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冷战”的舆论渲染中，谈谈美国对华的“师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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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很多中国人眼中，中美关系始于1979年中美建交的话，在美国政治学术圈的视野里，他们往往会将中美关系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中后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大陆已经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可是在大洋另一边的眼中，无论这一边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始终还是那个中国。无论是同清政府、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都是算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交往史中的。

这也造成了今日，太平洋西岸和太平洋东岸看待双方关系的不同视角，西边的觉得在40年里关系虽然总说不上好，但总作为两个大国，日子总还得像“夫妻”一样过下去，而东边那个觉得，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自己明明是老师啊，可西边那个“学生”却总不肯认自己的这个“老师”…….

晚清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机遇”

作为一个18世纪才新生的共和国，美国在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一直奉行着孤立主义的政策，专注于自己的国内问题。当共和国的实力慢慢增长，并且美洲大陆各地都掀起追寻独立的浪潮之时，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才对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的改变，宣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有责任与义务支援南方兄弟共和国的独立解放斗争。

当美利坚共和国在19世纪中叶结束了南北纷争，借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春风，经济规模与国家实力急剧增长之时，便将自己的眼光瞄准了太平洋彼岸的东亚。此刻的东亚，清政府刚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输给了英国，中华帝国的无上威严由此扫地，而对内也陷入太平天国的连年动乱之中。此时的美国先将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列强还无暇他顾的日本身上，由此促成了1853年的黑船事件，开启了美国在东亚事务上的存在。但是日本的市场对于美国来说终究还是太小了，美国不能够从对日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当时的美国看来，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商业市场，如果美国能赢得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对于美国的出口贸易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以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为代表的美国政商精英们都在彼时强调了这一诉求。1885至1889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田贝在《美国在亚洲的机遇》一文中强调，美国彼时经济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急需找到新的外部市场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田贝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政商精英们认为自身可以在经济事务上成为中国的“老师”，而改变中国也成了美国完成自身历史宿命的一种重要体现。

在19世纪晚期，美国对华投资经历了显著增长，中国市场将可以逐步满足美国经济的出口需求，同时，中国也有着想要改变的诉求。中国已经发现了自己与西方世界的差距，现在希望可以改变自身落后的状态，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富强。美国的对华投资一方面可以满足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中国发展，使中国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更进一步地，田贝也认为美国有着历史责任帮助中国改变，防止中国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一旦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将会永远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并且也将永远失去改变中国的机会。田贝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政商精英们认为自身可以在经济事务上成为中国的“老师”，而改变中国也成了美国完成自身历史宿命的一种重要体现。

同时，中国也被当时的美国传教士们视为巨大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从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以来的美国精英们就认为美国作为“山顶之城，”有着向他国传播世间真理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不仅仅基于传播自由民主制度，也意味着对外传播上帝的福音。在中国作为美国的巨大经济市场的同时，当时许多美国精英们也认为能向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传播上帝的福音，以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甚至进一步在中国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制度。

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成员贾德森·史密斯(Judson Smith)在《中国的觉醒》中认为中国对于美国传教士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号召美国传教士们积极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以达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同时他也认为，基督教的传播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基督教思想可以改变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得他所认为的现代化教育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发展，促进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改变。这种在他看来相当自由化的教育，可以让中国萌生出一种进步的国族主义与国族意识，甚至最终促进中国的自由化。贾德森·史密斯的上述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美国传教团体在当时对于开展对华传教的广泛看法。

“门户开放”政策：“改变中国的五十年努力都已白费”

在美国政商精英与传教团体的共同影响下，最终促成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反对欧洲列强瓜分中国，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传教市场上的积极扩张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美国精英们种种“改变中国”、“完成历史使命”、“传播自由精神”的想法，而这种想法也开始深深根植在以政策制定者、学者、传教士共同组成的美国对华圈子中。

中国需要改变，美国就帮助其改变，这样一种“师生心态”就开始一代代传承下来，可以说自“门户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逃不出这样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可以在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那篇被各界广泛讨论的演说中体现出来。推想起来可能那位撰写演说稿的中国事务专家在开始学习中美关系开始，便被这样一种心态深深影响着。

在“门户开放”时期之后，中美关系历经庚子赔款，对日战争等诸多事件。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之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成为自由阵营在东亚的主要支柱。然而，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很快陷入到了国共内战之中，在短短三年里，美国支持的民国政府就撤出了大陆。在民国政府节节败退之时，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圈也在努力接触中共，在他们看来，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对华影响应该延续下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

1950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的第二年，美国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在一份文件中说道，美国过去五十年里对于中国的无数投资，对于改变中国的五十年努力都已经白费了。

中共建政后：“大国崛起”与“师生心态”的错位认知

时间很快到了1970年代，以尼克松与基辛格为首的美国执政团体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逐步开启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并最终在卡特时期正式同中国建交。在新中国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和美国第一次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可在美国一边的视角却是，这并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第一次互相承认对方的地位。在美国看来，这是中美一百多年来关系的延续，是美国和中国重新开始接触与合作。

