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民謠歌手鄭興：我在這張唱片裏，想像離開台北時的感傷

【作者按】第一次聽說「鄭興」這個名字，他還是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在讀碩士生，正為籌備專輯發起眾籌。專輯款項設定為7萬人民幣（約32萬新台幣），最後未能達成目標，專輯《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最後還是得以出版。不過短短一年，再次聽聞，除了完成學位從政大畢業，此時的他，是第29屆台灣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及「最佳新人」的入圍者。

與鄭興的見面，約在台北巷弄間的咖啡館。兩日前他剛剛返台，為金曲獎的典禮演出做準備。如同來看望一位老友，這個城市於他，熟悉、舒服而自在。

台北的夏季午後，常受到轟烈暴雨侵擾。趁着彼時陽光尚好，攝影師趕忙拉着一席白衫的鄭興，捕捉下他與這座城市間的光影。鄭興熱衷於講述「雨」的故事，高二時創作了人生第一首歌《城南》，開篇便是「天空慢慢下起雨」。那時他還不會彈吉他，憑着小時候學鋼琴的一點基礎，哼哼唱唱地就寫下了這首歌，寫的是還未長大又渴望長大的少年思緒，「當時就是想快點去看外面的世界」。

從中國傳媒大學廣電系畢業，帶着交換生時期的美好回憶與眷戀，鄭興選擇再次來到台北讀研。起初他以為自己未來會從事影像創作，可陌生的研究所訓練方式，與他原本設定的人生方向背道而馳。住在常常下雨又潮濕的政大，他覺得自己那時變得有些孤僻厭世，陷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的迷茫中，「好像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讓我下定決心要做音樂，只是寫歌、排練、準備演出的過程裏，我在整理自我，與當下的音樂相處，也學着跟自己相處」。

他把那段時期的自我懷疑，放進《台北下的雨》這首歌中，「南京东路带着面具，它和我一样试图忍住泪滴；雨下的太急，像一场公路电影；从城市人群，到港口风景，快让我昏迷」。雨，成為了他和台北的某種聯結。

像是，我的愛人吧

來台的第二年，鄭興參加了第二屆東海岸音樂創作營。年輕的創作人們因這個營隊聚集在花蓮縣豐濱鄉的港口部落，白天上課，剩下的時間去采風。從小在城市長大的鄭興，第一次有機會長時間生活在這樣一個遠離都市的地方，與阿美族的原住民朝夕相處。有一天在山上吃完飯，忽然所有人圍成一個圈，原住民們帶頭唱起高亢而天然的和音，他們就跟着跳起舞，「那一刻的音樂對我衝擊很大，它不是在耳機裏面、在演唱會的那種感覺，它在大自然中的聲響和頻率，竟然可以產生那麼奇妙的反應」。

於是就在那五天四夜裏，望着波瀾壯闊的太平洋上日升月落，想象在歷史長河中，被隔絕在兩岸的相愛之人，那些無法團聚的悲傷與遺憾，鄭興寫下《愛人》這首歌。如同一對相思相望而終不可及的戀人在對話，「不是說時間會撫平所有的傷痕，可為何海峽不肯把愛還給我們」。

正是因為這個營隊，鄭興發現原來他對台灣這片土地是如此不熟悉，原來這世界上有太多他沒經歷過的東西，「之前從來沒有過如此感激的心情，讓我有機會領略到這些風景」，鄭興說自己回想起那段時光，依然雞皮疙瘩滿身。為了還原那山那海給鄭興帶來的震撼，《愛人》的配器用了木吉他與小號，和聲編排上也模擬了原住民古調，他想象自己站在一座孤島上，面對大海，營造出的空曠與遼遠之感。

「愛人」，也是一個隱喻。它不是某個具體的人，是一種情感投射，它只屬於那個時空，「甚至未來我可能不會再寫出這樣的歌了」。對鄭興來說，台灣有點像是他的愛人：離開了故鄉母親，去到外面的世界，愛上了一個新的城市。它很像愛人般的存在，也是第二故鄉。

城市間移動，完成自我界定

揚州、北京、台北，這三個鄭興生活過的城市，組成了《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的專輯圖景。除了歌曲主題的直接表達，城市的聲音也被鄭興偷偷收錄進來。從蟬鳴到汽車引擎，從街頭的人聲嘈雜到機場地鐵廣播，這些城市聲音交織在一起，不停轉換，要書寫的不只是三座城市的故事，還有被它們覆蓋與佔據的移動經歷。

「有人以為那句公車司機說的：歡迎搭乘首都客運，是我讓司機特地錄的，其實不是」。因為吉他手的錄音室在三重，鄭興很常需要從台北東南角的木柵坐着公車，穿越整座城市來到位於新北西部的三重。每當車開過台北橋將要達到新北時，司機都會進行廣播，鄭興就把這段聲音錄了下來放在專輯的intro中，緊接着第二首就是《開往三重的慢車》。

離開台北後，鄭興回到揚州生活，有工作或通告時，就在北京台北兩地跑。無論讀書還是工作，他都不停輾轉於三地之間。揚州是他的家鄉，長久離家後產生的陌生感與距離感日益明顯；北京和台北，是他求學、生活的地方，他對這兩座城市的情感類似，身處時他是異鄉人，離開時，「原鄉」和「異鄉」的界線變得模糊。

