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Peter Goff：在北京开书店，我大概是个B级外国人

在过去的11年里，北京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The Bookworm）陆续更换了三个地址。近年的城市综合整治，令三里屯这片混杂的区域变得衣冠整洁，甚至不复往昔野蛮生长、生命力旺盛的风貌。不过，在整齐划一的行政指令之下，在三里屯南区的一座院子里，老书虫却独善其身地保存着北京多元文化的一方自留地。

老书虫的创办人，爱尔兰人Peter Goff来到中国已经17年了。2001年他作为《每日电讯报》的驻华记者来到北京时，尚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间位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全球十佳书店的老板。当我们在2018年3月的一个下午采访他的时候，他显得世故而低调，详细而又谨慎地对我们诉说着这间书店的故事，仿佛他的书店从未获得过这样响亮的一个名头。在这个有着漂亮的玻璃外墙、2.5万多本中外文书籍、丰富的食物和形形色色的文学活动的空间里，Peter和他的员工们正在为老书虫的第11届文学节而忙碌着。

在中国的17年时光虽然没有教会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却令他习得了一套浑厚的“太极拳”。随着近年大陆对于文化出版事业的管控加强，北京更是用“封墙堵洞”的运动式治理扫荡了许多亚文化的活跃之地，不少人和他们的生意都一起离开了。然而，Peter和他的老书虫却有些不同。其一、老书虫还存在着；其二、Peter似乎并不抱有什么理想主义信念，或者说，他对于这家店最大的信念，就是“存活下去”。

置身老书虫之中，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和门外遍吹“两会春风”的北京有所不同。在餐吧区域，不同肤色的人们正在交流着不同的观念，货架上的书籍有许多来自海外，某些题材可能正游走在敏感的边缘。包括一些活动的主题，不像是能通过官方审批的样子。然而，Peter似乎已经在长期和官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摸索到了一些走钢索的技巧。当被问到“你们的活动有被叫停过吗？”时，他几乎是立刻回答：“没有。”

异乡人众筹建造的书店

“前几年的时候，我听说老书虫被‘孤独星球’提到了。能被欣赏当然是挺不错的，不过其实，这里就只是一个英文旧书店罢了。这世界上比老书虫漂亮的书店多得是。”Peter对端传媒记者说。2011年，孤独星球在“全球十大书店”的榜单中写下了老书虫的名字，这是亚洲的唯一一家。这着实令人好奇：为什么日本、台湾和香港的有趣书店比比皆是，却是北京的老书虫脱颖而出。彼时，“孤独星球”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比一家好书店该做的做得更多。”

Peter认为，所谓“做的更多”，应当是指他们11年来年年不落的文学节活动。“我们这里常常会做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大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不过也有诸如‘北京和上海哪个城市更好’这样的趣味议辩。”当然，老书虫需要做得更多，也因为它坐落在北京。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对于世界各地前来探索这个繁荣又神秘的都市的人们——记者、学者、外交官、作家……Peter认为老书虫也是他们可以发声的地方。

“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议题也不是没有，但并不是全部。”对于Peter来说，文学仍是老书虫的主要着眼之处，毕竟从一开始，他所想要的不过是个看英文书的地方。

2007年，Peter觉得北京这个城市里缺少一个能够读到很多英文书的地方，于是就动用自己这几年的所有资源，建立了“老书虫”。从一开始，Peter就没有把老书虫定位为一个单纯的书店，他希望这个地方常常能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于是从建立老书虫的第一年，老书虫文学节也随即开始。十余年间，在这里演说过的作家已经超过了4000位。

书店第一批英文书的来源有些传奇。2007年，一些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留下了这里的第一批英文书，大约有1、2百本。在这些书的基础上，Peter和他的合伙人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又陆续搜集了许多英文旧书，在这些旧书的铺成的地基上，老书虫被建立了起来。“这批书非常棒，有趣，而且种类丰富。如今在‘老书虫’也还是能读到这些书里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书出售，你只能在这里借阅。”Peter说。

此后的11年中，捐赠成为了老书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书籍来源。书店的市场经理，来自中国江西省的女孩Zoe和我们介绍说：“这家店创立的时候，英文书大概不到1000本，现在这里的2.5万本书里有1万多本都是外文书。这里面当然有我们通过常规渠道进的，也有从香港买的，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离开北京的外国人的捐赠。”

这些书籍在离开原先主人之前经历了什么，书店里的顾客已经无法考察。但他们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装不进行李的书籍留在老书虫，犹如向北京告别挥手的仪式。

