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興：郭台銘出商入政，穿越世局、台灣與國民黨的結構分裂而來

“The Man Who Made Your iPhone Wants to Run Taiwan.”霸氣外露的台灣首富郭台銘參選總統，曾是人們茶餘飯後談天說地，但總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紐約時報》抓住全世界眼球的這則標題宣告了這件事不僅成真，更為台灣政局、兩岸甚至中美關係投下一枚政治核彈。該則新聞標題後段的“A Sea Goddess Backs Him, He Says.”也點出了郭台銘參選起手式充滿了「媽祖託夢」的玄幻色彩。

外界評價郭台銘參選時，有各方繪聲繪影的「黨內卡韓」宮鬥劇本；有世界級鉅富出商入政的「霸氣」；更有媽祖托夢的奇幻套路，卻對郭台銘本人的性格和在決定參選時的思維方式（mindset）缺乏深入著墨，這恰是本文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

穿透郭台銘Mindset的密碼：媽祖、成吉思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

郭台銘出身台灣典型的外省軍公教家庭，父親郭齡瑞是山西人，國共內戰後來台擔任警察。由於當時軍公教人員薪水普遍不高，家境幾近清寒的郭台銘從小隨父母與三個兄弟姊妹借住在板橋媽祖廟慈惠宮提供的舊護龍廂房，一住就是九年，這也是他選擇慈惠宮宣布參選的原因。

身為高科技業董事長，卻以「神明託夢」的形式宣布參選，可以看出郭台銘身上揉合不同元素的複雜程度。至少他與媽祖信仰的關係，並不只是尋常政客為求信眾選票的刻意奉迎，也來自艱苦童年的人生刻痕。

郭台銘寄託媽祖參選，此舉卻也為他招來許多爭議，主要是批評郭還活在封建迷信的前現代。不過，一位筆者熟識的藍營資深政治幕僚對於郭台銘依託媽祖出陣的動作，做出如是解讀：

「媽祖託夢不只是在於反映信仰的社會基礎，還有『源中華，繫兩岸』的文化及認同政治的隱喻及論述能量，這是品牌形成、與巨型論述的起點。郭的隊伍的武器是現代、前現代都強。若是有特定價值主張者，如果只有『郭思維不夠進步』的嘴砲，要怎麼辦？」

必須正視的政治現實是，台灣民間有著傳統深厚、信眾廣泛的佛道教信仰，超過上萬間的大小宮廟遍布全台，不但是鄉里社區的信仰與社福樞紐，更是選舉時兵家必爭的人脈中心。光看每年台灣宗教盛事「大甲媽祖遶境」舉行時，上至總統、下到村里長與各方勢力都絡繹不絕前往迎駕、參拜與行腳。與其說這些政治人物虔信「神明」，更現實的是表達對「人」──也就是廣大信眾的尊重，透過宗教儀式串起「我與大家在一起」的政治情感連結以訴求支持。從這一點來看，郭台銘透過「媽祖」背書、帶出個人故事與訴求認同，不失為兼具情理的精準出招。

去年1124的九合一大選結果跌破眾人眼鏡，也揭示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地景仍以非都市社會為多數甚至中心。對較注重民生經濟議題的基層民眾來說，台北政壇媒體熱炒的政治議題、文青力推的進步價值，在「跨過淡水河」後就幾無張力與意義。如果反對郭台銘的人到現在還只能指責他「不夠進步」，很可能至今尚未了解1124民進黨大敗的背景，持續深陷「信誓旦旦台灣魂，其實不懂台灣人」的窘境。

常言道：「商人無祖國」，此話多少帶著貶意，暗示商人會為利益出賣自己的國家。郭台銘不但不迴避，甚至加碼說：「我覺得市場就是我的祖國。」盡顯巨賈本色。而郭台銘性格的複雜糾結之處也在於此：在認市場為祖國的同時，他卻也是個色彩鮮明的「愛國商人」。

