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档案、撤罪名、复名誉：促转会成立一年，走了多少步？

编者按：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今天上路一年。对这个“需要于2年任期结束前提出总结报告”的独立机关来说，运作时间过了大半，也还剩一半。历经去年“东厂事件”，促转会跌跌撞撞前行，今年持续与民众沟通。他们已经完成了什么？无法完成的又是什么？我们与正义的距离，目前相差多远？

五月初的艳阳下，86岁的老人蔡宽裕来到新店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人权纪念碑前。穿著白衬衫、黑长裤的蔡宽裕，隔著黑色太阳眼镜驻足端详刻满白色名字的黑石墙。此刻，他像是把自己镶进一张肃穆的黑白相片里。

他的名字就镶在那上头。那墙由8000余块黑色石砖嵌合而成，每一块都刻上一个白色的名字，承载著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苦难。戒严期间，他因为台独思想被判刑10年，1975年出狱后，与难友们成立“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为自己与其他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难者奔走，推动平反运动并协助政府研拟补、赔偿措施，这10年来也在景美人权园区担任解说志工。

“这里的名单是根据‘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后简称“补偿基金会”）受理的名单，只有8000多人，但是还有很多受害者在台湾没有家属、无法提出申请；还有些地方，像是海军凤山招待所（编者按：凤山无线电信所在二次大战后改为凤山招待所，名为招待所，却是侦讯、拘禁军中政治犯及思想犯的场所），很多人没被审判就被处刑，甚至集体活埋在山洞里，现在军方不交出档案……。”蔡宽裕又说明：“完整的受难者名单要等国防部把政治档案完全移交，才能真相大白。”

蔡宽裕花了大半辈子与国民党政府搏斗。1959年，26岁的他为了认识海外独立运动，赴日本接触海外台独组织，并带了些文宣资料回国；未料，一名同学到蔡宽裕家读了这些资料后受启发，写了“献身解放台湾民族独立运动”标语，随后被发现、逮捕，并供出了蔡宽裕。

蔡宽裕在台中调查站、调查局新竹审讯室遭到近10个特务单位的“联合调查”，遭到疲劳审讯、殴打、针插指甲、电击等各种手段刑求逼供。特务人员不断逼问他背后组织，并塞给他特定名单，要他签名并“咬出”他的两位老师，当中一位是蔡宽裕私下向其拜师、学习历史知识的知名台湾文艺理论哲学家张深切。

出身南投的张深切反日、左翼色彩鲜明，曾赴日读中学、又因反日本殖民转赴中国求学，曾与台共谢雪红、蔡孝干等人成立以台湾民主自治为诉求的“台湾自治协会”，也曾因返台领导台中一中罢课学潮而被捕入狱。1946 年张深切回台、任教于台中师范学校，隔年二二八事件期间，他被诬指协助谢雪红与二七部队反抗政府，隔年获平反、但此后长期遭特务跟监。

“他们（特务）对我说，‘你有不满国民党、台独的这种思想，一定有人影响你，你就是受他们（张深切等二人）影响！’”蔡宽裕回忆，特务刑求他时，笃定地这么说。血气方刚的蔡宽裕最终没有屈服而拖人下水，仅坦承交代自己主张台独、反国民党、也反共的信念，但坚称这是他的思想自由。最终，蔡宽裕遭判刑十年；而张深切与另一名老师则幸运逃过一劫。

他忆述：“他们很坦白跟我讲，‘宁愿错杀99个、不能错放1个！只要有人咬出你，我们就不会错放！’”事实上，过去补偿基金会与二二八基金会受理的受难者补赔偿案件当中，约8000余案通过补偿，仅96案不予补偿，显见大多数案件皆可能为冤假错案，无涉共谍、叛乱等犯行。他说，在这样的办案模式下，多少受难者不堪刑求而认罪、指认无辜他人，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冤假错案何其多。

