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去对岸，台剧最能成功输出的是什么？

由春入夏，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全季结束一个半月，网络上与现实里，仿佛早已风云变幻，议题流转。惟那些曾经被一再揭露、也被一再搁置的社会伤口仍在那里，等待更多人去面对。

尘埃即落，可以确定的，是《与恶》这部努力呈现“无差别杀人”这一台湾公众性“伤口”的台剧，在台湾本土大结局收视率高达3.4，目之所及是观众不遗余力的支持，甚至有人从PTT“台剧板”上自费购买了若干个“公视+”帐号再分送给网友。有趣的是，这轰动还拂过海峡，冲击对岸。拜网路资源之赐，该剧在中国同样收获极佳口碑——“豆瓣”网站评分高达9.5，超过17000多条豆瓣短评里，不乏这样的检省：“我们讲同样的国语，我们面临同质的社会议题，但我们不敢拍，也拍不出如此剥开鲜血淋漓现实的剧集。”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与恶》不但刷新了不少人对台剧的以往认知，更触动了许多深层面的思考。

就是这样，一部《与恶》让两岸三地蓦然发现，台剧的质素与水准已在华语剧中遥遥领先。但对于其编剧、也是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两届得主吕莳媛来说，《与恶》引发的后续效应却并非预期之中：“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一般观众会有点犹豫的题材。”她曾预期创作这部剧会带来争议，却并未预计到如此强烈的回应和多元讨论。并且，若以社会写实为基调的电视剧论，公视近年其实制作了不少，这些都让人好奇为何单单《与恶》能穿透不同地域的同温层和受众群，掀起如此强烈的热潮？

台剧成功输出的也不只是优质内容，更是某种相对理想的社会关系。而后者留给对岸的润物无声，才更为深远珍贵。中国观众说：“我们讲同样的国语，我们面临同质的社会议题，但我们不敢拍，也拍不出如此剥开鲜血淋漓现实的剧集。”

大数据真有帮助吗？

《与恶》能够征服台湾以外的观众，原因之一是它“输出”了一种很台湾式的注重同理共情的观念，而呈现这种观念的起点，就是编剧吕莳媛所关心的“了解社会重大事件中参与人的角色”。

她认为，随机杀人事件这个题材，其实交给任何编剧都能操作出一个有趣的样子：“我当然会觉得我的角度比一般台剧特殊，但那不是说功力上有多好，而是因为角度特殊，所以能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古今中外任何题材，都一定会被各种影视作品不断重复，编剧要面对的功课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角度，又比较符合现在社会的样貌。”《与恶》最终恰如其分地呈现了无差别杀人事件降临台湾时，各个角色出于不同位置所持有的不同立场。

有趣的是，该剧成功后，许多媒体的报导里都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大数据。《与恶》被多家媒体认为是“台湾首个运用大数据分析做为辅助编剧与行销策略规划的实证示范，这种说法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当初“Netflix结合大数据分析打造《纸牌屋》”的美丽误会 ，那么这一次，大数据究竟“辅助”了吕莳媛多少呢？

不要因为《与恶》的成功而迷信起大数据。“这个分析的过往操作从来不是在剧本上，而比较是‘去找到潜在的观众’的模式，《纸牌屋》也不是靠大数据写出来的。”

所谓大数据分析，其实就是热点分析。吕莳媛会先提出随机杀人事件俱有的一些关键字，“比如加害者、受害者、犯罪防治、心理、法官”，再由协助者根据这些关键字，搜寻出媒体报导、公开言论、以及脸书和PTT上网民的反应。更确切来说，大数据所反映的就是相关新闻事件出现后，整个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声音与波动。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热点”就是媒体。如果说数据资料对吕莳媛的创作真有所助益，其实是让她看到了“媒体对一般观众的影响”，这些信息，会深度影响人们的观感。后来在剧本中，她把媒体那条线变得很重，也是因为“一般观众最初得到的，只有媒体的信息”。“大家很受第一次接触到的信息的影响，那个东西根深蒂固很难扭转。那你媒体第一时间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一把刀，那留在人家的印象里就是一把刀。”

只是，数据分析毕竟只呈现人的反应，写剧本却“需要人的样子”，后者才能支撑起作品的骨架。用公视节目部经理于蓓华的话说：“大数据无法提供你人性，无法帮你做田野调查。”——就算它能够提示编剧“媒体的职场”也许需要在剧中被单独呈现，“但田野调查还是需要编剧自己进到电视台里的编辑台，去找她的血肉。”

