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超华：我不是秋瑾，我是你们的一分子

为了逃亡，王超华做了一件她最不喜欢的事情：向别人证明她是“王超华”。

在1990年被香港黄雀行动营救之前，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中国公安故意放的诱饵，她必须证明自己“于1989年4月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会，并担任常委、副主席”，证明自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于二十一名通缉学生名单中第十四名”的那个王超华。

逃亡30年后，2019年的台北，王超华向记者回忆起这段经历：“1990年的春节过后，北京已经解除戒严了。对方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王超华，那就让我写一封信，给在美国留学一个朋友。写得好家常，但非常具体的小事。我给她写了，上次我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妳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妳就把那张小木床送给我了。这小木床相对来说体积大一点，她不会忘记，又是我俩才知道的事情。信辗转送到她手中，确认了我是王超华，就不让美国那边跟我联系了，要切断关系，因为线索越少越好。接下来，香港那边（黄雀行动）开始跟我联络了。”

我确实不是一个小人物了。我开始体会到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里，对每个可能接触我的人来说，附着于我的政治标签的意义都远远大于我做为一个个体的其他意义。

“去坐火车的时候，我问，我能不能再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眼？接我的人说，不行，太危险了。我路上往广场的地方远远看了一下，好像还能看到一点点。天安门有灯光，就能看到一点，就是最后一眼。”

这也是当时37岁的她，抛下孩子与家庭、望见故乡的最后一眼。她原本没有打算流亡，甚至多次想要自首入狱。牵绊住她的，是在六四之后这段日子里，曾收留她、藏匿她的许多普通北京市民。若真入狱，这些普通人可能遭到比她自己更严重的打压。回望天安门最后一眼，流亡，就此开始了。

在台湾出版的新书《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六四30周年祭》中，她写到这一次人生转折的关键意涵：“我确实不是一个小人物了。我开始体会到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里，对每个可能接触我的人来说，附着于我的政治标签的意义都远远大于我做为一个个体的其他意义。”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六四30周年祭

出版日期：2019/6/4

作者：王超华

出版社：渠成文化

把小孩哄睡再上街，却成了学运领袖

书名“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来自《国际歌》歌词，也是89年天安门广场上广受学生传唱的抗争主题曲。历史是慷慨激昂的主旋律，王超华是当中踌躇而充满意外的中低音。八九六四是王超华人生参与的第一场学运，当年她已经37岁，还是一个孩子的妈，与她同场的同学们仍是20几岁的大学生。

1980年代的中国，每一年都有学运，在北京做学生，抗议是家常便饭，但王超华没有参与过。和年轻一代不同，出生在50年代的她完整经历过文革，曾热烈参与过革命，甚至积极与被打成“黑五类”的父亲王瑶划清界限，直到见证革命与理想最终的幻灭。“我觉得我整个被政治欺骗了。”

王瑶

文革结束后，王超华一度失去人生方向，“算了，想说过我自己的小生活吧！”她开始恋爱、结婚、生子，人生目标就是先把自己调回北京，再千方百计将做工人的先生从外地调进北京。王超华原本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但为了陪先生考大学，她又开始自学，以助理工程师的身分参与考试，走上文学之路。改革开放之初，外头风起云涌的政治讨论，几乎与她绝缘。

直到她1987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系硕士班，又在《光明日报》辖下《博览群书》杂志担任编辑，一步步，走进了文化舆论场的中心。

“社科院的学生们有特别强烈的文化菁英意识，认为明天的文化菁英就是我们，同学们都是野心勃勃。”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带着强烈文化使命感的同学们相约写一本《文化与社会》，文学部分分为两块，王超华负责近代文学，另一位男同学写古代文学，“当时做书啊、搞文化都是特别热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参与、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这样的氛围下，八九学运揭开了序幕。气氛很热烈，尽管北京进入交通管制，但没人觉得有什么危险。王超华觉得，自己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上过街，这一次，可以见证了。在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第一天，她把小孩哄睡之后，“开始套毛裤、毛衣，准备出门”，当天晚上去了广场，清晨还是跑回家，“因为要把小孩弄起来去学校”，然后再回广场。

她说：“记得我碰到一个同学，他还说七六年（天安门学运）自己来不及拍照，这次一定要拍到照！大家的感觉是与有荣焉，没人想过，会有这么惨烈的结局。”

“柴玲是民主女神，我是幼稚园老师”

