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导演Thunska Pansittivorakul专访：反正我的作品不会通过电影分级审查

泰国导演敦斯卡．彭西迪佛拉高（Thunska Pansittivorakul, 1973-）的电影《空洞的时间》在今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放映，访谈前一天，他给我传来几则电影放映后引发的文章与贴文。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TIDF，2004 年，其作品《酸辣草莓派》（Happy Berry）曾获得当时仍称作“纪录片双年展”的亚洲大奖。

碰面那天，敦斯卡刚结束他在影展最后一场放映的映后座谈，我们一起坐在戏院附近的小吃店，他点了一盘青椒牛肉炒饭，和我边吃边聊。他看来有些疲累，但一聊到影片与现场观众的反应，立刻眉飞色舞：“我很惊讶在台湾放映有这么多观众！本想我被安排到的场次时间很不好，一场跟颁奖典礼同时，一场在周六一早，但没想到观众不少，而且观众的问题都很有深度。”

不会通过分级审查

现在执政的军政府，将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无限上纲，更加箝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空洞的时间》（Homogeneous, Empty Time）是一部在泰国不可能公开放映的电影，因内容触及政治敏感的泰国南部穆斯林议题与军政府独裁政权。光是影片开头那从高空俯瞰曼谷民主纪念碑的镜头，就令人深刻感受到导演的反抗性格与直言的勇气。颠反的城市、已逝泰皇拉玛九世的巨大肖像，跳针的背景乐唱著：“我们会遵守承诺，不让人民等待太久”——这是泰国政府的政宣歌曲〈Returning Happiness to the Thai Kingdom〉（คืนความสุข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敦斯卡刻意把玩这些诉诸国家与王权的符码，透过关于军校生宿舍、天主教寄宿学校、乡村保皇军（Village Scouts）等散布于泰国的组织与群体的9个电影片段，纷陈出泰国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到底是透过哪些管道被建构和传递。

“反正知道一定通不过分级（审查）制度，我索性也不去申请。”敦斯卡耸耸肩。泰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于 2009 年开始实施，看似具有公正标准的电影分级，实际潜在著“内容审查”的实质意图。一旦电影没有得到级数，就等同于不得上映，不少泰国导演包括阿比查邦在内，都在泰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中受了气、吃了亏。加上现在执政的军政府，将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无限上纲，更加箝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安德森的期望

《空洞的时间》英文片名“Homogeneous, Empty Time”，出自华特・班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概念，一种受到现代时钟分分秒秒、逐年逐月量化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一致的机械时间。敦斯卡选用这片名，是呼应东南亚史学家、政治学者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援引此概念来阐述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建构——身处不同地方、彼此陌生的人民如何被填塞同一套价值。谈到本片的拍摄缘起，眼前这位一手抓著汤匙扒著炒饭的率性男子，顿时柔和了起来，“可以说是因为安德森教授过世，我才展开《空洞的时间》这部影片的构思与剪接，里面关注的题材与元素，都是来自我阅读教授的书籍，透过与他的谈话，所吸收到的思想与视野。这部片是献给他的礼物。”

和安德森教授相识的过程，得从敦斯卡如何展开电影创作的生涯谈起。敦斯卡的大学是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攻读艺术教育，但当时的他却被隔壁系开设的电影课程所吸引，于是拜托老师让他加选那门课。大二开始，敦斯卡一边为泰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撰写电影专栏，一边修课，就这样半工半读，大学一共念了八年才毕业，虽然最终拿的是艺术教育学位，但敦斯卡都在从事电影相关的事情。2000 年，他将自己的首部电影短片《Private Life》投到“泰国短片与影像艺术节”（Thai Shor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但未受评审青睐，唯独阿比查邦看了他的作品相当喜欢，便询问敦斯卡是否愿意将影片交给他，让他推荐给国际其他影展。“我知道泰国有一些小影展，但我当时不知道国外有这么多影展，因为阿比查邦的推荐，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国外的影展可以参加。因为有一两部片在国际影展放映后，就开始有其他影展陆续跟我邀片，所以我也就继续拍电影了。”

