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从议题角度谈论奥斯卡，重点就不是电影了。重点从来就不是电影。

奥斯卡本身的意识形态呈现，并非只在结果。它本身形象来源于一个多面的，庞大的包装。我们往往希望从得奖结果去谈论奥斯卡代表什么思潮，什么风向，什么价值取态。经过无数报导，影迷们也都开始了解公关和宣传是作品能否得奖的重要手段。其实怎么来颁发这些奖，也是奥斯卡的公关，而且是更大的公关。这种巨大的公关面前，各家电影公司的宣传手法只能沦为前戏或辅助，像河流汇入大海，因为唯有这个舞台才带有胜利光环。

得奖原因并非如此“扁平”？

选拔就是选举。选举只有讨好最多人的候选者可以胜利，但它的讨好之处并非源于某一个价值面。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尝试用“xx主义”或“xx思潮”来归纳某一届奥斯卡之时，一切便走向“扁平”。

提及性侵就一定是涉及#metoo 吗？涉及黑人种族平等的题材就只有一个面向吗？比如，不少人会以惊悚片的剧情起伏来评判《Get Out》的好坏，从夸张的幻想描写歧视去谈论它的新颖，却很少从其中的黑色幽默和自嘲角度去公允探讨剧本的特色。它的胜出仅仅是为了多元化的平衡吗？其中显然有更丰富也更细节的因素。可是往往传媒和观众容易在某些暗示下，用单一的原因去评价赛果。

是以，“如何颁奖”相比“谁能得奖”才可控，也更值得操作。奥斯卡可以在嘉宾名单和颁奖提词上输入大量的暗示。今年的颁奖过程中，颁奖嘉宾不断借助脚本作者的台词来提醒观众，“我们这次的入围者中有多少名女性”。那似乎就变相为结果加入了隐形的注解，把“女性元素”从众多层面中照得更亮。

但经由赛前统计，本届具有投票资格的女性会员虽然提高，目前也仅占总人数28%，白人男性仍旧是主体。这样的呼吁更像是奥斯卡的撒娇：“能做的我都做了。”两位颁发最佳短片的黑人女星大胆转达学院的自嘲：“别担心，等下会有大批白人男星出现的，黑人没那么多。”

牌面上的得体加上传媒与公关配合，奥斯卡才有“万事具备”般的影响力。这个游戏必须有人来猜测，来解读。它并非学院施以强大的主动性，只是若不是各种各样的归类，标签和讨论，奥斯卡的政治便无效了，政治本身恐怕也“失语”了。你讨论这部电影为何胜出，那部电影为何失败，所有的 hashtags 才展示出它们的力量。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也才越做越大，因为成千上万的评审不可能具有完全重合的价值观，他们的意志很难单纯以“反同”、“反对性别平等”来分门别类。

从评论视野来看，New York Times 此前那篇批判《广告牌杀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的文章——以及它的同类——对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的结果没有影响吗？未必。这些批判的确点明了《广告牌》之中“政治不正确”之处，它的内容可能引起黑人群体的不快。

“不和谐”你就输了？

那一种“不快”与“不和谐”远远比简单为得奖者贴标签更能分析评审主体的选择。这恐怕也是《Get Out》在原创剧本胜出的助力之一。这个全场最势均力敌的类别，颁发给谁都可以，《广告牌》在批判声中退场，除非在它咄咄逼人的剧作和人物侧写，强硬的杂音中找原因，似乎再无别的路径。

同样在内容上具有侵犯式书写的《I, Tonya》，它在整个颁奖季创作类别完全被静音。尽管具备女性主体和自我意识的视角看起来符合去年#metoo 的社会运动走向，这部电影带有更多凌厉的刺，攻击上流社会的虚伪，坦承“美国梦”的空洞。配合戏中 forth wall 的倒塌，它制造出强烈不适感。这种不适感在否定一些很基础的美式价值观，但凡作品有这样的取向，都很难获得学院青睐。同属此类的还有法国电影《120 BPM》，它同样有出色的多元议题，甚至比很多入围作精彩，但整部戏呈现的方法直接，强烈而又残忍，也没能入围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反观其他入围的外语片，不是没有批判，但那种批判是主流的，是无伤害性，也不太具有思辨的。它们指责或者思考了显而易见的恶，歌颂已经被广泛认同的美，怀着多一分则滥的慈悲。

那些不入围的作品和作者，往往被掩盖在颁奖典礼的声音底下。也难怪几年前黑人主题及主创被忽略会引发震怒，无视才是最大的伤害，夺奖失败不是。入围的名单具备大量的潜台词，在信息海洋中，那些消失的作品无法浮出水面。它才绝对体现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流，而不是由入围的女性或少数去证明。

