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巴托的日与夜，两个在蒙古的台湾人

从降落乌兰巴托那一刻起，就见识到恶名昭彰的塞车潮，这个由俄国人规划的草原城市原本只规划三十万人的容量，如今涌入的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超过蒙古国人口的一半。

在这座城市里，有钱人住在高楼里看Netflix、使用Alexa语音管家，电视转来转去都是外国频道，里头是来自韩国、中国、巴基斯坦等新闻与综艺节目。但市中心外围围满了蒙古包，它们是前来首都讨生活，却没能抢到都市住宅的人们，过的依旧是打水烧柴的日子。

穿过乌兰巴托市区热闹的国营百货，来到有名的“观光街”上，一座办公大楼的外墙正在进行春夏例行的整修工程，如同大多数乌兰巴托的建筑物一样历经风霜。它就是台湾会馆。

提到蒙古国，年长些的台湾人记得“老母鸡”与“秋海棠”之争的地理老笑话(编按：“秋海棠”指中华民国早年主张外蒙依然属于中华民国所画出的地图；“老母鸡”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外蒙的地图)；又或者不少人还记得被视为“党国遗毒”，但已经在2017年废除的蒙藏委员会。

不管年长年、知不知道上头这些，很少有台湾人会认认真真想认识那个遥远的国度，更别提台湾人会在蒙古有任何投资事业。 

台湾和蒙古国较公开正式的关系起于1999至2000年冬季，高度仰赖畜牧经济的蒙古国，经历当时近十年最严重的寒害，牲口死伤无数，人民生活无以为继，当时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与世界展望会合作，既赠予粮食援助，也有许多民间医疗团体进驻蒙古服务。  那时陈水扁刚就任总统，他向乌兰巴托市长纳兰承诺投资，于乌兰巴托市中心买下一栋五层楼的大楼作为“台湾会馆”，隔年外交部进驻，设立“台北贸易经济代表处”。之后台湾“家扶基金会”也在台湾会馆租用办公室。这幢楼逐渐成了蒙古人认识台湾最初的窗口，也是李植楷和周美妙一前一后来到这里的远因。

退休前的惊奇之旅

李植楷今年六十四岁，圆润的脸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三年多前，他被台湾肥料公司指派到蒙古经营台肥投资的“台庄公司”。成了第一个长期驻蒙古的台庄公司总经理，  台庄在蒙古经营的主要业务是出租和管理台湾会馆这座商办大楼。除了二、三楼是台湾机构使用外，一楼是可汗银行（ХААН Банк）；四、五楼原本是青年旅舍，在2016年时考虑到蒙古旅游季节时间短，收益不如全年可经营的商办业务，进而转为出租办公室，多为前往台湾与中国或是日韩的旅游留学代办。 
在只有不到20个台湾人的乌兰巴托，李植楷看到台湾人来访，脸上的喜悦藏不住。

算起来也是接近退休的年纪，怎么会想要来蒙古？李植楷笑称公司委任之时就一口答应了，倒也没想太多，话语之间竟意外有些蒙古人随遇而安的性格。
从工会公关到管理完全听不懂自己指令的“外国人”，李植楷在工作初期深深体会到身为异乡人的孤独，意识到“我自己才是外国人”，“他们全部都在看，看这个不懂蒙古语的总经理能做什么！”

李植楷说自己以前是电话接不完、Line通知响不停的大忙人。但到了蒙古，就任一个月之后手机才终于响起，当时他看所有蒙古员工都竖起耳朵偷听。他只好接起电话说了一句：“байна уу？（喂）”他笑说员工们都震惊了。那时真的已经会讲蒙语了吗？‘李植楷放声大笑说：“哪可能啦，我也是听他们一天到晚讲电话才会的，后面都讲台语了啦。”

第一周上任就碰上供电的问题，听起来琐碎，但在基础建设不完善气候却又严峻的乌兰巴托，即使位于精华区的台湾会馆也无法免于停水停电停暖气，这是攸关生存的大事。

一停电就整个公司业务停摆，为此李植楷特地咨询了在台湾总公司的工程师，再亲自指挥水电工重新配置电路盘，凡停电必定再度自己出马检查问题所在。到今天，除了乌兰巴托市总供电问题外，台湾会馆未曾再停电过，连从小到大停电成自然的蒙古同事都吃惊。

也许是曾担任工会公关的关系，李植楷心思细腻，频频替来客斟满茶杯。若不是窗外传来乌兰巴托一贯的塞车喇叭声与蒙语交谈声，会议室桌上的茶盘与台湾高山茶罐，还真让人误以为还在台湾的某个总经理办公室。