在1980年代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里，美国加大了与中国在经济、政治事务上的合作，而中国当时也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指出，中美当初达成的合作共识，事实上是一种“错位共识”，美国并没有放弃从“门户开放”以来改变中国的想法，一直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像它自己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中国看来，现代化的迫切目标在于富国强兵。在这样一种错位的共识中，当时美国认为自己的对华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按照它“教授”的方向改变着，美国再一次认为自己充当了中国的“老师”。这样的政策在美国称作为对华“接触”政策，而“接触”政策和中美关系一起，在八十年代末由于中国的国内局势一度陷入了暂停的境地。

90年代中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提倡恢复对华交往，在克林顿的中国政策与国家利益演说(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on China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中，他认为美国重启对华交往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他在演讲中回顾了中美自“门户开放”以来的交往史，认为中美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同时，他也表达了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改善人权状况的希望。克林顿还在演说中强调，中美之间愈加密切的经济联系，会使得美国在中国事务上有更多的话语权说服中国，改变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以在远期达到中国自由化的目的。

当克林顿政府以这样的说法说服了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后，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得以重启，中美之间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往来达到了历史上新的高度。中国也在美国的认可下，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获益颇多，也为世界经济在2000年代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2005年的时候，美国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场演说中，强调了中国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参与到美国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这场演说在中美两国的政界、学界都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美国看来，正是佐利克的演说，使得中国一改先前只关注经济发展的态度，开始在全球治理上成为承担越来越多责任的大国，“老师”给“学生”上了课之后，“学生”把“老师”的话很用心地听了进去，成了“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而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中国愈发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中国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和美国的“教导”并没有非常必然的关联。从这一点小细节上，也可以把美国对华的“师生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

“错位”共识的破产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十多年里，世界局势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欧美各国在2008年前后一年内遭遇到了经济金融危机，欧美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而经济危机的余波直到今日仍在影响着全球形势，近年来欧美社会抬头的民粹主义思潮便是缩影之一。

在中国看来，欧美经济、社会、政治模式的吸引力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大大下降了，中国有了更多的自信去看待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且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的提升，中国在全球事务上各方面的影响力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中国有了更多的力量去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美国的建制派政策学术圈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已经成为了历史，从今以后美国的中国政策将会以对抗作为主要形式。而这一点，在今年也与特朗普主张的对华贸易战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谋”。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可以说中美之间自邦交正常化以来形成的“错位”共识已经逐渐开始破产。

美国的对华政策圈意识到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和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已经愈行愈远。在他们看来，美国改变中国的努力没有使中国走上美国希望的自由化道路，反而为美国培养了在全球事务上的竞争对手。这也是为什么在奥巴马政府的执政后期，美国的对华鹰派们话语权越来越高，而亲华派们逐渐开始失声、转向。奥巴马政府在这样的政策学术圈环境影响下，祭出了TPP以作为应对中国的手段。不过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TPP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受到了强烈的反对，最终特朗普在上台初期选择了退出TPP。不过此时此刻，美国的建制派政策学术圈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已经成为了历史，从今以后美国的中国政策将会以对抗作为主要形式。而这一点，在今年也与特朗普主张的对华贸易战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谋”。

“师生心态”对美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与研究人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们的深层心理中，他们会开始认为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使中国走上美国希望看到的自由化道路。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的对华投资，从来没有得到过好的回报，作为中国的“老师”，美国反而培养出了可以挑战“老师”的“学生”。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彭斯近日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说文本，我们便会感受到这种“师生心态”的幻灭感。在彭斯的那篇演说中，演讲稿撰写人提到了中美交往的种种过往，远到“门户开放”时期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建立现代大学；近到中美邦交正常化，两国的经济、人文、政治各领域交流日益密切，美国一度乐观地认为，“学生”正在按照“老师”指引的步伐向前行走。在演说的后半段，撰稿人笔锋一转，在回顾了往昔许多“美好时光”之后，提到了美国今日在各领域遏制中国的决心与信心，似乎美国已经把和中国的全面对抗已经提上了日程。也难怪为什么在各个舆论空间里，关于“新冷战”的讨论已经变得随处可见。

对于很多美国的中国专家而言，对中国的情感是高度复杂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经形容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个“爱恨周期”(Love Hate Cycle)，两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着周期性的起起伏伏。

而对于美国的中国专家们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感情也是爱恨交织的，同时，他们的情绪也会进一步投射到美国对华认知上来。在过去，“师生心态”是他们对华复杂感情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对华关系认知中重要的因素。而在时下，中美关系从竞争与合作并存到竞争多于合作，中美关系里复杂的感情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这对大洋两边的邻居，又会在未来如何看待对方呢。

（曹茗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