“当初交给电视台的版本都是为了宣扬国家有多好，本身就相当民族主义，但经过重新编排与剪辑，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这样的国际影展让安德森教授有机会看到敦斯卡的电影。“某次安德森教授想要联系我，但我以前保守主义，很讨厌外国人，所以一直躲他。我的名声在泰国电影圈不太好，拍摄的题材都跟性、同志有关，常被人说是‘坏男孩’，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留意到我。后来阿比查邦说他是很有名的东南亚研究者，但我还是没有主动联系。直到有一次，安德森教授在一个场合里就坐在我旁边，主动来跟我聊我的电影。”

最令敦斯卡感怀在心的，不仅是安德森对他作品的欣赏，更多的是对他创作状态的持续关心，“安德森教授在泰国和印尼都有房子，他大概半年在泰国，半年在印尼，我有时会去他在泰国的家吃饭、聊天。教授知道我不是曼谷人，是来自泰国南部合艾省以后，就问我有没有想过不要一直拍私人的事情，试著把视野放大些，拍看看泰国南部的现况。”这席话令早期多拍实验电影、关注私密题材的敦斯卡开始去想另外的视角。随著电视台的工作机会，他也慢慢发现自己对纪录片的兴趣。“我的电影通常都不太能在泰国放映，只在一些独立空间、小小的影展播放，但安德森教授都会特别来看，即使他后来生病不方便行动，依然会来看我的电影。”

直到 2015 年安德森教授逝世的消息传来，敦斯卡才顿悟到，长年以来教授期许他去完成的事情他都还没开始做，才下定决心开始处理这些题材。《空洞的时间》便是一部乘载了这许多厚望、相知相惜、恨铁不成钢之情感的作品——无论影片本身欲传达的内容，还是促使影片创作的驱动力。

现代泰国的立国基础，奠基于“国家、宗教、王权”三者的统合之上，透过国民教育等国家统治人民的机制，复制单一的价值体系，强化泰之民族认同（Thainess），因而对非“泰”群体，皆视为破坏国家社会和谐的“动乱份子”，而这也成为不同时期之独裁统治者的最佳治理借口。

《空洞的时间》由9部不同时刻拍摄的短片片段剪辑而成，那些短片片段，主要来自敦斯卡长期以来为泰国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是电视台不要的、不能播的画面。“那些片段包含了为国营电视台拍摄的画面、为军校招生拍摄的影片，当初交给电视台的版本都是为了宣扬国家有多好，本身就相当民族主义，但经过重新编排与剪辑，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部片要是被电视台的人看到我一定完蛋！”敦斯卡解释道。

起初，他从 22 个片段中挑选出6段，主轴围绕著安德森教授《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到的认同议题，透过重新剪辑，让段落与段落之间能够互相呼应。比如住在泰国的缅甸妇人不让小孩离开寺庙，因为外界很不安全，后面接续的是天主教寄宿学校，也是让小孩住在单一空间中（学校）不可离开，两者之间存在著某种互相呼应的共通性。而《空洞的时间》亦含括了几种存在于泰国的宗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对敦斯卡来说，宗教是让民族主义更加坚实的元素，特别是在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佛教信仰和泰国的王权与政府统治紧密结合，透过各种宗教仪式，形塑出人民的道德观与宇宙观，而佛教信仰中的业报观念，让泰皇获得崇高的地位，世俗与神圣之间的链结，便汇集在半人半神的泰皇身上，也使得冒犯君主法有其存在的基础；法律和宗教在此成为统治者排除异己的最佳工具。