從最早有紀錄可查的2004年開始，鴻海的尾牙活動就年年佈置國旗看板，郭台銘親自帶領全體員工唱國歌，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如果有不知情的人闖進會場，可能會以為來到什麼新政黨的成立大會。在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時，郭台銘也曾強調，國旗就好像我們血液中的基因一樣，「這不是隨便可以更改，也不是隨便可以打壓的」。

追根究底，在父母親當年因為國共內戰而流離、穿「中美合作」麵粉袋（編按：美國援助台灣物資布袋上的口號）縫成褲子這個大時代下成長的郭台銘，曾說自己這一代人經歷過台灣最艱困的時刻，這一段經歷，很可能正是形塑郭台銘「國家意識」的重要根源。相較於國內其它科技巨頭如張忠謀、林百里等，不是不沾鍋就是儘量避免對政治議題發言，郭台銘強烈執著於「中華民國」的立場顯得獨樹一格。

郭台銘曾特地到內蒙古尋訪成吉思汗的後人，了解八百多年以前成吉思汗是如何一路打到歐洲，希望從中領悟縱橫商場的戰略心法。

祖籍山西的郭台銘推崇「晉商」的商道，也投資拍攝由郭富城領銜主演的電影《白銀帝國》，但他真正想拍的，似乎是鄭和下西洋與成吉思汗開創世紀帝國的壯闊史詩，隱隱然道出郭台銘對自己的期待。

鐵血治軍、帶領鴻海帝國征戰全球的那股「霸氣」，是公眾對郭台銘最主要的印象，郭台銘手下大將戴正吳不但稱呼郭台銘「現代成吉思汗」，郭自己也確實對成吉思汗情有獨鍾，視為人生偶像。近年來郭雙手上多了不少佛珠、佛鏈，其中一串就是當年為了弟弟的病情，到內蒙古的成吉思汗廟求來的。郭台銘同樣推崇講述草原文化的《狼圖騰》一書中，草原狼群所展現的智慧與戰略，甚至特地到內蒙古尋訪成吉思汗的後人，了解八百多年以前成吉思汗是如何一路打到歐洲，希望從中領悟縱橫商場的戰略心法。與其說郭台銘是「虎與狐」，可能不如一個「狼」字來得更加準確。

從清寒家庭出身靠雙手從無到有打拼至規模龐大的跨國事業，讓郭一方面保持著「愛拚才會贏」的工業時代價值觀，另一方面卻也透過篤信媽祖與關公來展現對神明的敬意和謙卑，認為自己是受到神明保佑才能順利至今。但從側面來看，這種只能夠對神明展現的謙卑可能很難同樣重現在「人」身上。

對於他認為不努力、沒有企圖心的人，郭台銘從來不假辭色，台灣社會至今依然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郭台銘曾高調批評博士賣雞排是「浪費時間」、台灣年輕人只想開咖啡館追求小確幸「是島國思維」等。細究郭台銘發言背後價值觀，其實並不僅在於批判「不努力」的個人態度，而更在於關注社會教育資源的浪費以及新世代集體對於甘於安逸的墮落。郭顯然認為，一個人對國家社會「應該」有一份責任，這恐怕也是解讀他為何投入總統大選的另一把鑰匙。

許多公開報導都寫道，長年身為藍營資源支持者的郭原本是希望自己交好與支持、欣賞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中有人能夠「出馬」競選，但最後在原本自己支持、看好的幾位國民黨人選不是不選就是能力經驗尚且不足的情況下，郭從原本四月初還曾表態不選、四月中陷入長考後下定決心，才終於正式表態投入國民黨總統初選。
沒有強烈的自信與決斷力，郭台銘不可能打造今天的鴻海帝國，但這些特質也很有可能失控成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對於郭台銘為何決定參選總統，筆者從過去所有對郭台銘言行舉止的描述當中的性格側寫及公開報導，傾向認定這是他近三年來動心忍性、醞釀已久，在滿足了「確認沒有別人有能力能夠解決他所看到的問題」的條件下所做出的個人決定，旁人遊說、相拱僅是輔助或催化劑，並非導致決定的關鍵。

