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青年圖鑑：在這工業中快樂與迷茫

「是不是電影學院畢業的一點也不重要，我來這裏讀書是因為命運安排而已。胡波也是電影學院畢業的，我不認識他。但是我覺得這個行業就是這樣，他的選擇，可能也是命運使然。我周圍的人都想要拍商業片，我和他們沒有共同話題。如果拍片子，我只能是自己找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電影學院在讀生

一

陳堯的紀錄片至今也沒有拍好，他一直在等一個合適的節點。

「你看過《災難藝術家》吧，也許我們都和那個電影一樣，繼續堅持拍出來的東西也是個災難。」陳堯自嘲道。

兩年前剛認識陳堯時，我們在台北參加文藝復興夏令營，是同一組的夥伴。他擔任副攝影和錄音師剛剛參與完趙亮《悲兮魔獸》的拍攝，開始籌備自己第一部紀錄片，也在考慮申請一些相關的基金。

陳堯是北京人，大學畢業在電視台做了兩年紀錄片去了栗憲庭電影學校（以下簡稱「栗電」）學習，他在那裏結識了一批好朋友，這讓他決定把他們的經歷拍成一部紀錄片。

栗憲庭電影學校本身財政並不充裕，也無法授予學生正式學位。學校的介紹中，它期望學員不僅學習電影拍攝的技術，還要理解中國的社會現實，讓作品與現實產生連結。課程除了由幾位電影人開設講座與工作坊，還寄望學生實踐，與周遭環境建立聯繫。這種有別於電影藝術院校的授課方式，吸引了許多年齡與經歷各異的學員前往學習。到底，大量年輕人湧入行業，北影為首的專業院校生源佔據電影從業人員主體的格局已經被打破了。

我和陳堯一年有機會見一次，這些年只要見面他都會聊起這部沒有完成的紀錄片。記得有一次，我和陳堯在北京的景山上往故宮看，他一邊打電話，一邊聯繫拍廣告，他說這些工作做起來有點傻，但是可以養活自己。

談及紀錄片涉及的幾個人物，陳堯很感慨。幾年時間下來，當初一起的夥伴都有個各自的生活，有的結婚準備準備出國，有的出租電影器材，有的一直為生活而焦慮。談到生活的苦惱，陳堯認為物質生活的苦是相對而言的，比起真正的底層，青年電影人的痛苦更多的是因為擁有了更多的慾望，身邊很多朋友通過信用卡和網絡借貸渡日，他們的精神追求讓他們對物質也擁有了更多追求，這種循環下來，很多朋友的狀態並不健康。

王久銀是這些朋友當中沒有轉換跑道的人之一。他之前從事過好幾份不同的工作，但是從來沒有間斷創作，開始是小說，後來他開始嘗試寫劇本。從「栗電」出來後的幾年中，他一直在醖釀自己的劇本，也在北京幾個製作藝術電影的公司做過一些相關工作。去年胡波的去世讓他深有感觸，希望大眾可以更關心年輕電影創作者的心理：「看上去現在的創投等機會變多了，但是電影業年輕人的情況並沒有太大變化。」

「電影節和創投就是一個謊言，給不了我們什麼幫助。說到底，這就是一門生意。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我不會再去國內任何一個電影節。」——一位曾經去過不少創投和青年電影節不肯透露姓名的導演

二

「每個創投都是有一定商業邏輯的，尤其是對於沒有長片經驗的電影人來說，大部分創投會選擇孵化一些小成本，操作相對容易，投資風險不那麼大的項目。如果劇本內容涉及比較大的投資，由於創作者沒有長片經驗，這樣的項目即使在創投表現不錯，後續都很難有推進。」王久銀在電影製作公司的經歷讓他有了許多觀察機會。

年輕導演翟義祥如今頗受媒體關注，他顯然是幸運的。他在「栗電」學習時受到了獨立電影製作方式的啓發，靠部分工作的積攢和借貸，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還俗》。翟義祥大學學習設計專業，但是一直喜歡電影。《還俗》是一部標準意義上的獨立製作，除了主演，大部分的演員都是學生或者朋友，製作非常節省。

《還俗》講述了一個迷茫的和尚還俗後遭遇世俗社會的故事，這部片子獲得了當時幾個獨立影展的關注和獎項，並在那一年的 FIRST青年電影節上大放異彩。這些榮譽給翟義祥帶來了關注，也讓他的新作提上了議程。第二部電影《馬賽克少女》得到了片方支持，他的生活卻沒有改善，片子的收益都投入到製作，「我的生活在隔斷間和次臥之間來回交替」。

彷彿一夜之間，青年這個詞在電影行業成為了正在日漸膨脹的電影市場的新「寵兒」，青年電影在大眾媒體那個出現的頻次之高令人咋舌。「八零後」導演，「九零後」編劇這樣的詞語成為營銷的最好的賣點之一。

紀錄片作者李維在20歲時拍攝出關於四川大涼山的紀錄片《飛地》，其中不乏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反思。他說是在偶然接觸到獨立電影之後，才發現原來電影也可以有自由表達的方式。平時在社交平台上，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對社會問題的尖銳觀察和政治觀點。