从没参与过运动的王超华，如何第一次上街就成了“学运领袖”？

她回忆，广场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生不多，大约只有四十人，坐两排就没人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人数不能相比。“到了要各校开会的时候，吾尔开希拿大喇叭说请各校派代表，我就说咱们要不要也派个？他们就都看看我不说话，我就说那我去听听，回来给大家传达讯息？大家就说行啊你去吧。然后就再没有出来了。”

在广场上，王超华认识了柴玲。她回忆，柴玲当时“马上就带着我去会议室敲门，跟大家介绍说『这是社科院的！』”

因为比其他学生年长不少，让王超华在学生组织之间出入时常遇困扰。比如被纠察队的男生反覆询问身份，“一次他们用英语问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类似who are you这样的句子，我用英语回答，他就放我进去了。”那个年代的北京，会说英语，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

通过了这些看似儿戏的考验之后，王超华逐渐靠近学运决策核心。“我开会讲，你们都提北大、清大，那我们这些小院校怎么办？”会议一结束，马上有好几个“小院校”学生过来围在王超华身边说话，她立刻有成“小院校代表”之势。决策群眼见如此，便来征询王超华担任干部的意愿，“他们说刚好有一个常委退出，不然推荐妳当常委，妳愿意吗？我就很兴奋，说我真的可以当吗？”学运开始没几天，无畏的“小院校代表”新兵，就这样成了北高联的常委。

她回忆，自己和柴玲作为组织中唯二的女学生，“我们满足了那些男生两种不同的想像，柴玲是一个单纯的民主女神，有信念、有理想的少女，身材瘦小，绝食起来又很坚定。我呢，因为比他们年纪大很多，就好像幼稚园老师这样的。开会几个小伙子吵架，我说话他们会听，会表现出一点理性，我觉得是很有用的。”

王超华曾在1990年一篇文章中，记录当时对王丹的印象：“我还记得王丹像运动员临入场时一样跃跃欲试的神态。那是在去国务院信访局递交请愿书的路上，王丹和郑旭光安慰我这个比他们年长十余岁却毫无临场经验的领队，胸有成竹地表示，应对的事他们会帮我……每逢这种时候，我常常会生出一丝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也许确实是岁数太大了些，跟不上这些年轻人了。我能感觉到，他正是这一代大学生的代表，成长在开放的年代，有机会接受吸收各种不同的新思想……”

事隔三十年，姐弟情谊仍然未减。2019年，在王超华的台北新书发表会上，王丹担纲主持人，介绍王超华时，便说，“我跟王超华当年老吵架，指着鼻子吵的那种，吵得可凶了。奇怪，我说她年纪大我这么多，怎么也不让我着点！”王超华在一旁依旧无语微笑，既不辩驳，也不屈服。

和曾在广场上的许多人一样，他们的情谊，建立于运动，更建立于此后30年，共同的背井离乡。6月4日凌晨，天安门枪响，王超华与其他许多现场的运动领袖、干部，一夜之间成了通缉犯。

“要怎么解释整个运动你都在，最后却没有死在那儿？”

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王超华名列第14位。一听到通缉令，王超华便开始躲藏，一开始，她躲在与家里有关系的朋友家中。由于担心戒严部队挨家挨户进行搜捕，朋友们紧张讨论对策，甚至说到要给冰箱做个罩子，让王超华躲进去。王超华也想参与讨论，却被朋友制止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妳别摆那个北高联召委的样子了，妳还以为妳读书人真的什么都知道？”

乍闻此言，王超华非常错愕，“我想，所以现在我就不是北京市民的一分子了吗？从此以后就是『学运领袖』、『知识分子』，我以后就要这样被异质化了吗？”

天黑之后，王超华从这户人家离开，移动到下一个避难所。接待她的正是一对读书人夫妇，作风却太老派，既不愿意把她藏到储藏室里，还说吃饭也必须坐到桌上来，不可偷偷摸摸。“他们说不可以把你当逃犯，警察真要来了，就把我们一块抓走吧！”“我就想，阿呀，这怎么一点不实际呢！后来躲藏的时候就想，千万不要再找知识分子，太老派了！”

就这样，她在城里从一家住到另一家，住遍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整整躲藏了6个月。有时每天要练习躲到小柜子里一两个小时，掩人耳目。直到12月，她在收音机电台里听到，父亲去世了。

是我参与学生运动，葬送了他的生命。……以后我要证明自己，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证明了。

