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檔案、撤罪名、復名譽：促轉會成立一年，走了多少步？

編者按：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今天上路一年。對這個「需要於2年任期結束前提出總結報告」的獨立機關來說，運作時間過了大半，也還剩一半。歷經去年「東廠事件」，促轉會跌跌撞撞前行，今年持續與民眾溝通。他們已經完成了什麼？無法完成的又是什麼？我們與正義的距離，目前相差多遠？

五月初的艷陽下，86歲的老人蔡寬裕來到新店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前。穿著白襯衫、黑長褲的蔡寬裕，隔著黑色太陽眼鏡駐足端詳刻滿白色名字的黑石牆。此刻，他像是把自己鑲進一張肅穆的黑白相片裡。

他的名字就鑲在那上頭。那牆由8000餘塊黑色石磚嵌合而成，每一塊都刻上一個白色的名字，承載著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苦難。戒嚴期間，他因為台獨思想被判刑10年，1975年出獄後，與難友們成立「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為自己與其他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者奔走，推動平反運動並協助政府研擬補、賠償措施，這10年來也在景美人權園區擔任解說志工。

「這裡的名單是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後簡稱「補償基金會」）受理的名單，只有8000多人，但是還有很多受害者在台灣沒有家屬、無法提出申請；還有些地方，像是海軍鳳山招待所（編者按：鳳山無線電信所在二次大戰後改為鳳山招待所，名為招待所，卻是偵訊、拘禁軍中政治犯及思想犯的場所），很多人沒被審判就被處刑，甚至集體活埋在山洞裡，現在軍方不交出檔案…...。」蔡寬裕又說明：「完整的受難者名單要等國防部把政治檔案完全移交，才能真相大白。」

蔡寬裕花了大半輩子與國民黨政府搏鬥。1959年，26歲的他為了認識海外獨立運動，赴日本接觸海外台獨組織，並帶了些文宣資料回國；未料，一名同學到蔡寬裕家讀了這些資料後受啟發，寫了「獻身解放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標語，隨後被發現、逮捕，並供出了蔡寬裕。

蔡寬裕在台中調查站、調查局新竹審訊室遭到近10個特務單位的「聯合調查」，遭到疲勞審訊、毆打、針插指甲、電擊等各種手段刑求逼供。特務人員不斷逼問他背後組織，並塞給他特定名單，要他簽名並「咬出」他的兩位老師，當中一位是蔡寬裕私下向其拜師、學習歷史知識的知名台灣文藝理論哲學家張深切。

出身南投的張深切反日、左翼色彩鮮明，曾赴日讀中學、又因反日本殖民轉赴中國求學，曾與台共謝雪紅、蔡孝乾等人成立以台灣民主自治為訴求的「台灣自治協會」，也曾因返台領導台中一中罷課學潮而被捕入獄。1946 年張深切回台、任教於台中師範學校，隔年二二八事件期間，他被誣指協助謝雪紅與二七部隊反抗政府，隔年獲平反、但此後長期遭特務跟監。

「他們（特務）對我說，『你有不滿國民黨、台獨的這種思想，一定有人影響你，你就是受他們（張深切等二人）影響！』」蔡寬裕回憶，特務刑求他時，篤定地這麼說。血氣方剛的蔡寬裕最終沒有屈服而拖人下水，僅坦承交代自己主張台獨、反國民黨、也反共的信念，但堅稱這是他的思想自由。最終，蔡寬裕遭判刑十年；而張深切與另一名老師則幸運逃過一劫。

他憶述：「他們很坦白跟我講，『寧願錯殺99個、不能錯放1個！只要有人咬出你，我們就不會錯放！』」事實上，過去補償基金會與二二八基金會受理的受難者補賠償案件當中，約8000餘案通過補償，僅96案不予補償，顯見大多數案件皆可能為冤假錯案，無涉共諜、叛亂等犯行。他說，在這樣的辦案模式下，多少受難者不堪刑求而認罪、指認無辜他人，國民黨政府製造的冤假錯案何其多。

