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冷戰」的輿論渲染中，談談美國對華的「師生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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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很多中國人眼中，中美關係始於1979年中美建交的話，在美國政治學術圈的視野裏，他們往往會將中美關係的歷史追溯到19世紀中後葉。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中國大陸已經經歷了多次政權更迭，可是在大洋另一邊的眼中，無論這一邊的「城頭變幻大王旗，」中國始終還是那個中國。無論是同清政府、民國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都是算在中美關係的長期交往史中的。

這也造成了今日，太平洋西岸和太平洋東岸看待雙方關係的不同視角，西邊的覺得在40年裏關係雖然總說不上好，但總作為兩個大國，日子總還得像「夫妻」一樣過下去，而東邊那個覺得，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自己明明是老師啊，可西邊那個「學生」卻總不肯認自己的這個「老師」.......

晚清時期：「美國在亞洲的機遇」

作為一個18世紀才新生的共和國，美國在建國初期的幾十年裏，一直奉行着孤立主義的政策，專注於自己的國內問題。當共和國的實力慢慢增長，並且美洲大陸各地都掀起追尋獨立的浪潮之時，美國總統門羅在1823年才對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大的改變，宣稱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有責任與義務支援南方兄弟共和國的獨立解放鬥爭。

當美利堅共和國在19世紀中葉結束了南北紛爭，藉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春風，經濟規模與國家實力急劇增長之時，便將自己的眼光瞄準了太平洋彼岸的東亞。此刻的東亞，清政府剛剛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輸給了英國，中華帝國的無上威嚴由此掃地，而對內也陷入太平天國的連年動亂之中。此時的美國先將注意力放在了歐洲列強還無暇他顧的日本身上，由此促成了1853年的黑船事件，開啟了美國在東亞事務上的存在。但是日本的市場對於美國來說終究還是太小了，美國不能夠從對日貿易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在當時的美國看來，中國將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商業市場，如果美國能贏得這樣一個市場的話，對於美國的出口貿易將會是大有裨益的。

以田貝(Charles Harvey Denby)為代表的美國政商精英們都在彼時強調了這一訴求。1885至1889年間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田貝在《美國在亞洲的機遇》一文中強調，美國彼時經濟面臨着產能過剩的問題，美國急需找到新的外部市場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田貝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國政商精英們認為自身可以在經濟事務上成為中國的「老師」，而改變中國也成了美國完成自身歷史宿命的一種重要體現。

在19世紀晚期，美國對華投資經歷了顯著增長，中國市場將可以逐步滿足美國經濟的出口需求，同時，中國也有着想要改變的訴求。中國已經發現了自己與西方世界的差距，現在希望可以改變自身落後的狀態，達到國家與社會的富強。美國的對華投資一方面可以滿足發展自身經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中國發展，使中國向一個現代國家轉變。更進一步地，田貝也認為美國有着歷史責任幫助中國改變，防止中國遭到歐洲列強的瓜分。一旦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美國將會永遠失去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並且也將永遠失去改變中國的機會。田貝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國政商精英們認為自身可以在經濟事務上成為中國的「老師」，而改變中國也成了美國完成自身歷史宿命的一種重要體現。

同時，中國也被當時的美國傳教士們視為巨大的市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一個宗教立國的國家，從約翰·温斯羅普(John Winthrop)以來的美國精英們就認為美國作為「山頂之城，」有着向他國傳播世間真理的責任與義務。這種責任與義務，不僅僅基於傳播自由民主制度，也意味着對外傳播上帝的福音。在中國作為美國的巨大經濟市場的同時，當時許多美國精英們也認為能向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傳播上帝的福音，以達到改變中國的目的，甚至進一步在中國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制度。

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成員賈德森·史密斯(Judson Smith)在《中國的覺醒》中認為中國對於美國傳教士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他號召美國傳教士們積極來華傳播上帝的福音，以達成上帝賦予的使命。同時他也認為，基督教的傳播對於中國來說也是大有裨益的，基督教思想可以改變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使得他所認為的現代化教育可以在這一片土地上發展，促進中國人民思想上的改變。這種在他看來相當自由化的教育，可以讓中國萌生出一種進步的國族主義與國族意識，甚至最終促進中國的自由化。賈德森·史密斯的上述觀點基本上可以代表美國傳教團體在當時對於開展對華傳教的廣泛看法。

