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海啸来袭香港，“虐老院”就是我们的未来居所吗？

令人沮丧的安老院服务质量，在香港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从1988年的铁链锁老人，到2015年剑桥护老院被曝光将数十个老人集体脱光光、在露天处洗澡，再到最近一段时间，春晖护老院被法院裁定疏忽照顾，导致瘫痪的58岁妇女感染败血病而死亡——20多年来，黑暗安老院不时登上港媒头条，也让许多家庭陷入逃不开的难题：“要送老人去安老院吗？那是安老院还是虐老院？”

假若研究得更细，更准确的描述其实是良莠不齐。这个城市依然提供着光亮宽敞、服务温暖的安老院，然而，许多老人不是等不到，就是住不起。

香港目前有安老院700多家，提供七万四千多个床位，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运营体系：一边是政府提供土地、基建和全额资助的“福利”，需排队等候；另一边，是商家自负盈亏的“生意”，野蛮生长，参差不齐，全港私营安老院目前有546间，占所有院舍72%。多年以来，伴随着稳步上升的老龄化，来不及等候资助安老院的老人大量涌向私人市场，但他们钱包干瘪，许多依靠政府救济金生活，不少私人院舍则“看菜做饭”。

在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李辉看来，“把最需要照顾的对象从政府推给私人市场”，这本身就是畸形局面，而这背后，其实是香港政府停滞了整整20年的安老服务规划。迈入2018年，香港已经变成高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占⅙，高达122万，政府预测，老人长期护理的需求从此将大幅上升，直到2050年，老年人口回落，需求才会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未来32年，高龄海啸来袭，而香港没有来得及准备。

靠尿片盈利？安老院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今年60岁的李辉也是私人安老院的老板。她经营了7家安老院，其中一家坐落在元朗一栋商业大楼：占地三万二千平方呎，里头住着228位老人，每人收费九千至一万二元，在同区属中档水平。这家安老院在1997年落成，已经营了20年。每月租金连差饷、管理费，大约有90万，占整体运营成本35%，而另外40%用于聘请人手。

不久前，业主突然说要加租超过16%，到105万，几经游说，才同意暂时维持原价。但这正是李辉最担心的事：加租。“我们最失败就是所有院舍都不是自己的物业，一旦被逼迁就麻烦。”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李辉也是私人安老院的老板，涉足安老院行业已有30年，目前运营7间院舍，由于自己没有物业，只靠租赁，她最担心的就是加租。

李辉说，元朗安老院的业主是一家财务公司。“他（把地方租给我们之后）嗅到商机，能够稳定收租，因为老人家很难搬迁。”从此，这家公司的老板四处物色大面积的商业用地，至今已囤积了不少地方，专门出租给老人院——一个需求极为稳定的市场。

若论单个“客源”，香港老人的支付能力并不高。根据安老事务委员会发布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住在私营安老院中的老人，缴纳院费的钱八成来自综援——约为每月7765港元的政府救济金。尤其吊诡的是，老人一旦确认以综援缴纳院舍，就不可以获得家人额外资助，不然资助会被政府算做老人的收入，相应减少综援金。

换句话说，目前香港有大量的私人院舍按每人每月收费七千多元的水平，为老人提供住宿和24小时护理服务。这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生意？李辉介绍说，由于目前租金水平高企，根据她自己和行家的经验，一个老人，平均床位加公共空间的租金需要3500-4000元，人均使用的劳工费最低需要3000元，再加上伙食、清洁用品等，似乎只能勉强收支平衡，她自己没有经营此类收费的院舍。

对其他大量的经营者而言，利润从何而来？赚钱的一大秘密武器，是老人每日必用的尿片。“一片纸尿片来货价4元多，但可以向社署报销8元，多出来就可以补贴，不然这个行业做不到。例如医生批8条片，乘30日，（补贴）可以拿到差不多一千元（编注：实际应为960元）。”李辉说，“集腋成裘而已，如果1500个宿位，一个月保守估计有120万，一年也有1000多万。”

曾在安老院工作13年的护士陈淑芳说，也有院舍透过压缩伙食、减少人手来降低经营成本。她曾经在一家私人安老院做护士，老板一共租用四层楼，下面三层做院舍，第四层做卡拉OK，院舍长期人手不足，“每次社会福利署来查，就紧急叫人从卡拉OK拉人下来，很多人我都不知道名字，就已经变成我下属了”。

还有接下安老客户的“下游”生意多赚一笔的，陈淑芳记得，她以前的老板同时也做殡仪和骨灰龛生意，对那些没有家人料理后事的老人，老板也包揽操持后事的生意。

80年代，香港仍处在经济腾飞的亢奋中，人口开始出现老龄化的征兆，但中英谈判与97回归的约定令城市的未来陷入不确定，人心惶惶之下，没有人关心养老，安老院保持以过去政府资助的模式为主，但供应量却增长有限。对于私人安老院，法例当时没有任何规定。