蔡寬裕猶如一部歷史有聲書，滔滔不絕誦讀受難者統計數據、個別案件細節，以及戒嚴時期與後續轉型正義相關法規內容，從懲治叛亂條例、國安法、刑法一百條，到補償條例、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法草案等，就怕這些故事被遺忘，也深怕完整的真相無法被公諸於世。

平復司法不法、為受難者除罪化，是促轉會掛牌一年來積極投入、且意義相當重大的一項工作，至今已分四波公告撤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罪名，為其恢復名譽。就在本文刊出的前一天，5月30日，促轉會公告的第四波名單。蔡寬裕也列名其中，這一天，他等了20多年。

蔡寬裕認為，總統蔡英文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才算真正啟動作業。某種程度而言，他是這部條例以及依法成立促轉會的催生者之一，2016年起就和多位立委商討草案內容，參與立法過程。因此，他深刻體會促轉工作的迫切性。

2016年3月18日 民進黨黨團會議提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上表示：「追求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在追求社會的真正和解，讓所有台灣人都記取那個時代的錯誤。」「我們將從真相的調查與整理出發，預計在三年之內，完成台灣自己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我們將會依據調查報告所揭示的真相，來進行後續的轉型正義工作。挖掘真相、彌平傷痕、釐清責任。從此以後，過去的歷史不再是台灣分裂的原因，而是台灣一起往前走的動力。」2016年6月22日，在國民黨立委退席抗議下，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隔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時間是敵人

2018年5月31日，促轉會正式掛牌成立。依促轉條例規定，該會隸屬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負責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處理及運用等。該會需於2年任期結束前提出總結報告，若任務未完成，可報請行政院延長任期、每次以1年為限，並於完成任務後解散。

一般認為，南非在民主轉型後立即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德國對納粹與東德的轉型正義工作等，是因前政權消失，能夠較早、較徹底的進行。相較之下，台灣的促轉工作無疑是啟動得晚了。

「台灣解嚴、民主化後超過30年，才由促轉會系統性的來做。」促轉會委員葉虹靈解釋，當威權政府對人民壓迫的時間點很近，人民情感、記憶很新，對轉型正義的渴望會很強烈。但由於台灣剛民主化後仍是國民黨執政，因此在這黃金時間，轉型正義沒被重視。如今，受難者一個接一個凋零，時間上的迫切感不言而喻。

葉虹靈舉例，促轉會去年進行一系列的受難者罪名撤銷公告，曾經為了主張台獨而遭依《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論處叛亂罪，並坐牢7年的許曹德，就在促轉會公告撤銷他罪名的前幾天過世了，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名譽獲官方平反。

又例如，1980年發生震驚全台的林宅血案（時任台灣省議會議員、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住家發生兇殺案，母親與兩名女兒身亡、另一名女兒身負重傷），至今遲未破案，當中的關鍵人物、一名疑似負責監視林家的守望相助員，在促轉會掛牌前一天過世了；促轉會來不及向情治機關徵集林宅血案文件，再回頭比對、調查該人員，釐清案情細節。

就在促轉會公告撤銷許曹德的罪名前幾天，他過世了，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名譽獲官方平反。

即便如此，一年來促轉會馬不停蹄，轉型正義工作獲得了一些實績。諸如：協商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後簡稱「檔案局」）向各機關加速第六波國家檔案徵集，迄今累計移轉2萬5781案至檔案局；完成調查局移轉的檔案數位化142萬頁；調查研究威權時期情治機關侵害人權時的場所，已勘查8處；清查全國公共空間威權象徵，兩蔣紀念物共計1010件、為紀念兩蔣而命名的空間（含街路、學校）計577個；盤點國家文化資產，與轉型正義歷史相關者共計82處。

促轉會並著手建立轉型正義資料庫，試圖釐清加害體制運作全貌，並著手調查與分析原住民族政治案件、提供受難者與家屬身心需求訪談」開辦創傷療癒講座與工作坊。

此外，促轉會依據補償基金會與二二八基金會移轉的補賠償名單為基礎，再次清查並辦理受難者有罪判決撤銷之公告、前科紀錄塗銷，完成除罪化、恢復名譽程序；待清查案件計8409件，目前已完成絕大多數清查，當中的5837件公告撤銷。

