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工生育之痛：被強制流產後，計生人員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來

編者按：全球生育率在顯著下降——2018年底，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布報告指出。這一趨勢並不令人意外。香港、台灣生育率已是全球倒數，中國大陸則徘徊在「低生育率陷阱」旁。從計劃生育到全面開放二胎、再到今日「全面放開生育」的呼聲漸高，生育權長期籠罩在政策陰影下。在中國大陸之外，生育亦受到經濟、社會、文化、家庭等因素影響。端傳媒希望將一束光照在孕育生命的個體身上，講述他們被時代和政策所裹挾的生育故事。系列將不定期更新，也歡迎你分享自己的故事。今天是第二篇，講述計劃生育時代下，中國女工辛酸的生育經歷。第一篇是重磅調查：被強制絕育的淳子的一生。

打完引產針24小時後，大夫決定擴宮把孩子取出來

韓姐記得那是個陰冷潮濕的冬天，病床冰冷。她躺在床上，大夫掐着她的肚子，捏到硬的地方，估摸着是孩子的頭，就把針扎下去。反復扎了幾次，怎麼也扎不到孩子的頭。過了24小時，孩子在韓姐腹中依舊安穩。（編注：為了解胎式，醫師打引產針前要摸胎位，藥物注射點通常是羊水最多的位置，而非直接扎頭部。等待引產的韓姐，誤以為是要扎孩子的頭。）

扮演韓姐的演員獨白道：「不知道過了多久，孩子還是沒有一點動靜。我心裏着急得很。這孩子怎麼回事，怎麼還不走了？快走吧！求求你，快走吧！」

韓姐今年46歲，四川人，一共懷孕過五次，生下老大、老二兩個男孩後，因為家中負擔不起，後面的三個男孩都在大月份時做了引產。

每一個從農村進城務工的女性身上都有很多故事可講。其中最隱秘而傷痛的，便是生育經歷。2019年初，服務打工女性的北京木蘭花開社區活動中心和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共同策劃，把韓姐的故事《生育紀事》搬上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菊隱劇場的舞台。主要演員除了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均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工，她們在北京從事保姆、保潔、超市收銀員、水果小商販等職業。

舞台上呈現的不僅僅是韓姐的生育經歷，更是女工們共同的生育之痛。

1994年十月底，種晚麥子時，丈夫正要去北京打工，一個人承擔農活的韓姐，卻覺得渾身沒勁。去縣醫院一檢查，發現懷孕了。她根本沒有時間做抉擇——家裏的晚麥子正等着她種完，種完麥子還要摘油菜，摘完油菜還得澆麥子。

幹完這些農活，兩個月過去了。為了適合引產，韓姐又等了兩三個月，不經意間又和孩子培養了兩三個月感情。

打完引產針24小時後，大夫決定不等了，直接擴宮把孩子取出來。舞台上升起投影幕布，透過影戲，觀眾們看到，大夫用鉗子從韓姐的下體邊扭轉邊夾取出一塊塊的碎肉，放在塑料桶裏……

風雨大作，背景音夾雜着嬰兒的哭聲。手術台上，韓姐在呻吟。扮演她的演員獨白道：「孩子，媽媽對不起你。可你已經有兩個哥哥了，家裏條件那麼差。再把你生下來的話，我和你爸爸要吃多少苦，遭多少罪啊。原諒媽媽。」

台下已是一片抽泣聲。

上場前，導演趙志勇反覆囑咐演員們，一定要剋制，不能自己在戲裏哭得稀里嘩啦。但聽到嬰兒的哭聲和韓姐的呻吟，參演的齊麗霞還是沒能忍住，在台上一把一把抹起眼淚來。她心想：「演出結束後，我要找個地方，一個人靜靜地大哭一場，哭出所有的傷與痛，哭出身為女性而經歷的苦難。」

齊麗霞在河南老家當過初中老師，也在廣東做過女工。2002，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接觸到當地一家服務工人的公益機構，當上志願者，後來又成為工作人員。2009年，齊麗霞在北京參與籌辦了木蘭花開，倡導獨立自主和性別平等意識。木蘭花開擁有20多個原創作品，話題圍繞女工離家打工、結婚生子、孩子上學、個人成長等方面，包括歌曲《我是女人》、《不完美媽媽》，舞蹈《瘋狂清潔工》、《女工風景線》，與中央戲劇學院合作的《我要上學》、《生育紀事》等。