简化的标签延缓了行业进步

提升到28%的女性评审，从11%升到13%的少数族群，若不能知道具体投票数据，无法分析这样的人数改变到底对结果有何影响。它与颁奖的提词一样，形成一种姿态上的示好。“奥斯卡偏向有议题的作品”，这是一种可以营造的面目，这种叙述也将电影所能包含的讯息极度简化了。对不具有真正平等意识的电影人和评审来说，无论最后谁胜出，那在讨论中越来越扁平的信息和主题延续着他们的权力。它带来的观感让观众认为，你已经因为“议题”赢了，“赢”在他们眼中替换了艺文类平权运动的诉求。

最终提名被无视的 James Franco，拍摄中被换走的 Kevin Spacey，票房与口碑皆输的《Wonder Wheel》实在表达了一些态度。但在学院刻意宣扬的态度面前，抵制代表荷里活不认同那些不义的行为，还是在避免舆论的苛责？

“扁平”的信息指引着很多人最终走向那样一个疑问：“奥斯卡是否太政治化了？”当学院确立这样的投票机制，当电影可以承载创作者的观点与意识，奥斯卡便早已在政治化的路上一去不回。价值导向是人的固有观念，它无法去除，但可能被牵引。对政治正确的质疑无法削减它的政治影响，只会减缓变革的发生。这种质疑最终可能变成一种肤浅的平权，比如在剧本前期输入可有可无的多种角色，比如借壳而生的粗浅讨论，还有生硬直白的口号书写，这些事如今其实也正在发生。

在这场解读的游戏中，姿态被误作“改变”。呼吁改变绝不是错，误信姿态才是。奥斯卡当然是一种姿态，一种电影以外的姿态。它是自证清白也好，是深明大义也好，倒不如说那是谨小慎微。它还在呵护着学院的主体，盲人摸象般继续行走。

而那些看似静止又美好的电影怎么办呢？我们该相信作品的力量，期望它们好像明星一样，突然闯入隔壁的影厅和观众面对面交流？或者建立另一种纯粹情感的简单解读，建立另一种“政治”，另一种电影之外的语言，将它们也推上某一个颁奖台？至少从社交平台搭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再也无法回归到那种单纯的语言，无法施以统一的标准，不论是作者，还是观众，也都无法辨别我们应该庆幸，还是悲哀。

第90届奥斯卡得奖名单：
最佳影片
《The Shape of Water》（《忘形水》、另译《水底情深》）
最佳导演
《The Shape of Water》- Guillermo Del Toro
最佳男主角
Gary Oldman – 《Darkest Hour》（《最黑暗的时刻》，另译《黑暗对峙》）
最佳女主角
Frances McDormand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广告牌杀人事件）
最佳男配角
Sam Rockwell – 《广告牌杀人事件》
最佳女配角
Allison Janney – 《I, Tonya》（《我，花样女王》，另译《冰之骄女》）
最佳原创剧本
《Get Out》（《访·吓》）- Jordan Peele
最佳改编剧本
Call Me By Your Name – James Ivory
最佳服装设计
《Phantom Thread》（《霓裳魅影》）- Mark Bridges
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
《The Darkest Hour》- 辻一弘（Kazuhiro Tsuji）、David Malinowski 、Lucy Sibbick
最佳纪录长片
《Icarus》
最佳音效剪辑
《Dunkirk》（《邓寇克大行动》） – Richard King、Alex Gibson
最佳混音
《Dunkirk》- Mark Weingarten、Gregg Landaker、Gary A Rizzo
最佳外语片
《A Fantastic Woman》 （智利）
最佳动画短片
《Dear Basketball》
最佳动画长片
《Coco》（《玩转极乐园》，另译《可可夜总会》、《寻梦环游记》）
最佳艺术指导
《The Shape of Water》- 艺术指导：Paul Denham Austerberry、布景道具：Shane Vieau、Jeff Melvin
最佳视觉效果
《Blade Runner 2049》（《银翼杀手2049》）- John Nelson、Gerd Nefzer、Paul Lambert、Richard R Hoover
最佳电影剪辑
《Dunkirk》- Lee Smith
最佳实景短片
《The Silent Child》
最佳纪录短片
《Heaven Is a Traffic Jam on the 405》（《天堂大塞车》）
最佳摄影
《银翼杀手2049》 – Roger Deakins
最佳原创音乐
《The Shape of Water》 – Alexandre Desplat
最佳原创歌曲
《Remember Me》 – 《Coco》Kristen Anderson-Lopez、Robert Lop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