听到父亲的死讯，王超华哭得几乎要晕过去。她与父亲的关系始终紧张，文革时期，她站在父亲的对立面；文革之后，父亲顺利回校，她却不是很能分享父亲的“得意”，“我后来想通了，过去二三十年来，我跟父亲有竞争关系，就是要我要证明我足够了解中国、我的意见是有价值的，你不能轻易来评判我。”直到八九学运，王超华成为与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之一，回到家中，父亲握着她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要是被捕了，我就去自首，跟他们说我是你背后的黑手！”

王超华回忆，那一刻，她与父亲之间终于取得了一种共鸣与理解。“好像我们两个都有关心政治、关心学生运动的基因，在那一刻，我知道他相信我。但他一下子就不在了，而且是因为我。”王超华略带些激动：“是我参与学生运动，葬送了他的生命。……以后我要证明自己，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证明了。”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要躲、还要保我的命，意义何在？我后来都没有办法看那些血淋淋的照片，我觉得我应该在那天死去的。要怎么解释整个运动你都在，最后却没有死在那儿？”

“父亲去世了，我猛然醒悟到，我不再是过去的我，原先的那个王超华已经不在了。”

“北京市民，我不是你们的一分子了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对，应该是这样子的，直接去承担你要承担的责任。可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王超华再也不想躲藏了。她灌醉自己，情绪失控，想要自首。但那时的局势时，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杀人──她回忆：“凡是学生抓到就送监，只要不是学生，许多工人抓到以后马上就杀了……上海杀了烧火车的工人，济南一天杀掉24个人，没有解释什么原因，北京杀了7个人，说他们烧军车。通缉令加上死刑，快速执行，直接威胁市民。”“妳如果自首，就变成把帮助你的人都置于危险之地了。”

这样一路想下来，王超华心想，好吧，去接触香港那边吧。彼时香港的黄雀行动，正将无数像她这样的学运参与者送出北京，抵达安全的国度。王超华也经由广州、香港，最终辗转抵达美国。

她说自己非常佩服韩东方，六四时被通缉的一位工人领袖。“他听到通缉令，就直接走进公安局说，我听说你们来找我呀，我来看看你们找我什么事。”王超华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对，应该是这样子的，直接去承担你要承担的责任。可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

这也是六四之后三十年，她从没有放过自己的反思。“文革里面，这么长时间，知识分子一直就是这样，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屈身。不是去想原则的事情，而是先想说，又乱了，咱们先躲一躲吧？看看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好一点？这种政治已经把投机灌输到你身体里，变成本能反应了。”

“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很抱歉，就是比较软骨一点。”这是她回望当年，留给自己的评语。

在美国，王超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读完博士学位，现在以独立学者的身分写作。2005年，她编了《歧路中国》梳理80、90年代的中国思想辩论，收录汪晖、朱学勤、陈平原等人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思想、农村、教育等领域的思辨。做为编者，王超华在书中序写道，“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将使读者意识到中国仍然存在着批判的精神之魂，这里思考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处境，也是影响到人类整体存在状态的问题。”

她也没有因为千辛万苦脱险，而与运动绝缘。到了美国没多久，中国政府对王丹、王军涛等人的审判即将开始，声援者在旧金山发起静坐，王超华想去参与，却遭到帮助她逃亡的朋友质疑，“他们意思是说，妳怎么可以这样？妳应该要争取赶快完成学业，怎么又去弄这些事？”

对王超华来说，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政府通过对个别人的审判，让人忘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站出来堵军车。那么多人、那么惨烈的伤亡，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我要站出来。而且觉得自己有这么道义责任，如果我保持沉默，不光是对这三个人的遭遇保持沉默，而且是对北京市当时伤亡的这么多无名的人，也保持了沉默。”

我并不要做秋瑾呀，为什么我今天变得特别了呢？北京市民，我不是你们的一分子了吗？当初我们上街的时候，我们不是同样的吗？你们承认这是政府对我的迫害，这不够呀，你要承认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啊！

去国多年，王超华再无踏上过北京土地，但这一切在异乡的行动，仍在持续地向北京市民、向所有中国人民反覆说一声：“我仍是你们的一分子。”

“我觉得，你们当时也都上街了，我并不比你们突出什么。我并不要做秋瑾呀，为什么我今天变得特别了呢？北京市民，我不是你们的一分子了吗？当初我们上街的时候，我们不是同样的吗？你们承认这是政府对我的迫害，这不够呀，你要承认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啊！当初是我们所有人一同认可的价值，才把我们带在一起。难道因为政府把我放到了通缉令的名单上，你就不接受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