另外，郭台銘的參選也昭示了當前台灣內外所面臨種種威脅潛伏的嚴重性，分別是國際關係格局的歷史性改變導致的中美衝突、兩岸因中共進逼與蔡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導致的冷和僵局、台灣朝野藍綠惡鬥無解的民主內戰，以及國民黨內權力板塊轉移的階級分裂。

有鑒於郭台銘具有相當的政治能量和格局，其將如何影響國民黨2020大局的全景式觀察，也勢必無法迴避這四個層面，包括：中美衝突、兩岸關係、台灣內部政局及國民黨內生態。其中「國民黨內的權力結構」部分，在筆者前一篇文章中已有充分論述，本文將開展討論餘下三者。

「We got China Wrong」的歷史性反省，導致中美從「G2」共天下到開啟「新冷戰」，也使得台灣逐漸捲入「修昔底德陷阱」….

過去這幾年，可以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於中國態度從醞釀逆反到徹底有共識轉向的歷史性時期。西方政治、學術圈也聚焦於兩大議題：

第一，川普當選、英國脫歐、中國與俄國重新崛起的挑戰及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等，是否使得美國在二戰後創造並領導將近七十年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在崩壞，而世界體系將重回一戰前的強權競爭（Great-Power Conflict）時期？

第二，對於過去三十年西方世界對中國採取「交往政策」（engagement）的歷史反省，包括協助中國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加入WTO，而後中國可開展政治改革與轉型為民主政體的期待最後完全落空。火箭式的經濟增長與大規模脫貧不但沒有開啟中國的政治改革，反倒使中國共產黨取得空前的權力與資源鞏固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one-party authoritarianism）體制，甚至反過來向西方「輸出革命」。這也是導致了西方得出「We got China wrong」的結論，並始得美國政府對中政策態度歷史性轉變的根本原因。

從90年代末期的柯林頓政府以來，由於全球反恐的戰略需要與彼時中國實力尚弱，雖然偶有「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冒出，但大致上仍呈現與中國交往的「紅隊」路線佔據美國對中政策主流的態勢。甚至一度有被稱為「G2」、以中國與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國際關係論述出現。

這個情況在習近平於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開始有明顯的改變，由於中國的總體國力持續增加，甚至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習為首的中共當局放棄了鄧小平過往「韜光養晦」的戰略，對外推行具政經擴張性的「一帶一路」政策，加上在包括經濟、科技、貿易及軍事領域的全面崛起對原有國際秩序帶來的威脅日增，不但使得原本願意與中國交往、開啟「新型大國關係」的歐巴馬政府在後期的對中政策開始逐漸強硬，部分被外界視為「紅隊」的親中派學者如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都公開轉變了看法，警告美國政府應逐漸放棄對中的接觸政策，轉而採取強硬策略。這樣的看法，並不是沈大偉獨有。

以共和黨鷹派為首的川普政府上台後，對抗中國的態勢更是全面升級。不但在代表美國政府立場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報告當中公開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從被外界視為川普頭號政治軍師的極右派策士班農（Stephen K. Bannon）到歐巴馬時期的亞洲政策設計師、溫和派的前東亞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M. Campbell）等人，都察覺到美國跨黨派的菁英階層對中國政策的態度已逐漸達成了某種前所未有的高度共識：

「中美之間的分歧已經越來越大，該出手處理的時刻到了。」

這也是川普總統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政治背景，而與中國之間的關稅與貿易爭議更應該被視為是中美整體在本世紀於區域影響力、次世代科學技術甚至意識形態領域全面衝突的一環。呼應了哈佛政治系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研讀世界霸權轉移史後所發明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詞，意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因此，中美間的戰爭看似變得不可避免。