蔡宽裕犹如一部历史有声书，滔滔不绝诵读受难者统计数据、个别案件细节，以及戒严时期与后续转型正义相关法规内容，从惩治叛乱条例、国安法、刑法一百条，到补偿条例、促转条例、政治档案法草案等，就怕这些故事被遗忘，也深怕完整的真相无法被公诸于世。

平复司法不法、为受难者除罪化，是促转会挂牌一年来积极投入、且意义相当重大的一项工作，至今已分四波公告撤销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受难者罪名，为其恢复名誉。就在本文刊出的前一天，5月30日，促转会公告的第四波名单。蔡宽裕也列名其中，这一天，他等了20多年。

蔡宽裕认为，总统蔡英文2017年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台湾的转型正义工作才算真正启动作业。某种程度而言，他是这部条例以及依法成立促转会的催生者之一，2016年起就和多位立委商讨草案内容，参与立法过程。因此，他深刻体会促转工作的迫切性。

2016年3月18日 民进党党团会议提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上表示：“追求转型正义的目标是在追求社会的真正和解，让所有台湾人都记取那个时代的错误。”“我们将从真相的调查与整理出发，预计在三年之内，完成台湾自己的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我们将会依据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真相，来进行后续的转型正义工作。挖掘真相、弥平伤痕、厘清责任。从此以后，过去的历史不再是台湾分裂的原因，而是台湾一起往前走的动力。”2016年6月22日，在国民党立委退席抗议下，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隔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时间是敌人

2018年5月31日，促转会正式挂牌成立。依促转条例规定，该会隶属行政院、为二级独立机关，负责推动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等。该会需于2年任期结束前提出总结报告，若任务未完成，可报请行政院延长任期、每次以1年为限，并于完成任务后解散。

一般认为，南非在民主转型后立即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德国对纳粹与东德的转型正义工作等，是因前政权消失，能够较早、较彻底的进行。相较之下，台湾的促转工作无疑是启动得晚了。

“台湾解严、民主化后超过30年，才由促转会系统性的来做。”促转会委员叶虹灵解释，当威权政府对人民压迫的时间点很近，人民情感、记忆很新，对转型正义的渴望会很强烈。但由于台湾刚民主化后仍是国民党执政，因此在这黄金时间，转型正义没被重视。如今，受难者一个接一个凋零，时间上的迫切感不言而喻。

叶虹灵举例，促转会去年进行一系列的受难者罪名撤销公告，曾经为了主张台独而遭依《刑法》一百条、《惩治叛乱条例》论处叛乱罪，并坐牢7年的许曹德，就在促转会公告撤销他罪名的前几天过世了，来不及看到自己的名誉获官方平反。

又例如，1980年发生震惊全台的林宅血案（时任台湾省议会议员、美丽岛事件被告林义雄住家发生凶杀案，母亲与两名女儿身亡、另一名女儿身负重伤），至今迟未破案，当中的关键人物、一名疑似负责监视林家的守望相助员，在促转会挂牌前一天过世了；促转会来不及向情治机关征集林宅血案文件，再回头比对、调查该人员，厘清案情细节。

就在促转会公告撤销许曹德的罪名前几天，他过世了，来不及看到自己的名誉获官方平反。

即便如此，一年来促转会马不停蹄，转型正义工作获得了一些实绩。诸如：协商国发会档案管理局（后简称“档案局”）向各机关加速第六波国家档案征集，迄今累计移转2万5781案至档案局；完成调查局移转的档案数位化142万页；调查研究威权时期情治机关侵害人权时的场所，已勘查8处；清查全国公共空间威权象征，两蒋纪念物共计1010件、为纪念两蒋而命名的空间（含街路、学校）计577个；盘点国家文化资产，与转型正义历史相关者共计82处。

促转会并著手建立转型正义资料库，试图厘清加害体制运作全貌，并著手调查与分析原住民族政治案件、提供受难者与家属身心需求访谈”开办创伤疗愈讲座与工作坊。

此外，促转会依据补偿基金会与二二八基金会移转的补赔偿名单为基础，再次清查并办理受难者有罪判决撤销之公告、前科纪录涂销，完成除罪化、恢复名誉程序；待清查案件计8409件，目前已完成绝大多数清查，当中的5837件公告撤销。

