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关键一败：困棋中的姚松炎与建制黑马郑泳舜

“2号名单候选人郑泳舜，在上述选举中当选。”选举主任一声宣布，2018年3月11日香港立法会补选，尘埃落定。在最受关注的九龙西选区，代表民主派出选的独立候选人姚松炎，以2419票的差距，输给代表建制派的民建联候选人郑泳舜。

香港地区直选补选一般实行“单议席单票制”，而非“比例代表制”，过往，在这种直接的民意对决方式下，常年有约六成民意稳定支持的民主派从未有过败绩。姚松炎输给郑泳舜的这一刻，是第一次。而这关键的一席之失，亦令非建制派未能拿回议会内的分组点票否决权。

姚松炎的失利背后，是整个香港民主派的难题。此前6名香港非建制派议员因宣誓风波，在梁振英和香港政府先后提出的两次司法复核中被取消议席（DQ）。其中4个议席——九龙西（原游蕙祯议席）、新界东（原梁颂恒议席）、香港岛（原罗冠聪议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原姚松炎议席）在3月11日的补选投票中，分别由郑泳舜、范国威、区诺轩、谢伟铨胜选，2个民主派，2个建制派。即是说，反对派在立法会的原本4个席位，经过香港政情民情变化的一年半时间，只剩下一半。

“我需要为今次的结果负上全部责任。我的选举工程安排存在不当的地方。”传媒镜头前，姚松炎如是说。面对端传媒记者时，除了“我完全承担所有错误”，他不愿再说太多。

身为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教授、专业测量师，姚松炎曾经历9个月议会生涯。在议事厅，他的专业议政风格甚至成了反对派的新范式，在抗衡争议性议案时，尤其惹人注目。

被DQ之后，从功能组别转战地区，再次出选，却造成民主派关键一败，原因为何？失落的反对派选民倾向于往各种方向寻找原因：教授的专业形象及宏观政治理念，与九龙西这个较偏向老龄化、基层化选区格格不入？民主派植根当地多年的组织“民协”没有全力支持乃至“过票”（将支持民协的选民导向姚）？此次投票率大幅下降，不少原本的非建制支持者未投票？抑或，对手郑泳舜表现太好？

种种原因，都关联到民主派下一步发展的关键难题：理念如何落地？分裂如何化解？民情是否开始逆转？建制派新生代是否已经成型？

选后，端传媒专访了姚松炎、郑泳舜，民协两名区议员江贵生、谭国侨，以及民主派在九龙西跌票率最高的“南山、大坑东、大坑西”一区的选民，结合马岳、李立峰、梁启智、罗永生4位学者的分析，尝试由民主派的关键一败，探究香港政局走势。

从雨伞走到今天，民众不关心“反DQ”了吗？

姚松炎在九龙西选战中打出的主要口号，是“反DQ”、“反击专制”。这也是此次补选中，民主派阵营的议题主旋律。

自人大831决议、雨伞运动开始，民主派眼中的香港历经宣誓风波、选举政治审查、社运参与者被捕等系列事件，正迅速向威权社会靠拢。政治气候急剧变动，当6名议员被褫夺议席、近20万选民投票结果被视为无效时，民主派相信，这对选民而言会是无法视而不见的打压，而“3·11”补选，正是一场“反DQ”、反威权的战役。

从补选结果看，与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相比，姚松炎作为反对派，跌票率最大的，是“南山、大坑东、大坑西”一区。这里的选民，不关心“反DQ”吗？

即使在下班时间走进南山邨，映入眼帘，十有八九亦是银发老人。68岁林伯伯，在南山邨居住超过40年，他告诉端传媒，自己不熟姚松炎，但听讲姚“被政府赶了出来”，认为“一定是与别人过不去”，因而对姚产生负面印象。而从小在大坑西邨居住的36岁张柏文（化名）则说，听到姚松炎竞选宣传播放的录音，说“DQ”、“专制对民主”时，他感觉这口号在该选区“一毛钱不值”，在他看来，这个选区的居民普遍更关心民生议题，“我们这里面临重建问题，为何不重点追究这些？”

姚松炎解释，自己政纲分为三类：政治层面、社区民生、全港发展。“无论那区多么老龄化及基层化，在我们宣传单张，他都可找到感兴趣的题目，所以我不担心他们不关心政治议题。我们还会在老龄化社区，挑选非上班时间摆街站，接触他们，所以不担心他们误以为我们不关心某些议题。”

