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Peter Goff：在北京開書店，我大概是個B級外國人

在過去的11年裏，北京三里屯的老書蟲書店（The Bookworm）陸續更換了三個地址。近年的城市綜合整治，令三里屯這片混雜的區域變得衣冠整潔，甚至不復往昔野蠻生長、生命力旺盛的風貌。不過，在整齊劃一的行政指令之下，在三里屯南區的一座院子裏，老書蟲卻獨善其身地保存着北京多元文化的一方自留地。

老書蟲的創辦人，愛爾蘭人Peter Goff來到中國已經17年了。2001年他作為《每日電訊報》的駐華記者來到北京時，尚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一間位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全球十佳書店的老闆。當我們在2018年3月的一個下午採訪他的時候，他顯得世故而低調，詳細而又謹慎地對我們訴說着這間書店的故事，彷彿他的書店從未獲得過這樣響亮的一個名頭。在這個有着漂亮的玻璃外牆、2.5萬多本中外文書籍、豐富的食物和形形色色的文學活動的空間裏，Peter和他的員工們正在為老書蟲的第11屆文學節而忙碌着。

在中國的17年時光雖然沒有教會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但卻令他習得了一套渾厚的「太極拳」。隨着近年大陸對於文化出版事業的管控加強，北京更是用「封牆堵洞」的運動式治理掃蕩了許多亞文化的活躍之地，不少人和他們的生意都一起離開了。然而，Peter和他的老書蟲卻有些不同。其一、老書蟲還存在着；其二、Peter似乎並不抱有什麼理想主義信念，或者說，他對於這家店最大的信念，就是「存活下去」。

置身老書蟲之中，能明顯感受到這裏的氛圍和門外遍吹「兩會春風」的北京有所不同。在餐吧區域，不同膚色的人們正在交流着不同的觀念，貨架上的書籍有許多來自海外，某些題材可能正遊走在敏感的邊緣。包括一些活動的主題，不像是能通過官方審批的樣子。然而，Peter似乎已經在長期和官方打交道的過程中摸索到了一些走鋼索的技巧。當被問到「你們的活動有被叫停過嗎？」時，他幾乎是立刻回答：「沒有。」

異鄉人眾籌建造的書店

「前幾年的時候，我聽說老書蟲被『孤獨星球』提到了。能被欣賞當然是挺不錯的，不過其實，這裏就只是一個英文舊書店罷了。這世界上比老書蟲漂亮的書店多得是。」Peter對端傳媒記者說。2011年，孤獨星球在「全球十大書店」的榜單中寫下了老書蟲的名字，這是亞洲的唯一一家。這着實令人好奇：為什麼日本、台灣和香港的有趣書店比比皆是，卻是北京的老書蟲脱穎而出。彼時，「孤獨星球」給出了這樣的評語：「比一家好書店該做的做得更多。」

Peter認為，所謂「做的更多」，應當是指他們11年來年年不落的文學節活動。「我們這裏常常會做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動，大部分是關於文學的，不過也有諸如『北京和上海哪個城市更好』這樣的趣味議辯。」當然，老書蟲需要做得更多，也因為它坐落在北京。這裏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對於世界各地前來探索這個繁榮又神秘的都市的人們——記者、學者、外交官、作家……Peter認為老書蟲也是他們可以發聲的地方。

「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議題也不是沒有，但並不是全部。」對於Peter來說，文學仍是老書蟲的主要着眼之處，畢竟從一開始，他所想要的不過是個看英文書的地方。

2007年，Peter覺得北京這個城市裏缺少一個能夠讀到很多英文書的地方，於是就動用自己這幾年的所有資源，建立了「老書蟲」。從一開始，Peter就沒有把老書蟲定位為一個單純的書店，他希望這個地方常常能有有趣的事情發生。於是從建立老書蟲的第一年，老書蟲文學節也隨即開始。十餘年間，在這裏演說過的作家已經超過了4000位。

書店第一批英文書的來源有些傳奇。2007年，一些英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留下了這裏的第一批英文書，大約有1、2百本。在這些書的基礎上，Peter和他的合夥人在之後的幾個月裏又陸續蒐集了許多英文舊書，在這些舊書的鋪成的地基上，老書蟲被建立了起來。「這批書非常棒，有趣，而且種類豐富。如今在『老書蟲』也還是能讀到這些書裏的一部分。當然我們不可能把這些書出售，你只能在這裏借閲。」Peter說。

此後的11年中，捐贈成為了老書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書籍來源。書店的市場經理，來自中國江西省的女孩Zoe和我們介紹說：「這家店創立的時候，英文書大概不到1000本，現在這裏的2.5萬本書裏有1萬多本都是外文書。這裏面當然有我們通過常規渠道進的，也有從香港買的，不過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那些離開北京的外國人的捐贈。」

這些書籍在離開原先主人之前經歷了什麼，書店裏的顧客已經無法考察。但他們在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不約而同地把裝不進行李的書籍留在老書蟲，猶如向北京告別揮手的儀式。

