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程翔：天安门屠杀促进苏东集团解体

【编者按】本文为《我是记者—六四印记》一书节选，作者为《文汇报》原副总编辑程翔。该书为《我是记者—六四印记》编辑委员会合编。一班曾采访八九民运的记者发起“我是记者－六四30”项目，将当日所见所闻、日后所思所感，再做一次纪录，公诸于世，以为历史见证。端传媒经作者授权刊发本文，以飨读者。

《我是记者—六四印记：六十名新闻工作者著述》

出品方：《我是记者—六四印记》编辑委员会

出版日期：2019/06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屠城30周年，也是“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当年很多人的心情都经历了从6月时对中国的伤感、沮丧和愤怒，转到11月时对德国变天的欢呼、振奋和鼓舞。北京和柏林虽然相隔七千多公里，但直觉告诉我，这两件大事必然有其内在的关联（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所以我同当年的朋友互勉：不要悲伤，虽然天安门前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但天安门的精神却在遥远的柏林开花结果。

虽然有这个直觉，但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必要去寻找相关的证据。所以我在2009年趁德国政府举办“庆祝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盛大庆典时，走访柏林及前苏联和前东欧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探索天安门屠杀和柏林墙倒塌的关系。

柏林围墙的倒塌，其压力的发源地不在柏林，而是远在150公里以外的莱比锡。

在柏林，当我问德国朋友围墙是如何倒下的？他们指我到莱比锡。原来，柏林围墙的倒塌，其压力的发源地不在柏林，而是远在150公里以外的莱比锡。对我来说，莱比锡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基督新教（Protestant）的诞生，就是源于1519年7月，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参加一次反对罗马教廷的大辩论（即 Leipziger Disputation），质疑罗马教廷一系列政策，包括炼狱、销售赎罪券、告解的必要性和方法，以及教宗权威的合法性。

另一件同莱比锡有关的历史事件，1842年12月，普鲁士查禁《莱比锡总汇报》，马克思针对这件事在《莱茵报》写了七篇文章，抗议专制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偏偏今天中共严禁新闻言论自由，实在有辱师门）。无独有偶，这两件历史事件都是同争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自由有关。看来争取自由成为莱比锡的历史传统。

原来当年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的周一祈祷会（Monday Prayer）爆发出来的压力，最终导致柏林围墙倒塌。这说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但奇迹就是这样发生。当然，从莱比锡的祈祷会开始到柏林围墙的最终倒塌，中间还要经历一系列的事件才能大功告成。但是如果我们略去其详情及细节，则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莱比锡的祈祷会导致柏林围墙的倒塌。

那么莱比锡的祈祷会为何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去影响全国以至最终导致柏林围墙的倒塌？这就要谈到天安门屠城的影响：一方面，东德人民从天安门民众的英勇中（特别是坦克人）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天安门的残酷和惨烈也震慑了东德的当权者，使他们不敢贸然开枪。

如果我们略去细节，则历史的大脉络是很清晰的，天安门的屠杀的确导致柏林围墙的倒塌。这个过程可以简述如下：

• 自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在1985年上台后，他积极推动苏联版本的改革开放政策（Glasnost and Perestroika），于是整个苏联东欧集团自1986年开始，普遍产生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从1986-89年间这些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大气候”。

•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触发大规模学生运动。五月戈尔巴乔夫访华，目睹天安门的和平民主抗议浪潮深受感动，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

一方面，东德人民从天安门民众的英勇中（特别是坦克人）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天安门的残酷和惨烈也震慑了东德的当权者，使他们不敢贸然开枪。

• 6月4日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所说的“小气候”），中共残酷镇压民主运动。通过西德电视台转发的电视信息，东德人民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人民勇敢抗击暴政的画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坦克人”。

• 6月5日，莱比锡第一次举办了有关中国“六四事件”的示威活动。6月25日莱比锡市中心尼古拉教堂（Nikolai Church）牧师克里斯提安 ‧富勒 (Pastor Christian Fuhrer)举行和平崇拜抗议中共屠杀人民。这位富勒牧师就是后来在整个莱比锡抗暴运动中的一个关键的领导角色。通过集会，群众本来已经对东德当局不满，更借机提出各种民主自由的诉求。在富勒牧师领导下，莱比锡的抗议活动迅速遍及全东德。

• 6月8日东德议会对中共屠城表示理解和支持。10月1日东德共产党内定接班人克伦茨（Egon Krenz）访华庆祝中共建政40周年，他代表东德公开支持中共的暴行。

