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生育之痛：被强制流产后，计生人员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来

编者按：全球生育率在显著下降——2018年底，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报告指出。这一趋势并不令人意外。香港、台湾生育率已是全球倒数，中国大陆则徘徊在“低生育率陷阱”旁。从计划生育到全面开放二胎、再到今日“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渐高，生育权长期笼罩在政策阴影下。在中国大陆之外，生育亦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家庭等因素影响。端传媒希望将一束光照在孕育生命的个体身上，讲述他们被时代和政策所裹挟的生育故事。系列将不定期更新，也欢迎你分享自己的故事。今天是第二篇，讲述计划生育时代下，中国女工辛酸的生育经历。第一篇是重磅调查：被强制绝育的淳子的一生。

打完引产针24小时后，大夫决定扩宫把孩子取出来

韩姐记得那是个阴冷潮湿的冬天，病床冰冷。她躺在床上，大夫掐着她的肚子，捏到硬的地方，估摸着是孩子的头，就把针扎下去。反复扎了几次，怎么也扎不到孩子的头。过了24小时，孩子在韩姐腹中依旧安稳。（编注：为了解胎式，医师打引产针前要摸胎位，药物注射点通常是羊水最多的位置，而非直接扎头部。等待引产的韩姐，误以为是要扎孩子的头。）

扮演韩姐的演员独白道：“不知道过了多久，孩子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心里着急得很。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还不走了？快走吧！求求你，快走吧！”

韩姐今年46岁，四川人，一共怀孕过五次，生下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后，因为家中负担不起，后面的三个男孩都在大月份时做了引产。

每一个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身上都有很多故事可讲。其中最隐秘而伤痛的，便是生育经历。2019年初，服务打工女性的北京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和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共同策划，把韩姐的故事《生育纪事》搬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菊隐剧场的舞台。主要演员除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工，她们在北京从事保姆、保洁、超市收银员、水果小商贩等职业。

舞台上呈现的不仅仅是韩姐的生育经历，更是女工们共同的生育之痛。

1994年十月底，种晚麦子时，丈夫正要去北京打工，一个人承担农活的韩姐，却觉得浑身没劲。去县医院一检查，发现怀孕了。她根本没有时间做抉择——家里的晚麦子正等着她种完，种完麦子还要摘油菜，摘完油菜还得浇麦子。

干完这些农活，两个月过去了。为了适合引产，韩姐又等了两三个月，不经意间又和孩子培养了两三个月感情。

打完引产针24小时后，大夫决定不等了，直接扩宫把孩子取出来。舞台上升起投影幕布，透过影戏，观众们看到，大夫用钳子从韩姐的下体边扭转边夹取出一块块的碎肉，放在塑料桶里……

风雨大作，背景音夹杂着婴儿的哭声。手术台上，韩姐在呻吟。扮演她的演员独白道：“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可你已经有两个哥哥了，家里条件那么差。再把你生下来的话，我和你爸爸要吃多少苦，遭多少罪啊。原谅妈妈。”

台下已是一片抽泣声。

上场前，导演赵志勇反复嘱咐演员们，一定要克制，不能自己在戏里哭得稀里哗啦。但听到婴儿的哭声和韩姐的呻吟，参演的齐丽霞还是没能忍住，在台上一把一把抹起眼泪来。她心想：“演出结束后，我要找个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大哭一场，哭出所有的伤与痛，哭出身为女性而经历的苦难。”

齐丽霞在河南老家当过初中老师，也在广东做过女工。2002，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当地一家服务工人的公益机构，当上志愿者，后来又成为工作人员。2009年，齐丽霞在北京参与筹办了木兰花开，倡导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木兰花开拥有20多个原创作品，话题围绕女工离家打工、结婚生子、孩子上学、个人成长等方面，包括歌曲《我是女人》、《不完美妈妈》，舞蹈《疯狂清洁工》、《女工风景线》，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的《我要上学》、《生育纪事》等。