查看姚松炎竞选单张，在印有政纲的一页，有提及“重建”问题，当中强调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出发。但无论对林伯伯还是青年人张柏文来说，这可能没给他们留下印象。

在九龙西的深水埗区，65岁以上长者占人口15.9%，而九龙城区则占15.3%，均属香港老龄化程度高企的社区。姚松炎表示，了解九龙西选区老龄化的特殊性，团队有准备不同议题的宣传单张投入不同屋邨居民信箱，有针对长者需求，例如退休保障、推动社区护理服务。“还有讲财政预算案为什么要制度化，怎样还富于民，”姚松炎说，“不过，如果有选民觉得我们不关心民生福利，反映我们其实做得不足，需虚心反省学习。”

对于宏观的政治论述如“反DQ”、抗衡威权政府、重建民主运动等，是否超出九龙西基层选民、老年选民日常接触的讨论范围，姚松炎有自己的判断。

“首先我不会标签老年人特质，其次，我不会看低选民。其实他们都会有监察政府的意识。只是，如果他们不接触网络信息，在不少免费主流媒体都是红色背景情况下，她们所接受的信息，可能就是民主派在议会搞事。但由于这次选战只有两个月时间，对于这区，我们的确是‘空降’，无法深耕细作，选民可能未必接触到我们真实的理念。”

对于将补选打为“反DQ”战，政治学者马岳就认为，“反DQ”对民主派稳住基本票源必不可少，但那些较为关注切身民生问题的基层选民，可能未必感兴趣。“看胜选的两区，区诺轩得票率仅过50%，范国威仅44%，两人均是险胜，可见单打DQ议题，或过往民主派认为选举要‘政治化’较好，其实经此一役，并不如是。”

目前并没任何数字说明，“反DQ”议题不入民心是姚松炎败选的原因之一。但网络舆论、居民反应，均出现认为“反DQ”等抽象政治议题在九龙西“离地”的声音。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香港著名政治及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在端传媒撰评论分析局面，认为雨伞运动曾带来的民众动员力量已快消失殆尽，而败选反映民主派没能评估这个新形势。

不过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就认为，不仅是“DQ”，过去多年，只要涉及较抽象的政治议题，如“法治”、“司法独立”等，这些触碰不到日常生活的题目，放在大部分市民面前，即使是民主派支持者，都未必有很大反应。他又强调媒体转变的影响，指主流媒体与以往相比，审查力度加大，对政府的批判更小心；同时网络令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唯民主派坚定支持者，才会主动接触更多类似“反DQ”的抽象政治议题。

“其实雨伞最高峰时亦只有三成几市民支持，民主运动从不是主流。无力感是会存在，但也许我们不应想象整个香港都曾支持雨伞，这样其实落差就不大。”李立峰说。

对于外界一切对自己政纲、形象“离地”的批评，虽没数据显示这导致败选，但姚松炎说，自己“完全承担所有错误”。“输了就是输了，我真心接受所有反对意见，”他激动起来，说自己不愿辩驳，“我明白我做得不足。可能选民未必喜欢我的做法。”

新老民主派，走向撕裂吗？

是次补选，虽未有太多数据科学地解释败选原因，但选民可见的，是这一席败选，让姚松炎代表的新民主派（自决派），与民协代表的传统民主派，前后经历两次撕裂。

补选之初，民主派做了一个过去从未尝试的举动——设置“初选机制”。为了集中票源，增加胜算，“初选机制”让选民先选出民主派共同支持的候选人。在九龙西一区，64岁的民协老将冯检基，与54岁的政坛新星姚松炎，及31岁的民主党司库袁海文，一决高下，过程中不少网络舆论，嘲讽冯检基恋栈权位，不肯交棒。最终姚松炎以高票抛离胜出，但政圈却盛传，姚或会被政府取消参选资格。谁可作为第二候选人顶上？这个问题，在民主派内部旋即引发分歧，更有传部分人邀请泛民元老替换冯检基成为“Plan B”。