所以吕莳媛认为，大数据在整个编剧过程中带给她的帮助，其实并没有一些报导所讲那么大。事实上，以往Netflix运用大数据时，也只是透过分析订阅用户的偏好，让匹配的内容能更准确地触达受众。吕莳媛说：“这个分析的过往操作从来不是在剧本上，而比较是‘去找到潜在的观众’的模式，《纸牌屋》也不是靠大数据写出来的。”而即使对受众口味的分析在某些层面能够帮一部剧找到观众（比如请什么样的演员更适合），但她仍然认为以《与恶》来说，“制作人的操作，其实是超越了原先大数据的分析。因为以制作人他们想象的演员，可能只有吴慷仁，不会有贾静雯。”

作为《与恶》的监制，于蓓华则认为：“不是大数据帮莳媛去找题材，而是她最有感的题材在先，大数据再去协助分析。”她更强调，不要因为《与恶》的成功而迷信起大数据，“能够支持一个编剧去做田野调查，在我看来最基础的，要最先建立的。”而盲目迷信大数据，只会让更多业者认为“那我更做不到了，因为得去找会大数据的科技公司来合作。”而那又是一笔预算，很可能会令资方失去投资热情。

《与恶》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与恶》能在台湾带来巨大回响，还交织了多重原因。台湾创作人吴子云认为，首先是因为该剧“带著所有观众到当事人的身旁去‘体验’，而这是之前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观众所没有的经历。”近六七年，台湾社会发生了多起随机杀人案件（举凡台南汤姆熊、郑捷、北投八岁女童遭割喉案、小灯泡事件等等），每一起都给这座岛屿留下了明确的伤口。在一个高度凝聚、又以人情和煦温厚著称的社会里，当那些骇人事件发生，大家内心其实是希望获得答案的。“民众想知道郑捷这类事件的杀人动机为何。”吴子云表示：“民众也没有忘记司法在这些案件上的考量过程及判决，曾让人民多么无所适从。”

在一个高度凝聚、又以人情和煦温厚著称的社会里，当那些骇人事件发生，大家内心其实是希望获得答案的。

在吕莳媛为这部剧本进行田野调查时，“因为台湾没有相关加害人、被害人或被害者家属的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所以很多资料是参考日本的，比如出版物《绝歌：日本神户连续儿童杀伤事件》。”同样经历过随机暴力的日本在事件发生后，加害者与受害者家属都有出书。人们都知道是社会生了病，但那些令人惊骇困惑又十分重要的公共记忆与集体经验，却一直未曾得到全面梳理与统整——而《与恶》则是台湾首部做此尝试的虚构作品。

媒体在公共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乃至对媒体专业伦理及操守的探讨，也是《与恶》令观众颇有共鸣之处。用吴子云的话说：“偏理性的民众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媒体堕落至此的抒发，偏感性的民众则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容易被媒体操弄。”媒体乱象并非台湾独有，在重大事件面前，媒体究竟该如何做到专业中立客观而非一味博人眼球，虽然无法靠一套剧找到解方，但至少《与恶》提出了省思的角度。

“我觉得有‘即时新闻’这件事在，整件事就有点难。因为有抢快的需求。”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当下，观众很难不去一直搜寻相关新闻。

“媒体自律是一件事，观众的素养又是一件事。”在吕莳媛看来，媒体和观众都要不停练习与学习，所谓的“媒体问题”其实是网状的，她个人认为还是“供需”的问题。“我觉得有‘即时新闻’这件事在，整件事就有点难。因为有抢快的需求。”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当下，观众很难不去一直搜寻相关新闻。“即时”这件事所带来的情绪效应，在15秒抖音视频盛行、如此强调动态的时代，也唯有靠“观众自己去训练”。

而且，编剧可以在一部剧本中提出多重问题，但不可能给出所有解答。但吕莳媛认为，难得《与恶》造就了许许多多讨论，这正是台湾社会眼下所需要的。更让制作团队讶异的是，该剧在刚播出第一二集时，就有高中老师会在课堂上，放前两集给学生看，然后大家一起进行讨论。“你永远都不能小看一个剧对任何一个人的影响。”作为《与恶》的编剧，虽然她并不知道这种影响“会去到哪里”、会有多深多广，“但起码目前来看，老师带著同学一起去讨论，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会不会衍生出更多，其实我们也无法预测。”

