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徐友漁：某種意義上，中國已經在恢復文革

近20年前，曾經身為紅衛兵一員的徐友漁在他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這樣形容1968年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對於人數眾多的中學紅衛兵來說，上山下鄉運動是使他們對文革、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政治體制反感的重大原因。」毛澤東一聲令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1700萬人的青春命運從此改寫。壯志凌雲「奉旨造反」的紅衛兵們，下鄉後卻集體經歷了一場「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神話的徹底幻滅。

所以徐友漁認為，紅衛兵在1968年後才開始「靈魂深處的造反」。

這位旅美中國自由派學者七月初應邀到台灣，出席由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系列講座其中一場。他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發表演講，指出了1968年的獨特意義——西方學運正值方興未艾之時，中國學運卻已開始退潮。被依最高指示下放的紅衛兵們告別了故土和親人，也告別了之前的政治信念，更必須直面中國農村驚人的貧窮與落後。一代人終於從狂熱的個人崇拜中逐漸清醒，日後，他們也大多程度不等地否定了文革。

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曾經保證文革絕不會重演，但在徐友漁看來，文革卻正在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他在演講的答問環節中指出：「文革結束得那麼悲慘、那麼暴力，最高領導人信誓旦旦保證過文革不會重演，但文革就是回來了。」儘管如今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又已誕生，文革難以被百分之百複製，但徐友漁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已經在恢復文革。「這不但是可能性，而且是現實。」

這種判斷背後的理據是什麼？警惕文革重來的話語，究竟只是空泛口號抑或是知識分子始終不可掉以輕心的責任？在文革結束40多年之後，文革研究的當代意義又是什麼？而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軍人物的徐友漁，不但深諳文革研究，更對自由派在當下中國時局裡的舉步維艱、中國政治轉型所面臨的難題以及「中國模式」的未來前景有持續而深入的思考。

《形形色色的造反》

作者：徐友漁

出版日期：1999年1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以下是端傳媒專訪徐友漁的摘要：

端傳媒（下簡稱端）：距離您的文革研究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成書又過去了近二十年，中國的情勢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您認為文革研究對於當代中國的意義是什麼？

徐友漁（下簡稱徐）：作為一個學者，我首先還是要強調文革本身歷史性的意義。文化革命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使中國六到八億人捲進去而且延續了十年，把國家搞到支離破碎瀕臨破產的地步，但國內對它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所以如果我們不去談，讓文革研究的歷史空白繼續下去，是非常荒謬的。

而它的現實意義在於：讓我和中國很多人都感到吃驚的是，文化革命結束時（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中共中央對全世界對中國人民做了一個莊嚴的承諾：「我們再也不搞文化革命了。我們再也不允許文化革命重新發生了。」但現在看起來文革卻越來越變成中國現實中的一個部分，它存在於中國當下的環境之中，所以通過對文革事實的重新呈現和揭露，我們要遏止住中國倒退回文革。這是研究它很重要的意義。

端：您認為中國倒退回文革的可能性有多大？

徐：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首先對於文革復辟的有利方面有這麼幾點：首先，中國最高執政者對文革的東西，照道理來說應該是最堅決抵制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80年代做的決議是批判和譴責文革，而且對文革有定論。但現在實際上是最高執政者在違背黨的決議，我覺得這點需要指出來——因為最高執政者口口聲聲要「堅持黨的決議」，但現在中央的做法已經對文革的性質和評價有了根本性改變。所以這是促成文革能重新回頭的很重要條件。

另外一點我很想強調的，是民眾中間懷念文革的情緒急遽上升。這是不可小視的，因為文革剛結束時，全黨、全軍和民間都有一個共識：文革是一場災難和浩劫，絕對不能再來，而且大家都充滿信心：「文革怎麼可能再來呢？那麼血淋淋的現實我們剛剛才告別。」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搞政府力量干預的市場經濟，官僚特權愈來愈多，就使得文革中那種號召「打倒走資派」、認為當官的人貪腐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荒謬東西，對很多人來說看起來越來越合理。所以民眾中有一種自發的強烈懷念文革的情緒，覺得文革裡的做法很解氣——我認為他是資本主義當權派、認為他是官僚特權分子，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無論是民眾懷念文革的情緒，還是最高領導人違背中共中央自己的決議對文革所採取的評價，這些都是文革復辟很重要的原因，一點都不能掉以輕心。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私人財產的累積等方面，又是抵制文革的力量。兩種力量誰勝誰負？還是要看中國最高領導人打算怎麼做？群眾懷念文革的情緒會如何發展？以及像我們知識分子呼籲抵制和警惕文革到底能否成功？不過現在看來，恢復文革的步伐在大踏步前進，我認為悲觀的東西佔上風些。

