背景，郭台铭可以说是这个体系最大的受惠者之一。

但如今的中美贸易战，正是起源于国际秩序的崩坏与强权意向的历史性转变。尽管郭台铭已意识到并大声示警：“中美贸易战恐对打长达十年”、“‘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发生，并批评蔡英文总统对美一边倒是“盲目的乐观”，认为应该保持平衡、不偏向任何一方，甚至预测比金融海啸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然而综观郭目前拿出来的应对话语及方案，其思维仍多奠基于过往的成功经验。

原本如郭台铭这样的台商赖以为生的二战后和平红利，在这个背景下数十年来所形成的美国接单、台湾／大陆／东南亚生产的模式，如今已经逐渐走到尽头。如果局势真如郭所说如此严峻，台湾具体的平衡方案该如何做、又还有任何可能的空间吗？这将是对郭台铭眼光、人脉与能力的崭新挑战。

进一步分析，台湾当前的经济停滞与“民主内战”的政治对立，其实正是二战后七十年至今，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衰退及和平红利用罄的缩影。岛内蓝绿统独的对立激化，正是因为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快速拉近，让原本维持“战略模糊”的台湾议题必须摊牌的历史时刻提早到来。

如今，美国在川普执政下走回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以“美国研发、设计、制造”为核心重组跨国产业链，导致台湾等在产业链中下游的国家经济活水逐渐被抽干，加上过去二十年许多台商出走海外，产业空洞化导致政府利用税收来稳定社会的能力下降，对于各项社会议题与重大经济产业发展取舍的冲突，逐渐无力压制。

出商入政的郭台铭，有机会弥补台湾蓝绿、南北、与世代分裂吗？

台湾目前的世代对立，也可以从区域经济的历史脉络中寻找答案。台湾二十多年来的GDP虽然有所成长，但实质薪资停滞不前、房价高涨等因素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形成“厌世代”心态，进一步衍生生育率下降、年金改革冲突等影响台湾国力的严重世代问题。归根究底，台湾的世代差异，在经济层面根植于战后婴儿潮（如日本的“团块世代”）成长于由美国提供经济与技术红利的冷战背景下，让父母长辈那一代可以相对轻易地“爱拼就会赢”，但随著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终结，美国的战略重心在过去三十年间转移至反恐及欧洲，80年代后出生的台湾年轻世代已经难以享受同样的优势。

而台湾内部的南北差异，除了产业配置的问题以外，也因为北部相对在产业转型历程中走得比较顺利（逐渐转型为服务业、金融业、高科技产业），因此受益的中产阶级与都会菁英对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还有依恋、马首是瞻。反观以一、二级产业为多的中南部基层庶民，如今却受中国采购的影响及随之而来的政经影响力甚深。因此政治光谱上的白加上绿，其实在台北市才是最强，一反很多人认为北部等于蓝营票仓的传统看法。多数抱持“后物质主义”的第三势力进步小党，也因此较容易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北部孕育、生存。

至于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的分野，大体上沿著解严前后、冷战结束的时代线展开，一边是成长在相对民主富裕的环境中、追随美国自由派论述的都会年轻人，另一边是如今有经济压力（年金被砍、退休不保），价值观念主要停留在上个政治威权、经济工业时代的中、老年人。如果不是美国势力明显退潮，台湾内部仍会整体亲美，并预期将稳定朝亲美远中、实质台独的路线滑去。如今台湾所见与实质感受到的结果，却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逐渐入岛、入户甚至入心。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相较于韩国瑜赖以出线的支持者结构，是以部分高度集中的深蓝、地方派系、年长世代压倒另一部份代表浅蓝、中间选民及年轻世代的民意；2020年的大选如果是郭台铭胜选，更能赋予一层时代意义：意味著重新帮台湾在中美对撞的变局中创造“拖”的本钱，减缓蓝绿、世代与南北分裂的速度，对内重新弥补鸿沟、对外平衡中美局势。

但在此之前，这位有妈祖保庇、纵横全球商场草原的现代成吉思汗，得先长驱直陷国民党内初选斗争的政治泥淖，这一次，郭的铁蹄还施展得开吗？

(林家兴，前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纽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作者致谢：政治前辈S. L、外交工作者顾长空先生亦对本文分析思路有所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