一年多前，齊麗霞在大量接觸基層女工後有了一個新想法：女工的生育故事幾乎沒有被公開談論過，木蘭花開何不做一個基層女性生育故事的口述史？這個點子也得到中央戲劇學院老師趙志勇的支持。他們在2018年訪談了近30位基層女性，最後選了韓姐的故事，集體創作了《生育紀事》。

不管子宮合不合適，一律強行上環

有人對韓姐心生不解：為什麼不避孕？

殊不知，從懷老二起的四次意外懷孕，恰恰是因為避了孕。生完老大，韓姐就上了環。「環」，即「避孕環」，又叫宮內節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 IUD），由金屬、硅膠、塑料等材料製成。

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後，因為其他避孕措施較難普及，避孕環成為中國計生工作中最普遍的避孕方法，官方數據稱，在採取避孕措施的已婚育齡婦女中使用比率達50%。一線計生人員觀察到的比例更高，且農村上環率要遠高於城市。對農村計生幹部而言，「避孕」主要指針對女性的上環手術，男性結紮一直阻力重重——很多男性會產生性心理障礙，覺得自己「不再是男人了」。

上環後，韓姐馬上和往日一樣幹起重活，脱環了也不知道。沒過多久，韓姐就懷了老二。在韓姐身邊，和她一樣脱環的女性太多了。韓姐的二姐上環後，繼續在鑽石油的工地上搭鑽井的鐵架子，根本沒察覺到環掉了，懷了孕不得不做引產。韓姐說，生完老二之後的三次引產，也都是因為環掉了卻不知道。很多女工脱環都發生在月經期間，節育環隨經血流出，不易察覺。

原來，女性子宮對節育環的耐受性取決於多方面因素，比如宮頸形態異常，環的大小和子宮不匹配、宮頸內口過鬆等。反復人流引產，容易導致宮頸變形，是脱環的主要常見原因。同時，脱環也是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二者相互影響。

按理說，遇到宮頸形態異常的，計生人員不應主張上環避孕。上環後，應至少休息一週。作為異物，節育器時刻刺激着子宮內膜，完全適應炎性反應，大約需要三個月。但遺憾的是，在很多基層計劃生育部門，操作上環的多是「業餘醫生」，本身缺乏專業知識，對上環手術適應症的掌握和術後隨訪指導幾乎為零。為了完成規定的上環率，只要婦女來了，不管子宮合不合適，不管是否要來月經，一律強行上環，上完就走。技術不足，缺乏指導，休息不夠加上炎性反應，使許多婦女得了婦科疾病，帶來脱環等連鎖反應。

在結紮率的指揮棒下，難有理智。齊麗霞生於1973年，上面有一個哥哥。生下雙胞胎姐姐和她後，媽媽決定不再生孩子。按理說這個家庭和之後實行的計劃生育沒有關係。沒想到，齊麗霞小學四年級時，一隊計生人員突然來到家中，說她是超生。為了懲罰這一家人，來者把齊麗霞家中的樹都砍了，還抄走家裏值錢的東西。他們還說，村裏的結紮指標不到位，要抓人去湊數。只要是適齡婦女，不管生育狀況如何，一律抓去結紮。沒有檢查，沒有指導，齊麗霞的媽媽稀里糊塗就被做了結紮，結果術後非常不適，不久就患上了婦科疾病。

齊麗霞小時候，見到村裏南邊有一個房子，專門關老頭老太太，他們的子女超生，出去躲藏了，被告發後，計生人員就把老人家關起來。齊麗霞常見到老人在裏面哭，她問老師：「為什麼呀？這些人（計生人員）是土匪嗎？我們書上學的那些鬼子（編注：對外國人的鄙稱，日本侵華時期多指日本人）不才這樣的啊？」

「（孩子）埋了的話，可以挖出來看嗎？」

生完兩個孩子的婦女是計生人員的重點盯防對象。湖南人菊姐生完兩個女兒後，馬上有人來張羅給菊姐做結紮。菊姐家生意做得早，當時是鄉里經濟上數一數二的家庭，家人都期待菊姐生個男孩。家中老人在當地很有能力，花錢在醫院買了關係，給菊姐和她的弟妹一起做了假的結紮手術。此次造假共花費1000元（人民幣，下同），在當時是筆鉅款。菊姐記得，那時剛剛進入90年代，鄉鎮飯館請廚師，一個月工資才30多元。

