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民谣歌手郑兴：我在这张唱片里，想像离开台北时的感伤

【作者按】第一次听说“郑兴”这个名字，他还是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在读硕士生，正为筹备专辑发起众筹。专辑款项设定为7万人民币（约32万新台币），最后未能达成目标，专辑《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最后还是得以出版。不过短短一年，再次听闻，除了完成学位从政大毕业，此时的他，是第2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及“最佳新人”的入围者。

与郑兴的见面，约在台北巷弄间的咖啡馆。两日前他刚刚返台，为金曲奖的典礼演出做准备。如同来看望一位老友，这个城市于他，熟悉、舒服而自在。

台北的夏季午后，常受到轰烈暴雨侵扰。趁着彼时阳光尚好，摄影师赶忙拉着一席白衫的郑兴，捕捉下他与这座城市间的光影。郑兴热衷于讲述“雨”的故事，高二时创作了人生第一首歌《城南》，开篇便是“天空慢慢下起雨”。那时他还不会弹吉他，凭着小时候学钢琴的一点基础，哼哼唱唱地就写下了这首歌，写的是还未长大又渴望长大的少年思绪，“当时就是想快点去看外面的世界”。

从中国传媒大学广电系毕业，带着交换生时期的美好回忆与眷恋，郑兴选择再次来到台北读研。起初他以为自己未来会从事影像创作，可陌生的研究所训练方式，与他原本设定的人生方向背道而驰。住在常常下雨又潮湿的政大，他觉得自己那时变得有些孤僻厌世，陷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的迷茫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让我下定决心要做音乐，只是写歌、排练、准备演出的过程里，我在整理自我，与当下的音乐相处，也学着跟自己相处”。

他把那段时期的自我怀疑，放进《台北下的雨》这首歌中，“南京东路带着面具，它和我一样试图忍住泪滴；雨下的太急，像一场公路电影；从城市人群，到港口风景，快让我昏迷”。雨，成为了他和台北的某种联结。

像是，我的爱人吧

来台的第二年，郑兴参加了第二届东海岸音乐创作营。年轻的创作人们因这个营队聚集在花莲县丰滨乡的港口部落，白天上课，剩下的时间去采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郑兴，第一次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这样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与阿美族的原住民朝夕相处。有一天在山上吃完饭，忽然所有人围成一个圈，原住民们带头唱起高亢而天然的和音，他们就跟着跳起舞，“那一刻的音乐对我冲击很大，它不是在耳机里面、在演唱会的那种感觉，它在大自然中的声响和频率，竟然可以产生那么奇妙的反应”。

于是就在那五天四夜里，望着波澜壮阔的太平洋上日升月落，想象在历史长河中，被隔绝在两岸的相爱之人，那些无法团聚的悲伤与遗憾，郑兴写下《爱人》这首歌。如同一对相思相望而终不可及的恋人在对话，“不是说时间会抚平所有的伤痕，可为何海峡不肯把爱还给我们”。

正是因为这个营队，郑兴发现原来他对台湾这片土地是如此不熟悉，原来这世界上有太多他没经历过的东西，“之前从来没有过如此感激的心情，让我有机会领略到这些风景”，郑兴说自己回想起那段时光，依然鸡皮疙瘩满身。为了还原那山那海给郑兴带来的震撼，《爱人》的配器用了木吉他与小号，和声编排上也模拟了原住民古调，他想象自己站在一座孤岛上，面对大海，营造出的空旷与辽远之感。

“爱人”，也是一个隐喻。它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是一种情感投射，它只属于那个时空，“甚至未来我可能不会再写出这样的歌了”。对郑兴来说，台湾有点像是他的爱人：离开了故乡母亲，去到外面的世界，爱上了一个新的城市。它很像爱人般的存在，也是第二故乡。

城市间移动，完成自我界定

扬州、北京、台北，这三个郑兴生活过的城市，组成了《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的专辑图景。除了歌曲主题的直接表达，城市的声音也被郑兴偷偷收录进来。从蝉鸣到汽车引擎，从街头的人声嘈杂到机场地铁广播，这些城市声音交织在一起，不停转换，要书写的不只是三座城市的故事，还有被它们覆盖与占据的移动经历。

“有人以为那句公车司机说的：欢迎搭乘首都客运，是我让司机特地录的，其实不是”。因为吉他手的录音室在三重，郑兴很常需要从台北东南角的木栅坐着公车，穿越整座城市来到位于新北西部的三重。每当车开过台北桥将要达到新北时，司机都会进行广播，郑兴就把这段声音录了下来放在专辑的intro中，紧接着第二首就是《开往三重的慢车》。

离开台北后，郑兴回到扬州生活，有工作或通告时，就在北京台北两地跑。无论读书还是工作，他都不停辗转于三地之间。扬州是他的家乡，长久离家后产生的陌生感与距离感日益明显；北京和台北，是他求学、生活的地方，他对这两座城市的情感类似，身处时他是异乡人，离开时，“原乡”和“异乡”的界线变得模糊。