“你永远都不能小看一个剧对任何一个人的影响。”

监制于蓓华则认为这部剧会在不同场域发生带来长尾效应。但他们又不希望《与恶》所引发的讨论乃至带动起的对社会写实题材的关注，变成一窝蜂的蛋塔效应。“台湾还是有蛋塔效应”吕莳媛指出：“其实任何华人社会的影视产业大概都是。”此前《天黑请闭眼》走红后，就有若干部跟风之作应运诞生。“我觉得《与恶》这次是让资方相信，比较沉重跟社会现实的题材也能被观众接受，前提是做好它。但当你之后一窝蜂同类题材出来，对这件事不见得是好。”因为“粗糙的一窝蜂并没有效果，还会造成观众疲乏。”

如是，吕莳媛口中的前提“做好它”，在实现的过程中，也比听上去要复杂得多。《与恶》制作团队不只是去实现剧本，甚至更超越了的剧本。“比如说幼稚园那场戏，如果我自己来导可能是开一台摄影机，但我们导演开的摄影机可能是八台，制作人一看说这样不对，再加十台。”每一个关卡上，每一位团队成员都在想办法去做得尽善尽美。“片花和一分钟的预告，不知道重剪了多少次，一般剪接师可能根本不会这样。”吕莳媛说：“包括剪接师和后置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放弃，这个真的少见。”

在她看来，“全部的人，都不饶过自己，这才是《与恶》能走到现在的原因。”用徐誉庭的话说：“我就说我嫉妒莳媛，因为《与恶》这一次带起台湾戏剧圈的震撼，应该是说它的整个配备、所有环节，都没有松的。”这也正是吴子云所指出的，该剧成功的最后一个重要原因：“从开发到完成，都是好的团队在处理，用高于一般制作费的成本，去造就一部成功作品。”

“如果这一点是可复制的话，那各种题材都有机会。”于蓓华认为：“如果今天每一个剧组，不管你是商业台是公司还是OTT，不关你是做行销是做主题曲，还是做封面做美术，如果这整个剧组里的制作人导演跟演员，还有整个配置，每一个分工，他们都不是只想著自己，那就有机会做出一个可以满足这么多观众的作品。”

从前期到后置，每个人都肯全力以赴，这当然难度极高。作为旁观者的徐誉庭强调：“之所以大家愿意这样做，有一个非常大的前因是莳媛的剧本扎实到能让所有人说‘我们来拼吧。’”吕莳媛则觉得：“应该说看到剧本的人，都有一些共感，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很值得一起去做。”

所以在特别来到《与恶》客串法官的编剧、导演徐誉庭看来：“这出戏的成功，它不是单题材，也不是单公共电视。它是有一个很好的编剧很认真去做田野调查，然后找到一个制作单位，一个愿意把这个东西细腻、不计成本实现出来的团队。”因而《与恶》取得的成绩，是每个环节各自加分的合力。“在公视在OTT所有部门的全力支援下，才有这个成果。所以就算今天商业电视台有很多人想要勇敢，有很多资方想要投资的东西，但你没有摸索到成功背后真正的努力时，不会等于成功。”

或许《与恶》作为个案的成功，也很难再被复制。

“在公视在OTT所有部门的全力支援下，才有这个成果。所以就算今天商业电视台有很多人想要勇敢，有很多资方想要投资的东西，但你没有摸索到成功背后真正的努力时，不会等于成功。”

两岸写实剧渐行渐远

很久以来，都没有一部台剧像《与恶》这样在对岸爆红了。不乏中国的自媒体认为《与恶》代表了台剧的“复兴”或“爆发”，许多大陆观众一边钦羡台湾创作者对“社会写实”题材挖掘的深度，一边感慨陆剧至今还在“家长里短一地鸡毛里昏睡不醒”。

面对这些因比较而生的赞誉，于蓓华认为《与恶》其实“就是扎实地讲了发生在自己环境的一个故事。”而吕莳媛则坦言：“我觉得很难去做比较。《与恶》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它不能代表整个台剧，也不能代表未来。”