1992年，菊姐又懷上一胎，趕上村裏的計劃生育抓得特別嚴，一年檢查四期，絕不留死角。菊姐知道計生人員的厲害，老早便躲到遠處的姨媽家。不幸的是，六個月時還是被人舉報了（舉報者會從計生部門領取獎勵）。那個時候一家超生，全家遭殃，術語叫「連累三黨九族」，菊姐不回去接受流產，她的父母祖輩、叔伯嬸孃、兄弟姊妹都要一同挨罰。

菊姐收到消息，媽媽的棺材、家裏養的豬、嫂子的嫁粧……家裏值錢的東西都被抄走了。家人的房子，是木頭的就被拆了，是磚的就被炸了——村裏因為超生沒房頂的人家很多，菊姐自家房子上的瓦早已全部被扒下來了，挨炸更是指日可待。

他們一來就是二十多個人，計生幹部其實只有一兩個，其他都是招募來的本村或者鄰村的「底層人士」——「通常是光棍，越兇的越好」。村民嚇唬不聽話的孩子，都會說：「你再鬧，計劃生育的來了！」從小目睹抄家扒房的小孩子便馬上乖巧起來。

沒辦法，菊姐只能回去自首，這意味着她要和腹中的孩子告別了。雖然家人親戚已經遭受了財產損失，菊姐仍被額外徵收了一萬元超生罰款。

此時的菊姐已經懷孕七個月。計生人員給菊姐安排了一個催生婆，她端來一碗水給菊姐喝。菊姐知道，這碗水是要孩子的命。果然，喝下去後馬上開始肚子疼，想要生產。

但按照當地風俗，嫁出去的菊姐不算家裏人，若在自家生孩子，對家人很不吉利。菊姐的爸爸就在豬圈裏搭了一個床，菊姐在上面生下了一個男孩，還活着。菊姐看到孩子生下來表情痛苦，彷彿很不甘心這麼早就被驅離媽媽的子宮、被剝奪了生命。還沒有享受媽媽的懷抱，還沒有喝上一口奶，孩子就去了。菊姐家人搞了兩塊板子當棺材，把小男孩埋了。

埋葬了自己的孩子，菊姐去計劃生育辦公室想討回之前的生育押金（承諾不超生而預繳的一筆押金，幾百到幾千不等，有的地方在結紮手術後退回）。菊姐說：「我把孩子埋了。」計生辦說：「你肯定把孩子送人了。」非但不退押金，還要繼續罰款。計生辦不信菊姐的申辯，說：「埋了的話，可以挖出來看嗎？」

計生人員說到做到，跟着菊姐回家，把剛埋好的孩子又挖出來看了一下，這才相信孩子的確死了。菊姐哭了：「這個社會是社會嗎？真要我的命吶，我犯了多大的法啊？」

菊姐認識一個醫生，因為引產手術做得太多，半夜裏睡不好，夢到好多孩子問他要爸爸媽媽，說：「我不想死」。他心想，「我還是辭職的好，做這一行會短命的」。菊姐不怪引產的醫生，她知道如果引產下來孩子是活的，就算他們的工作失誤，有的甚至會影響收入。但想起自己親手埋葬的兒子，菊姐還是流下眼淚——他要是活到現在，應該已經娶妻生子了。

她還想起一個老鄉，第三胎時終於盼到男孩，妻子四處躲藏，快要生時被舉報了，被逼到計生辦做引產手術。老鄉傷心欲絕，躺在地上打滾，暗暗瞅準是誰那麼積極把他老婆拖去引產。幾天後，他跑去那個計生人員家裏，抱起對方的兒子，跳入河中，同歸於盡。

「（墮胎）不是什麼大事，不想麻煩別人」

與許多女工一樣，無論是生產還是流產，韓姐通常是一個人經歷，老公一直在外打工。韓姐17歲時生的老大，那時身邊的婦女都不知道怎麼算預產期，天天干農活，不會提前做準備。連生了三個孩子的婆婆也無法判別韓姐的狀況，就知道「肚子一疼馬上找人（接生）」。

1993年，生老二的時候，韓姐也是一個人。生產的時候，外陰撕裂，沒條件縫合，就找郎中開了些高錳酸鉀顆粒，丟進水裏用來清洗。沒出月子，韓姐就跟往常一樣忙碌起來。除了照顧兩個孩子，還要照顧一大家人，準備豬、雞、鴨吃的東西。家裏就她一個女的，伺候別人還忙不過來，更不敢奢望被人伺候了。

