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海嘯來襲香港，「虐老院」就是我們的未來居所嗎？

令人沮喪的安老院服務質量，在香港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從1988年的鐵鏈鎖老人，到2015年劍橋護老院被曝光將數十個老人集體脫光光、在露天處洗澡，再到最近一段時間，春暉護老院被法院裁定疏忽照顧，導致癱瘓的58歲婦女感染敗血病而死亡——20多年來，黑暗安老院不時登上港媒頭條，也讓許多家庭陷入逃不開的難題：「要送老人去安老院嗎？那是安老院還是虐老院？」

假若研究得更細，更準確的描述其實是良莠不齊。這個城市依然提供著光亮寬敞、服務溫暖的安老院，然而，許多老人不是等不到，就是住不起。

香港目前有安老院700多家，提供七萬四千多個床位，分裂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運營體系：一邊是政府提供土地、基建和全額資助的「福利」，需排隊等候；另一邊，是商家自負盈虧的「生意」，野蠻生長，參差不齊，全港私營安老院目前有546間，佔所有院舍72%。多年以來，伴隨著穩步上升的老齡化，來不及等候資助安老院的老人大量湧向私人市場，但他們錢包乾癟，許多依靠政府救濟金生活，不少私人院舍則「看菜做飯」。

在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李輝看來，「把最需要照顧的對象從政府推給私人市場」，這本身就是畸形局面，而這背後，其實是香港政府停滯了整整20年的安老服務規劃。邁入2018年，香港已經變成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的人口佔⅙，高達122萬，政府預測，老人長期護理的需求從此將大幅上升，直到2050年，老年人口回落，需求才會開始下降。

這意味著，未來32年，高齡海嘯來襲，而香港沒有來得及準備。

靠尿片盈利？安老院是一門怎樣的生意

今年60歲的李輝也是私人安老院的老闆。她經營了7家安老院，其中一家坐落在元朗一棟商業大樓：佔地三萬二千平方呎，裏頭住著228位老人，每人收費九千至一萬二元，在同區屬中檔水平。這家安老院在1997年落成，已經營了20年。每月租金連差餉、管理費，大約有90萬，佔整體運營成本35%，而另外40%用於聘請人手。

不久前，業主突然說要加租超過16%，到105萬，幾經遊說，才同意暫時維持原價。但這正是李輝最擔心的事：加租。「我們最失敗就是所有院舍都不是自己的物業，一旦被逼遷就麻煩。」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李輝也是私人安老院的老闆，涉足安老院行業已有30年，目前運營7間院舍，由於自己沒有物業，只靠租賃，她最擔心的就是加租。

李輝說，元朗安老院的業主是一家財務公司。「他（把地方租給我們之後）嗅到商機，能夠穩定收租，因為老人家很難搬遷。」從此，這家公司的老闆四處物色大面積的商業用地，至今已囤積了不少地方，專門出租給老人院——一個需求極為穩定的市場。

若論單個「客源」，香港老人的支付能力並不高。根據安老事務委員會發布的《安老服務計畫方案》，住在私營安老院中的老人，繳納院費的錢八成來自綜援——約為每月7765港元的政府救濟金。尤其吊詭的是，老人一旦確認以綜援繳納院舍，就不可以獲得家人額外資助，不然資助會被政府算做老人的收入，相應減少綜援金。

換句話說，目前香港有大量的私人院舍按每人每月收費七千多元的水平，為老人提供住宿和24小時護理服務。這到底是一門怎樣的生意？李輝介紹說，由於目前租金水平高企，根據她自己和行家的經驗，一個老人，平均床位加公共空間的租金需要3500-4000元，人均使用的勞工費最低需要3000元，再加上伙食、清潔用品等，似乎只能勉強收支平衡，她自己沒有經營此類收費的院舍。