语言不通也能是好朋友

在台湾人的公司里，和蒙古人一起工作又是什么光景呢？

李植楷的上任前曾经直接到在台庄工作十多年的前执行经理家中拜访。他先以台湾人习惯的礼貌句式问候对方，并且希望“之后能够成为好朋友。”

“连语言都不通怎么当好朋友！”翻译转述对谈第一句话便如此直白，所幸后来把酒言欢，跨越语言障碍，前执行经理也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总经理敞开心胸，述说过往生活不易，更让蒙古硬汉流下了眼泪，经理妻子哑口无言，频问李植楷是否对她丈夫下了蛊，否则结婚多年都未曾见过先生掉泪。蒙古人性情直率，让李植楷留下深刻印象。

出租空间的业务看起来单纯，但在英语不普及、汉语又几乎完全不通的蒙古，工作顺利与否便相当仰赖可信赖的当地员工。语言文化完全不熟的李植楷除了向执行经理请教经营之道，也相当倚重副理尔登的协助，尔登在台庄公司工作多年，虽然汉语沟通无碍，对于语言的理解仍不如母语者透彻，开始合作期间经常沟通不良。

李植楷说：“我有次跟他说：我不在蒙古期间，公司的事就麻烦你了，有什么问题再向我回报，谢谢。”尔登经理回他：“知道了，有问题我会找总经理麻烦的，谢谢。”对话固然莞尔趣味，但李植楷仍然提醒尔登这两句话语意上有差别。 

除了语言，在蒙古工作必须遵从当地缓慢的节奏，是习惯高效率的台湾人不能适应的，加上市区从早到晚塞车严重，做任何事只能慢，再慢，完全急不得。受访那一天，李植楷从早上到下午，只做了一件事，“去移民局拿个护照而已，再塞个车，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自己煮，一起吃

到移民局办签证，是所有在蒙古外国人共同的痛。办事效率与市区内交通等速，琐碎的签证过程与反复变动的规则仿佛仍停留在苏联尚未瓦解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移民局距离市区相当遥远，前往移民局的路途得经历来回两个小时的塞车。到了移民局，英文指示形同虚设，若无熟识的翻译友人陪同，等上十天半个月是正常的。 
“所以你说急也没用啊！”李植楷叹了一口气，“但是现在也是适应了。” 
为了维持办事效率，李植楷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员工训练，蒙古人脾气耿直，自尊心又强，只能耐心沟通与叮咛追踪各种细节，大至合作对象的挑选，小至员工服仪等都必须由李植楷本人再三确认叮咛。

“我刚来就叫他们买个镜子，干嘛呢？冬天冷，这边的人都穿的多，帽子围巾一脱，再精心打扮的人都会搞的一团乱的，服务业不可以不重视形象。他们本来还不肯买，三催四请到生气才去买了，结果冬天一到每个人都在那边照！”三年来，磨合过程虽然辛苦，但结果还是好的。

“吃不习惯，真的。刚来两个礼拜就瘦了五公斤。”开始采访以来一直笑嘻嘻的他难得露出不适应的表情，蒙古饮食较少调味，大块肉烹调主食，米食蔬菜为点缀，与讲求细腻处理与调味的汉人菜式完全不同，对于自诩老饕的李植楷来说著实难受，思乡的时候就在台湾人群组发起“吃饭团”，但中菜馆总是与台湾口味有所差异，他也试著自己研发菜色，“第二次回台湾我就扛了一堆调味料！”安抚自己与他人离乡的胃囊，倒也研究出心得，无论是长久派驻或是短期暂留的台湾人必定都听闻或吃过李植楷的杰作，手艺在台湾人社群里出了名，也算是在异乡意外的成就。

为了工作和家人分隔两地，会不会觉得失落？“不会，我反而很高兴，因为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想有多少人在接近退休之后还能再开启这个如此精采的篇章？”李植楷父女两人常常一起出国，到了香港又各奔西东，女儿反而很羡慕父亲有机会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国度，他秀出员工旅游一起到郊外露营的照片，骄傲的神情竟有了大漠男儿的光彩。