不少人认为，民主派应按初选备忘录所列机制，由得票第二高的民协冯检基顶上，但姚松炎在报名参选时接受访问时表示，备忘录并没直接写明这做法。他说备忘录有预留弹性，签署各方可再讨论；而初选主办单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也曾表达相似意思。姚松炎此言一出，就被部分传统泛民中人攻击，说他酝酿推翻机制。纷扰一轮，冯检基最终在记者会宣布，放弃第二候选人身份，由排名第三的民主党袁海文顶上。这在当时引起舆论批评，指民主派自己不尊重民主结果。

补选结束后，冯检基接受香港01访问时做出澄清，指初选结果公布后，是民主动力创办人郑宇硕首先向他提出退选要求，冯说，郑宇硕当时婉转表明形势，指若冯参选，本土派及自决派已明言会找人与冯对撼，那“民主派便会撕裂，民主派一定会输，你就成了历史罪人。但如果你不出来，民主派只余下一队，那我们会感激你，将来在民主运动上我们会记得你。”冯检基表示，姚松炎和朱凯迪的大意则是初选备忘录赋予大家空间讨论“Plan B”问题。冯检基最后不敌压力，决定将“Plan B”资格让出。

虽然冯检基没能成为“Plan B”，但由于有32年历史的民协在九龙西深耕细作多年，具深厚选民基础，按照初选机制理念，民协需为姚松炎在该区拉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把票投给姚。但“Plan B”风波，对民协和姚松炎团队之间的协作，不可避免造成某程度的影响。

民协在李郑屋的区议员江贵生表示，由于“Plan B”风波，“南山、大坑东、大坑西”区议员谭国侨叫不动选民投姚松炎：“那里街坊不少被初选激怒，他们说‘阿基’（冯检基）被欺负了。对，他们叫‘阿基’，因大坑东真的有街坊是看著基哥长大的。”

当姚松炎最终落败，而票数跌幅最大的前五位选区里，有3个均为民协票仓时，传媒舆论与民主派部分支持者，开始责怪民协没尽力“过票”给姚松炎。这种声音，对民协和姚的团队而言，无疑造成第二次撕裂。

谭国侨不仅是“南山、大坑东、大坑西”区议员，更是民协的前副主席。对于姚松炎在这区落败，谭国侨说，已为助选尽了力。他说在收到姚松炎宣传品前，自己就已开始做拉票工作。2月11至13日，他向当区居民派发工作报告，“入信箱，呼吁大家出来参加补选投票，我派到年廿八。”2月23日年初八，他联络居民关注组，请姚松炎落区讲解大坑西重建问题，“让他接触选民，也让选民看到他关注大坑西。”

看到网上对民协一片指摘，谭国侨承认，确实有感到不开心：“那一刻感到难过，但不能太久，大家都要为大局吧。”

然而，初选机制和败选后舆论所造成的两次民主派内部撕裂，其实在民协票仓选民身上，造成极大的对抗情绪，连带牵出政党与社区网络的问题。

36岁的张柏文（化名），是大坑西土生土长的邨民。说到这次选举，张柏文表示，自己是“‘含泪’（不情愿）投给姚松炎”。

在彩龙大酒店对面，一幢7层楼高、没有电梯的旧式屋邨，便是张柏文的家。大坑西邨共8座楼宇，在1965年落成，这是港英政府为安置受石硖尾寮屋区大火影响的居民，以特惠低价将土地判给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让他们兴建大坑西邨，条件是需廉租给低收入居民。

“从我爷爷那代人开始，我们一家便住在这里。我对民协是有感情的。80年代，是民协同我们一齐争取‘上楼’（入住公屋）。好多民协区议员同街访熟悉几十年。”到了2011年，整个石硖尾面临重建，大坑西邨亦包括在内。由于涉及安置问题，张柏文一家与其他居民，在民协的谭国侨带领下，向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董事、四叔李兆基抗衡。张柏文的父母，就是在这抗争过程中，认识民协的议员谭国侨。

“这样的社区关系，不是任何人‘空降’就能获得的资源。”张柏文肯定道，“老人家认人，不认政党。就算是民协王桂云2011年退休，她的选票也不会自动过到谭国侨身上，谭当时亦输给韦海英，做了4年地区工作，才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赢回来。”

对于张柏文一家而言，民主派的初选机制里，他们本就是投票给冯检基的。

民协创会成员冯检基，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个工作的地区便是大坑东，与这一带居民关系非比寻常。“老人家觉得受恩惠是一世的事，觉得和你共过患难。”张柏文的妈妈，在1月14日民主派初选时，同其他当区选民一样，排半小时长队，为投冯检基一票。