而美國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去年10月在華府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的對中政策演講，內容從歷史與文化高度出發，細數中美交往的過程並抨擊中共在各領域的侵略，甚至引經據典，以魯迅喟嘆中國人對異族態度的名言及明代戲曲家馮夢龍的《喻世明言》反批中國，其文采斐然、陳義深遠，幾乎被外界廣泛視為開啟中美「新冷戰」的宣戰檄文。

美中台大三角關係名存實亡？當兩岸的冷和僵局撞上中美歷史變局。

中美衝突的歷史變局對兩岸關係及台灣內部政局也有顯著影響。民進黨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上台以來，改變了國民黨「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路線和馬英九政府的「親美，和陸」戰略，走向「親美，反中」的「一邊倒」外交路線。面對本就不甚信任，並未給出其滿意答卷的民進黨政府，中共除了回以凍結各項交流與對話機制外，也開始步步進逼，壓縮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以及再三發動軍機及軍艦繞台，用「不排除實踐武統」的威脅姿態時時挑戰台灣的國防機制。

另一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1月2日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紀念大會上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不但引發蔡英文總統與民進黨政府強烈回擊，更也導致原本在九合一敗選後士氣低迷的綠營重新「撿到槍」，找回到戰場主軸而迅速集結。

過去兩年，隨著美中台三方戰略氛圍改變，過往台美之間許多只能做、不能說的互動都逐漸上了檯面，包括美國國會陸續推動並通過《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等友台法案以外，AIT在台新館開幕、對台軍售公布模式改為與其它盟國相同、國軍公開著軍服赴美受訓、中華民國國國旗和川普「合影」、台灣中央及地方首長到美國訪問並公開打卡、原本被迫隱晦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CNAA)正式更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CUSA)，

如今在華府的鷹派眼中，中國崛起不但遠非「和平」，更已經挑戰美國的立國精神與全球利益。著眼於台灣的地理、經濟與軍事戰略價值，台灣在新的中美對峙態勢及美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下，演變成為華府制約中國的一張王牌，讓北京防不勝防，變化不可謂不大。

台灣的重要性突然暴增，是中美兩強爭霸浮上議程以後的事，而非中美衝突的原因。然而，這同時也更加鎖死了民進黨政府與中國大陸進行溝通協商之門。台灣儼然成為中美霸權交鋒的角力場。這應該也是再三強調「和平、安定」等理念的郭台銘動念參選「救國」的最大原因之一。

在兩岸論述方面，郭台銘承繼接近國民黨傳統立場的論述，但他也敢於拋出「支持一中各表的兩個中國（ROC and PRC ）」，並正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現實，並沒有被國民黨傳統話語拘束。

在兩岸關係的表述上，馬英九、蘇起建立了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核心的概念框架，一度也被北京接受。相較於知識精英的學理論述路線，郭數十年的跨國企業實務經驗使他對於如何處理美中台關係有自己的一套手法。雖然也承繼並堅持強調「沒有『一中各表』就沒有『九二共識』」、「捍衛中華民國民主自由制度」等接近國民黨傳統立場的論述，但他也敢於拋出「支持一中各表的兩個中國(ROC and PRC)」，並正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現實，並沒有被國民黨傳統話語拘束。無論是在藍營內論述路線或觸碰對岸政策紅線，都是相當大膽的突破。

有論者認為郭台銘一介商人、不懂兩岸關係脆弱微妙平衡的藝術，「兩個中國」僅是淺薄謬論。但筆者傾向另一種推測：這是郭台銘運用多年在商場談判的心法，向北京喊價的戰術起手式。