邁開「一小步」

「國民黨政府給人扣帽子（罪名），我們一生都戴這個帽子…平反為什麼重要？很多人不要前科紀錄留到下一代；對我個人來講，抗暴、人民不服從是基本人權，平反的意義就是要否定國民黨威權政府的統治合法性。」蔡寬裕說。

如今，蔡寬裕等尚未凋零的政治受難者們，未來不會帶著污名入土；當中許多大半輩子反黨國威權的政治犯，其反抗意識與理念重新獲得伸張。

在平反之外，透過社會多方對話，重新認識、檢討國家暴力與威權體制，也是促轉會的重要工作。將近一年來，他們清查各地不義遺址、兩蔣銅像等威權象徵，以利未來取得社會共識後，再進一步討論改名或移除等處置方式；舉辦專家會議與焦點座談，探討中正紀念堂之轉型規劃。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政治犯家屬，如果這樣的一位女兒覺得移除（兩蔣）銅像或改路名會讓她比較舒服，我可以支持。」

葉虹靈分享了一個令她難忘的場景。在一次中正紀念堂的願景工作坊中，有受難者家屬受邀現身說法，一位政治立場深藍的中年婦女，起初覺得坐在現場很無聊，但在聽完家屬訴說自己父親因蔣介石改判而遭處決後，該中年婦女發言表示，「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政治犯家屬，如果這樣的一位女兒覺得移除（兩蔣）銅像或改路名會讓她比較舒服，我可以支持。」

不過，促轉會的這些成績，只是轉型正義漫漫長路當中的一小步；那些令人感動、振奮的時刻，猶如黑夜中的一絲燭光。多數時候，無奈、挫折，甚至絕望，才是常態。

「認識困難、認識悲觀」

促轉會在向各機關徵集檔案過程中，面臨了重重阻礙。葉虹靈坦言，「機關讓我們吃足了苦頭……我們在政治檔案移轉跟解密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來自情治機關的阻力。」

葉虹靈進一步說，「我們覺得最困難的還是國安局，因為國安局是所有情治機關的頭頭，但他都假裝自己不是頭。」

例如，當檔案局去年向國安局徵集檔案，參與審選的專家學者前往國安局認定了176案戒嚴時期政治檔案為國家檔案。這些標的是檔案局先透過關鍵字請機關初步篩選挑出，國安局真正完整的機關檔案目錄，從來不可得。最終，這176案只有12案解密，另有22案為公務密、142案永久保密。一般而言，公務密會移轉檔案局，但外界無法使用；永久保密則不會移轉。而被列為永久保密者，也包括具指標性意義、促轉會列為重大工作目標的林宅血案與陳文成案的檔案。

葉虹靈透露了自己與國安局交涉、親睹他們推諉搪塞的經過。「他們的說法都是要保護情報來源。然後他們在各種會議裡面，一直說國安局當年不是辦案機關，只是資訊彙整機關，所以國安局的檔案一點都不重要。」

更無奈的是，面臨這樣的困局，弱勢的促轉會往往擔心破壞與其他機關的關係而不便聲張，形同吃了悶虧。前述國安局拒移轉檔案一事，是在今年四月初民進黨立委段宜康質詢之下，葉虹靈才在立法院和盤托出，一度造成社會譁然。

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解釋，若與機關的溝通協調發生困難，促轉會都會依促轉條例規定的程序，請行政院出面協商，面對國安局也是一直採取一層層溝通協商的方式，本來請了行政院政務委員做協調，但被立委揭露後引發矚目，蔡英文總統出面指示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研議處理，才加快推進相關步驟。

對此，不願具名的國安局高層回應《端傳媒》，這本來就是現實的問題、而非卸責，因為國安局沒有司法警察權，只是蒐整各單位報來的資料。這名人士並稱，理解促轉會必然會抱怨，但很多資料涉及情報來源管道，國安局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不得移轉，「我們移轉也是違法！我們有我們的難處。」

而對於《端傳媒》幾度追問促轉會向各行政機關和國民黨調閱檔案、周旋受阻的具體經驗，楊翠顯得些許「隱惡揚善」。她說，與某些較敏感機關交涉過程，雖然看似收穫很少，但彼此有了善意溝通，是好的開端；至於具體經驗，由於許多工作仍在進行當中，不宜透露。