對其他大量的經營者而言，利潤從何而來？賺錢的一大秘密武器，是老人每日必用的尿片。「一片紙尿片來貨價4元多，但可以向社署報銷8元，多出來就可以補貼，不然這個行業做不到。例如醫生批8條片，乘30日，（補貼）可以拿到差不多一千元（編註：實際應為960元）。」李輝說，「集腋成裘而已，如果1500個宿位，一個月保守估計有120萬，一年也有1000多萬。」

曾在安老院工作13年的護士陳淑芳說，也有院舍透過壓縮伙食、減少人手來降低經營成本。她曾經在一家私人安老院做護士，老闆一共租用四層樓，下面三層做院舍，第四層做卡拉OK，院舍長期人手不足，「每次社會福利署來查，就緊急叫人從卡拉OK拉人下來，很多人我都不知道名字，就已經變成我下屬了」。

還有接下安老客戶的「下游」生意多賺一筆的，陳淑芳記得，她以前的老闆同時也做殯儀和骨灰龕生意，對那些沒有家人料理後事的老人，老闆也包攬操持後事的生意。

80年代，香港仍處在經濟騰飛的亢奮中，人口開始出現老齡化的徵兆，但中英談判與97回歸的約定令城市的未來陷入不確定，人心惶惶之下，沒有人關心養老，安老院保持以過去政府資助的模式為主，但供應量卻增長有限。對於私人安老院，法例當時沒有任何規定。

在需求的刺激下，私人安老院雨後春筍般出現。一直到1996年，政府才正式推出《安老院條例》，對院舍空間、人手比例等進行規管。20多年後的今天，香港長者人口比97年增長約94%，接近一倍，但是安老院條例、安老規劃卻再無更新。現在，私營安老院有546間，佔全港安老院72%，照顧長者的責任，徹底從政府轉移到私人市場。

20多年後的今天，香港長者人口比97年增長約94%，接近一倍，但是安老院條例、安老規劃卻再無更新，照顧長者的責任，徹底從政府轉移到私人市場。

若照顧只是一門生意：效率與人性之戰

2017年2月，松齡護老集團（01989）成功在主板上市，成為香港第一只護老股，不久之後，同樣經營安老院的恆智控股（08405）也在創業板掛牌。李輝不諱言，在一些財團看來，老人院非常適合做「資本運營」。

「這是概念股，股民覺得有潛力就會購入，只要盈利一年有2000萬就可以上市創業板，他們成功上市之後，單單殼都價值4億，因而出現收購潮，新世界也是其中一員，」李輝告訴端傳媒，據她了解，目前新世界已在香港收購1500個安老宿位。

當護理老人變成一門生意，前線工作人員感覺到越來越多的矛盾：生意講求效率和規模，但照顧卻追求細緻、謹慎和人性化，許多時候並不高效。陳淑芳表示，在她工作過的私人院舍，由於人手不足，一個照顧員要應對數十個老人，許多工序和做法都是為了讓「打工的更方便」，例如對於比較躁動的老人，會盡量穿上約束衣，讓他不能動彈。

儘管穿約束衣需要徵求家屬和醫生的同意，但許多時候，家屬和醫生都是聽從院舍的建議。「醫生不可能經常來，一些醫生會給老人院開訂一些『白單』，簽了名，但沒內容，比方說今天突然有很躁動的老人入院，要用約束衣，但不可能馬上找醫生，」陳淑芳說，她不同意經常給老人穿約束衣，「你綁著他，他原來會走，也變成不會走了，而且綁久了，有時候老人的手都腫了」，儘管她經常建議少用約束，但院舍的老闆和工作人員都不太理會，「他們反而覺得我麻煩，經常說『要做你自己做』。」

對於私人安老院，目前社會福利署根據《安老院條例》和《安老院實務守則》監管，並不時派督察去院舍查看運營情況，俗稱「查牌」，對於不合規格的安老院，可以吊銷經營牌照。但端傳媒採訪了多個前線照顧人員，均表示「查牌」作用不大，因為對於空間、硬件設施等，許多院舍都符合資格，但對於是否有根據程序，仔細地護理老人，督察的方法有限，只是查看院舍有無根據不同工序進行紀錄、簽名。