長期以來，藍營的「九二共識」雖能在胡溫時代維持戰略模糊、開啟兩岸交流，但隨著兩岸經濟實力差異日大，這套當年由台灣提出、大陸接受的論述，其主導權反倒逐漸由大陸搶去，對外強硬的習上台後更逐漸緊縮台灣空間。這也使得國民黨處境日漸尷尬，不但對內對外都無法自圓其說，堅持中華民國力道的話語權更日漸衰落。「國民黨到底是如何從反共到舔共」的一類問題也成為網路討論區網友時常詢問的「月經文」，令國民黨裡外不是人。

因此，藍營在此時確實需要一套主動出擊、「反攻大陸」的攻勢論述，向對岸表明嚴正立場、也重振海內外中華民國支持者的信心。郭拋出「兩個中國」的論述，不但合於現實情況、在國際法學理上有「分裂國家」(Divided Nations）理論可供支撐，更可試探中共反應及底線，為日後爭取台灣國際空間做好準備。與其束手，不如一拼。

在處理對美關係方面，雖然民進黨蔡政府強打親美牌、訴諸多項台美關係進展作為連任政績。但郭台銘是憑藉過往自己對美投資經商累積的深厚人脈，在宣布參選後依然能飛往美國進入白宮，戴著中華民國國旗帽與川普總統及共和黨籍前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直接碰面，這是蔡英文在當選總統後與川普直接通電話以來，另一次台美關係的突破，只是這次紀錄，由藍營的總統參選人郭台銘寫下。

郭台銘這種直通美國層峰的能耐，除了民國大陸時期的孔宋家族以外，在傳統藍綠政治人物裡沒有先例，包括打親美牌的現任總統蔡英文。然而，同樣令人質疑的是，郭目前僅是一介平民企業家，自然不受限於台美關係中執行官方互動的諸多禁區。一旦郭真的當選總統，還能如此隨意動用私人關係出入白宮、甚至踏入華府嗎？

綜觀郭目前拿出來的應對話語及方案，其思維仍多奠基於過往的成功經驗。如果局勢真如郭所說如此嚴峻，台灣具體的平衡方案該如何做、又還有任何可能的空間嗎？這將是對郭台銘眼光、人脈與能力的嶄新挑戰。

相當憂心美中台關係與兩岸衝突激化的郭台銘，原本認為台灣只有前總統馬英九的政策路線才能在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保持平衡。在親自上場之後，郭也點出他的參選原因以及對美中台關係的主要看法，由於中美衝突張力升高，「台灣面臨和平危機」，郭自信可以將台灣轉化為「科技島」，要在美、中兩大巨人中左右逢源，走出一條維持和平與經濟互利的道路。

郭台銘的自信，來自於他在冷戰時代以塑料與模具起家，一步步打造了全球最大代工帝國的成功經驗。但不能忽略的是，郭台銘創業發跡的時代，正是台灣在接受美援後，逐步從農業轉移到輕工業並建立加工出口區，受惠於美國技術轉移與世界分工體系的年代。接著在美國主導下，逐漸建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於焉形成，之後更納入中國這個世界數一數二的工廠和市場。歷數美中台三方政治經濟結構、亞洲發展型國家崛起與台灣經濟起飛年代第一波產業轉型等國際秩序下的背景，郭台銘可以說是這個體系最大的受惠者之一。

但如今的中美貿易戰，正是起源於國際秩序的崩壞與強權意向的歷史性轉變。儘管郭台銘已意識到並大聲示警：「中美貿易戰恐對打長達十年」、「『修昔底德陷阱』」已經發生，並批評蔡英文總統對美一邊倒是「盲目的樂觀」，認為應該保持平衡、不偏向任何一方，甚至預測比金融海嘯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來臨。然而綜觀郭目前拿出來的應對話語及方案，其思維仍多奠基於過往的成功經驗。

原本如郭台銘這樣的台商賴以為生的二戰後和平紅利，在這個背景下數十年來所形成的美國接單、台灣／大陸／東南亞生產的模式，如今已經逐漸走到盡頭。如果局勢真如郭所說如此嚴峻，台灣具體的平衡方案該如何做、又還有任何可能的空間嗎？這將是對郭台銘眼光、人脈與能力的嶄新挑戰。