在城市间移动的过程，是郑兴思考和创作的时间。大学时期有一次坐高铁，他的脑中忽然蹦出在火车上办音乐会的想法，“搭乘火车是一个私人经验，看音乐会则是一个群体共享的公共空间，那这两件事在火车音乐会上就能达成一致”。2017年，带着这个略显不切实际的想法，郑兴向台湾铁路局申请了从台北松山发至宜兰的一节列车车厢，带着60余名乐迷及工作人员，一路弹唱，途径18个停靠站。整整两小时，听众的视线内不仅有郑兴的音乐，也有窗外的风景。列车运行的声响、报站的广播自然地进入到现场音乐中，使郑兴和他的听众一起回到最初的创作场所，达成各自私密却又无间分享的状态。

自我界定，也发生在移动过程中。郑兴的歌里描述了许多城市生活的日常细节与天气现象，他说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和了解自己对这些事物尤为敏感在意。在出发和抵达之间，构成了音乐创作的动机，也完成了他的“自我界定”：通过创作去发现内心，跟世界聊天，与自己对话。

重逢是必然

把做音乐当成人生中的一项事业，对郑兴而言，是意料之外的。从政大金璇奖、组建临时乐队“斑马线crosswalk”、在女巫店举办人生第一次售票演出，到制作唱片，整个过程中郑兴都不觉得自己未来会一直做音乐。只是当下有热情、有愿望，于是就让它发生。

交换那一年，有一次他在台北小河岸看演出，中场休息时遇到同是去看表演的台湾音乐人王继三，小聊了几句，彼此交换了联络方式。再次回到台湾并计划制做专辑时，他去台东都兰演出，想起王继三老师的录音室就在附近，于是跑去拜访。正巧王继三在，并且他还记得这位多年前偶遇的大陆年轻人。这次重逢，促成了后来郑兴带着乐手来到这间位于台东都兰的“爱人”录音室，花了十天时间，伴着由糖厂改造的半开放式录音空间所带来的天然残响，他们录制了专辑中的部分歌曲。

专辑制作过程中有关“重逢”的故事，不止一件。唱片的制作统筹，是郑兴在东海岸创作营的队辅；《风吹过罗斯福路》的合唱奕超，是他在政大金璇奖的同期参赛者；甚至于，唱给台北的这张专辑，让很多对台湾有认识的大陆听众在此与台湾重逢。

郑兴的歌迷群体，最早是从政大开始。随着他在许多livehouse演出，慢慢多了一些因偶然与巧合而认识的陌生听众。陌生面孔的出现，总会让郑兴感到惊喜，“我觉得音乐不再是自己关起门来做出一首歌，它流动、传播出去的过程，对我来说特别迷人”。他记得第一场在女巫店的表演，台下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同学和老师。一位陌生女孩，只是因为和朋友闲逛过新生南路，就走进女巫店来听了表演。恰巧，她也是一位陆生。郑兴认为，陆生的确是他的听众里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或许因为身份，或许因为圈子，但他最初并没有预设这些歌是要唱给陆生听的。而他在大陆的歌迷，有些或许并没有来过台湾，但他们可能曾在文学、电影或音乐里认识过台湾。

离开，是开放的时间状语

他知道自己终究是个过客。

当交换学生时，他喜欢台北的步调，很慢，跟他的性格很像，因此决定再次来到这片土地生活。习惯了台北的一切后，又不免总会意识到自己迟早将要离开。那时的他，对台北有着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情感，专辑里的很多歌，他都在写告别、写离开。要给专辑命名时，他也始终在想象自己离开台北时会是什么样的伤感情形，“忽然有一天，是开放的时间状语，我不知道会是哪一天，但这一天一定会来”。

可当唱片做完，伤感的情绪反而被消解了。“其实在做专辑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变化，离开已不再是我想象中的离开，它未必一定是悲伤的”，所以《扬州慢》的歌词里，他写道：“重逢是必然，离开是偶然”。一张专辑、一场火车音乐会、许多音乐上和生活中的朋友，台北的这段旅程，郑兴觉得他完成了对自己的期待，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重复这个过程，不断离开、不断出发，这也是我在做专辑时才体悟到的”，现在的台北，对于郑兴来说不再有留恋的伤感，而是像一个老朋友，时不时可以见面，时不时可以回来。

PTT论坛上，有台湾网友评价郑兴：做出了一张道地的台湾民谣专辑。郑兴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张专辑带有台湾的味道，是因为它的确是在这里被创作出来的，是跟台湾有关的，“假设今天我在香港，可能就会写香港的风球。我说自己是城市民谣，是因为它所描绘的东西是真实发生的，是在我脚踏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不管我在哪里，都是在关心周遭的事情”。

《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是郑兴的第一张也是目前唯一的实体专辑作品。当初只是作为对台北生活的记录，却让他以新人身份入围“最佳国语专辑”，这对郑兴来说，是意外的，他形容自己开心的程度不亚于得奖。

关于自己与台湾之间的一切，在两岸读书的经历是他的客观存在，郑兴说自己不是为了来台湾当艺人的，更不是为了来当公众人物的，他只是来念书，做了一张唱片记录下三年多的台北生活，又恰好因为一些原因被很多人听到，这是他与听众之间，在关于异乡生活的感触上有所重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联结是有色彩的，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段迷人的生活经验，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重要印迹，它就是我的创作环境，是我会想去书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