「文革時中國八億人只有一個腦袋，只有毛澤東能夠思考；經歷文革後，八億人都意識到自己肩膀上長著一個腦袋。」

端：文革時中國人普遍沒有私有財產的概念，而改革開放後大家有了財產權意識，所以現在假如文革重來，大家的顧慮會否也更多？

徐：對，這應該是對文革完全恢復的一個阻礙性力量。我覺得這也是現在和文革時大環境上一個最根本的不同點。人有沒有私有財產，無論在政治學意義還是在實際意義上，差別都非常非常大。文革之所以能實行毛澤東那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的所謂「痞子運動」，就是因為有一群流氓無產階級。而現在中國人有了私有財產，大家都好歹有點東西，不像文革期間那樣「不怕打破罈罈罐罐」，會有一個出自本能的對那種盲目破壞的反感。我認為對我們這種警惕文革重新發生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希望之所在，是一個抵制文革的人性力量。

端：文化革命結束已經四十多年，您認為文革對於中國最大的正面和負面意義分別是什麼？

徐：正面意義是文化革命搞得那麼糟糕那麼慘，而且實行愚民政策，最後造成政治大破產，但卻強化了中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我經常引用中國一位作家的話：文革時中國八億人只有一個腦袋，只有毛澤東能夠思考，他想得對，中國的事情就會好，可不幸的是，他想得大錯特錯。而經歷文革後，八億人都意識到自己肩膀上長著一個腦袋，很多事情應該自己動腦筋進行判斷。我覺得中國人的獨立思考意識與精神大大加強，至少這一點肯定是文化革命帶來的正面結果。

負面意義則是中國人在文革中看到了太多殘酷、黑暗、骯髒的東西，變得很實用主義。以前的官員哪怕保守頑固，他的行為做事言談舉止還是有比較多的真誠性。但文革之後，中國人——尤其是有機會上升到執政集團的人，變得實用主義了，其實他們現在對中國社會的弊端比老百姓更清楚。以前的統治者認為「我就是好，你說我壞，所以我把你打成反革命」，但現在壞處他比你知道得更清楚，卻仍去做壞事。所以那種沒有原則的實用主義，那種明知是壞就要去為之，那種既得利益佔上風而非政治信念佔上風的情況，是我比較看重的文革的負面結果。

端：如今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面對很大的困境，大家普遍較為悲觀，您認為有無解方？

徐：這確實是個問題，其實不光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遇到困境，我認為其他派別也遇到了困境。因為現在中國的局勢不是禁止某一派聲音，而是扼殺所有聲音，統治者也不去區別哪些話對我有利還是不利。當然自由派碰到的問題比其他思潮更嚴峻些，因為基本上自由派知識分子最推崇的理念，就是中宣部下了禁令的「七不講」，所以壓制首先對著他們去，也是最嚴重的。

至於怎麼辦？我覺得現在處於最低潮時刻，那只能硬著頭皮苦撐到情況有變化的階段。但我認為自由派也沒打算且更不應該放棄自己的責任。

中國形勢不論多麼嚴峻，畢竟市場經濟已發育到一定階段，公民社會已經出現了——儘管受到打壓，但也並未倒退到以前基本上為零的地步，所以這種空間還是有的。如果我們上網看的話，很多自由派的聲音仍然能夠出來，而且傳播得相對而言比較廣泛，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分析也是比較到位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總結：空間是大大壓縮了，但一個堅持自己信念、堅持自己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的人，總是可以找到事做。

我認為現在是對知識分子隊伍大洗牌的一個時代——以前有一定言說空間，大家可以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現在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在鼓吹中國特色，一方面在國際上耀武揚威，很大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原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已經倒向政府了。在這種情況下，對每個人的良知、對每個人如何判斷中國形勢，都是一個考驗。我覺得現在處於一個混亂的時期，你能夠保持基本的政治信念和基本的道義立場，能夠挺下來、能夠堅持以前那種價值觀不變，就需要接受嚴峻的考驗。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不管什麼派，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要堅持自己的社會良知，不屈服、不趨炎附勢，能夠做到這點就很好很了不起了。我們的任務是堅持基本的道義立場，另外的東西要挺過嚴寒時代再說了。