迈开“一小步”

“国民党政府给人扣帽子（罪名），我们一生都戴这个帽子…平反为什么重要？很多人不要前科纪录留到下一代；对我个人来讲，抗暴、人民不服从是基本人权，平反的意义就是要否定国民党威权政府的统治合法性。”蔡宽裕说。

如今，蔡宽裕等尚未凋零的政治受难者们，未来不会带著污名入土；当中许多大半辈子反党国威权的政治犯，其反抗意识与理念重新获得伸张。

在平反之外，透过社会多方对话，重新认识、检讨国家暴力与威权体制，也是促转会的重要工作。将近一年来，他们清查各地不义遗址、两蒋铜像等威权象征，以利未来取得社会共识后，再进一步讨论改名或移除等处置方式；举办专家会议与焦点座谈，探讨中正纪念堂之转型规划。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政治犯家属，如果这样的一位女儿觉得移除（两蒋）铜像或改路名会让她比较舒服，我可以支持。”

叶虹灵分享了一个令她难忘的场景。在一次中正纪念堂的愿景工作坊中，有受难者家属受邀现身说法，一位政治立场深蓝的中年妇女，起初觉得坐在现场很无聊，但在听完家属诉说自己父亲因蒋介石改判而遭处决后，该中年妇女发言表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政治犯家属，如果这样的一位女儿觉得移除（两蒋）铜像或改路名会让她比较舒服，我可以支持。”

不过，促转会的这些成绩，只是转型正义漫漫长路当中的一小步；那些令人感动、振奋的时刻，犹如黑夜中的一丝烛光。多数时候，无奈、挫折，甚至绝望，才是常态。

“认识困难、认识悲观”

促转会在向各机关征集档案过程中，面临了重重阻碍。叶虹灵坦言，“机关让我们吃足了苦头……我们在政治档案移转跟解密的过程中，确实遇到来自情治机关的阻力。”

叶虹灵进一步说，“我们觉得最困难的还是国安局，因为国安局是所有情治机关的头头，但他都假装自己不是头。”

例如，当档案局去年向国安局征集档案，参与审选的专家学者前往国安局认定了176案戒严时期政治档案为国家档案。这些标的是档案局先透过关键字请机关初步筛选挑出，国安局真正完整的机关档案目录，从来不可得。最终，这176案只有12案解密，另有22案为公务密、142案永久保密。一般而言，公务密会移转档案局，但外界无法使用；永久保密则不会移转。而被列为永久保密者，也包括具指标性意义、促转会列为重大工作目标的林宅血案与陈文成案的档案。

叶虹灵透露了自己与国安局交涉、亲睹他们推诿搪塞的经过。“他们的说法都是要保护情报来源。然后他们在各种会议里面，一直说国安局当年不是办案机关，只是信息汇整机关，所以国安局的档案一点都不重要。”

更无奈的是，面临这样的困局，弱势的促转会往往担心破坏与其他机关的关系而不便声张，形同吃了闷亏。前述国安局拒移转档案一事，是在今年四月初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质询之下，叶虹灵才在立法院和盘托出，一度造成社会哗然。

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解释，若与机关的沟通协调发生困难，促转会都会依促转条例规定的程序，请行政院出面协商，面对国安局也是一直采取一层层沟通协商的方式，本来请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做协调，但被立委揭露后引发瞩目，蔡英文总统出面指示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研议处理，才加快推进相关步骤。

对此，不愿具名的国安局高层回应《端传媒》，这本来就是现实的问题、而非卸责，因为国安局没有司法警察权，只是搜整各单位报来的资料。这名人士并称，理解促转会必然会抱怨，但很多资料涉及情报来源管道，国安局依《国家机密保护法》不得移转，“我们移转也是违法！我们有我们的难处。”