《飛地》在台北的國際紀錄片節獲得過肯定，之後又去了好幾個大大小小的影展，李維也因此收穫了很多業內前輩的正面意見。對李維來說，處女作獲得肯定對他之後的創作很重要，「等於是擁有了一種創作上的自信」。他今年又帶着新的項目去台北尋求合作的可能。至於說，中國的一些電影節和創投，李維認為如果再有片子，他一定不會參加，這些電影節對年輕人幫助很少，越發演變為一種商業勵志神話。

另一位紀錄片作者張勞動本來在珠海讀書，還是學生的時候就拍過好幾部獨立紀錄片，後來他去北京發展，除了拍自己的片子，也會拍一些商業紀錄片，還和朋友成立了工作室。紀錄片的拍攝較之劇情片往往更困難，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經濟收益卻很有限，但是勞動還是堅持這種「真實電影」的創作。

張勞動也會參與一些策展和民間放映的工作，他做過2017年FIRST青年電影展紀錄片單元的初選評委，還是紀錄片放映組織「瓢蟲映像」的選片人之一。雖然身邊不斷有朋友的長劇情片獲得投資青睞或者在電影節獲獎，張勞動依然覺得拍攝紀錄片是自己目前最大的興趣點所在：「生活的那種真實感讓我著迷。」

並不是所有人優秀的作品都可以得到資金的扶持。在這群青年創作群體裏的確存在一些幸運兒，一旦有一部長片成功在院線上映，作者相對窘迫的處境肯定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可是大部分的年輕人仍然處在煎熬的狀態裏。我問王久銀，既然不容易籌到資金，為什麼這一代作者不選擇過去中國獨立電影的方式，手工作坊式的拍攝，用極低的成本完成自己的處女作呢？

「新一代的觀眾是被更精緻和優良的影像培養出來的，如今的他們，已不太可能接受過去中國獨立電影的美學風格了。」王久銀正在創作一個犯罪懸疑題材的故事，至少需要上千萬的資金來完成。儘管至今作品還沒出來，但是已經有不少大公司向他表達了合作的願望。他堅信這個劇本的未來並不悲觀。面對可能被審查的危機，還有未來可能會面臨的資方干預，王久銀有一些無奈：「如果片子大的藝術追求沒有被損害的話，我願意做一定妥協。」

「不是每個人都是畢贛，他太幸運了。如果是畢贛那種程度的妥協，我是可以接受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年輕攝影師

三

「被隨意修改劇本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最糟糕的還可能面臨拖款。」高琳說。

高琳是「海歸」，她出國前就在影視公司做策劃，出國讀完編劇課程後選擇了回中國大的影視公司做編劇。全職坐班的工作模式讓她感到極不適應，高琳就轉為「自由人」。因為接的商業的電影或者電視劇，她可以獲得有保證的收入。但是甲方對作品的不尊重，讓這位年輕的編劇也常常感到無奈。

這些問題，即使是有名望的編劇也有可能遇見。「主要是行業的不規範。」現在高琳和幾個夥伴成立了工作室，這樣的工作方式或許比自己單打獨鬥更有效率。高琳最大的困擾是沒有機會寫一個真正意義上屬於自己的劇本，「絕對意義上的創作自由太難得了」。

她笑着說，希望今年可以寫出自己的劇本，可是因為自己不是導演，所以編劇的創作總是非常被動，拍出來的成片往往和自己設想得有很大出入。她說自己前幾年寫的一個劇本被拍成網絡大電影後，她簡直認不出自己的故事。可是既然署了自己的名字，那就要負責，這是很沒有辦法的事。

李維一直堅持作品當中的獨立性，他現在的創作也是幾個做電影的朋友共同完成的，「我們彼此之前不談錢的問題，就是價值觀一直走在一起。」對當下的電影行業有着自己的認識，不同於一般的年輕作者，李維對電影審查和主流電影非常抗拒。談及資金問題，李維認為拍攝紀錄片的花費不高，這部分費用完全可以通過國際基金的扶持來達到。

對比台灣的經驗來說，台灣會有公共電視來扶持紀錄片導演，《大佛普拉斯》的導演黃信堯至今還在幫電視台拍攝紀錄片，並且獲得穩定的收入。而國內，紀錄片導演的生存就特別不穩定。李維個人也不願意接觸過於商業的工作，這是他個人的堅持。為維持較低的生活成本，他平時住在重慶。

「第一部作品如果不想過多的被資方綁架，擁有更多的創作自由的話，最好還是自籌資金。」依文用畢贛的《路邊野餐》做範例。

這位杭州女孩也是「海歸」，在紐約學習電影製作時就有跟組經驗。回國後，她先是進入冬春影業，離職後沒有再去影視公司，而是在北京一邊從事和影視有關的自由職業，一邊給自己的電影項目尋找資金。為了儘早籌備自己的電影是她選擇自由職業最為重要的原因，她需要有大量的時間創作。談及在「冬春」的工作經歷，依文坦言，雖然有着各種各樣不適應，「進入這樣一家創作和製片兼顧的公司對於一個初入行業的年輕人來說是重要的」。