端：當代中國思潮研究中，您認為有哪些重要的問題值得思考？

徐：這方面的主題太多了，所以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思考這些問題的空間是很大的，問題在於願不願意盡自己的責任。比方舉個最簡單例子，本來大家以為中國加入WTO捲入全球化浪潮後，中國的民主自由即使不是「自動」產生，也會比較快速向前發展。可事情剛好相反，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被統治者所利用，大家估計的正面意義不說落空，但至少沒有兌現，而沒想到負面意義會出現那麼多。這到底是為什麼？中國有什麼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多麼高明的手法可以利用全球化浪潮、市場經濟或是加入WTO這種機會？他們為何可以做到這一點？他們以前那麼保守蠻橫頑固，又為何會有這麼精明的做法？那西方又怎麼對應這些？

其實現在中國面臨的許多問題，我覺得沒有一種很深刻的回答。很多重大的課題，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的）都沒有觸及，美國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稍微觸及了些，但他們給的答案遠遠不能令我們滿意，所以這是我現在暫時還不願意回到大陸的原因。我覺得在美國每天都可以觀察和學到很多新東西，很多以前沒想到或是不以為意的問題，現在就會去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他只會感到時間不夠、要抓緊時間思考和研究，而不會感到自己是在高壓之下無所事事，或者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我覺得川普的貿易戰打下去最後結果怎樣很難預料，但至少能夠看出來中國模式的明確破產。」

端：西方許多學者對「中國模式」或說「中國崛起」的研究，您個人怎麼看？

徐：我覺得有多種複雜原因，使我也沒有一個很成熟的看法，但在我的分析裡至少有這麼兩點：首先，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性格氣質很不一樣，中國人喜歡接受表揚，總看到自己好的地方，而西方人對自己的基本價值和基本理念都經常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西方人批評自己的基本理念和社會制度時，他們是引以為榮、習以為常的，所以他們當初對中國的讚揚，本身就不夠實事求是不夠恰如其分。提出中國模式歌頌中國崛起，也帶有西方人一廂情願的成分。

然後我觀察到大概從2015年起，西方的學術界、政界、商界有一個緩慢但明顯的轉向——他們的社會主流，對「中國模式」或說「北京共識」愈加持排斥態度，所以，現在再歌頌北京模式的音量就小了很多。相反，像紐約時報社論等各種媒體的聲音還有學界的聲音裡，對於中國破壞世界正常經濟秩序的音量越來越大，這一點最終轉化成了川普的貿易戰。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川普的貿易戰打下去最後結果怎樣很難預料，但至少能夠看出來中國模式的明確破產，這是我個人的估計。

端：中國政治轉型的難點在於頂層執政者無意改變，那麼您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唯一希望是否仍是壯大公民社會？

徐：其實照道理我們一貫的看法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最好路徑，還是像台灣那樣出現一個蔣經國：掌握最高權力的人認清世界的大潮流和大趨勢後，能夠主動因勢利導進行民主化改革，這個希望是最理想的。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已經覺得不可能有這種可能性，但還是抱著希望。我對這一點特別了解，儘管我其實是比較早不抱這種希望的人。但確實對中國前途的解決方案來說，這是最誘人的方案。可是到現在再抱這種希望的人，幾乎是沒有了。當然這條路現在不考慮不意味以後不考慮，但如果我們不把它當成一個現實的選擇，現在再談它也沒有意義。

所以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更艱苦地從下面做起了。從下面做起，見成效非常之慢，而且做起來很困難，中共當局也完全知道這一點，所以對公民維權運動，對公民社會自主發育的打壓非常厲害。但這是一條唯一現實的道路，既然明明中國大陸沒有希望出蔣經國或者戈爾巴喬夫，那我們就只能在基層和社會上下功夫。既然公民社會的空間還不等於零，那麼在這方面就仍然可以有一點作為。讓公民社會發育壯大，大概是唯一我能想象出來的對中國政治前景的推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