离开会馆，观光街上依旧喇叭声不绝于耳，塞车的车流如同来时一样壅塞。

台湾家扶基金会开枝散叶

在李植楷经营的台湾会馆里，最具规模的组织一度是“蒙古家扶中心”。它是台湾家扶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的据点之一，主要工作是贫困儿童的认养、弱势家庭扶助。例如冬季寒害时期发放营养品，或是针对牧区儿童做健康检查等。  驻蒙古的家扶中心代表周美妙在2012年寒害时期，因为想转换环境自愿申请调到乌兰巴托，在如此艰困的时刻到职，被问及是否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瘦小的周美妙突然大笑起来，“我到的隔天就开始上班了，一切如常，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2012年的乌兰巴托建设仍不完善：国民住宅的轮廓仅在官员和建商口中流传著，工厂与燃煤废气却比高楼大厦提早冲破天际线。市中心的道路都未完全铺上柏油路，排水系统不甚发达，人们开著吉普车，摇摇晃晃的闪避路上窜出的马匹与坑洞，一不小心便陷进大雨后积水未退的洼洞里，顿时间人仰马翻，让本来就已相当严重的塞车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周美妙到任时，面对的情况是部分受到寒害影响的牧民家庭已移往乌兰巴托近郊居住，希望能谋求放牧产业之外的经济支柱，然而发展至今，不稳定的基础建设与产业走向，让都市外围的牧民家庭陷入更艰难的生活处境，不少人依靠打零工维生，每日赚取平均不到一美元的薪资，孩子为了帮助家计，失学问题也相当严重，不少家庭也存在酗酒与暴力问题。  

根据201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调查，目前仍有57.9%的蒙古妇女，曾遭到不同程度与来源的家庭或亲密关系暴力，起因多半来自于经济压力或是饮酒过量，就算是2004年已上路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与每个月的禁酒日也无法有效缓解，政府的不积极作为也让底层人民的生活更加难过，当地社工也会向厂商收取不当获利，让外界的资源无法回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你们外国人能帮什么忙？

因此，在周美妙初次带领家扶人员进入社区协助的时候，往往会碰触到扶助家庭的敏感神经：“连政府都不想帮我们了，外国人怎么可能帮到什么忙？”为了化解如此微妙的情绪，周美妙亦提点社工们以礼相待，也在协助现场建立起秩序与默契，例如领取冬季营养品时必须排队等等小细节，建立起助人与被助方皆被尊重的良性循环。

除了照顾扶助方的心理，周美妙承认，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蒙古同仁建立工作默契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磨合期甚至是以“年”计算，初期曾有同仁采购收取回扣的经验。对于需要即时整合资源与机动服务的家扶工作来说，蒙古人随性的态度也常让周美妙伤透脑筋，“为什么总是要在最后一刻赶进度呢！”周美妙无奈大笑。

周美妙刚开始常因叮咛进度而与员工起争执，不过几次活动成果完满，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称赞也让蒙古同仁理解台湾人的工作模式有其道理，而不是硬要鸡蛋里挑骨头，工作气氛方才缓和下来。

最难打交道的是政府

然而家扶中心在蒙古最严峻的考验，却是执行业务时政府单位的阻力，例如自2014年开始，家扶欲串连起台湾与蒙古双方的医疗系统，起初是希望能互派医师至双方国家交流，给予贫困地区更完善的医疗协助，却因为对口的蒙古官员对于外国单位不信任而被刁难，以“蒙古医疗资源已经足以协助这些孩子，不需要外国医师协助”等理由驳回短期交流的执业执照申请。

“有时候想起孩子们的上学环境或是无法受到更好的照顾，或是必须每天到工地打工存学费，却赚不到一万蒙圆就很心疼！”与政府机关斡旋的过程虽然让人气馁，却也因此让周美妙与家扶的同仁更坚定工作的信念，所幸平时家扶中心工作以严谨著称，开始有不少当地医院与学校单位甚至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愿意主动合作，或是在申请政府文件时提供翻译协助。而每年举办的职业训练班或是才艺班，让家扶的孩子与家长都有了自立或是再学习的机会，也间接让蒙古人对于台湾人的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对于台湾的概念也更加具体。

驻蒙古七年，也许是因为对于工作的热忱大于一切，周美妙过了三四年，才突然有了“咦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什么？”的思乡情结，然眼见受到扶助的孩子至台湾留学，或是到其他国家发展获得的学业、事业成就，也让家扶中心的同仁们与有荣焉，与扶助家庭的关系也从起初的紧张不信任，如今转变为互助共生的紧密关系，而且比起勾心斗角的汉人职场，蒙古人直来直往的单纯性格也让周美妙在工作过程中相对放松，而蒙古人对于自然环境的认知与知识之丰富，也常周美妙学到不少，她表示这就是与“人”工作最大的收获，虽然偶尔想家，便也舍不得离开了。

然而提及蒙古现阶段的处境，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的外援进驻已有年余，但周美妙严肃地说，蒙古自身的先天条件与经济环境的发展仍存在落差，尽管已经开始依赖外援组织的协助，距离能够完全真正的自给自足或达到社会福利系统的平衡，还需要政府或民间更自发的努力。而经济发展脚步急促，遗落的不只是需要扶助的弱势家庭，还有蒙古社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原本拥有的草原生活智慧与对自然的尊重加速失落。“有时候都觉得，让他们进入经济体制发展的节奏，是不是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帮助，反而是害了他们。不过选择变成什么样子，都还是掌握在他们手里。”周美妙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