「門戶開放」政策：「改變中國的五十年努力都已白費」

在美國政商精英與傳教團體的共同影響下，最終促成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門戶開放」政策一方面反對歐洲列強瓜分中國，認為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傳教市場上的積極擴張符合自身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美國精英們種種「改變中國」、「完成歷史使命」、「傳播自由精神」的想法，而這種想法也開始深深根植在以政策制定者、學者、傳教士共同組成的美國對華圈子中。

中國需要改變，美國就幫助其改變，這樣一種「師生心態」就開始一代代傳承下來，可以說自「門戶開放」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基本上都逃不出這樣一種心態。而這種心態，也可以在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近日在哈德遜研究所那篇被各界廣泛討論的演說中體現出來。推想起來可能那位撰寫演說稿的中國事務專家在開始學習中美關係開始，便被這樣一種心態深深影響着。

在「門戶開放」時期之後，中美關係歷經庚子賠款，對日戰爭等諸多事件。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勝利之後，美國支持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同時成為自由陣營在東亞的主要支柱。然而，剛剛經歷了八年抗戰的中國很快陷入到了國共內戰之中，在短短三年裏，美國支持的民國政府就撤出了大陸。在民國政府節節敗退之時，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圈也在努力接觸中共，在他們看來，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裏建立起來的對華影響應該延續下去，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沒有奏效。

1950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來的第二年，美國參議員威廉·諾蘭(William Knowland)在一份文件中說道，美國過去五十年裏對於中國的無數投資，對於改變中國的五十年努力都已經白費了。

中共建政後：「大國崛起」與「師生心態」的錯位認知

時間很快到了1970年代，以尼克松與基辛格為首的美國執政團體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在戰略上達成了共識，逐步開啟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進程，並最終在卡特時期正式同中國建交。在新中國看來，這可能是中國和美國第一次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可在美國一邊的視角卻是，這並不僅僅是中美兩國第一次互相承認對方的地位。在美國看來，這是中美一百多年來關係的延續，是美國和中國重新開始接觸與合作。

在1980年代中美關係的蜜月期裏，美國加大了與中國在經濟、政治事務上的合作，而中國當時也認為這種合作是必要的。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克貝爾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穗生指出，中美當初達成的合作共識，事實上是一種「錯位共識」，美國並沒有放棄從「門戶開放」以來改變中國的想法，一直想把中國變成一個像它自己一樣的自由民主國家，而中國看來，現代化的迫切目標在於富國強兵。在這樣一種錯位的共識中，當時美國認為自己的對華政策是成功的，因為在美國看來中國正在按照它「教授」的方向改變着，美國再一次認為自己充當了中國的「老師」。這樣的政策在美國稱作為對華「接觸」政策，而「接觸」政策和中美關係一起，在八十年代末由於中國的國內局勢一度陷入了暫停的境地。

90年代中葉，美國的克林頓政府提倡恢復對華交往，在克林頓的中國政策與國家利益演說(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on China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中，他認為美國重啟對華交往是對雙方都有利的。他在演講中回顧了中美自「門戶開放」以來的交往史，認為中美兩國有着深厚的歷史關係。同時，他也表達了幫助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改善人權狀況的希望。克林頓還在演說中強調，中美之間愈加密切的經濟聯繫，會使得美國在中國事務上有更多的話語權說服中國，改變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以在遠期達到中國自由化的目的。

當克林頓政府以這樣的說法說服了美國國內的反對聲音後，美國對華的「接觸」政策得以重啟，中美之間經貿、文化等各領域的往來達到了歷史上新的高度。中國也在美國的認可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獲益頗多，也為世界經濟在2000年代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在2005年的時候，美國時任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場演說中，強調了中國應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參與到美國構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這場演說在中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都激起了熱烈的討論。