而对于《端传媒》几度追问促转会向各行政机关和国民党调阅档案、周旋受阻的具体经验，杨翠显得些许“隐恶扬善”。她说，与某些较敏感机关交涉过程，虽然看似收获很少，但彼此有了善意沟通，是好的开端；至于具体经验，由于许多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不宜透露。

杨翠的语带保留，除了可能担心打坏关系之外，另一个原因或许正如她自己所说，“身为一个在（促转会）里面工作的人，不能过于悲观绝望，就只能认识困难、认识悲观。”

在这条黑暗的漫漫长路上，一旦悲观，就很难再撑下去。因为除了例常的消耗与挫折外，抗拒转型正义的政治势力随时蛰伏，一但找到机会就会重击、摧毁促转会。去年选战期间的“东厂事件”，是另一场风暴。

“东厂事件”带来政治效应

去年9月12日，台湾九合一大选前夕，媒体惊爆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在8月24日的内部会议主张，应利用年底选战激烈的时机，针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任刑警时曾负责逮捕郑南榕，导致郑在遭破门时自焚）的案例搜集资料、联合立委进行舆论操作。张甚至开玩笑称促转会“升格变东厂”。

此事一曝光引发社会哗然。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痛批促转会成为民进党的选战打手，张天钦立即请辞，多位相关人员与当时的主委黄煌雄随后也陆续请辞；另方面，媒体舆论上的“1124灭东厂”口号铺天盖地，严重冲击全台各地民进党县市长选情，11月24日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一败涂地。

当时爆料该内部会议的促转会副研究员吴佩蓉发表公开声明，坦言泄密，并详述其动机是“为了阻止张天钦专断独行地以行政资源和话语权遂行个人意志、伤害转型正义”。

半年多过去，《端传媒》数度联系张天钦、吴佩蓉等人，皆没有回应。黄煌雄则表示，已经离开促转会，就不便再多做评论，所有他想表达的内容，都在去年离职时发的那篇声明中讲完了。

叶虹灵再回顾这场风暴，不禁喊冤，“我们根本不是像外界讲的那样（成为打手），根本没有去立法院说什么、叫立委要怎样弄侯友宜，这些都只是他们非正式的讨论，没有透过促转会（决议），我们完全经得起检验。而且大部分同仁都知道，我们日常工作真的没处理过选举这块。”

杨翠也再次澄清，内部没有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依据促转条例，促转会是合议制，每位委员包括正副主委彼此位阶都平行，而业务性的事务都需送委员会做决策，“大家如果意见不同、没共识，就在委员会多数决决议。”

然而，爬梳去年那场内部会议的前后发展，8月22日张天钦接受电台访问称，促转会将订立人事清查法（除垢法）草案；24日则召开“打侯”内部会议；27日《自由时报》主跑促转会的记者写了篇报导，不仅著墨侯友宜早年使用催泪瓦斯对待卢修一的劣行，并引用不具名消息来源指出，促转会将制定除垢法，正式将侯友宜与除垢法作了连结。

综观前述时序，不免予人促转会针对侯友宜政治操作之感，且非仅限内部讨论，而是已经透过影响舆论来执行。显然，张天钦的“打侯”操作已逾越了促转条例规定的决议机制与程序。

杨翠解释：“当时确实我们是看到报导才知道（张天钦对媒体放话），我们跟他讲‘我们有对外发言的公约，你不能自己就去说了，要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整体……’后来我们改变作法，有新闻小组在做（把关），我们受访前题纲要送到他那里、受访他也要在场。前期机制确实有些问题，可是我们一直在磨合。机制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换其他人来当促转会委员，也要跟我们一样有磨合的过程。”

即使只是单一偶发事件，它仍旧反映了促转会如履薄冰的困境：当部分成员的个人意志凌驾了集体目标，稍一不慎偏离轨道，一但被爆出，就给予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借题发挥的机会，重击促转会声誉。

“我们如果不能好好处理这个标签（东厂），确实在和民众对话的工作，可能会非常不利……。”