来自捐赠的书籍不需要通过出版审查，而只能店内借阅的方针也降低了流通性。“我们并不会张扬说，我们这边有他们留下来的、一般读不到的书，但是我们也不会隐瞒这件事。”

这些书籍来源展现出了11年前还没有在中国形成风潮的众筹思路。某种意义上，老书虫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来到北京而又离开的异乡人们众筹所建造的书店，它从“出生”的时候起，就自带着这种杂糅而缤纷的三里屯气息。尽管11年后的今天，他已经从北京多元文化的乐园变成了这种生活为数不多的避难所。这两年来，北京的外国人不再一股脑地聚集在三里屯附近，而是开始分散在城市的几个区域，更深度地融入中国社会。Peter也注意到最近店里的中国人变得更多了，有些是怀着对老书虫的向往慕名而来，甚至还会留下来工作，比如Zoe，但很多人像标准的游客一样，来了，拍了几张照片，喝一杯咖啡，然后离开。

书店里的热闹似乎没有变，但制造热闹的人正在悄悄地变得不同。Peter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只是因为外国人在北京有更多地方可去。三里屯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很难统计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居住在北京，报导说是60万，我数不过来，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减少了。但如果他们都走了。我这里应该会收到更多书才对。”

审查者的表情是丰富的

11年来，老书虫的文学节总是在春暖花开的三月举行，也常常遇到中国“两会”的时段。在外人看来，这原本该是北京各部门神经最为紧绷的季节，但对于Peter来说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当记者询问为什么总是在3月举办文学节的时候，他给我们念叨起了他的生意经。

“把文学节放在3月首先是气候比较好，天气暖和起来之后，北京变得更适合来访，而年末年初那些东西方的节日都过完了，作家们会有时间来演讲。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节省成本。因为3月在亚洲，尤其香港也是固定有一些大型的书展和文学沙龙活动，所以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些在香港做活动的西方作家邀请到北京，帮他们凑成一个‘巡演’，这样大家都会比较划算。”

Peter顿了顿，“当然，我们的活动也经常碰到‘两会’，很多人觉得这个时段各种活动的审查都会尤其严格，但其实也还好。政府当然是希望确保每个3月都非常安全，我们的活动也是每次都有人来书店这里看一看情况，但他们确保这里就是个文学活动，来的人都不像是会闹事的之后，基本上也就回去了。”

在北京，令人紧张的事情总是在发生。Peter说：“十九大之后是两会，然后又是‘一带一路’。敏感的日子很多的，这种时候每一个活动都要审查，很多时候他们都盯得很紧，真的遇到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可能会说‘哦这个下不为例’。但基本上，每一次都会放过我们。”

早些时候，中国对多元文化和相关活动的态度还保留着08奥运时期的开放和友善，但是近几年政策的收紧，Peter也有所感知。“审查部门有很多人英语相当好，不过早些时候可能不会有人耐心地听完所有观点然后一个个去审查。现在，他们会想知道整个活动的过程。这里是首都，他们想要弄清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希望我们不要去找麻烦。我遇到最严格的时期是‘十九大’期间，那会儿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也就避开这段时间。”

对于三里屯的行政管理者来说，老书虫已经在这个区域生存了11年，官商两方颇有些知根知底的默契。Peter也深知，正因为老书虫开始得早，又获得了一些荣誉，已经成为三里屯的一个文化地标，才能得到比较宽松的对待。这就和许多其他行业一样，规则的严格化往往阻挡的是新玩家的入场。“如果我们这两年才开始，情况恐怕就会困难得多了。我们的历史，还有一些使馆的支持才让这家书店能活得相对轻松一些。”Peter说。

“审查其实并不是老书虫身上最大的压力”Peter说，“每次换地方，租金都在涨价，我们还是要非常努力地去保持收支平衡。”与温和的审查相伴的，是随着成本上涨而面临自然淘汰的局面。Peter决定在地价和政策相对宽松的苏州和成都开办分店，分散北京的风险。

“比起一家旧书店，规划这块地方的人总是对摩天大厦更感兴趣。”Peter笑着说。2012年收到从上一个地址搬出去的通知时，Peter在三里屯寻找新址，发现南街院子角落里的一家贵州餐馆正准备收店离京。这里有着漂亮的落地玻璃墙和透明顶棚。几周后，只是经过了简单的装修，老书虫找到了新的立身之地。

Peter感到十分满足。尽管因为活动和书籍题材的原因，被“请喝茶”是常有的事，但他始终谨慎而乐观地对待未来。“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一方面审查很多，但同时也想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形象。所以标准弹性很大。我们引进了张丽佳（Zhang Lijia）的《社会主义好》（Socialism is Great！），名字听上去意识形态味道很强了，但他们查过，发现只是一本带有七八十年代背景的个人回忆录，那就没什么问题。”

