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青年图鉴：在这工业中快乐与迷茫

“是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一点也不重要，我来这里读书是因为命运安排而已。胡波也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他的选择，可能也是命运使然。我周围的人都想要拍商业片，我和他们没有共同话题。如果拍片子，我只能是自己找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电影学院在读生

一

陈尧的纪录片至今也没有拍好，他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节点。

“你看过《灾难艺术家》吧，也许我们都和那个电影一样，继续坚持拍出来的东西也是个灾难。”陈尧自嘲道。

两年前刚认识陈尧时，我们在台北参加文艺复兴夏令营，是同一组的伙伴。他担任副摄影和录音师刚刚参与完赵亮《悲兮魔兽》的拍摄，开始筹备自己第一部纪录片，也在考虑申请一些相关的基金。

陈尧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在电视台做了两年纪录片去了栗宪庭电影学校（以下简称“栗电”）学习，他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好朋友，这让他决定把他们的经历拍成一部纪录片。

栗宪庭电影学校本身财政并不充裕，也无法授予学生正式学位。学校的介绍中，它期望学员不仅学习电影拍摄的技术，还要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让作品与现实产生连结。课程除了由几位电影人开设讲座与工作坊，还寄望学生实践，与周遭环境建立联系。这种有别于电影艺术院校的授课方式，吸引了许多年龄与经历各异的学员前往学习。到底，大量年轻人涌入行业，北影为首的专业院校生源占据电影从业人员主体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

我和陈尧一年有机会见一次，这些年只要见面他都会聊起这部没有完成的纪录片。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尧在北京的景山上往故宫看，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联系拍广告，他说这些工作做起来有点傻，但是可以养活自己。

谈及纪录片涉及的几个人物，陈尧很感慨。几年时间下来，当初一起的伙伴都有个各自的生活，有的结婚准备准备出国，有的出租电影器材，有的一直为生活而焦虑。谈到生活的苦恼，陈尧认为物质生活的苦是相对而言的，比起真正的底层，青年电影人的痛苦更多的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欲望，身边很多朋友通过信用卡和网络借贷渡日，他们的精神追求让他们对物质也拥有了更多追求，这种循环下来，很多朋友的状态并不健康。

王久银是这些朋友当中没有转换跑道的人之一。他之前从事过好几份不同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间断创作，开始是小说，后来他开始尝试写剧本。从“栗电”出来后的几年中，他一直在酝酿自己的剧本，也在北京几个制作艺术电影的公司做过一些相关工作。去年胡波的去世让他深有感触，希望大众可以更关心年轻电影创作者的心理：“看上去现在的创投等机会变多了，但是电影业年轻人的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

“电影节和创投就是一个谎言，给不了我们什么帮助。说到底，这就是一门生意。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不会再去国内任何一个电影节。”——一位曾经去过不少创投和青年电影节不肯透露姓名的导演

二

“每个创投都是有一定商业逻辑的，尤其是对于没有长片经验的电影人来说，大部分创投会选择孵化一些小成本，操作相对容易，投资风险不那么大的项目。如果剧本内容涉及比较大的投资，由于创作者没有长片经验，这样的项目即使在创投表现不错，后续都很难有推进。”王久银在电影制作公司的经历让他有了许多观察机会。

年轻导演翟义祥如今颇受媒体关注，他显然是幸运的。他在“栗电”学习时受到了独立电影制作方式的启发，靠部分工作的积攒和借贷，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还俗》。翟义祥大学学习设计专业，但是一直喜欢电影。《还俗》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独立制作，除了主演，大部分的演员都是学生或者朋友，制作非常节省。

《还俗》讲述了一个迷茫的和尚还俗后遭遇世俗社会的故事，这部片子获得了当时几个独立影展的关注和奖项，并在那一年的 FIRST青年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这些荣誉给翟义祥带来了关注，也让他的新作提上了议程。第二部电影《马赛克少女》得到了片方支持，他的生活却没有改善，片子的收益都投入到制作，“我的生活在隔断间和次卧之间来回交替”。

仿佛一夜之间，青年这个词在电影行业成为了正在日渐膨胀的电影市场的新“宠儿”，青年电影在大众媒体那个出现的频次之高令人咋舌。“八零后”导演，“九零后”编剧这样的词语成为营销的最好的卖点之一。

纪录片作者李维在20岁时拍摄出关于四川大凉山的纪录片《飞地》，其中不乏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反思。他说是在偶然接触到独立电影之后，才发现原来电影也可以有自由表达的方式。平时在社交平台上，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尖锐观察和政治观点。