如今由于东厂事件，促转会少了正、副主委、主秘，以及数位正副研究员，大大折损其工作能量。积极推动受难者赔偿的蔡宽裕忧心举例，促转条例空白授权给促转会订定受难者财产返还相关法规，但促转会负责研拟的小组召集人就是张天钦，其下多位人员也离职，导致进度牛步化。对此，杨翠解释，促转会人手确实少，但财产返还与人事清查等法规，已经交付研究团队持续进行中。

对于东厂事件后的处境，叶虹灵坦承，“社会对话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重要面向，我们如果不能好好处理这个标签（东厂），确实在和民众对话的工作，可能会非常不利，所以我们现在调整思考，比如开脸书，来呈现转型正义日常工作……透过我们做的东西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是东厂。”

试图扭转形象

促转会试图扭转形象，今年二二八前夕，其官方脸书粉丝页上线，配合正式新闻发布管道，陆续发布许多工作动态与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感人故事，获得相当大的回响。其中一则关于促转会安排布农族老人伍金山来到父亲、白色恐怖受难者伍保忠墓碑前，让父子相见的影片与贴文，获得众多媒体报导与网友观看、转载。

伍保忠是戒严时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大甲案中的受难者，1953年他在羁押期间病逝，国民党政府未将死亡通知送达家属、无人认尸，他被草率葬在台北六张犁的受难者乱葬岗；而今年68岁的伍金山是当年伍保忠才两岁的儿子，他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只能从老照片认识父亲的长相、从族人口中拼凑父亲的为人事迹。

今年4月12日，促转会委员高天惠来到伍保忠的老家南投东埔部落，把迟了66年的判决书、死亡证明等相关档案交给伍金山。“这么多年，国家总算有人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第一次完整得知父亲遭遇的伍金山说。4月29日，伍金山来到六张犁，扑倒在伍保忠墓前，用布农族语对爸爸说，“我要带你回家。”

“我在旁边，看到他扑下去抱著墓碑，用族语跟父亲讲话、说会带他回家，那是累积了几十年的真情流露，看了非常震撼、非常感动！”杨翠回顾著那一刻。

杨翠说，在过去的文件中，伍保忠没有被指认出布农族身分，家属也没有被找到，这次促转会是第一次找到他的儿子，并让儿子能把父亲领回家。

5月25日，伍金山与亲人带著伍保忠的遗骨回到部落，当夜，伍家人齐聚灵堂、共叙旧话；隔日一早，经过教堂告别礼拜仪式后，他们在墓园完成葬礼。伍保忠终于回到他生长的部落，与家人团聚，在故乡的土地上安息。

“这一连串作为虽然只是小事，但当时的威权体制对人权的压迫，就是对这些小事，一个一个链结去打破他、伤害他；所以我们现在的弥补，也得这样一个一个链结，重新把他链回来。”杨翠说。

在人力与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要接回每一个断掉的链结，都得花费时间与人力；再加上各机关对促转会的漠视、国民党与其支持者对促转会的敌意，走在转型正义这条路上，促转会走得艰难。

“促转会内没有任何一位成员会天真的认为，促转工作能够一蹴可几。”

“这几年来我的信心渐渐消失。”谈起对转型正义的期许，蔡宽裕突然感慨的脱口而出，“国民党反扑力量太大了，尤其从去年的选举看到，台湾民众到现在还没觉醒，对于转型正义，他们觉得跟他们没关系、不痛不痒。如果明年政权再被国民党拿去，未来连要重头来过都有困难。”

杨翠不这么想。她强调，促转会内没有任何一位成员会天真的认为，促转工作能够一蹴可几，每个人都用尽了能力，“double了很多业务在身上”。

杨翠比喻，“以台湾转型正义的前阶段来说，也许要推进到目标需要一百步，我现在只能推进两步，但这两步都得用尽力气、都有意义。就像小孩学走路，他非常奋力站起来、用力迈开脚，走两步就跌倒，我们不会耻笑他说，‘为什么这么不会走？只走这两步？’”她说，如今的促转会，所有人都没有悲观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