在城市間移動的過程，是鄭興思考和創作的時間。大學時期有一次坐高鐵，他的腦中忽然蹦出在火車上辦音樂會的想法，「搭乘火車是一個私人經驗，看音樂會則是一個群體共享的公共空間，那這兩件事在火車音樂會上就能達成一致」。2017年，帶着這個略顯不切實際的想法，鄭興向台灣鐵路局申請了從台北松山發至宜蘭的一節列車車廂，帶着60余名樂迷及工作人員，一路彈唱，途徑18個停靠站。整整兩小時，聽眾的視線內不僅有鄭興的音樂，也有窗外的風景。列車運行的聲響、報站的廣播自然地進入到現場音樂中，使鄭興和他的聽眾一起回到最初的創作場所，達成各自私密卻又無間分享的狀態。

自我界定，也發生在移動過程中。鄭興的歌裏描述了許多城市生活的日常細節與天氣現象，他說這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步發現和瞭解自己對這些事物尤為敏感在意。在出發和抵達之間，構成了音樂創作的動機，也完成了他的「自我界定」：通過創作去發現內心，跟世界聊天，與自己對話。

重逢是必然

把做音樂當成人生中的一項事業，對鄭興而言，是意料之外的。從政大金璇獎、組建臨時樂隊「斑馬線crosswalk」、在女巫店舉辦人生第一次售票演出，到製作唱片，整個過程中鄭興都不覺得自己未來會一直做音樂。只是當下有熱情、有願望，於是就讓它發生。

交換那一年，有一次他在台北小河岸看演出，中場休息時遇到同是去看表演的台灣音樂人王繼三，小聊了幾句，彼此交換了聯絡方式。再次回到台灣並計劃製做專輯時，他去台東都蘭演出，想起王繼三老師的錄音室就在附近，於是跑去拜訪。正巧王繼三在，並且他還記得這位多年前偶遇的大陸年輕人。這次重逢，促成了後來鄭興帶着樂手來到這間位於台東都蘭的「愛人」錄音室，花了十天時間，伴着由糖廠改造的半開放式錄音空間所帶來的天然殘響，他們錄製了專輯中的部分歌曲。

專輯製作過程中有關「重逢」的故事，不止一件。唱片的製作統籌，是鄭興在東海岸創作營的隊輔；《風吹過羅斯福路》的合唱奕超，是他在政大金璇獎的同期參賽者；甚至於，唱給台北的這張專輯，讓很多對台灣有認識的大陸聽眾在此與台灣重逢。

鄭興的歌迷群體，最早是從政大開始。隨着他在許多livehouse演出，慢慢多了一些因偶然與巧合而認識的陌生聽眾。陌生面孔的出現，總會讓鄭興感到驚喜，「我覺得音樂不再是自己關起門來做出一首歌，它流動、傳播出去的過程，對我來說特別迷人」。他記得第一場在女巫店的表演，台下幾乎都是他的朋友、同學和老師。一位陌生女孩，只是因為和朋友閒逛過新生南路，就走進女巫店來聽了表演。恰巧，她也是一位陸生。鄭興認為，陸生的確是他的聽眾裏一個比較大的群體，或許因為身份，或許因為圈子，但他最初並沒有預設這些歌是要唱給陸生聽的。而他在大陸的歌迷，有些或許並沒有來過台灣，但他們可能曾在文學、電影或音樂裏認識過台灣。

離開，是開放的時間狀語

他知道自己終究是個過客。

當交換學生時，他喜歡台北的步調，很慢，跟他的性格很像，因此決定再次來到這片土地生活。習慣了台北的一切後，又不免總會意識到自己遲早將要離開。那時的他，對台北有着複雜而難以言說的情感，專輯裏的很多歌，他都在寫告別、寫離開。要給專輯命名時，他也始終在想象自己離開台北時會是什麼樣的傷感情形，「忽然有一天，是開放的時間狀語，我不知道會是哪一天，但這一天一定會來」。

可當唱片做完，傷感的情緒反而被消解了。「其實在做專輯的過程中，就已經有了變化，離開已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離開，它未必一定是悲傷的」，所以《揚州慢》的歌詞裏，他寫道：「重逢是必然，離開是偶然」。一張專輯、一場火車音樂會、許多音樂上和生活中的朋友，台北的這段旅程，鄭興覺得他完成了對自己的期待，更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火花。「其實每個人都是在重複這個過程，不斷離開、不斷出發，這也是我在做專輯時才體悟到的」，現在的台北，對於鄭興來說不再有留戀的傷感，而是像一個老朋友，時不時可以見面，時不時可以回來。

PTT論壇上，有台灣網友評價鄭興：做出了一張道地的台灣民謠專輯。鄭興卻不這麼認為，他覺得這張專輯帶有台灣的味道，是因為它的確是在這裏被創作出來的，是跟台灣有關的，「假設今天我在香港，可能就會寫香港的風球。我說自己是城市民謠，是因為它所描繪的東西是真實發生的，是在我腳踏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不管我在哪裏，都是在關心周遭的事情」。

《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是鄭興的第一張也是目前唯一的實體專輯作品。當初只是作為對台北生活的記錄，卻讓他以新人身份入圍「最佳國語專輯」，這對鄭興來說，是意外的，他形容自己開心的程度不亞於得獎。

關於自己與台灣之間的一切，在兩岸讀書的經歷是他的客觀存在，鄭興說自己不是為了來台灣當藝人的，更不是為了來當公眾人物的，他只是來唸書，做了一張唱片記錄下三年多的台北生活，又恰好因為一些原因被很多人聽到，這是他與聽眾之間，在關於異鄉生活的感觸上有所重疊。「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個聯結是有色彩的，但對我來說這只是一段迷人的生活經驗，在我的生命裏留下了重要印跡，它就是我的創作環境，是我會想去書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