《飞地》在台北的国际纪录片节获得过肯定，之后又去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影展，李维也因此收获了很多业内前辈的正面意见。对李维来说，处女作获得肯定对他之后的创作很重要，“等于是拥有了一种创作上的自信”。他今年又带着新的项目去台北寻求合作的可能。至于说，中国的一些电影节和创投，李维认为如果再有片子，他一定不会参加，这些电影节对年轻人帮助很少，越发演变为一种商业励志神话。

另一位纪录片作者张劳动本来在珠海读书，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拍过好几部独立纪录片，后来他去北京发展，除了拍自己的片子，也会拍一些商业纪录片，还和朋友成立了工作室。纪录片的拍摄较之剧情片往往更困难，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经济收益却很有限，但是劳动还是坚持这种“真实电影”的创作。

张劳动也会参与一些策展和民间放映的工作，他做过2017年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单元的初选评委，还是纪录片放映组织“瓢虫映像”的选片人之一。虽然身边不断有朋友的长剧情片获得投资青睐或者在电影节获奖，张劳动依然觉得拍摄纪录片是自己目前最大的兴趣点所在：“生活的那种真实感让我着迷。”

并不是所有人优秀的作品都可以得到资金的扶持。在这群青年创作群体里的确存在一些幸运儿，一旦有一部长片成功在院线上映，作者相对窘迫的处境肯定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可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仍然处在煎熬的状态里。我问王久银，既然不容易筹到资金，为什么这一代作者不选择过去中国独立电影的方式，手工作坊式的拍摄，用极低的成本完成自己的处女作呢？

“新一代的观众是被更精致和优良的影像培养出来的，如今的他们，已不太可能接受过去中国独立电影的美学风格了。”王久银正在创作一个犯罪悬疑题材的故事，至少需要上千万的资金来完成。尽管至今作品还没出来，但是已经有不少大公司向他表达了合作的愿望。他坚信这个剧本的未来并不悲观。面对可能被审查的危机，还有未来可能会面临的资方干预，王久银有一些无奈：“如果片子大的艺术追求没有被损害的话，我愿意做一定妥协。”

“不是每个人都是毕赣，他太幸运了。如果是毕赣那种程度的妥协，我是可以接受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摄影师

三

“被随意修改剧本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最糟糕的还可能面临拖款。”高琳说。

高琳是“海归”，她出国前就在影视公司做策划，出国读完编剧课程后选择了回中国大的影视公司做编剧。全职坐班的工作模式让她感到极不适应，高琳就转为“自由人”。因为接的商业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她可以获得有保证的收入。但是甲方对作品的不尊重，让这位年轻的编剧也常常感到无奈。

这些问题，即使是有名望的编剧也有可能遇见。“主要是行业的不规范。”现在高琳和几个伙伴成立了工作室，这样的工作方式或许比自己单打独斗更有效率。高琳最大的困扰是没有机会写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剧本，“绝对意义上的创作自由太难得了”。

她笑着说，希望今年可以写出自己的剧本，可是因为自己不是导演，所以编剧的创作总是非常被动，拍出来的成片往往和自己设想得有很大出入。她说自己前几年写的一个剧本被拍成网络大电影后，她简直认不出自己的故事。可是既然署了自己的名字，那就要负责，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事。

李维一直坚持作品当中的独立性，他现在的创作也是几个做电影的朋友共同完成的，“我们彼此之前不谈钱的问题，就是价值观一直走在一起。”对当下的电影行业有着自己的认识，不同于一般的年轻作者，李维对电影审查和主流电影非常抗拒。谈及资金问题，李维认为拍摄纪录片的花费不高，这部分费用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基金的扶持来达到。

对比台湾的经验来说，台湾会有公共电视来扶持纪录片导演，《大佛普拉斯》的导演黄信尧至今还在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并且获得稳定的收入。而国内，纪录片导演的生存就特别不稳定。李维个人也不愿意接触过于商业的工作，这是他个人的坚持。为维持较低的生活成本，他平时住在重庆。

“第一部作品如果不想过多的被资方绑架，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的话，最好还是自筹资金。”依文用毕赣的《路边野餐》做范例。

这位杭州女孩也是“海归”，在纽约学习电影制作时就有跟组经验。回国后，她先是进入冬春影业，离职后没有再去影视公司，而是在北京一边从事和影视有关的自由职业，一边给自己的电影项目寻找资金。为了尽早筹备自己的电影是她选择自由职业最为重要的原因，她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创作。谈及在“冬春”的工作经历，依文坦言，虽然有着各种各样不适应，“进入这样一家创作和制片兼顾的公司对于一个初入行业的年轻人来说是重要的”。