一年多前，齐丽霞在大量接触基层女工后有了一个新想法：女工的生育故事几乎没有被公开谈论过，木兰花开何不做一个基层女性生育故事的口述史？这个点子也得到中央戏剧学院老师赵志勇的支持。他们在2018年访谈了近30位基层女性，最后选了韩姐的故事，集体创作了《生育纪事》。

不管子宫合不合适，一律强行上环

有人对韩姐心生不解：为什么不避孕？

殊不知，从怀老二起的四次意外怀孕，恰恰是因为避了孕。生完老大，韩姐就上了环。“环”，即“避孕环”，又叫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 IUD），由金属、硅胶、塑料等材料制成。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后，因为其他避孕措施较难普及，避孕环成为中国计生工作中最普遍的避孕方法，官方数据称，在采取避孕措施的已婚育龄妇女中使用比率达50%。一线计生人员观察到的比例更高，且农村上环率要远高于城市。对农村计生干部而言，“避孕”主要指针对女性的上环手术，男性结扎一直阻力重重——很多男性会产生性心理障碍，觉得自己“不再是男人了”。

上环后，韩姐马上和往日一样干起重活，脱环了也不知道。没过多久，韩姐就怀了老二。在韩姐身边，和她一样脱环的女性太多了。韩姐的二姐上环后，继续在钻石油的工地上搭钻井的铁架子，根本没察觉到环掉了，怀了孕不得不做引产。韩姐说，生完老二之后的三次引产，也都是因为环掉了却不知道。很多女工脱环都发生在月经期间，节育环随经血流出，不易察觉。

原来，女性子宫对节育环的耐受性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比如宫颈形态异常，环的大小和子宫不匹配、宫颈内口过松等。反复人流引产，容易导致宫颈变形，是脱环的主要常见原因。同时，脱环也是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二者相互影响。

按理说，遇到宫颈形态异常的，计生人员不应主张上环避孕。上环后，应至少休息一周。作为异物，节育器时刻刺激着子宫内膜，完全适应炎性反应，大约需要三个月。但遗憾的是，在很多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操作上环的多是“业余医生”，本身缺乏专业知识，对上环手术适应症的掌握和术后随访指导几乎为零。为了完成规定的上环率，只要妇女来了，不管子宫合不合适，不管是否要来月经，一律强行上环，上完就走。技术不足，缺乏指导，休息不够加上炎性反应，使许多妇女得了妇科疾病，带来脱环等连锁反应。

在结扎率的指挥棒下，难有理智。齐丽霞生于1973年，上面有一个哥哥。生下双胞胎姐姐和她后，妈妈决定不再生孩子。按理说这个家庭和之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没想到，齐丽霞小学四年级时，一队计生人员突然来到家中，说她是超生。为了惩罚这一家人，来者把齐丽霞家中的树都砍了，还抄走家里值钱的东西。他们还说，村里的结扎指标不到位，要抓人去凑数。只要是适龄妇女，不管生育状况如何，一律抓去结扎。没有检查，没有指导，齐丽霞的妈妈稀里糊涂就被做了结扎，结果术后非常不适，不久就患上了妇科疾病。

齐丽霞小时候，见到村里南边有一个房子，专门关老头老太太，他们的子女超生，出去躲藏了，被告发后，计生人员就把老人家关起来。齐丽霞常见到老人在里面哭，她问老师：“为什么呀？这些人（计生人员）是土匪吗？我们书上学的那些鬼子（编注：对外国人的鄙称，日本侵华时期多指日本人）不才这样的啊？”

“（孩子）埋了的话，可以挖出来看吗？”

生完两个孩子的妇女是计生人员的重点盯防对象。湖南人菊姐生完两个女儿后，马上有人来张罗给菊姐做结扎。菊姐家生意做得早，当时是乡里经济上数一数二的家庭，家人都期待菊姐生个男孩。家中老人在当地很有能力，花钱在医院买了关系，给菊姐和她的弟妹一起做了假的结扎手术。此次造假共花费1000元（人民币，下同），在当时是笔巨款。菊姐记得，那时刚刚进入90年代，乡镇饭馆请厨师，一个月工资才30多元。