來自捐贈的書籍不需要通過出版審查，而只能店內借閲的方針也降低了流通性。「我們並不會張揚說，我們這邊有他們留下來的、一般讀不到的書，但是我們也不會隱瞞這件事。」

這些書籍來源展現出了11年前還沒有在中國形成風潮的眾籌思路。某種意義上，老書蟲是一個由許許多多來到北京而又離開的異鄉人們眾籌所建造的書店，它從「出生」的時候起，就自帶着這種雜糅而繽紛的三里屯氣息。儘管11年後的今天，他已經從北京多元文化的樂園變成了這種生活為數不多的避難所。這兩年來，北京的外國人不再一股腦地聚集在三里屯附近，而是開始分散在城市的幾個區域，更深度地融入中國社會。Peter也注意到最近店裏的中國人變得更多了，有些是懷着對老書蟲的嚮往慕名而來，甚至還會留下來工作，比如Zoe，但很多人像標準的遊客一樣，來了，拍了幾張照片，喝一杯咖啡，然後離開。

書店裏的熱鬧似乎沒有變，但製造熱鬧的人正在悄悄地變得不同。Peter注意到了這一點，但他認為這只是因為外國人在北京有更多地方可去。三里屯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很難統計現在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居住在北京，報導說是60萬，我數不過來，也不知道這個數字是不是減少了。但如果他們都走了。我這裏應該會收到更多書才對。」

審查者的表情是豐富的

11年來，老書蟲的文學節總是在春暖花開的三月舉行，也常常遇到中國「兩會」的時段。在外人看來，這原本該是北京各部門神經最為緊繃的季節，但對於Peter來說並不算太大的問題。當記者詢問為什麼總是在3月舉辦文學節的時候，他給我們唸叨起了他的生意經。

「把文學節放在3月首先是氣候比較好，天氣暖和起來之後，北京變得更適合來訪，而年末年初那些東西方的節日都過完了，作家們會有時間來演講。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節省成本。因為3月在亞洲，尤其香港也是固定有一些大型的書展和文學沙龍活動，所以我們可以順便把這些在香港做活動的西方作家邀請到北京，幫他們湊成一個『巡演』，這樣大家都會比較划算。」

Peter頓了頓，「當然，我們的活動也經常碰到『兩會』，很多人覺得這個時段各種活動的審查都會尤其嚴格，但其實也還好。政府當然是希望確保每個3月都非常安全，我們的活動也是每次都有人來書店這裏看一看情況，但他們確保這裏就是個文學活動，來的人都不像是會鬧事的之後，基本上也就回去了。」

在北京，令人緊張的事情總是在發生。Peter說：「十九大之後是兩會，然後又是『一帶一路』。敏感的日子很多的，這種時候每一個活動都要審查，很多時候他們都盯得很緊，真的遇到一些敏感的話題，他們可能會說『哦這個下不為例』。但基本上，每一次都會放過我們。」

早些時候，中國對多元文化和相關活動的態度還保留着08奧運時期的開放和友善，但是近幾年政策的收緊，Peter也有所感知。「審查部門有很多人英語相當好，不過早些時候可能不會有人耐心地聽完所有觀點然後一個個去審查。現在，他們會想知道整個活動的過程。這裏是首都，他們想要弄清楚在這裏發生的事情。也希望我們不要去找麻煩。我遇到最嚴格的時期是『十九大』期間，那會兒幾乎什麼都做不了，我們也就避開這段時間。」

對於三里屯的行政管理者來說，老書蟲已經在這個區域生存了11年，官商兩方頗有些知根知底的默契。Peter也深知，正因為老書蟲開始得早，又獲得了一些榮譽，已經成為三里屯的一個文化地標，才能得到比較寬鬆的對待。這就和許多其他行業一樣，規則的嚴格化往往阻擋的是新玩家的入場。「如果我們這兩年才開始，情況恐怕就會困難得多了。我們的歷史，還有一些使館的支持才讓這家書店能活得相對輕鬆一些。」Peter說。

「審查其實並不是老書蟲身上最大的壓力」Peter說，「每次換地方，租金都在漲價，我們還是要非常努力地去保持收支平衡。」與温和的審查相伴的，是隨着成本上漲而面臨自然淘汰的局面。Peter決定在地價和政策相對寬鬆的蘇州和成都開辦分店，分散北京的風險。

「比起一家舊書店，規劃這塊地方的人總是對摩天大廈更感興趣。」Peter笑着說。2012年收到從上一個地址搬出去的通知時，Peter在三里屯尋找新址，發現南街院子角落裏的一家貴州餐館正準備收店離京。這裏有着漂亮的落地玻璃牆和透明頂棚。幾周後，只是經過了簡單的裝修，老書蟲找到了新的立身之地。

Peter感到十分滿足。儘管因為活動和書籍題材的原因，被「請喝茶」是常有的事，但他始終謹慎而樂觀地對待未來。「中國是個非常複雜的地方，一方面審查很多，但同時也想要有開放的心態和形象。所以標準彈性很大。我們引進了張麗佳（Zhang Lijia）的《社會主義好》（Socialism is Great！），名字聽上去意識形態味道很強了，但他們查過，發現只是一本帶有七八十年代背景的個人回憶錄，那就沒什麼問題。」