• 10月6日东德庆祝建政40周年，在此时刻东德共产党迎接中共副总理姚依林。姚向当局传授天安门经验，东德共党领袖昂纳克再度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镇压。在会见姚依林时，昂纳克说：“有充分证据证明帝国主义的阶级压迫者正采取具侵略性的反社会主义行动来达到扭转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他强调，“在这情形下，我们可以从北京的反革命骚乱中学到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教训。”（英文：In this respec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unrest in Beijing）。昂纳克此言被解读为可能效法中共的镇压。从此莱比锡天空出现当局拟以“天安门模式”来镇压群众集会的阴霾。

• 事实上为维护政权，“中国模式”已经进入东德当局的思维，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经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他发出了动员令：“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沃尔夫为此做了一个极为清晰明确的判断，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

• 东德当局确实做了准备以“天安门模式”来处理莱比锡的群众集会。他们向示威者说：“不要忘记天安门”，暗示当局可能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但是在富勒牧师领导下，群众坚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模式来面对东德的军警，他们也同样对当局说：“不要忘记天安门”，警告当局不要重蹈中共的覆辙。德国电视台一篇评论说：“中国为支援民主的抗议活动给东德既带来希望，也带来恐惧” （China’s pro-democracy protests struck hope and fear in East Germany）说明同样一句“不要忘记天安门”，既表明当局的残暴本质，也表明人民的抗暴决心。

同样一句“不要忘记天安门”，既表明当局的残暴本质，也表明人民的抗暴决心。

• 在东德民主浪潮期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华沙条约国会议时宣布，“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表示苏联将不会以军事力量干预华沙条约国的改革诉求。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宣布，表明苏联改变政策了，不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样直接镇压东欧国家的和平抗议活动了。戈尔巴乔夫还敦促东德领袖昂纳克尽早改革，他在那时说了一句名言：“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

• 10月23日莱比锡30万民众示威（东德历史上最大规模），当局已经做好血腥镇压的准备，但民众警告克兰兹不要忘记天安门事件。他们高呼：“克兰兹，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和员警镇压”。民众的勇敢和无惧终于迫使当局放弃镇压措施。

• 我采访时，翻看纪录，知道当年他们步出教会时所呼叫的口号是：“记著天安门！记著天安门！”。民众高呼“记著天安门”是在警告东德秘密员警，若他们动手的话，便会发生另一件“天安门事件”。在群众大声呼喊下，东欧的秘密员警也不敢导演另一场“天安门事件”。当时有记者问他们：“为何你们会这样勇敢，不感到害怕？”他们就举出“坦克人”那幅图画，他们说：“中国人这幅画深深的感动我们。”这段对话，也纪录在历史资料中。

民众高呼“记著天安门”是在警告东德秘密员警，若他们动手的话，便会发生另一件“天安门事件”。在群众大声呼喊下，东欧的秘密员警也不敢导演另一场“天安门事件”。

• 莱比锡民众的胜利鼓舞了全东德的抗争活动。在运动中新成立的团体“莱比锡新论坛”对该市连续的星期一游行作出这样的总结：“在这里，东德市民学会站起来走路。示威者要求的是让人民重拾尊严。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人提出物质要求，他们要的是公民权利和人权”。这个组织的出现，是抗争运动从莱比锡扩散到全国的关键组织，也是从推倒柏林围墙到东西德统一的关键组织。

• 11月4日，首都柏林在举行了50万人大示威要求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集会中著名作家 Christopher Hein 赞扬：“莱比锡：英雄城市”。他说：“不要忘记谁首先击溃令人窒息的体制，并结束理性的沉睡”。

• 在抗议运动遍布全国的情况下，11月7日整个东德政府内阁宣布总辞。11月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即东德共产党）宣布政治局集体辞职。

• 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人民可以自由出国旅行，当晚东德群众越过柏林围墙进入西柏林，标志著柏林围墙的倒塌。

所以，天安门镇压与柏林倒墙的关联可以以此来表述：
天安门中国人民的英勇 ─>
激励了莱比锡人民抗暴的决心 ─>
莱比锡人民粉粹当局的镇压计划变相鼓励了全国的抗争运动 ─>
全国抗议迫使当局总辞并废除出国禁令 ─>
人民越过柏林围墙逃到西柏林 ─>
柏林围墙实质被推翻。

作家北明在其长篇记载《莱比锡的烛光──柏林墙的坍塌》一文中有一个标题，我觉得十分贴切，故引用于此来作为本文的总结：

“中国失败的鲜血催开欧洲自由花朶”

（程翔，1981-1987年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1987-1989年任《文汇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