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程翔：天安門屠殺促進蘇東集團解體

【編者按】本文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節選，作者為《文匯報》原副總編輯程翔。該書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輯委員會合編。一班曾採訪八九民運的記者發起「我是記者－六四30」項目，將當日所見所聞、日後所思所感，再做一次紀錄，公諸於世，以為歷史見證。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刊發本文，以饗讀者。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六十名新聞工作者著述》

出品方：《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輯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9/06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屠城30周年，也是「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當年很多人的心情都經歷了從6月時對中國的傷感、沮喪和憤怒，轉到11月時對德國變天的歡呼、振奮和鼓舞。北京和柏林雖然相隔七千多公里，但直覺告訴我，這兩件大事必然有其內在的關聯（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所以我同當年的朋友互勉：不要悲傷，雖然天安門前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但天安門的精神卻在遙遠的柏林開花結果。

雖然有這個直覺，但作為一個記者，我有必要去尋找相關的證據。所以我在2009年趁德國政府舉辦「慶祝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的盛大慶典時，走訪柏林及前蘇聯和前東歐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探索天安門屠殺和柏林牆倒塌的關係。

柏林圍牆的倒塌，其壓力的發源地不在柏林，而是遠在150公里以外的萊比錫。

在柏林，當我問德國朋友圍牆是如何倒下的？他們指我到萊比錫。原來，柏林圍牆的倒塌，其壓力的發源地不在柏林，而是遠在150公里以外的萊比錫。對我來說，萊比錫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基督新教（Protestant）的誕生，就是源於1519年7月，馬丁·路德在萊比錫參加一次反對羅馬教廷的大辯論（即 Leipziger Disputation），質疑羅馬教廷一系列政策，包括煉獄、銷售贖罪券、告解的必要性和方法，以及教宗權威的合法性。

另一件同萊比錫有關的歷史事件，1842年12月，普魯士查禁《萊比錫總彙報》，馬克思針對這件事在《萊茵報》寫了七篇文章，抗議專制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偏偏今天中共嚴禁新聞言論自由，實在有辱師門）。無獨有偶，這兩件歷史事件都是同爭取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自由有關。看來爭取自由成為萊比錫的歷史傳統。

原來當年在萊比錫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的周一祈禱會（Monday Prayer）爆發出來的壓力，最終導致柏林圍牆倒塌。這說起來如同天方夜譚，但奇跡就是這樣發生。當然，從萊比錫的祈禱會開始到柏林圍牆的最終倒塌，中間還要經歷一系列的事件才能大功告成。但是如果我們略去其詳情及細節，則可以毫不懷疑地說，萊比錫的祈禱會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

那麼萊比錫的祈禱會為何就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力量、去影響全國以至最終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就要談到天安門屠城的影響：一方面，東德人民從天安門民眾的英勇中（特別是坦克人）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天安門的殘酷和慘烈也震懾了東德的當權者，使他們不敢貿然開槍。

如果我們略去細節，則歷史的大脈絡是很清晰的，天安門的屠殺的確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個過程可以簡述如下：

• 自從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在1985年上臺後，他積極推動蘇聯版本的改革開放政策（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於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自1986年開始，普遍產生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從1986-89年間這些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活動。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大氣候」。

•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觸發大規模學生運動。五月戈爾巴喬夫訪華，目睹天安門的和平民主抗議浪潮深受感動，同情學生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給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

一方面，東德人民從天安門民眾的英勇中（特別是坦克人）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天安門的殘酷和慘烈也震懾了東德的當權者，使他們不敢貿然開槍。

• 6月4日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所說的「小氣候」），中共殘酷鎮壓民主運動。通過西德電視台轉發的電視訊息，東德人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人民勇敢抗擊暴政的畫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坦克人」。

• 6月5日，萊比錫第一次舉辦了有關中國「六四事件」的示威活動。6月25日萊比錫市中心尼古拉教堂（Nikolai Church）牧師克里斯提安 ‧富勒 (Pastor Christian Fuhrer)舉行和平崇拜抗議中共屠殺人民。這位富勒牧師就是後來在整個萊比錫抗暴運動中的一個關鍵的領導角色。通過集會，群眾本來已經對東德當局不滿，更藉機提出各種民主自由的訴求。在富勒牧師領導下，萊比錫的抗議活動迅速遍及全東德。

• 6月8日東德議會對中共屠城表示理解和支持。10月1日東德共產黨內定接班人克倫茨（Egon Krenz）訪華慶祝中共建政40周年，他代表東德公開支持中共的暴行。

• 10月6日東德慶祝建政40周年，在此時刻東德共產黨迎接中共副總理姚依林。姚向當局傳授天安門經驗，東德共黨領袖昂納克再度發表聲明支持中共的鎮壓。在會見姚依林時，昂納克說：「有充分證據證明帝國主義的階級壓迫者正採取具侵略性的反社會主義行動來達到扭轉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他強調，「在這情形下，我們可以從北京的反革命騷亂中學到一個帶有根本性意義的教訓。」（英文：In this respec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unrest in Beijing）。昂納克此言被解讀為可能效法中共的鎮壓。從此萊比錫天空出現當局擬以「天安門模式」來鎮壓群眾集會的陰霾。

