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友渔：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在恢复文革

近20年前，曾经身为红卫兵一员的徐友渔在他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这样形容1968年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人数众多的中学红卫兵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使他们对文革、甚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反感的重大原因。”毛泽东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700万人的青春命运从此改写。壮志凌云“奉旨造反”的红卫兵们，下乡后却集体经历了一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神话的彻底幻灭。

所以徐友渔认为，红卫兵在1968年后才开始“灵魂深处的造反”。

这位旅美中国自由派学者七月初应邀到台湾，出席由龙应台基金会举办的系列讲座其中一场。他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了1968年的独特意义——西方学运正值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学运却已开始退潮。被依最高指示下放的红卫兵们告别了故土和亲人，也告别了之前的政治信念，更必须直面中国农村惊人的贫穷与落后。一代人终于从狂热的个人崇拜中逐渐清醒，日后，他们也大多程度不等地否定了文革。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经保证文革绝不会重演，但在徐友渔看来，文革却正在回到中国的现实中。他在演讲的答问环节中指出：“文革结束得那么悲惨、那么暴力，最高领导人信誓旦旦保证过文革不会重演，但文革就是回来了。”尽管如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又已诞生，文革难以被百分之百复制，但徐友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在恢复文革。“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现实。”

这种判断背后的理据是什么？警惕文革重来的话语，究竟只是空泛口号抑或是知识分子始终不可掉以轻心的责任？在文革结束40多年之后，文革研究的当代意义又是什么？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徐友渔，不但深谙文革研究，更对自由派在当下中国时局里的举步维艰、中国政治转型所面临的难题以及“中国模式”的未来前景有持续而深入的思考。

《形形色色的造反》

作者：徐友渔

出版日期：1999年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

以下是端传媒专访徐友渔的摘要：

端传媒（下简称端）：距离您的文革研究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成书又过去了近二十年，中国的情势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您认为文革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徐友渔（下简称徐）：作为一个学者，我首先还是要强调文革本身历史性的意义。文化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使中国六到八亿人卷进去而且延续了十年，把国家搞到支离破碎濒临破产的地步，但国内对它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谈，让文革研究的历史空白继续下去，是非常荒谬的。

而它的现实意义在于：让我和中国很多人都感到吃惊的是，文化革命结束时（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中共中央对全世界对中国人民做了一个庄严的承诺：“我们再也不搞文化革命了。我们再也不允许文化革命重新发生了。”但现在看起来文革却越来越变成中国现实中的一个部分，它存在于中国当下的环境之中，所以通过对文革事实的重新呈现和揭露，我们要遏止住中国倒退回文革。这是研究它很重要的意义。

端：您认为中国倒退回文革的可能性有多大？

徐：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对于文革复辟的有利方面有这么几点：首先，中国最高执政者对文革的东西，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最坚决抵制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做的决议是批判和谴责文革，而且对文革有定论。但现在实际上是最高执政者在违背党的决议，我觉得这点需要指出来——因为最高执政者口口声声要“坚持党的决议”，但现在中央的做法已经对文革的性质和评价有了根本性改变。所以这是促成文革能重新回头的很重要条件。

另外一点我很想强调的，是民众中间怀念文革的情绪急遽上升。这是不可小视的，因为文革刚结束时，全党、全军和民间都有一个共识：文革是一场灾难和浩劫，绝对不能再来，而且大家都充满信心：“文革怎么可能再来呢？那么血淋淋的现实我们刚刚才告别。”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搞政府力量干预的市场经济，官僚特权愈来愈多，就使得文革中那种号召“打倒走资派”、认为当官的人贪腐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荒谬东西，对很多人来说看起来越来越合理。所以民众中有一种自发的强烈怀念文革的情绪，觉得文革里的做法很解气——我认为他是资本主义当权派、认为他是官僚特权分子，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无论是民众怀念文革的情绪，还是最高领导人违背中共中央自己的决议对文革所采取的评价，这些都是文革复辟很重要的原因，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私人财产的累积等方面，又是抵制文革的力量。两种力量谁胜谁负？还是要看中国最高领导人打算怎么做？群众怀念文革的情绪会如何发展？以及像我们知识分子呼吁抵制和警惕文革到底能否成功？不过现在看来，恢复文革的步伐在大踏步前进，我认为悲观的东西占上风些。