“结果出来，我也接受游戏规则，那就姚松炎吧。但‘Plan B’这事，实在伤害大家感情。”张柏文说，“这是输打赢要。冯检基也选赢了袁海文，民主派尊重过我们这些选民吗？”

姚松炎就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没有反对冯检基做第二候选人，而是根据初选机制8.2条，应该开民主派全体会议，厘清是否票数排第二就是Plan B人选。“如果大家同意，我完全支持，陪他去见记者。其实没任何分歧。”

一场补选，再显民主派内部矛盾。回望新民主派与传统泛民在这场补选中的纷争，日后选战，对决资源庞大、配票能力强的建制派，民主派还会走向撕裂吗？

李立峰认为，过往补选，民主派之所以能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往往能找到政治明星坐镇，例如陈方安生，令内部不同派别没太大异议。然而在近年，对上一次2016年补选，民主派杨岳桥，在建制派之外，遇上崛起的本土派梁天琦。来到这次补选，民主派内部分裂比过往更大，又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令众人放低分歧。

“但民主派至少第一次尝试‘初选机制’，有意识去整合力量。始终要建立制度，去处理分歧的。”李立峰说。

庞大资源＋民生议题＋新媒体策略：建制派新生代冒起？

在民协动员“过票”的迷思之外，造成姚松炎选举困局的最致命一击，或许来自对手郑泳舜的表现。在民主派寻找伞后出路的同时，建制派的新生代，已悄然发展起来。

学者蔡子强分析数据指：与2016年立法会选举相比，姚松炎已保住逾六成非建制派票数，这其实比在新东胜选的民主派范国威54.9%更好，说明其选举工程并非3位地区直选的民主派代表中最差的。而对比其余两个选区的建制派候选人，姚的对手、“民建联”郑泳舜表现良好，在总体投票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票数不跌反升，达2016年选举建制派得票的104.1%。

今年38岁的郑泳舜是香港富商郑锦钟的儿子，在新西兰大学毕业后回港，2006年加入民建联，并在深水埗开始地区工作，翌年即当选为深水埗区议员。他在九龙西区，有12年社区工作经验，这在他的宣传单张及网络片段，均获得强调。

这次郑的选举工程大获成功，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区人情网络，是民建联打出的王牌。近年来不少媒体均报导过，有读者揭露建制派“洗楼”的义工团队，部分来自中资公司的员工，公司用不同方式鼓励或变相逼迫员工为建制派出席助选活动。亦有媒体披露，建制派助选团或义工以物资作为交换，诱导选民投票。

68岁南山邨居民林伯伯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投票给郑泳舜，因为“隔离邻舍叫我一齐投给他”。问及为什么大家都投给郑泳舜，他说“因为有福袋咯！”3月15日，民协区议员杨彧在Facebook 上载一段来自居民的录音，录音中一名妇女问对方会否投票予2号候选人，若是，之后可以去民建联登记投票人数及领取福袋，杨彧表示这录音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12 条。

对此，郑泳舜表示否认：“所有这些指控，我们要讲清楚，我们向来选举工程都是守法的，我选了这么多次，如果市民有意见，当然可以举报，（义工没有收钱？）当然没有啦，我们很小心处理的，我相信全部义工都是出心的。”

被问及有否找中资机构帮忙，郑泳舜答：“我……我……我没有，当然社会里有很多不同团队，他们说‘我会支持你的’，当然不是什么秘密，那他们签了支持同意书，就出来帮手拉票。”

“蛇斋饼粽”（以物资和活动吸引选民）背后，是建制派雄厚的财力支撑。根据民建联最新财务报表，上一个年度收入录得1.4亿元。过去10年，民建联累积录得近9亿收入。有传媒报道，民建联在2014/15年度收入，是四大政党自由党、民主党、公民党及工党同年收入总和的2.8倍。

主打切身的民生议题，亦是建制派常用的手法。“建制派=民生=建设”、“民主派=政治=破坏”，是建制派一直致力于塑造的形象。郑泳舜对端传媒表示，自己与选民较多谈论“民生”：“比如李郑屋，我就讲下邮局要被搬迁；或者街市环境卫生等等。所以还是聊比较具体的问题。 ”对九龙西区选民，郑泳舜的判断是，“这里街访比较关注贴身的生活议题。当然，去到美孚、黄埔这些中产区，可能会关注空气质素、香港经济发展等，甚至说下一地两检、高铁问题，也是有的。”