• 事實上為維護政權，「中國模式」已經進入東德當局的思維，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經接到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他發出了動員令：「同志們，從今天起這就是階級戰爭……今天就將決定階級戰爭的結果，獲勝方要麼是他們，要麼是我們。所以要保持階級警覺。如果棍子不夠好用，那就用槍。（如果兒童在抗議人群中）那是他們活該。我們有槍，我們有後盾。」沃爾夫為此做了一個極為清晰明確的判斷，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後果可能比北京的更嚴重」。

• 東德當局確實做了準備以「天安門模式」來處理萊比錫的群眾集會。他們向示威者說：「不要忘記天安門」，暗示當局可能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但是在富勒牧師領導下，群眾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模式來面對東德的軍警，他們也同樣對當局說：「不要忘記天安門」，警告當局不要重蹈中共的覆轍。德國電視台一篇評論說：「中國為支援民主的抗議活動給東德既帶來希望，也帶來恐懼」 （China’s pro-democracy protests struck hope and fear in East Germany）說明同樣一句「不要忘記天安門」，既表明當局的殘暴本質，也表明人民的抗暴決心。

同樣一句「不要忘記天安門」，既表明當局的殘暴本質，也表明人民的抗暴決心。

• 在東德民主浪潮期間，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華沙條約國會議時宣布，「每個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這表示蘇聯將不會以軍事力量干預華沙條約國的改革訴求。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宣布，表明蘇聯改變政策了，不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樣直接鎮壓東歐國家的和平抗議活動了。戈爾巴喬夫還敦促東德領袖昂納克盡早改革，他在那時說了一句名言：「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的人」！

• 10月23日萊比錫30萬民眾示威（東德歷史上最大規模），當局已經做好血腥鎮壓的準備，但民眾警告克蘭茲不要忘記天安門事件。他們高呼：「克蘭茲，不要輕舉妄動，我們不會忘記中國和員警鎮壓」。民眾的勇敢和無懼終於迫使當局放棄鎮壓措施。

• 我採訪時，翻看紀錄，知道當年他們步出教會時所呼叫的口號是：「記著天安門！記著天安門！」。民眾高呼「記著天安門」是在警告東德秘密員警，若他們動手的話，便會發生另一件「天安門事件」。在群眾大聲呼喊下，東歐的秘密員警也不敢導演另一場「天安門事件」。當時有記者問他們：「為何你們會這樣勇敢，不感到害怕？」他們就舉出「坦克人」那幅圖畫，他們說：「中國人這幅畫深深的感動我們。」這段對話，也紀錄在歷史資料中。

民眾高呼「記著天安門」是在警告東德秘密員警，若他們動手的話，便會發生另一件「天安門事件」。在群眾大聲呼喊下，東歐的秘密員警也不敢導演另一場「天安門事件」。

• 萊比錫民眾的勝利鼓舞了全東德的抗爭活動。在運動中新成立的團體「萊比錫新論壇」對該市連續的星期一遊行作出這樣的總結：「在這裡，東德市民學會站起來走路。示威者要求的是讓人民重拾尊嚴。難以置信的是沒有人提出物質要求，他們要的是公民權利和人權」。這個組織的出現，是抗爭運動從萊比錫擴散到全國的關鍵組織，也是從推倒柏林圍牆到東西德統一的關鍵組織。

• 11月4日，首都柏林在舉行了50萬人大示威要求新聞、言論和集會自由。集會中著名作家 Christopher Hein 讚揚：「萊比錫：英雄城市」。他說：「不要忘記誰首先擊潰令人窒息的體制，並結束理性的沉睡」。

• 在抗議運動遍佈全國的情況下，11月7日整個東德政府內閣宣布總辭。11月8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即東德共產黨）宣布政治局集體辭職。

• 11月9日東德政府宣布人民可以自由出國旅行，當晚東德群眾越過柏林圍牆進入西柏林，標誌著柏林圍牆的倒塌。

所以，天安門鎮壓與柏林倒牆的關聯可以以此來表述：
天安門中國人民的英勇 ─>
激勵了萊比錫人民抗暴的決心 ─>
萊比錫人民粉粹當局的鎮壓計劃變相鼓勵了全國的抗爭運動 ─>
全國抗議迫使當局總辭並廢除出國禁令 ─>
人民越過柏林圍牆逃到西柏林 ─>
柏林圍牆實質被推翻。

作家北明在其長篇記載《萊比錫的燭光──柏林牆的坍塌》一文中有一個標題，我覺得十分貼切，故引用於此來作為本文的總結：

「中國失敗的鮮血催開歐洲自由花朶」

（程翔，1981-1987年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1987-1989年任《文匯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