楊翠的語帶保留，除了可能擔心打壞關係之外，另一個原因或許正如她自己所說，「身為一個在（促轉會）裡面工作的人，不能過於悲觀絕望，就只能認識困難、認識悲觀。」

在這條黑暗的漫漫長路上，一旦悲觀，就很難再撐下去。因為除了例常的消耗與挫折外，抗拒轉型正義的政治勢力隨時蟄伏，一但找到機會就會重擊、摧毀促轉會。去年選戰期間的「東廠事件」，是另一場風暴。

「東廠事件」帶來政治效應

去年9月12日，台灣九合一大選前夕，媒體驚爆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8月24日的內部會議主張，應利用年底選戰激烈的時機，針對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任刑警時曾負責逮捕鄭南榕，導致鄭在遭破門時自焚）的案例蒐集資料、聯合立委進行輿論操作。張甚至開玩笑稱促轉會「升格變東廠」。

此事一曝光引發社會譁然。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痛批促轉會成為民進黨的選戰打手，張天欽立即請辭，多位相關人員與當時的主委黃煌雄隨後也陸續請辭；另方面，媒體輿論上的「1124滅東廠」口號鋪天蓋地，嚴重衝擊全台各地民進黨縣市長選情，11月24日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一敗塗地。

當時爆料該內部會議的促轉會副研究員吳佩蓉發表公開聲明，坦言洩密，並詳述其動機是「為了阻止張天欽專斷獨行地以行政資源和話語權遂行個人意志、傷害轉型正義」。

半年多過去，《端傳媒》數度聯繫張天欽、吳佩蓉等人，皆沒有回應。黃煌雄則表示，已經離開促轉會，就不便再多做評論，所有他想表達的內容，都在去年離職時發的那篇聲明中講完了。

葉虹靈再回顧這場風暴，不禁喊冤，「我們根本不是像外界講的那樣（成為打手），根本沒有去立法院說什麼、叫立委要怎樣弄侯友宜，這些都只是他們非正式的討論，沒有透過促轉會（決議），我們完全經得起檢驗。而且大部分同仁都知道，我們日常工作真的沒處理過選舉這塊。」

楊翠也再次澄清，內部沒有來自上層的政治壓力，依據促轉條例，促轉會是合議制，每位委員包括正副主委彼此位階都平行，而業務性的事務都需送委員會做決策，「大家如果意見不同、沒共識，就在委員會多數決決議。」

然而，爬梳去年那場內部會議的前後發展，8月22日張天欽接受電台訪問稱，促轉會將訂立人事清查法（除垢法）草案；24日則召開「打侯」內部會議；27日《自由時報》主跑促轉會的記者寫了篇報導，不僅著墨侯友宜早年使用催淚瓦斯對待盧修一的劣行，並引用不具名消息來源指出，促轉會將制定除垢法，正式將侯友宜與除垢法作了連結。

綜觀前述時序，不免予人促轉會針對侯友宜政治操作之感，且非僅限內部討論，而是已經透過影響輿論來執行。顯然，張天欽的「打侯」操作已踰越了促轉條例規定的決議機制與程序。

楊翠解釋：「當時確實我們是看到報導才知道（張天欽對媒體放話），我們跟他講『我們有對外發言的公約，你不能自己就去說了，要讓我們知道，因為我們是整體……』後來我們改變作法，有新聞小組在做（把關），我們受訪前題綱要送到他那裡、受訪他也要在場。前期機制確實有些問題，可是我們一直在磨合。機制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換其他人來當促轉會委員，也要跟我們一樣有磨合的過程。」

即使只是單一偶發事件，它仍舊反映了促轉會如履薄冰的困境：當部分成員的個人意志凌駕了集體目標，稍一不慎偏離軌道，一但被爆出，就給予國民黨等政治勢力借題發揮的機會，重擊促轉會聲譽。