在需求的刺激下，私人安老院雨后春笋般出现。一直到1996年，政府才正式推出《安老院条例》，对院舍空间、人手比例等进行规管。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长者人口比97年增长约94%，接近一倍，但是安老院条例、安老规划却再无更新。现在，私营安老院有546间，占全港安老院72%，照顾长者的责任，彻底从政府转移到私人市场。

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长者人口比97年增长约94%，接近一倍，但是安老院条例、安老规划却再无更新，照顾长者的责任，彻底从政府转移到私人市场。

若照顾只是一门生意：效率与人性之战

2017年2月，松龄护老集团（01989）成功在主板上市，成为香港第一只护老股，不久之后，同样经营安老院的恒智控股（08405）也在创业板挂牌。李辉不讳言，在一些财团看来，老人院非常适合做“资本运营”。

“这是概念股，股民觉得有潜力就会购入，只要盈利一年有2000万就可以上市创业板，他们成功上市之后，单单壳都价值4亿，因而出现收购潮，新世界也是其中一员，”李辉告诉端传媒，据她了解，目前新世界已在香港收购1500个安老宿位。

当护理老人变成一门生意，前线工作人员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矛盾：生意讲求效率和规模，但照顾却追求细致、谨慎和人性化，许多时候并不高效。陈淑芳表示，在她工作过的私人院舍，由于人手不足，一个照顾员要应对数十个老人，许多工序和做法都是为了让“打工的更方便”，例如对于比较躁动的老人，会尽量穿上约束衣，让他不能动弹。

尽管穿约束衣需要征求家属和医生的同意，但许多时候，家属和医生都是听从院舍的建议。“医生不可能经常来，一些医生会给老人院开订一些『白单』，签了名，但没内容，比方说今天突然有很躁动的老人入院，要用约束衣，但不可能马上找医生，”陈淑芳说，她不同意经常给老人穿约束衣，“你绑着他，他原来会走，也变成不会走了，而且绑久了，有时候老人的手都肿了”，尽管她经常建议少用约束，但院舍的老板和工作人员都不太理会，“他们反而觉得我麻烦，经常说『要做你自己做』。”

对于私人安老院，目前社会福利署根据《安老院条例》和《安老院实务守则》监管，并不时派督察去院舍查看运营情况，俗称“查牌”，对于不合规格的安老院，可以吊销经营牌照。但端传媒采访了多个前线照顾人员，均表示“查牌”作用不大，因为对于空间、硬件设施等，许多院舍都符合资格，但对于是否有根据程序，仔细地护理老人，督察的方法有限，只是查看院舍有无根据不同工序进行纪录、签名。

“我有时候都觉得督察多余的，他们（院舍）都是等你来之前才签名的。”陈淑芳表示。在最近曝光的春晖护老院中年妇女死于败血症一案中，法官就指出，院舍对于定时给老人翻身的纪录，都来自同一个工作人员签名，而且持续一年，法院最终表示不采信，最终裁定院舍疏忽照顾，赔偿家属53万元。

有18年私营安老院运营经验的陈志育告诉端传媒，很多私营安老院服务不好，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有很大关系。“需求永远在增加的，不需要改善素质、竞争抢客。既然香港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不担心客源，那商家有什么理由去改善服务？”陈志育说，面对失衡的供求关系，政府长期没有制定全面的规划和政策，去“刺激它，滋润它”。

陈志育原本从事地产行业，母亲亦曾是安老院的护理人员。他说，2000年，30岁的他一次去上海出差时，参观了一些服务良好的安老院，反观香港院舍的素质，决心尝试自己创业。他的第一家安老院，是开在九龙塘的中档院舍，也同时接收一些领取综援金的老人。2003年，他参加了当时老年学会举办的安老院评审机制，大力培训照顾员，完善工作标准，没想到，安老院通过评审之后，前线照顾员纷纷辞职。

“同事说在我这里工作很辛苦，其他的院舍，基本照顾老人家洗澡、吃饭，就可以坐着休息了，”陈志育说，尽管他开出的薪酬比市场平均价格高15%，但老员工还是走了，他被迫要重新请人，重新培训。受了打击之后，陈志育希望谋求其他经营模式，2007年，透过投标，他承接了政府的合约院舍来经营：土地租金只需象征性的一元，基建和装修由政府提供，院舍部分客人获得政府全额资助，其他可自行收客。

这让陈志育摆脱租金的压力，并有部分床位获政府资助，当时每张床政府资助一万元左右，今天则是一万七千多元，远远超过私营市场上大量院舍的运营成本。“我可以再支付高的人工，找回好的人手。做了第一间合约院舍后，我再没开过一间私人的院舍。”陈志育说。