“文革时中国八亿人只有一个脑袋，只有毛泽东能够思考；经历文革后，八亿人都意识到自己肩膀上长著一个脑袋。”

端：文革时中国人普遍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而改革开放后大家有了财产权意识，所以现在假如文革重来，大家的顾虑会否也更多？

徐：对，这应该是对文革完全恢复的一个阻碍性力量。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和文革时大环境上一个最根本的不同点。人有没有私有财产，无论在政治学意义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差别都非常非常大。文革之所以能实行毛泽东那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所谓“痞子运动”，就是因为有一群流氓无产阶级。而现在中国人有了私有财产，大家都好歹有点东西，不像文革期间那样“不怕打破坛坛罐罐”，会有一个出自本能的对那种盲目破坏的反感。我认为对我们这种警惕文革重新发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希望之所在，是一个抵制文革的人性力量。

端：文化革命结束已经四十多年，您认为文革对于中国最大的正面和负面意义分别是什么？

徐：正面意义是文化革命搞得那么糟糕那么惨，而且实行愚民政策，最后造成政治大破产，但却强化了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经常引用中国一位作家的话：文革时中国八亿人只有一个脑袋，只有毛泽东能够思考，他想得对，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可不幸的是，他想得大错特错。而经历文革后，八亿人都意识到自己肩膀上长著一个脑袋，很多事情应该自己动脑筋进行判断。我觉得中国人的独立思考意识与精神大大加强，至少这一点肯定是文化革命带来的正面结果。

负面意义则是中国人在文革中看到了太多残酷、黑暗、肮脏的东西，变得很实用主义。以前的官员哪怕保守顽固，他的行为做事言谈举止还是有比较多的真诚性。但文革之后，中国人——尤其是有机会上升到执政集团的人，变得实用主义了，其实他们现在对中国社会的弊端比老百姓更清楚。以前的统治者认为“我就是好，你说我坏，所以我把你打成反革命”，但现在坏处他比你知道得更清楚，却仍去做坏事。所以那种没有原则的实用主义，那种明知是坏就要去为之，那种既得利益占上风而非政治信念占上风的情况，是我比较看重的文革的负面结果。

端：如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很大的困境，大家普遍较为悲观，您认为有无解方？

徐：这确实是个问题，其实不光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遇到困境，我认为其他派别也遇到了困境。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不是禁止某一派声音，而是扼杀所有声音，统治者也不去区别哪些话对我有利还是不利。当然自由派碰到的问题比其他思潮更严峻些，因为基本上自由派知识分子最推崇的理念，就是中宣部下了禁令的“七不讲”，所以压制首先对著他们去，也是最严重的。

至于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处于最低潮时刻，那只能硬著头皮苦撑到情况有变化的阶段。但我认为自由派也没打算且更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

中国形势不论多么严峻，毕竟市场经济已发育到一定阶段，公民社会已经出现了——尽管受到打压，但也并未倒退到以前基本上为零的地步，所以这种空间还是有的。如果我们上网看的话，很多自由派的声音仍然能够出来，而且传播得相对而言比较广泛，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也是比较到位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总结：空间是大大压缩了，但一个坚持自己信念、坚持自己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的人，总是可以找到事做。