也許比起創作本身，人際交往也是一個難辦的問題。「做電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人際關係的處理，一個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的導演需要有人給自己補缺，找到專業的人處理相關的事。畢竟對於年輕人來說，機會和資本都太少了。」目睹過不少業內男士對女性的行為或言語騷擾，也讓她非常不適應。但為了繼續做電影，依文已經做好準備去面對這些困難。

好幾個飯局，一番觥籌交錯下來，幾個有志於拍電影的朋友往往猛乾幾口啤酒，借着幾分醉意互相開玩笑：趕緊出作品啊，九零後們都趕上來了！但是在場沒有人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獨立電影研究學者

四

94年出生的王育臣已經有好幾部實驗電影作品。他從小就喜歡電影和搖滾樂，童年和學生時期在買賣盜版碟中度過，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歡主流之外的東西。

「我討厭所謂電影和影像藝術的系統劃分。」他的作品多數在美術館參展播出，某種程度上他是以青年藝術家而不是導演的身份出現。但是在現在的電影格局之中，藝術節或者美術館給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庇護和自由度。讓本來被迫和被壓縮到地下的創作獲得了被更多人觀看的可能性，這讓他感覺到一些欣慰。

出生在上海，至今仍未離開。「一方面我的創作大部分與這座城市有關係，」王育臣這樣說自己不去北京的原因，「另外也因為我在這裏有住房，可以節省很多生活成本。」他堅信青年電影人和資方接觸的問題上難免處於劣勢，這讓很多人的創作被資本挾持，所以除了自己的藝術創作，王育臣主要靠拍攝藝術類的宣傳片或者針對未成年人進行電影教育為生。

「在北京影視方面的工作不難找，如果沒有太高的物質追求，其實都可以保證基本的生活。」陳堯更害怕的是，做大量無用的商業的活會大大折損一個人的創作意志，並且會浪費很多時間。

陳堯本來想去美國讀電影，「後來家裏經濟上出了點問題，擱置了」。他如今的生活主要依靠商業的宣傳片和廣告維持，但是只要生活有了保證，他就不會再接多餘的工作，寧願把時間用於幫助志同道合的朋友拍作品，「年輕人需要做的是承擔自己選擇的壓力，因為選擇了拍攝自己的作品，物質生活就不可能優渥。即使是很多資歷頗深的獨立導演的生活也並不富裕，更多的是追求一種自己想要的生活。關鍵在於對生活的態度。」

我問張勞動生活有沒有困難，張勞動反問我：「你是不是對我們這個群體有什麼誤解？」

「所謂的艱難並非像一些媒體渲染得那麼誇張，電影依舊是很多年輕人造夢的地方。」張勞動認為自己很幸運，他的紀錄片入圍過幾個影展，有的影展還給了獎金，這讓他感到很知足。張勞動很喜歡一部紀錄片《鹵煮》，講述的是一群在北京的群眾演員的生活，導演是第一次拍攝，毫無經驗。可是打動他的正是這片子內外表現出的真實和粗糲感，張勞動認為比起工業化的精細製作，青年電影人這樣的作品其實更有力量。

他從廣州搬去北京，也獲得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北京的生活成本的確高，但這裏有小城市稀缺的文化資源，還有志同道合的夥伴。當你可以去電影資料館看藝術電影，可以和朋友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的創作的時候，你會覺得為了這樣的生活做出了選擇不是沒有價值的。」生活的壓力不是沒有，這幾年張勞動在北京搬過幾次家，越來越遠離市中心，他面臨着和同齡人一樣的生存問題，也考慮是否應該成家立業。

張勞動身邊的堅持創作的朋友很多，但是也有不少放棄的，也許拍完目前的這部紀錄片他也會考慮離開北京，「未來的事情說不好」。

譚博聽說我想採訪他，特別意外。特別強調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幕後工作人員，而不是導演。

他本來學習計算機，在富士康工作過幾年。突然感覺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便辭去了工作。陰差陽錯間，譚博也去了「栗電」學習，認識了導演耿軍，並在他的劇組擔任場記，後來又被劇組結識的朋友介紹去了姜文的劇組。他如今是姜文新片《邪不壓正》的場記。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進入姜文這樣的大導演的團隊，譚博覺得自己的職業道路其實非常順利，在劇組學到了不少東西。可是劇組工作其實非常依靠人脈，如果不是非常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其實會讓人感到厭倦」。

開始的時候，他也想過做導演，可是這些年過來，他覺得缺乏表達的慾望，大部分的劇組工作也乏味單調。「生活並不是問題，而是這種幕後工作讓人看不到前途，自己的生活彷彿陷入一個循環。」譚博考慮轉行了。

我問，如果轉行了覺得可惜嗎？

譚博猶豫了起來：「也許不會完全離開電影行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