「我有時候都覺得督察多餘的，他們（院舍）都是等你來之前才簽名的。」陳淑芳表示。在最近曝光的春暉護老院中年婦女死於敗血症一案中，法官就指出，院舍對於定時給老人翻身的紀錄，都來自同一個工作人員簽名，而且持續一年，法院最終表示不採信，最終裁定院舍疏忽照顧，賠償家屬53萬元。

有18年私營安老院運營經驗的陳志育告訴端傳媒，很多私營安老院服務不好，跟消費者的弱勢地位有很大關係。「需求永遠在增加的，不需要改善素質、競爭搶客。既然香港老齡化人口不斷增加，不擔心客源，那商家有什麼理由去改善服務？」陳志育說，面對失衡的供求關係，政府長期沒有制定全面的規劃和政策，去「刺激它，滋潤它」。

陳志育原本從事地產行業，母親亦曾是安老院的護理人員。他說，2000年，30歲的他一次去上海出差時，參觀了一些服務良好的安老院，反觀香港院舍的素質，決心嘗試自己創業。他的第一家安老院，是開在九龍塘的中檔院舍，也同時接收一些領取綜援金的老人。2003年，他參加了當時老年學會舉辦的安老院評審機制，大力培訓照顧員，完善工作標準，沒想到，安老院通過評審之後，前線照顧員紛紛辭職。

「同事說在我這裏工作很辛苦，其他的院舍，基本照顧老人家洗澡、吃飯，就可以坐著休息了，」陳志育說，儘管他開出的薪酬比市場平均價格高15%，但老員工還是走了，他被迫要重新請人，重新培訓。受了打擊之後，陳志育希望謀求其他經營模式，2007年，透過投標，他承接了政府的合約院舍來經營：土地租金只需象徵性的一元，基建和裝修由政府提供，院舍部分客人獲得政府全額資助，其他可自行收客。

這讓陳志育擺脫租金的壓力，並有部分床位獲政府資助，當時每張床政府資助一萬元左右，今天則是一萬七千多元，遠遠超過私營市場上大量院舍的運營成本。「我可以再支付高的人工，找回好的人手。做了第一間合約院舍後，我再沒開過一間私人的院舍。」陳志育說。

然而，合約院舍的模式，從2001年推出至今，一直沒有大規模擴張，直到2014-15年度，也僅僅提供1811個床位，佔市場總額約2.5%。

對於大量私營院舍，香港政府目前的政策導向是：如果你達到一定服務標準，政府就出資購買服務，讓排隊輪候資助院舍的老人入住，以經濟誘因，促使私營院舍改善服務，政策簡稱「買位」。1989年，港英政府第一次推行「自願買位計畫」，1998年，特區政府又進行「改善買位計畫」，兩次計畫推行，李輝都參加了。對她來說，這一來可以保證客源，二來可以得到更充足的資金，改善服務。對政府來說，這則是用最少資源和最快捷的方式，提供供應。「但它導致政府承擔責任減少，政策上就為人詬病，」李輝說。

截至2017年12月底，政府買位的私營安老院床位佔總體床位約11%，仍然有56%的安老院宿位沒有任何政府資助。

安老服務最大掣肘，仍然是土地

為什麼政府對於素質低劣的安老院態度容忍，而又不改善整體條例？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副教授徐永德長期關注老人政策，他認為政府是「投鼠忌器」：「若加強法例的要求，便對那些低質素的私營安老院造成壓力，甚至令他們倒閉。」徐永德表示，而安老院一旦倒閉，可能導致數十甚至上百名老人無處安置。

過去16年來，政府只增加了3780個資助安老院宿位，但排隊輪候的老人，長期有上萬人，到了今天，有31673名老人正在等待，平均等候政府宿位的時間為39個月。政府在興建資助安老院方面又為何如此保守？