因為掉環而意外懷上的三個孩子，韓姐一開始都捨不得花幾十元引產和打胎藥的錢——全家就靠老公一人在外打工，一年也掙不了幾個錢。舞台上，三名獨白演員扛着袋子繞圈跑，演繹韓姐自己「打胎」的嘗試。記得有一胎，韓姐首先想到借力100斤的紅薯籮筐，她背起來使勁跑，沒用；她又嘗試跳梯田，上下兩層隔得老高，還是沒用；最後她用拳頭使勁打肚子，用推磨的槓使勁往肚子上壓……但無論什麼辦法，孩子就是不掉。

那是一個冬天，自行打胎無效的韓姐，最終躺上了冰涼的刮宮引產手術枱，身體不停顫抖。醫院沒有被子，醫生給哆哆嗦嗦的她接了一杯開水，韓姐捧在手裏，竟不覺得燙。

做完手術，她一個人先是乘坐一輛「三蹦子」（汽油動力帶棚三輪車）顛簸了20公里的土路到達鄉政府，又走了8里地（4公里）的山路回到家中。「除了疼和冷，身體沒有別的感覺」。

在家門口韓姐遇到一個嫂子，見她憔悴，就問怎麼不找個人陪着一起去，韓姐答：「不是什麼大事，不想麻煩別人。」

即便與丈夫一起在城市打工的女性，懷孕後也常常要自己回到家鄉，孤獨待產。齊麗霞接觸到的大多數女工，因為戶口和經濟能力等限制，在北京懷孕建檔很難。與享受生育保險的城市女職工不同，在京打工的基層女性一旦懷孕，幾乎等於馬上失業。對於幹家政的女工來說，沒有僱主願意聘用懷孕的女性，一來怕幹活出了安全問題擔責任，二來擔心孕婦手腳慢。如果是在工廠打工，僱主通常不會免去夜班和加班，這種對孕婦不友好的作息，也等於逼着女工自己辭職。

「不要犧牲也不要偉大」

韓姐的故事首演當天，座無虛席，但與韓姐的許多人生重要經歷一樣——丈夫依然缺席，韓姐也沒能去現場。在很多農村男性眼中，女人生孩子是天經地義、易如反掌的事情，有什麼可嘰嘰歪歪的？有什麼「紀事」可談？老話說：「哪個母雞不下蛋？」

齊麗霞知道，舞台上的劇情是無數女工的真實痛苦。韓姐的經歷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沉重的農活，不在家的丈夫，被忽視的人生，一次次的流產和引產……

演出臨近結尾，扮演韓姐的獨白演員吐露她的心聲：「等兒子和兒媳婦有了孩子，肯定得去幫他們帶孩子啊！」

2001年，韓姐隨丈夫來到北京打工，做過電梯工、保潔、保姆等工作。兩口子節衣縮食，為的是給兩個兒子攢夠結婚的錢。如今農村的彩禮講究多：女方要求「一動一靜」加「萬紫千紅」。「動」是車子，「靜」是房子；此外還要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和一大堆1元鈔票，搭配成萬紫千紅的視覺效果，起碼15萬元起。

勒緊褲腰帶，夫妻倆終於攢夠了兩份彩禮，但如今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兩個兒子奔三了，仍未找到女朋友。儘管如此，韓姐兩口子在籌劃未來時，絲毫沒有為自己打算，已經做好了幫兒子們帶孫兒的準備。

菊姐的女兒成立了一家服務打工子弟的公益組織，菊姐來到北京幫女兒的機構做飯。離北六環附近的木蘭花開社區活動中心不遠，有時也會去串門。閒下來時，曾經熱愛文藝的菊姐也想把自己的生育故事寫出來。

《生育紀事》僅是萬千基層女工生育經歷的一個側面。趙志勇透露，未來還打算排《生育紀事2》，講述新生代女工有別於上一代的生育經歷。與韓姐這一代女工不同，新生代的女工對於生育和人生的設想已經發生改變，年輕女工做流產手術的也多，卻是完全不同的原因。

韓姐的故事演完了。舞台上，燈光再次亮起，演員們合唱起木蘭花開文藝隊集體創作的《不完美的媽媽》：

不完美，不萬能的媽媽

你有你喜歡做的事

尋找你生活中的快樂

不要只為了兒女犧牲自己的年華
……

舞台下，年過半百的女工觀眾們，淚光閃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