1992年，菊姐又怀上一胎，赶上村里的计划生育抓得特别严，一年检查四期，绝不留死角。菊姐知道计生人员的厉害，老早便躲到远处的姨妈家。不幸的是，六个月时还是被人举报了（举报者会从计生部门领取奖励）。那个时候一家超生，全家遭殃，术语叫“连累三党九族”，菊姐不回去接受流产，她的父母祖辈、叔伯婶娘、兄弟姊妹都要一同挨罚。

菊姐收到消息，妈妈的棺材、家里养的猪、嫂子的嫁粧……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家人的房子，是木头的就被拆了，是砖的就被炸了——村里因为超生没房顶的人家很多，菊姐自家房子上的瓦早已全部被扒下来了，挨炸更是指日可待。

他们一来就是二十多个人，计生干部其实只有一两个，其他都是招募来的本村或者邻村的“底层人士”——“通常是光棍，越凶的越好”。村民吓唬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说：“你再闹，计划生育的来了！”从小目睹抄家扒房的小孩子便马上乖巧起来。

没办法，菊姐只能回去自首，这意味着她要和腹中的孩子告别了。虽然家人亲戚已经遭受了财产损失，菊姐仍被额外征收了一万元超生罚款。

此时的菊姐已经怀孕七个月。计生人员给菊姐安排了一个催生婆，她端来一碗水给菊姐喝。菊姐知道，这碗水是要孩子的命。果然，喝下去后马上开始肚子疼，想要生产。

但按照当地风俗，嫁出去的菊姐不算家里人，若在自家生孩子，对家人很不吉利。菊姐的爸爸就在猪圈里搭了一个床，菊姐在上面生下了一个男孩，还活着。菊姐看到孩子生下来表情痛苦，仿佛很不甘心这么早就被驱离妈妈的子宫、被剥夺了生命。还没有享受妈妈的怀抱，还没有喝上一口奶，孩子就去了。菊姐家人搞了两块板子当棺材，把小男孩埋了。

埋葬了自己的孩子，菊姐去计划生育办公室想讨回之前的生育押金（承诺不超生而预缴的一笔押金，几百到几千不等，有的地方在结扎手术后退回）。菊姐说：“我把孩子埋了。”计生办说：“你肯定把孩子送人了。”非但不退押金，还要继续罚款。计生办不信菊姐的申辩，说：“埋了的话，可以挖出来看吗？”

计生人员说到做到，跟着菊姐回家，把刚埋好的孩子又挖出来看了一下，这才相信孩子的确死了。菊姐哭了：“这个社会是社会吗？真要我的命呐，我犯了多大的法啊？”

菊姐认识一个医生，因为引产手术做得太多，半夜里睡不好，梦到好多孩子问他要爸爸妈妈，说：“我不想死”。他心想，“我还是辞职的好，做这一行会短命的”。菊姐不怪引产的医生，她知道如果引产下来孩子是活的，就算他们的工作失误，有的甚至会影响收入。但想起自己亲手埋葬的儿子，菊姐还是流下眼泪——他要是活到现在，应该已经娶妻生子了。

她还想起一个老乡，第三胎时终于盼到男孩，妻子四处躲藏，快要生时被举报了，被逼到计生办做引产手术。老乡伤心欲绝，躺在地上打滚，暗暗瞅准是谁那么积极把他老婆拖去引产。几天后，他跑去那个计生人员家里，抱起对方的儿子，跳入河中，同归于尽。

“（堕胎）不是什么大事，不想麻烦别人”

与许多女工一样，无论是生产还是流产，韩姐通常是一个人经历，老公一直在外打工。韩姐17岁时生的老大，那时身边的妇女都不知道怎么算预产期，天天干农活，不会提前做准备。连生了三个孩子的婆婆也无法判别韩姐的状况，就知道“肚子一疼马上找人（接生）”。

1993年，生老二的时候，韩姐也是一个人。生产的时候，外阴撕裂，没条件缝合，就找郎中开了些高锰酸钾颗粒，丢进水里用来清洗。没出月子，韩姐就跟往常一样忙碌起来。除了照顾两个孩子，还要照顾一大家人，准备猪、鸡、鸭吃的东西。家里就她一个女的，伺候别人还忙不过来，更不敢奢望被人伺候了。