在美國看來，正是佐利克的演說，使得中國一改先前只關注經濟發展的態度，開始在全球治理上成為承擔越來越多責任的大國，「老師」給「學生」上了課之後，「學生」把「老師」的話很用心地聽了進去，成了「老師」眼裏的「好學生」。而在很多中國學者看來，中國愈發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得中國有能力參與到全球治理中去，和美國的「教導」並沒有非常必然的關聯。從這一點小細節上，也可以把美國對華的「師生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

「錯位」共識的破產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的十多年裏，世界局勢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歐美各國在2008年前後一年內遭遇到了經濟金融危機，歐美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經濟社會問題也暴露了出來，而經濟危機的餘波直到今日仍在影響着全球形勢，近年來歐美社會抬頭的民粹主義思潮便是縮影之一。

在中國看來，歐美經濟、社會、政治模式的吸引力由於2008年的經濟危機大大下降了，中國有了更多的自信去看待自己的發展模式。並且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中國已經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經濟體量的提升，中國在全球事務上各方面的影響力都有着顯著的提升，中國有了更多的力量去提升自己的話語權。

美國的建制派政策學術圈已經形成了共識，就是美國對華的「接觸」政策已經成為了歷史，從今以後美國的中國政策將會以對抗作為主要形式。而這一點，在今年也與特朗普主張的對華貿易戰完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合謀」。

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刻，可以說中美之間自邦交正常化以來形成的「錯位」共識已經逐漸開始破產。

美國的對華政策圈意識到中國所追求的目標，和美國對中國的期望已經愈行愈遠。在他們看來，美國改變中國的努力沒有使中國走上美國希望的自由化道路，反而為美國培養了在全球事務上的競爭對手。這也是為什麼在奧巴馬政府的執政後期，美國的對華鷹派們話語權越來越高，而親華派們逐漸開始失聲、轉向。奧巴馬政府在這樣的政策學術圈環境影響下，祭出了TPP以作為應對中國的手段。不過由於美國國內的政治狀況，TPP在美國中下層民眾中受到了強烈的反對，最終特朗普在上台初期選擇了退出TPP。不過此時此刻，美國的建制派政策學術圈已經形成了共識，就是美國對華的「接觸」政策已經成為了歷史，從今以後美國的中國政策將會以對抗作為主要形式。而這一點，在今年也與特朗普主張的對華貿易戰完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合謀」。

「師生心態」對美國中國政策制定者與研究人員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他們的深層心理中，他們會開始認為美國不可能改變中國，使中國走上美國希望看到的自由化道路。美國在過去一百多年裏的對華投資，從來沒有得到過好的回報，作為中國的「老師」，美國反而培養出了可以挑戰「老師」的「學生」。

如果我們仔細閲讀彭斯近日關於中國政策的演說文本，我們便會感受到這種「師生心態」的幻滅感。在彭斯的那篇演說中，演講稿撰寫人提到了中美交往的種種過往，遠到「門戶開放」時期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播福音，建立現代大學；近到中美邦交正常化，兩國的經濟、人文、政治各領域交流日益密切，美國一度樂觀地認為，「學生」正在按照「老師」指引的步伐向前行走。在演說的後半段，撰稿人筆鋒一轉，在回顧了往昔許多「美好時光」之後，提到了美國今日在各領域遏制中國的決心與信心，似乎美國已經把和中國的全面對抗已經提上了日程。也難怪為什麼在各個輿論空間裏，關於「新冷戰」的討論已經變得隨處可見。

對於很多美國的中國專家而言，對中國的情感是高度複雜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曾經形容中美之間存在着一個「愛恨週期」(Love Hate Cycle)，兩國的關係隨着時間的變化，有着週期性的起起伏伏。

而對於美國的中國專家們來說，他們對於中國的感情也是愛恨交織的，同時，他們的情緒也會進一步投射到美國對華認知上來。在過去，「師生心態」是他們對華複雜感情的一部分，也是美國對華關係認知中重要的因素。而在時下，中美關係從競爭與合作並存到競爭多於合作，中美關係裏複雜的感情因素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這對大洋兩邊的鄰居，又會在未來如何看待對方呢。

（曹茗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