進一步分析，臺灣當前的經濟停滯與「民主內戰」的政治對立，其實正是二戰後七十年至今，美國在亞太地區勢力衰退及和平紅利用罄的縮影。島內藍綠統獨的對立激化，正是因為中美雙方實力對比快速拉近，讓原本維持「戰略模糊」的台灣議題必須攤牌的歷史時刻提早到來。

如今，美國在川普執政下走回貿易保護主義與「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以「美國研發、設計、製造」為核心重組跨國產業鏈，導致台灣等在產業鏈中下游的國家經濟活水逐漸被抽乾，加上過去二十年許多台商出走海外，產業空洞化導致政府利用稅收來穩定社會的能力下降，對於各項社會議題與重大經濟產業發展取捨的衝突，逐漸無力壓制。

出商入政的郭台銘，有機會彌補台灣藍綠、南北、與世代分裂嗎？

台灣目前的世代對立，也可以從區域經濟的歷史脈絡中尋找答案。台灣二十多年來的GDP雖然有所成長，但實質薪資停滯不前、房價高漲等因素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形成「厭世代」心態，進一步衍生生育率下降、年金改革衝突等影響台灣國力的嚴重世代問題。歸根究底，台灣的世代差異，在經濟層面根植於戰後嬰兒潮（如日本的「團塊世代」）成長於由美國提供經濟與技術紅利的冷戰背景下，讓父母長輩那一代可以相對輕易地「愛拼就會贏」，但隨著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終結，美國的戰略重心在過去三十年間轉移至反恐及歐洲，80年代後出生的台灣年輕世代已經難以享受同樣的優勢。

而台灣內部的南北差異，除了產業配置的問題以外，也因為北部相對在產業轉型歷程中走得比較順利（逐漸轉型為服務業、金融業、高科技產業），因此受益的中產階級與都會菁英對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還有依戀、馬首是瞻。反觀以一、二級產業為多的中南部基層庶民，如今卻受中國採購的影響及隨之而來的政經影響力甚深。因此政治光譜上的白加上綠，其實在臺北市才是最強，一反很多人認為北部等於藍營票倉的傳統看法。多數抱持「後物質主義」的第三勢力進步小黨，也因此較容易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北部孕育、生存。

至於進步陣營與保守陣營的分野，大體上沿著解嚴前後、冷戰結束的時代線展開，一邊是成長在相對民主富裕的環境中、追隨美國自由派論述的都會年輕人，另一邊是如今有經濟壓力（年金被砍、退休不保），價值觀念主要停留在上個政治威權、經濟工業時代的中、老年人。如果不是美國勢力明顯退潮，臺灣內部仍會整體親美，並預期將穩定朝親美遠中、實質台獨的路線滑去。如今台灣所見與實質感受到的結果，卻是中國大陸的影響力逐漸入島、入戶甚至入心。

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看，相較於韓國瑜賴以出線的支持者結構，是以部分高度集中的深藍、地方派系、年長世代壓倒另一部份代表淺藍、中間選民及年輕世代的民意；2020年的大選如果是郭台銘勝選，更能賦予一層時代意義：意味著重新幫台灣在中美對撞的變局中創造「拖」的本錢，減緩藍綠、世代與南北分裂的速度，對內重新彌補鴻溝、對外平衡中美局勢。

但在此之前，這位有媽祖保庇、縱橫全球商場草原的現代成吉思汗，得先長驅直陷國民黨內初選鬥爭的政治泥淖，這一次，郭的鐵蹄還施展得開嗎？

(林家興，前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紐約大學國際關係碩士；作者致謝：政治前輩S. L、外交工作者顧長空先生亦對本文分析思路有所貢獻，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