他强调：“市民希望讨论民生多于政治争吵。”

作为建制派新生代，郑泳舜表示自己这次的选举工程，采取了与传统不同的宣传方式。“今次拍摄的网络片段，我觉得很有创意，都是团队想出来的。”他笑说。郑泳舜说团队尝试新方法，除了拍片，每周做Facebook直播。选前一个月，每周三晚，郑泳舜坐在直播镜头面前，讲讲个人兴趣、对社会热话的感受。“比如我喜欢做运动呀，唱下歌呀。”

至于团队有多少名受薪成员，招募了多少义工，他微笑并反复拒绝透露，称稍后会上报数字。

“为什么郑泳舜的票数没有下跌，我没有完整的答案，不过陈家珮和邓家彪选得很差倒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既然建制派有能力稳住郑泳舜，他们很可能会在将来的其他选战复制这经验。如果民主派的选票不回流的话，就会见到终结的一天。”3月13日，学者梁启智在Facebook 以《民主派本来应该四席全败》为题撰文，以数据分析此次选情，并指出“郑泳舜经验”可能给民主派带来的冲击。

与此同时，香港反对派的新生代，或仍在监狱服刑，或刚走出牢狱之灾，或刚遭到政府DQ。在失去议席带来的丰富人力物力的窘况下，他们还能在日后做出成功的选举工程、打入议会吗？而香港民主派，在夺不回关键议席、失去议会分组点票否决权的劣势里，将设法团结力量，抑或走向反方呢？

地区工作与选民意识转化，民主派未来难题？

一席之失，97回归以来、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对建制派得票“六四”之分的“黄金比例”，建制派一度宣称已被打破。罗永生认为，“今次败退是属于整个民主阵营的，而非个别候选人的失误。一个历史巨浪正冲击着全个民主派阵营而来。”

建制派投放大量资源到地区工作，打造动员能力及社区网络，传播学教授李立峰认为，这传统做法，其实民主派同样会做，差别之处就是双方在人力财力上的巨大距离。学者蔡子强则指出，资源短缺亦会造成恶性循环：资源少导致动员能力差，获得议席少，最后，民主派能够得到的资源又继续减少。

资源上的不平等长久以来造成恶性循环，而近年，选举制度又更添一层制度不公。罗永生评论指，“3·11”补选，起因本就是具民意授权的议员遭政府褫夺议席，甚至连补选本身的候选人之一、“香港众志”周庭亦被剥夺参选资格，这是将参选资格从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中被移除，整个香港选举机制，已不再是“常态”的自由选举。“在一个不可能是“常态”的选举中，应用一个三十多年来“常态”自由选举中的选战战术与战略，作为常数来检讨这次选举的成败、得失，甚至追究责任，是否过于刻舟求剑？”罗永生问道。

不仅如是，面对建制派日常对“民生”及“政治”的二分论述灌输，民主派在寻找突破口的路上，似乎亦仍在摸索，甚至可能在补选中遭遇滑铁卢。被问及民生议题与宏观政治议题之间是否需要做转化工作，才能让选民获得更好理解，姚松炎认为，“政治就是众人之事，管理众人就是政治。当你要求政府关注民生，这就是政治。建制派就经常用这种两分的论述抹黑我们，说我们搞政治，而不是关注民生。”

他坚守一个原则，认为虽面对种种局限，但政治人物应该是领导角色，“不应服膺于局限，而应跨越局限，带领市民找一条令香港民主更好的出路。我们可透过教育平台令民众明白，民生即政治。这是我们作为政治人物所担当的重任。”

学者李立峰则认为，新民主派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亦要尝试多了解不同地区选民会认可哪种地区工作。“朱凯廸在八乡耕耘多年，建立很多社区网络，这与你拿一套理念，突然向深水埗扔下去，可能不同。如果他们可以坚持理念，同时花时间深耕，这是一种选择。另一种就是去到不同区，结合当区人不同特点，是否亦需要一点调整？我想这是新民主派需要思考的。”

（端传媒实习记者刘家睿、卢凡、黄绮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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