她对于台剧未来发展的思考角度也不是去“跟别人比”，而是“你自己能做到怎么样”，以及“有没有比你的过去更好”。所以，重点还是“回到自己，看自己能做什么。”“写自己身边的故事，而不是说人家美国写什么、日本写什么，所以我们要写什么。”吕莳媛认为：“其实你要先认同自己的处境，才能得到境外的或是国外的注意。”所以“对这个我们所在的岛屿的观察”显然更关键，在她看来，好的作品一定是首先“能够打动自己人”的。

前提是各方要一起投资剧本。“这还是一剧之本，不管是公部门或是政府预算或是民间资金，都先一起把这件事顾住吧。”

作为一部题材较硬的写实剧，《与恶》的成功在于蓓华看来“可以给投资方一些希望跟信心”，让他们“不害怕去投资不同类型的题材。”因为事实上“许多种类型或手法，都还没试过。”她相信，台湾各个主创单位每天都有许多想做的新鲜类型，以公视来说，也不会“因为写实剧成功了”就加以复制，而会“想办法去开发更多元的类型。”

长久以来，公视的戏剧制作一直扮演著补位（题材偏软的）商业台的角色，而以往公视取得较高口碑的剧集，也各有产生出来的途径。于蓓华指出：“像《麻醉风暴》，它就是一次迷你剧的征案：征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医疗职人剧的剧本，剧本是跟制作团队一起进案。”尝试各种组合，是为了在产业中开拓出更多可能性。

而《与恶》这次的主要尝试，是先找编剧写剧本、再找团队。“这个形式也是只有在这一次比较成功一些。”

所以，下一部爆红的台剧会是什么类型？1500万一集的大规模制作抑或是200万一集的小品？她觉得一切都很难预测。加上如今戏剧制作的合作本身也非常多元。“不是只有电视台在投资做戏，还有OTT，还有境外的媒体。出资方也不再像过去只有电视台。”

“写自己身边的故事，而不是说人家美国写什么、日本写什么，所以我们要写什么。”吕莳媛认为：“其实你要先认同自己的处境，才能得到境外的或是国外的注意。”

徐誉庭也认为：“现在戏剧的市场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瞬息万变，电视台已经不见了（年轻人离开电视机），OTT能留多久不知道。”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已经来到了“成就内容而不是成就收视率”的时代。电视台的触达与收视不断下降是大势所趋，但这对于“好的内容”来说，却也意味著有更多遍地开花和被看见的渠道。

《与恶》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一场“足够好的内容”与“企图心足够大的团队”的相遇。

“但我相信其他影响力没有这么大的制作团队，并不是就没有企图心。”于蓓华说：“可能是某个环节或经验上要再有一些调整。”她认为不论做哪种类型的戏剧，台湾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练习，可以一次两次不断地试下去——但前提是各方要一起投资剧本。“这还是一剧之本，不管是公部门或是政府预算或是民间资金，都先一起把这件事顾住吧。”

两岸戏剧节目在“写实”题材上的差距，短期内难以消弭。如果说《与恶》展现出了台剧以对岛屿内部的扎实关切在整个华人社会带起涟漪的创作功力，那么陆剧的最大问题始终在于太多值得关切的题材不能写、不敢碰。放在一个连新闻都不敢“写实”的国度里，这些题材也只能被遗憾辜负。

而在对岸，有些一直留意近年写实题材台剧的豆瓣网友指出，从《荼蘼》（2016）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再到《与恶》，台剧越来越有精巧紧凑的“美剧感”，而陆剧中的现实题材，却依然停留在《都挺好》这种节奏慢、动辄四五十集、披著现实主义外衣的家庭伦理剧套路。更有观众认为，《都挺好》能在大陆一度成为全年龄层的爆款，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全面丧失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年代。”

可以想见的是，两岸戏剧节目在“写实”题材上的差距，短期内难以消弭。如果说《与恶》展现出了台剧以对岛屿内部的扎实关切在整个华人社会带起涟漪的创作功力，那么陆剧的最大问题始终在于太多值得关切的题材不能写、不敢碰。从“滴滴事件”到“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大陆近年来的重大社会事件及它们所引发的媒体舆论反应，从戏剧价值本身来说丝毫不逊于台湾。连很多吃瓜群众都能看出“稍加整理就是好的戏剧题材”，但放在一个连新闻都不敢“写实”的国度里，这些题材也只能被遗憾辜负。

当中国观众们不吝将《与恶》奉为“年度华语神作”时，台剧成功输出的也不只是优质内容，更是某种相对理想的社会关系。而后者留给对岸的润物无声，才更为深远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