然而，合约院舍的模式，从2001年推出至今，一直没有大规模扩张，直到2014-15年度，也仅仅提供1811个床位，占市场总额约2.5%。

对于大量私营院舍，香港政府目前的政策导向是：如果你达到一定服务标准，政府就出资购买服务，让排队轮候资助院舍的老人入住，以经济诱因，促使私营院舍改善服务，政策简称“买位”。1989年，港英政府第一次推行“自愿买位计划”，1998年，特区政府又进行“改善买位计划”，两次计划推行，李辉都参加了。对她来说，这一来可以保证客源，二来可以得到更充足的资金，改善服务。对政府来说，这则是用最少资源和最快捷的方式，提供供应。“但它导致政府承担责任减少，政策上就为人诟病，”李辉说。

截至2017年12月底，政府买位的私营安老院床位占总体床位约11%，仍然有56%的安老院宿位没有任何政府资助。

安老服务最大掣肘，仍然是土地

为什么政府对于素质低劣的安老院态度容忍，而又不改善整体条例？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副教授徐永德长期关注老人政策，他认为政府是“投鼠忌器”：“若加强法例的要求，便对那些低质素的私营安老院造成压力，甚至令他们倒闭。”徐永德表示，而安老院一旦倒闭，可能导致数十甚至上百名老人无处安置。

过去16年来，政府只增加了3780个资助安老院宿位，但排队轮候的老人，长期有上万人，到了今天，有31673名老人正在等待，平均等候政府宿位的时间为39个月。政府在兴建资助安老院方面又为何如此保守？

徐永德认为，财政负担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土地。

长久以来，香港并没有系统地根据每区的长者人口，规划安老设施用地，大部分安老院用地，是透过社会福利署和房屋署协调，在公共屋邨里设置。2003年，政府曾经尝试提供经济诱因，鼓励私人发展商在物业内兴建安老院，该安老院用地无须发展商缴付地价，但这一计划既不受发展商欢迎，也不受居民欢迎，成效甚微，15年来只有数个项目落成。

“地产发展商对这种优惠不感兴趣，他们若将有关面积建设成可售卖的单位，获得的利润或许比政府减免地价的优惠更高。”徐永德表示，“况且许多居民反对在自己屋苑设有老人院舍，因为担心救护车出入影响自己的楼宇价格。”

最终，“找地”的责任转移至私人商家身上。

李辉表示，运营一家安老院，最难的仍是找地。特别是若想开办一家服务良好的中高档院舍，必须投入大笔投资做装修，然而许多商业租约往往只有三至五年。几年前她幸运地投得了属于房屋署物业的一块用地，租约是十年，目前正在经营一家中高档院舍，但她说，之后就很难找到同类用地。“如果有一个地方让我租10年，我回本期是5年，我还有5年甚至7年营运产生利润，但没有。”

目前，即使找到了土地，任何一个模式的安老院要聘请足够的合资格人手也非常困难。由于没有晋升阶梯，这样的职业对年轻人毫无吸引力。根据社会福利署调查，目前在资助院舍中，工作人员的空缺达到15.8％，但陈志育认为，从整体行业来看，特别是加上目前仍在岗位上、但不合资格的人手，空缺率高达30%。

“很多院舍的问题、意外疏忽，都是这些人引起的，譬如雇主请到这样的员工，人手刚刚好，但假若你把他解雇，明天便不够人了。”

信义会服务总监卢素心管理三间院舍，模式不一，有政府资助的，也有合约院舍，但家家院舍都缺人，最缺人的一家，空缺率高达30%。

信义会是香港规模较大的社会服务组织，服务总监卢素心管理三间院舍，模式不一，有政府资助的，也有合约院舍，但家家院舍都缺人，最缺人的一家，空缺率高达30%，目前只能依靠中介公司提供的兼职照顾员，来填补人手。

“这个行业，政府没有给一个晋升阶梯。你做护理员，十年是护理员，二十年是，到现在退休了还是护理员。现在唯有机构自己想办法让他们晋升，但晋升的钱从哪里来？自己想办法去补贴。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卢素心表示，尽管他们开出比市面薪酬高20%的工资，还是请不到人。

12年后高龄海啸，一切还来得及吗？

背着土地、人手、资金三座大山，香港安老院步履疲乏地迈入2018年，准备迎接更多体弱长者。

根据2017公布的、由徐永德和港大团队所做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香港将在2030年迎来真正的高龄海啸：届时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人将步入高龄，8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大幅增加。去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在2037-2047年的十年间，香港需不断落成458间资助院舍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香港每年落成的资助院舍，只有2-3间；而每建成一间资助院舍，从找地到投入应用，前后需要10年。因此，这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但无论如何，在2030年到来之前的12年里，香港必须在安老规划上奋起直追。各方似乎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安老服务计划方案》根据大数据，提出多项建议，对于“三座大山”之一的土地问题，则建议在《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加入不同安老设施的规划比率，详细规定各区每一千名长者中，提供21.4个床位、14.8个社区照顾名额等。目前这一建议已交由规划署跟进，徐永德预计，修订过程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此同时，社会福利署也成立了工作小组，准备检讨22年没有更新过的《安老院条例》，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正联同其他民间团体，倡议大幅增加条例中规定的人均居住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