在泰国南部紧邻马来西亚的三府北大年（Pattani）、惹拉（Yala）和陶公（Narathiwat），人民多信仰伊斯兰教，大多使用马来语，几世纪来皆为北大年苏丹国领土，直到20世纪初期才因《英国－暹罗条约》（Anglo-Siam Treaty）划分为暹罗领土。在暹罗逐步统合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泰国政府要求当地居民改信佛教、以泰文为官方语言，引发不少抗争与反弹，至今依然是暴力事件有增无减、纷争不断的难解之地。现代泰国的立国基础，奠基于“国家、宗教、王权”三者的统合之上，透过国民教育等国家统治人民的机制，复制单一的价值体系，强化泰之民族认同（Thainess），因而对非“泰”群体，皆视为破坏国家社会和谐的“动乱份子”，而这也成为不同时期之独裁统治者的最佳治理借口。

男性身体的暴力属性

《空洞的时间》中拍摄的那对生活在泰国南部北大年府的女同志情侣，便是敦斯卡为了回应安德森教授对泰国南部处境的关注，而加拍的桥段。“虽然我自己来自泰国南部合艾省，但是我对那‘动乱的三省’并不熟悉，也从来没去过，直到拍摄这对情侣才真正进到那边。”相较于影片其他桥段多是拍摄男性角色、象征父权的军校生，这一段落将泰国南部议题和女性元素的连结，是在敦斯卡过往作品中少见的尝试。

“我原本认识这对女同志情侣的其中一位，但我不晓得她有过丈夫、有过小孩，更不知道前夫曾经对她和她的伴侣施加暴力。在泰国社会很常听到男性使用暴力的新闻，好像在泰国身为男生，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也想要透过这样的段落去对照出，到底为什么在泰国身为男生有这么大的权力？”创作时常聚焦在男性身体、性、权力等政治性关联的敦斯卡，在《空洞的时间》里也少不了大量的青春的男体，“一开始当然跟我是男同志导演，想拍男性身体有关。但我后来发现，拍摄男性身体是跟现存的社会审查制度对抗，因为在泰国，男性的身体一直被认为是不能够随便触摸、出现的；社会越是不让男性身体出现在电影里，我越是好奇为什么不让他们出现。在《空洞的时间》里的身体呈现，一方面是种反抗，刻意跟权威抵抗，同时也试图突显男性身体的暴力属性——那是会对他人施以暴力的身体。”

那些被规训了的身体，本身亦是父权、民族主义与暴力的具象显现。

而这种“暴力的身体”，一再显现在受泰国民族主义笼罩、驱动的肉身之上，那是种被父权、民族主义附著的肉身，比如影片中提及的“乡村保皇军”（Village Scouts）、日后将成为军队的军校学生，他们在诸多时刻皆扮演著独裁统治者意志与暴力行径的延伸，“乡村保皇军”在 1976 年10月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血腥镇压中扮演击打左翼势力的关键性角色；而军队亦在各种政变场合、泰国南部施加暴力。但同时，那些被规训了的身体，本身亦是父权、民族主义与暴力的具象显现。

一盘炒饭吃完后，访谈依旧在进行，敦斯卡抬头看了一下小吃店墙上贴著的一张明星海报，带著有些不确定的语气念出了上头那一小行中文字：“我的家”，虽然是个不经意的举动，但却也与他的创作关怀相呼应。“2010 年以前，我只关注私人的事情，都拍私密的题材，那年因为泰国红衫军的抗争事件延烧，全国的媒体都一面倒地骂红衫军和塔克辛，说他们是坏人，是破坏泰国未来的人，我很好奇到底真实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才开始拍摄了一部关于黄衫军、红衫军的电影《The Terrorists》，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新闻所说。此后，我开始关注他人、关注社会上的事情，我开始好奇他人是怎么想事情的。”

一种出自于对自己家园的珍视与不放弃，让敦斯卡在创作自由与空间越来越紧缩的泰国社会中，持续拍摄著，想方设法在各种限制底下，对种种僵化、威权的制度与结构埋下一丝丝挑衅、质疑的念头，等待这些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茁壮，足以抵抗那同质、空洞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