不同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政府和其文化管理政策的脸谱化理解，Peter眼中的“政府”是立体的、弹性的、充满细节的。他承认对方的权威，却又不是完全的顺从，他积极地沟通，但又不声不响地打一些隐蔽的擦边球。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之中，Peter始终保持着柔软的身段。

Peter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余华。他似乎也做好了在变迁的时代中，像福贵或是许三观那样顽强生存的准备。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开书店很难说是多么有趣，但老书虫已经在这里11年了，而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希望让这个空间存活下去，我也能多看一看这个国家如何改变，将要向何处去。”对于Peter来说，老书虫与其说是他的作品或是产品，不如说是一个他勉力维持以观察中国的一个驿站。当端传媒的记者问到他运营这家书店的目标，Peter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存活下去就好。”

“我大概是个B级的外国人”

如今，北京的空气对于想要长期呆在这里的外国人们来说依然有些紧张。自2017年10月1日以来，在中国的9个试点城市里居住的外国人被划分成ABC等，他们的头顶上盘旋着“强化管理”、“限制”甚至是“驱逐”的流言。鼓楼附近精美的胡同小店被清理了，三里屯“脏街”也整顿了，或许有一天整个三里屯地区都将彻底洗去中国人所介意的“租界风貌”。

2018年4月1日外国人分级制度全面实施之后，Peter也将在下一次办理签证时被分级。“幸亏我去年才更新了签证，有效期是两年，那么我会到明年才被分级。”他自嘲说，到了那个时候，自己恐怕会被分到B级。“我肯定不是A级，A级的话，应该是那些诺贝尔得主或者微软的高管吧？我大概会被分在B级，或者是C级？我其实不是很在乎，只要签证能签得下来，我就无所谓。”

Peter对于中国的态度始终保持着一种“看故事”的距离感。这或许来源于他早年的记者经历，在做《每日电讯报》和香港《南华早报》的驻京记者时，他几乎要为这两家媒体报导北京发生的所有事情。太多的见闻令Peter变得冷静，他对这个城市熟悉，并且适应。他明白在这里，事情的变化总是很快，或许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点点距离，不要产生多余的主人翁意识。

即使是一手创办的老书虫，也要从经营者的角度，理性地面对上涨的各种成本。今年的文学节，Peter目光精准地拉来了三所国际学校的赞助。作为交换，来到文学节演讲的作家们也会去到这些学校做演讲。这是一桩三赢的合作，对于这些财力雄厚的“贵族学校”而言，几张机票并不是问题，而外国作家的来到无疑会为他们的品牌添彩。而对于学生和作者们来说，交流的机会也是难得而有益的。

Peter希望这样的合作能持续下去，毕竟什么都在涨价，别说只靠书籍的营收不可能平衡，现在连餐饮业务带来的利润都已经不太够用。在未来，更多赞助商的进入将成为老书虫的经营中无法避免的阶段。

Peter很清楚现在自己手上握着的牌面：11年来积攒的品牌，外国使馆的背书，以及自己所积累的作家人脉。作为一个“B级外国人”，在未来他可能需要辛苦地整合更多资源，才能留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

“我不想离开三里屯，这是个很棒的地方。如果有一天非走不可了，那也只能走。你知道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一块地方变得有人气，地价就上涨，然后变得现代化，国际化，高楼大厦建起来，原来的那些小店面就被挤到更偏僻的地方。但我还是会想把这个书店开下去。在任何地方开书店都很难的，你得处理很多事情，还要把顾客吸引进来，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现在还在这里，这就很好了。中国的新中产和年轻人越来越重视文化，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逛商场和下馆子，像老书虫这样的地方会更加被珍惜。”这是他的期待。

半年前，Peter和来自成都的妻子刚刚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Peter每个月在北京、苏州和成都的家之间来回奔波，打理三家老书虫的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习各方面的文化，了解这个世界的更多面，在将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和权利。三里屯已经不再是Peter生活和事业的重心所在，他有时也怀念过去的三里屯，那些杂乱无章的小店面，能在深夜吃上饺子和煎饼的地方。

但这样的怀旧总是短暂的。下一分钟的Peter又会清醒地说：“在美国住上15年，你可能有机会获得美国国籍，变成美国人。但是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你即使在这里住了100年，可能还是要拿着护照去签证。”对于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异乡人来说，归属感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对北京欣赏、理解、但保持距离，才可以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举重若轻地走着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