「我們如果不能好好處理這個標籤（東廠），確實在和民眾對話的工作，可能會非常不利......。」

如今由於東廠事件，促轉會少了正、副主委、主秘，以及數位正副研究員，大大折損其工作能量。積極推動受難者賠償的蔡寬裕憂心舉例，促轉條例空白授權給促轉會訂定受難者財產返還相關法規，但促轉會負責研擬的小組召集人就是張天欽，其下多位人員也離職，導致進度牛步化。對此，楊翠解釋，促轉會人手確實少，但財產返還與人事清查等法規，已經交付研究團隊持續進行中。

對於東廠事件後的處境，葉虹靈坦承，「社會對話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要面向，我們如果不能好好處理這個標籤（東廠），確實在和民眾對話的工作，可能會非常不利，所以我們現在調整思考，比如開臉書，來呈現轉型正義日常工作……透過我們做的東西讓人家知道，我們不是東廠。」

試圖扭轉形象

促轉會試圖扭轉形象，今年二二八前夕，其官方臉書粉絲頁上線，配合正式新聞發布管道，陸續發布許多工作動態與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感人故事，獲得相當大的迴響。其中一則關於促轉會安排布農族老人伍金山來到父親、白色恐怖受難者伍保忠墓碑前，讓父子相見的影片與貼文，獲得眾多媒體報導與網友觀看、轉載。

伍保忠是戒嚴時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大甲案中的受難者，1953年他在羈押期間病逝，國民黨政府未將死亡通知送達家屬、無人認屍，他被草率葬在台北六張犁的受難者亂葬崗；而今年68歲的伍金山是當年伍保忠才兩歲的兒子，他對父親沒有任何印象，只能從老照片認識父親的長相、從族人口中拼湊父親的為人事蹟。

今年4月12日，促轉會委員高天惠來到伍保忠的老家南投東埔部落，把遲了66年的判決書、死亡證明等相關檔案交給伍金山。「這麼多年，國家總算有人來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第一次完整得知父親遭遇的伍金山說。4月29日，伍金山來到六張犁，撲倒在伍保忠墓前，用布農族語對爸爸說，「我要帶你回家。」

「我在旁邊，看到他撲下去抱著墓碑，用族語跟父親講話、說會帶他回家，那是累積了幾十年的真情流露，看了非常震撼、非常感動！」楊翠回顧著那一刻。

楊翠說，在過去的文件中，伍保忠沒有被指認出布農族身分，家屬也沒有被找到，這次促轉會是第一次找到他的兒子，並讓兒子能把父親領回家。

5月25日，伍金山與親人帶著伍保忠的遺骨回到部落，當夜，伍家人齊聚靈堂、共敘舊話；隔日一早，經過教堂告別禮拜儀式後，他們在墓園完成葬禮。伍保忠終於回到他生長的部落，與家人團聚，在故鄉的土地上安息。

「這一連串作為雖然只是小事，但當時的威權體制對人權的壓迫，就是對這些小事，一個一個鏈結去打破他、傷害他；所以我們現在的彌補，也得這樣一個一個鏈結，重新把他鏈回來。」楊翠說。

在人力與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要接回每一個斷掉的鏈結，都得花費時間與人力；再加上各機關對促轉會的漠視、國民黨與其支持者對促轉會的敵意，走在轉型正義這條路上，促轉會走得艱難。

「促轉會內沒有任何一位成員會天真的認為，促轉工作能夠一蹴可幾。」

「這幾年來我的信心漸漸消失。」談起對轉型正義的期許，蔡寬裕突然感慨的脫口而出，「國民黨反撲力量太大了，尤其從去年的選舉看到，台灣民眾到現在還沒覺醒，對於轉型正義，他們覺得跟他們沒關係、不痛不癢。如果明年政權再被國民黨拿去，未來連要重頭來過都有困難。」

楊翠不這麼想。她強調，促轉會內沒有任何一位成員會天真的認為，促轉工作能夠一蹴可幾，每個人都用盡了能力，「double了很多業務在身上」。

楊翠比喻，「以台灣轉型正義的前階段來說，也許要推進到目標需要一百步，我現在只能推進兩步，但這兩步都得用盡力氣、都有意義。就像小孩學走路，他非常奮力站起來、用力邁開腳，走兩步就跌倒，我們不會恥笑他說，『為什麼這麼不會走？只走這兩步？』」她說，如今的促轉會，所有人都沒有悲觀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