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從議題角度談論奧斯卡，重點就不是電影了。重點從來就不是電影。

奧斯卡本身的意識形態呈現，並非只在結果。它本身形象來源於一個多面的，龐大的包裝。我們往往希望從得獎結果去談論奧斯卡代表什麼思潮，什麼風向，什麼價值取態。經過無數報導，影迷們也都開始了解公關和宣傳是作品能否得獎的重要手段。其實怎麼來頒發這些獎，也是奧斯卡的公關，而且是更大的公關。這種巨大的公關面前，各家電影公司的宣傳手法只能淪為前戲或輔助，像河流匯入大海，因為唯有這個舞台才帶有勝利光環。

得獎原因並非如此「扁平」？

選拔就是選舉。選舉只有討好最多人的候選者可以勝利，但它的討好之處並非源於某一個價值面。這也是一直以來，我們嘗試用「xx主義」或「xx思潮」來歸納某一屆奧斯卡之時，一切便走向「扁平」。

提及性侵就一定是涉及#metoo 嗎？涉及黑人種族平等的題材就只有一個面向嗎？比如，不少人會以驚悚片的劇情起伏來評判《Get Out》的好壞，從誇張的幻想描寫歧視去談論它的新穎，卻很少從其中的黑色幽默和自嘲角度去公允探討劇本的特色。它的勝出僅僅是為了多元化的平衡嗎？其中顯然有更豐富也更細節的因素。可是往往傳媒和觀眾容易在某些暗示下，用單一的原因去評價賽果。

是以，「如何頒獎」相比「誰能得獎」才可控，也更值得操作。奧斯卡可以在嘉賓名單和頒獎提詞上輸入大量的暗示。今年的頒獎過程中，頒獎嘉賓不斷借助腳本作者的台詞來提醒觀眾，「我們這次的入圍者中有多少名女性」。那似乎就變相為結果加入了隱形的註解，把「女性元素」從眾多層面中照得更亮。

但經由賽前統計，本屆具有投票資格的女性會員雖然提高，目前也僅佔總人數28%，白人男性仍舊是主體。這樣的呼籲更像是奧斯卡的撒嬌：「能做的我都做了。」兩位頒發最佳短片的黑人女星大膽轉達學院的自嘲：「別擔心，等下會有大批白人男星出現的，黑人沒那麼多。」

牌面上的得體加上傳媒與公關配合，奧斯卡才有「萬事俱備」般的影響力。這個遊戲必須有人來猜測，來解讀。它並非學院施以強大的主動性，只是若不是各種各樣的歸類，標籤和討論，奧斯卡的政治便無效了，政治本身恐怕也「失語」了。你討論這部電影為何勝出，那部電影為何失敗，所有的 hashtags 才展示出它們的力量。奧斯卡的頒獎典禮也才越做越大，因為成千上萬的評審不可能具有完全重合的價值觀，他們的意志很難單純以「反同」、「反對性別平等」來分門別類。

從評論視野來看，New York Times 此前那篇批判《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的文章——以及它的同類——對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劇本的結果沒有影響嗎？未必。這些批判的確點明了《廣告牌》之中「政治不正確」之處，它的內容可能引起黑人群體的不快。

「不和諧」你就輸了？

那一種「不快」與「不和諧」遠遠比簡單為得獎者貼標籤更能分析評審主體的選擇。這恐怕也是《Get Out》在原創劇本勝出的助力之一。這個全場最勢均力敵的類別，頒發給誰都可以，《廣告牌》在批判聲中退場，除非在它咄咄逼人的劇作和人物側寫，強硬的雜音中找原因，似乎再無別的路徑。

同樣在內容上具有侵犯式書寫的《I, Tonya》，它在整個頒獎季創作類別完全被靜音。儘管具備女性主體和自我意識的視角看起來符合去年#metoo 的社會運動走向，這部電影帶有更多凌厲的刺，攻擊上流社會的虛偽，坦承「美國夢」的空洞。配合戲中 forth wall 的倒塌，它製造出強烈不適感。這種不適感在否定一些很基礎的美式價值觀，但凡作品有這樣的取向，都很難獲得學院青睞。同屬此類的還有法國電影《120 BPM》，它同樣有出色的多元議題，甚至比很多入圍作精彩，但整部戲呈現的方法直接，強烈而又殘忍，也沒能入圍最佳外語片的角逐。反觀其他入圍的外語片，不是沒有批判，但那種批判是主流的，是無傷害性，也不太具有思辨的。它們指責或者思考了顯而易見的惡，歌頌已經被廣泛認同的美，懷著多一分則濫的慈悲。

那些不入圍的作品和作者，往往被掩蓋在頒獎典禮的聲音底下。也難怪幾年前黑人主題及主創被忽略會引發震怒，無視才是最大的傷害，奪奬失敗不是。入圍的名單具備大量的潛台詞，在信息海洋中，那些消失的作品無法浮出水面。它才絕對體現整個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流，而不是由入圍的女性或少數去證明。