徐永德認為，財政負擔並不是最大的問題，關鍵是土地。

長久以來，香港並沒有系統地根據每區的長者人口，規劃安老設施用地，大部分安老院用地，是透過社會福利署和房屋署協調，在公共屋邨裏設置。2003年，政府曾經嘗試提供經濟誘因，鼓勵私人發展商在物業內興建安老院，該安老院用地無須發展商繳付地價，但這一計畫既不受發展商歡迎，也不受居民歡迎，成效甚微，15年來只有數個項目落成。

「地產發展商對這種優惠不感興趣，他們若將有關面積建設成可售賣的單位，獲得的利潤或許比政府減免地價的優惠更高。」徐永德表示，「況且許多居民反對在自己屋苑設有老人院舍，因為擔心救護車出入影響自己的樓宇價格。」

最終，「找地」的責任轉移至私人商家身上。

李輝表示，運營一家安老院，最難的仍是找地。特別是若想開辦一家服務良好的中高檔院舍，必須投入大筆投資做裝修，然而許多商業租約往往只有三至五年。幾年前她幸運地投得了屬於房屋署物業的一塊用地，租約是十年，目前正在經營一家中高檔院舍，但她說，之後就很難找到同類用地。「如果有一個地方讓我租10年，我回本期是5年，我還有5年甚至7年營運產生利潤，但沒有。」

目前，即使找到了土地，任何一個模式的安老院要聘請足夠的合資格人手也非常困難。由於沒有晉升階梯，這樣的職業對年輕人毫無吸引力。根據社會福利署調查，目前在資助院舍中，工作人員的空缺達到15.8％，但陳志育認為，從整體行業來看，特別是加上目前仍在崗位上、但不合資格的人手，空缺率高達30%。

「很多院舍的問題、意外疏忽，都是這些人引起的，譬如僱主請到這樣的員工，人手剛剛好，但假若你把他解僱，明天便不夠人了。」

信義會服務總監盧素心管理三間院舍，模式不一，有政府資助的，也有合約院舍，但家家院舍都缺人，最缺人的一家，空缺率高達30%。

信義會是香港規模較大的社會服務組織，服務總監盧素心管理三間院舍，模式不一，有政府資助的，也有合約院舍，但家家院舍都缺人，最缺人的一家，空缺率高達30%，目前只能依靠中介公司提供的兼職照顧員，來填補人手。

「這個行業，政府沒有給一個晉升階梯。你做護理員，十年是護理員，二十年是，到現在退休了還是護理員。現在唯有機構自己想辦法讓他們晉升，但晉升的錢從哪裡來？自己想辦法去補貼。都是一環扣一環的。」盧素心表示，儘管他們開出比市面薪酬高20%的工資，還是請不到人。

12年後高齡海嘯，一切還來得及嗎？

背著土地、人手、資金三座大山，香港安老院步履疲乏地邁入2018年，準備迎接更多體弱長者。

根據2017公布的、由徐永德和港大團隊所做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香港將在2030年迎來真正的高齡海嘯：屆時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的人將步入高齡，80歲以上的高齡長者大幅增加。去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在2037-2047年的十年間，香港需不斷落成458間資助院舍才能滿足需求。而目前，香港每年落成的資助院舍，只有2-3間；而每建成一間資助院舍，從找地到投入應用，前後需要10年。因此，這幾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目標。

但無論如何，在2030年到來之前的12年裏，香港必須在安老規劃上奮起直追。各方似乎都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峻性。《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根據大數據，提出多項建議，對於「三座大山」之一的土地問題，則建議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加入不同安老設施的規劃比率，詳細規定各區每一千名長者中，提供21.4個床位、14.8個社區照顧名額等。目前這一建議已交由規劃署跟進，徐永德預計，修訂過程需要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與此同時，社會福利署也成立了工作小組，準備檢討22年沒有更新過的《安老院條例》，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正聯同其他民間團體，倡議大幅增加條例中規定的人均居住面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