也许比起创作本身，人际交往也是一个难办的问题。“做电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人际关系的处理，一个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导演需要有人给自己补缺，找到专业的人处理相关的事。毕竟对于年轻人来说，机会和资本都太少了。”目睹过不少业内男士对女性的行为或言语骚扰，也让她非常不适应。但为了继续做电影，依文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些困难。

好几个饭局，一番觥筹交错下来，几个有志于拍电影的朋友往往猛干几口啤酒，借着几分醉意互相开玩笑：赶紧出作品啊，九零后们都赶上来了！但是在场没有人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独立电影研究学者

四

94年出生的王育臣已经有好几部实验电影作品。他从小就喜欢电影和摇滚乐，童年和学生时期在买卖盗版碟中度过，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主流之外的东西。

“我讨厌所谓电影和影像艺术的系统划分。”他的作品多数在美术馆参展播出，某种程度上他是以青年艺术家而不是导演的身份出现。但是在现在的电影格局之中，艺术节或者美术馆给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庇护和自由度。让本来被迫和被压缩到地下的创作获得了被更多人观看的可能性，这让他感觉到一些欣慰。

出生在上海，至今仍未离开。“一方面我的创作大部分与这座城市有关系，”王育臣这样说自己不去北京的原因，“另外也因为我在这里有住房，可以节省很多生活成本。”他坚信青年电影人和资方接触的问题上难免处于劣势，这让很多人的创作被资本挟持，所以除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王育臣主要靠拍摄艺术类的宣传片或者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电影教育为生。

“在北京影视方面的工作不难找，如果没有太高的物质追求，其实都可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陈尧更害怕的是，做大量无用的商业的活会大大折损一个人的创作意志，并且会浪费很多时间。

陈尧本来想去美国读电影，“后来家里经济上出了点问题，搁置了”。他如今的生活主要依靠商业的宣传片和广告维持，但是只要生活有了保证，他就不会再接多余的工作，宁愿把时间用于帮助志同道合的朋友拍作品，“年轻人需要做的是承担自己选择的压力，因为选择了拍摄自己的作品，物质生活就不可能优渥。即使是很多资历颇深的独立导演的生活也并不富裕，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关键在于对生活的态度。”

我问张劳动生活有没有困难，张劳动反问我：“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什么误解？”

“所谓的艰难并非像一些媒体渲染得那么夸张，电影依旧是很多年轻人造梦的地方。”张劳动认为自己很幸运，他的纪录片入围过几个影展，有的影展还给了奖金，这让他感到很知足。张劳动很喜欢一部纪录片《卤煮》，讲述的是一群在北京的群众演员的生活，导演是第一次拍摄，毫无经验。可是打动他的正是这片子内外表现出的真实和粗粝感，张劳动认为比起工业化的精细制作，青年电影人这样的作品其实更有力量。

他从广州搬去北京，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北京的生活成本的确高，但这里有小城市稀缺的文化资源，还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当你可以去电影资料馆看艺术电影，可以和朋友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的创作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了这样的生活做出了选择不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的压力不是没有，这几年张劳动在北京搬过几次家，越来越远离市中心，他面临着和同龄人一样的生存问题，也考虑是否应该成家立业。

张劳动身边的坚持创作的朋友很多，但是也有不少放弃的，也许拍完目前的这部纪录片他也会考虑离开北京，“未来的事情说不好”。

谭博听说我想采访他，特别意外。特别强调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后工作人员，而不是导演。

他本来学习计算机，在富士康工作过几年。突然感觉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便辞去了工作。阴差阳错间，谭博也去了“栗电”学习，认识了导演耿军，并在他的剧组担任场记，后来又被剧组结识的朋友介绍去了姜文的剧组。他如今是姜文新片《邪不压正》的场记。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姜文这样的大导演的团队，谭博觉得自己的职业道路其实非常顺利，在剧组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是剧组工作其实非常依靠人脉，如果不是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其实会让人感到厌倦”。

开始的时候，他也想过做导演，可是这些年过来，他觉得缺乏表达的欲望，大部分的剧组工作也乏味单调。“生活并不是问题，而是这种幕后工作让人看不到前途，自己的生活仿佛陷入一个循环。”谭博考虑转行了。

我问，如果转行了觉得可惜吗？

谭博犹豫了起来：“也许不会完全离开电影行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