不同於許多外國人對中國政府和其文化管理政策的臉譜化理解，Peter眼中的「政府」是立體的、彈性的、充滿細節的。他承認對方的權威，卻又不是完全的順從，他積極地溝通，但又不聲不響地打一些隱蔽的擦邊球。在這場複雜的博弈之中，Peter始終保持着柔軟的身段。

Peter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是余華。他似乎也做好了在變遷的時代中，像福貴或是許三觀那樣頑強生存的準備。

「在這樣的環境裏面開書店很難說是多麼有趣，但老書蟲已經在這裏11年了，而中國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我希望讓這個空間存活下去，我也能多看一看這個國家如何改變，將要向何處去。」對於Peter來說，老書蟲與其說是他的作品或是產品，不如說是一個他勉力維持以觀察中國的一個驛站。當端傳媒的記者問到他運營這家書店的目標，Peter沉吟片刻，說「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存活下去就好。」

「我大概是個B級的外國人」

如今，北京的空氣對於想要長期呆在這裏的外國人們來說依然有些緊張。自2017年10月1日以來，在中國的9個試點城市裏居住的外國人被劃分成ABC等，他們的頭頂上盤旋着「強化管理」、「限制」甚至是「驅逐」的流言。鼓樓附近精美的胡同小店被清理了，三里屯「髒街」也整頓了，或許有一天整個三里屯地區都將徹底洗去中國人所介意的「租界風貌」。

2018年4月1日外國人分級制度全面實施之後，Peter也將在下一次辦理簽證時被分級。「幸虧我去年才更新了簽證，有效期是兩年，那麼我會到明年才被分級。」他自嘲說，到了那個時候，自己恐怕會被分到B級。「我肯定不是A級，A級的話，應該是那些諾貝爾得主或者微軟的高管吧？我大概會被分在B級，或者是C級？我其實不是很在乎，只要簽證能簽得下來，我就無所謂。」

Peter對於中國的態度始終保持着一種「看故事」的距離感。這或許來源於他早年的記者經歷，在做《每日電訊報》和香港《南華早報》的駐京記者時，他幾乎要為這兩家媒體報導北京發生的所有事情。太多的見聞令Peter變得冷靜，他對這個城市熟悉，並且適應。他明白在這裏，事情的變化總是很快，或許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一點點距離，不要產生多餘的主人翁意識。

即使是一手創辦的老書蟲，也要從經營者的角度，理性地面對上漲的各種成本。今年的文學節，Peter目光精準地拉來了三所國際學校的贊助。作為交換，來到文學節演講的作家們也會去到這些學校做演講。這是一樁三贏的合作，對於這些財力雄厚的「貴族學校」而言，幾張機票並不是問題，而外國作家的來到無疑會為他們的品牌添彩。而對於學生和作者們來說，交流的機會也是難得而有益的。

Peter希望這樣的合作能持續下去，畢竟什麼都在漲價，別說只靠書籍的營收不可能平衡，現在連餐飲業務帶來的利潤都已經不太夠用。在未來，更多贊助商的進入將成為老書蟲的經營中無法避免的階段。

Peter很清楚現在自己手上握着的牌面：11年來積攢的品牌，外國使館的背書，以及自己所積累的作家人脈。作為一個「B級外國人」，在未來他可能需要辛苦地整合更多資源，才能留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

「我不想離開三里屯，這是個很棒的地方。如果有一天非走不可了，那也只能走。你知道每個城市都是這樣的，一塊地方變得有人氣，地價就上漲，然後變得現代化，國際化，高樓大廈建起來，原來的那些小店面就被擠到更偏僻的地方。但我還是會想把這個書店開下去。在任何地方開書店都很難的，你得處理很多事情，還要把顧客吸引進來，一刻也不能放鬆。我們現在還在這裏，這就很好了。中國的新中產和年輕人越來越重視文化，他們已經不滿足於逛商場和下館子，像老書蟲這樣的地方會更加被珍惜。」這是他的期待。

半年前，Peter和來自成都的妻子剛剛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現在，Peter每個月在北京、蘇州和成都的家之間來回奔波，打理三家老書蟲的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習各方面的文化，了解這個世界的更多面，在將來有選擇自己人生的能力和權利。三里屯已經不再是Peter生活和事業的重心所在，他有時也懷念過去的三里屯，那些雜亂無章的小店面，能在深夜吃上餃子和煎餅的地方。

但這樣的懷舊總是短暫的。下一分鐘的Peter又會清醒地說：「在美國住上15年，你可能有機會獲得美國國籍，變成美國人。但是在中國，這是不可能的，你即使在這裏住了100年，可能還是要拿着護照去簽證。」對於一個生活在北京的異鄉人來說，歸屬感恐怕並不是什麼好東西。所以他對北京欣賞、理解、但保持距離，才可以在政策和市場的夾縫中，舉重若輕地走着鋼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