簡化的標籤延緩了行業進步

提升到28%的女性評審，從11%升到13%的少數族群，若不能知道具體投票數據，無法分析這樣的人數改變到底對結果有何影響。它與頒獎的提詞一樣，形成一種姿態上的示好。「奧斯卡偏向有議題的作品」，這是一種可以營造的面目，這種敘述也將電影所能包含的訊息極度簡化了。對不具有真正平等意識的電影人和評審來說，無論最後誰勝出，那在討論中越來越扁平的信息和主題延續著他們的權力。它帶來的觀感讓觀眾認為，你已經因為「議題」贏了，「贏」在他們眼中替換了藝文類平權運動的訴求。

最終提名被無視的 James Franco，拍攝中被換走的 Kevin Spacey，票房與口碑皆輸的《Wonder Wheel》實在表達了一些態度。但在學院刻意宣揚的態度面前，抵制代表荷里活不認同那些不義的行為，還是在避免輿論的苛責？

「扁平」的信息指引著很多人最終走向那樣一個疑問：「奧斯卡是否太政治化了？」當學院確立這樣的投票機制，當電影可以承載創作者的觀點與意識，奧斯卡便早已在政治化的路上一去不回。價值導向是人的固有觀念，它無法去除，但可能被牽引。對政治正確的質疑無法削減它的政治影響，只會減緩變革的發生。這種質疑最終可能變成一種膚淺的平權，比如在劇本前期輸入可有可無的多種角色，比如借殼而生的粗淺討論，還有生硬直白的口號書寫，這些事如今其實也正在發生。

在這場解讀的遊戲中，姿態被誤作「改變」。呼籲改變絕不是錯，誤信姿態才是。奧斯卡當然是一種姿態，一種電影以外的姿態。它是自證清白也好，是深明大義也好，倒不如說那是謹小慎微。它還在呵護著學院的主體，盲人摸象般繼續行走。

而那些看似靜止又美好的電影怎麼辦呢？我們該相信作品的力量，期望它們好像明星一樣，突然闖入隔壁的影廳和觀眾面對面交流？或者建立另一種純粹情感的簡單解讀，建立另一種「政治」，另一種電影之外的語言，將它們也推上某一個頒獎台？至少從社交平台搭建的那一天起，它們便再也無法回歸到那種單純的語言，無法施以統一的標準，不論是作者，還是觀眾，也都無法辨別我們應該慶幸，還是悲哀。

第90屆奧斯卡得獎名單：
最佳影片
《The Shape of Water》（《忘形水》、另譯《水底情深》）
最佳導演
《The Shape of Water》- Guillermo Del Toro
最佳男主角
Gary Oldman – 《Darkest Hour》（《最黑暗的時刻》，另譯《黑暗對峙》）
最佳女主角
Frances McDormand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廣告牌殺人事件）
最佳男配角
Sam Rockwell – 《廣告牌殺人事件》
最佳女配角
Allison Janney – 《I, Tonya》（《我，花樣女王》，另譯《冰之驕女》）
最佳原創劇本
《Get Out》（《訪·嚇》）- Jordan Peele
最佳改編劇本
Call Me By Your Name – James Ivory
最佳服裝設計
《Phantom Thread》（《霓裳魅影》）- Mark Bridges
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
《The Darkest Hour》- 辻一弘（Kazuhiro Tsuji）、David Malinowski 、Lucy Sibbick
最佳紀錄長片
《Icarus》
最佳音效剪輯
《Dunkirk》（《鄧寇克大行動》） – Richard King、Alex Gibson
最佳混音
《Dunkirk》- Mark Weingarten、Gregg Landaker、Gary A Rizzo
最佳外語片
《A Fantastic Woman》 （智利）
最佳動畫短片
《Dear Basketball》
最佳動畫長片
《Coco》（《玩轉極樂園》，另譯《可可夜總會》、《尋夢環遊記》）
最佳藝術指導
《The Shape of Water》- 藝術指導：Paul Denham Austerberry、布景道具：Shane Vieau、Jeff Melvin
最佳視覺效果
《Blade Runner 2049》（《銀翼殺手2049》）- John Nelson、Gerd Nefzer、Paul Lambert、Richard R Hoover
最佳電影剪輯
《Dunkirk》- Lee Smith
最佳實景短片
《The Silent Child》
最佳紀錄短片
《Heaven Is a Traffic Jam on the 405》（《天堂大塞車》）
最佳攝影
《銀翼殺手2049》 – Roger Deakins
最佳原創音樂
《The Shape of Water》 – Alexandre Desplat
最佳原創歌曲
《Remember Me》 – 《Coco》Kristen Anderson-Lopez、Robert Lop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