我认为现在是对知识分子队伍大洗牌的一个时代——以前有一定言说空间，大家可以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现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鼓吹中国特色，一方面在国际上耀武扬威，很大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原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倒向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每个人的良知、对每个人如何判断中国形势，都是一个考验。我觉得现在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你能够保持基本的政治信念和基本的道义立场，能够挺下来、能够坚持以前那种价值观不变，就需要接受严峻的考验。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不管什么派，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坚持自己的社会良知，不屈服、不趋炎附势，能够做到这点就很好很了不起了。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基本的道义立场，另外的东西要挺过严寒时代再说了。

端：当代中国思潮研究中，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思考？

徐：这方面的主题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这些问题的空间是很大的，问题在于愿不愿意尽自己的责任。比方举个最简单例子，本来大家以为中国加入WTO卷入全球化浪潮后，中国的民主自由即使不是“自动”产生，也会比较快速向前发展。可事情刚好相反，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被统治者所利用，大家估计的正面意义不说落空，但至少没有兑现，而没想到负面意义会出现那么多。这到底是为什么？中国有什么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多么高明的手法可以利用全球化浪潮、市场经济或是加入WTO这种机会？他们为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以前那么保守蛮横顽固，又为何会有这么精明的做法？那西方又怎么对应这些？

其实现在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我觉得没有一种很深刻的回答。很多重大的课题，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都没有触及，美国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稍微触及了些，但他们给的答案远远不能令我们满意，所以这是我现在暂时还不愿意回到大陆的原因。我觉得在美国每天都可以观察和学到很多新东西，很多以前没想到或是不以为意的问题，现在就会去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只会感到时间不够、要抓紧时间思考和研究，而不会感到自己是在高压之下无所事事，或者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觉得川普的贸易战打下去最后结果怎样很难预料，但至少能够看出来中国模式的明确破产。”

端：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模式”或说“中国崛起”的研究，您个人怎么看？

徐：我觉得有多种复杂原因，使我也没有一个很成熟的看法，但在我的分析里至少有这么两点：首先，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很不一样，中国人喜欢接受表扬，总看到自己好的地方，而西方人对自己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理念都经常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西方人批评自己的基本理念和社会制度时，他们是引以为荣、习以为常的，所以他们当初对中国的赞扬，本身就不够实事求是不够恰如其分。提出中国模式歌颂中国崛起，也带有西方人一厢情愿的成分。

然后我观察到大概从2015年起，西方的学术界、政界、商界有一个缓慢但明显的转向——他们的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或说“北京共识”愈加持排斥态度，所以，现在再歌颂北京模式的音量就小了很多。相反，像纽约时报社论等各种媒体的声音还有学界的声音里，对于中国破坏世界正常经济秩序的音量越来越大，这一点最终转化成了川普的贸易战。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川普的贸易战打下去最后结果怎样很难预料，但至少能够看出来中国模式的明确破产，这是我个人的估计。

端：中国政治转型的难点在于顶层执政者无意改变，那么您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希望是否仍是壮大公民社会？

徐：其实照道理我们一贯的看法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好路径，还是像台湾那样出现一个蒋经国：掌握最高权力的人认清世界的大潮流和大趋势后，能够主动因势利导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个希望是最理想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已经觉得不可能有这种可能性，但还是抱著希望。我对这一点特别了解，尽管我其实是比较早不抱这种希望的人。但确实对中国前途的解决方案来说，这是最诱人的方案。可是到现在再抱这种希望的人，几乎是没有了。当然这条路现在不考虑不意味以后不考虑，但如果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现实的选择，现在再谈它也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更艰苦地从下面做起了。从下面做起，见成效非常之慢，而且做起来很困难，中共当局也完全知道这一点，所以对公民维权运动，对公民社会自主发育的打压非常厉害。但这是一条唯一现实的道路，既然明明中国大陆没有希望出蒋经国或者戈尔巴乔夫，那我们就只能在基层和社会上下功夫。既然公民社会的空间还不等于零，那么在这方面就仍然可以有一点作为。让公民社会发育壮大，大概是唯一我能想象出来的对中国政治前景的推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