因为掉环而意外怀上的三个孩子，韩姐一开始都舍不得花几十元引产和打胎药的钱——全家就靠老公一人在外打工，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舞台上，三名独白演员扛着袋子绕圈跑，演绎韩姐自己“打胎”的尝试。记得有一胎，韩姐首先想到借力100斤的红薯箩筐，她背起来使劲跑，没用；她又尝试跳梯田，上下两层隔得老高，还是没用；最后她用拳头使劲打肚子，用推磨的杠使劲往肚子上压……但无论什么办法，孩子就是不掉。

那是一个冬天，自行打胎无效的韩姐，最终躺上了冰凉的刮宫引产手术枱，身体不停颤抖。医院没有被子，医生给哆哆嗦嗦的她接了一杯开水，韩姐捧在手里，竟不觉得烫。

做完手术，她一个人先是乘坐一辆“三蹦子”（汽油动力带棚三轮车）颠簸了20公里的土路到达乡政府，又走了8里地（4公里）的山路回到家中。“除了疼和冷，身体没有别的感觉”。

在家门口韩姐遇到一个嫂子，见她憔悴，就问怎么不找个人陪着一起去，韩姐答：“不是什么大事，不想麻烦别人。”

即便与丈夫一起在城市打工的女性，怀孕后也常常要自己回到家乡，孤独待产。齐丽霞接触到的大多数女工，因为户口和经济能力等限制，在北京怀孕建档很难。与享受生育保险的城市女职工不同，在京打工的基层女性一旦怀孕，几乎等于马上失业。对于干家政的女工来说，没有雇主愿意聘用怀孕的女性，一来怕干活出了安全问题担责任，二来担心孕妇手脚慢。如果是在工厂打工，雇主通常不会免去夜班和加班，这种对孕妇不友好的作息，也等于逼着女工自己辞职。

“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

韩姐的故事首演当天，座无虚席，但与韩姐的许多人生重要经历一样——丈夫依然缺席，韩姐也没能去现场。在很多农村男性眼中，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易如反掌的事情，有什么可叽叽歪歪的？有什么“纪事”可谈？老话说：“哪个母鸡不下蛋？”

齐丽霞知道，舞台上的剧情是无数女工的真实痛苦。韩姐的经历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沉重的农活，不在家的丈夫，被忽视的人生，一次次的流产和引产……

演出临近结尾，扮演韩姐的独白演员吐露她的心声：“等儿子和儿媳妇有了孩子，肯定得去帮他们带孩子啊！”

2001年，韩姐随丈夫来到北京打工，做过电梯工、保洁、保姆等工作。两口子节衣缩食，为的是给两个儿子攒够结婚的钱。如今农村的彩礼讲究多：女方要求“一动一静”加“万紫千红”。“动”是车子，“静”是房子；此外还要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一大堆1元钞票，搭配成万紫千红的视觉效果，起码15万元起。

勒紧裤腰带，夫妻俩终于攒够了两份彩礼，但如今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个儿子奔三了，仍未找到女朋友。尽管如此，韩姐两口子在筹划未来时，丝毫没有为自己打算，已经做好了帮儿子们带孙儿的准备。

菊姐的女儿成立了一家服务打工子弟的公益组织，菊姐来到北京帮女儿的机构做饭。离北六环附近的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不远，有时也会去串门。闲下来时，曾经热爱文艺的菊姐也想把自己的生育故事写出来。

《生育纪事》仅是万千基层女工生育经历的一个侧面。赵志勇透露，未来还打算排《生育纪事2》，讲述新生代女工有别于上一代的生育经历。与韩姐这一代女工不同，新生代的女工对于生育和人生的设想已经发生改变，年轻女工做流产手术的也多，却是完全不同的原因。

韩姐的故事演完了。舞台上，灯光再次亮起，演员们合唱起木兰花开文艺队集体创作的《不完美的妈妈》：

不完美，不万能的妈妈

你有你喜欢做的事

寻找你生活中的快乐

不要只为了儿女牺牲自己的年华
……

舞台下，年过半百的女工观众们，泪光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