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走着走着就会有学生死掉的路（下）：谁能接住掉落的他们？

打开一个中学礼堂，老师，学生，治疗师，坐着，躺着，站着，沉默，听歌，谈心，有人哭，有人笑……最后，数百只写了各人心事的纸飞机，一齐被飞出去，长舒一口气。

这是2016年初夏，进步教师同盟在屯门官立中学试验的全港第一场“师生休整日”。同盟成员陈智聪那天也在现场，他对现场气氛印象深刻，但也记得：“政府觉得这样不理想，说我们把他们深层次的东西挑出来了，是去‘搞’学生。”他说：“问题是，不挑出来，还是在里面，挑出来了反而有人能看到，我们应该有配套去支援和跟进。但这样的活动，政府给不够资源。”

2017年10月23日，教育局长杨润雄在悼念74名自杀学生的赤足游行之后，与民间关注团体会面。会后，教育局承诺将成立跨部门小组，检视学生自杀的问题，对其余要求——检讨现行教育制度，落实小学一校一社工，在校历中预留日子作为“休整日”，直接向全港学校每间拨款20万举办精神健康活动等——则未有承诺。

政府有自己资源配置的想法。驻小学社工黎柏然的观察如此：“我们说要加人手，去听学生的心声，不批（拨款）。我们说要多些项目讲情绪，不批。批的就是‘生涯规划’、‘对抗逆境’，全部都是‘正能量’。不可以不开心，讲不开心的事就没有资源。”

生涯规划：怎样可以逃离“被规划”？

“生涯规划”和“抗逆力”，这在香港教育的官方话语中，是帮助青少年寻找出路，而非在生命中迷途乃至夭亡的合理法宝——给你方向、给你力量，但在不少家长、老师、社工乃至学生心中，这不仅不对症，甚至可能是一根刺。

中五学生猪仔记得，他的生涯规划是中三那年做的。“他讲的东西，我从小就有听啊，比如制定时间表，自己温习，读大学想读什么科目，读不到大学你会怎样之类。中四那年就讲读大学。中五就没有什么时间做生涯规划了。”

“你叫我形容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在讲‘出路’——如果你 A 做不到，就做 B，B 做不到，就做 C。学校不会问我们的梦想。虽然他不问我也没所谓，但我也希望听到一些建议和认同，”猪仔说。

社工黎柏然批评这种“规划”实际上是学生“被规划”，而且理念相当落后：“政府未推生涯规划之前，社福界推的生涯规划是职业导向的，特点就是学生的测试结果与香港的大学和职业挂钩，给学生一个路线图，你是什么性格，适合读什么科目，哪所大学有这个科目。这个其实不是规划，其实是一个路轨，告诉一个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跟着做就行了。现在社福界推的生涯规划很讲多元，首先是你想做什么，然后才去想实践。但这样的项目是拿不到钱的，因为政府不想要。”

政府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涯规划呢？

“青年人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青年人发展自己，”黎柏然答。

而这通过公共资源的调拨，即可便利调控。从2001年开始，港府对社福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项目推行“整笔拨款津助制度”，俗称“一笔过拨款”，根据加入制度的机构提交的服务项目和预算计划，根据中选项目决定一次过拨发资助款项。在“一笔过拨款”制度下，社会福利机构被驱动每年都要提出服务计划提案，争取政府的认可和拨款。

曾经在中小学做过驻校社工，目前供职于一家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社工龚伟森认为，目前香港中学生所做的生涯规划，“其实是在复制储蓄的方式，用一个理财的概念去做人生的规划”。

“我们的教育制度很少问学生想成为怎样的人，而经常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学生用了很多时间来做很多事，训练、补习、课外活动，少的只有一样，就是让他们做自己。他们这个年纪需要什么？是空闲时间去发梦，去静下来反观自己的人生。我们静不下来，就想不到这么人生的问题。就算现在反省不到，其实不要紧，可以慢慢想。如果人生有新的看法和经历，未必想做之前想做的事。但我们没有这个时间给学生。好像他们在中四中五想不到就糟糕了，规划不了了。但我看到的学生，他们想不到生涯规划，也不会过不下去啊。”

当生涯规划成为常规学习的一部分，无关考试成绩，亦无关真正的人生反思，不少学生会草就一份答案，交完了事。

“怎样让学生不是 hea 答生涯规划？”龚伟森说，“要让他们感受到，学校和社会很重视他们，作为一个人，将来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应该是主人翁，他们不是在满足教育制度，而是教育制度应该在满足他们的想法。”

生命教育：只谈如何减压，却怕直面生死？

较之于生涯规划的按部就班，学生们亟需的是面对高低起跌的生命教育，这是人生的必修，却未是课程的必修。

龚伟森说，实际上生命教育并非完全缺席，有些学校也尝试邀请外部机构进入校园跟学生讲什么是生命，也有小学安排每周一节“成长课”，由班主任、辅导老师或者社工安排课程，“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深入一点谈论生死？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我们如何准备人生，如何准备失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莫说深入谈论生死，即便是谈论死，都仍是禁忌。

社工黎柏然有次在他工作的小学负责做防止自杀的讲座，“校长提醒我，学生还小，不要提自杀、提死”。但黎柏然知道，现在的小学生对死亡完全不陌生。

“这一代孩子觉得死是很容易的。我们整个社会文化建立了这样一个印象，比如他们打的游戏，看的漫画，以前要死一个角色很难，现在可能第一集已经要死200个人，那个暴力和杀人的概念，大了很多。或者他们会将人生幻想成一个游戏，死了就不用玩了。”同时，“他们很知道现在社会上很多学生自杀，在网络上其实他们接触得很多，但教育太少，对死亡真正认识的东西太少了。”

猪仔说，他的中学也不会说“生死教育”，代之以“面对坏情绪怎么办”、“有压力怎么办”“如何减压”之类。

“学校不会直接讲自杀的问题，生死好像是禁语。那些课教的东西都很老套，教你找朋辈，找父母。很多时候是用开大会的形式做，在礼堂，找个讲者，讲到坐后面的学生都睡着了，最后也没有人问问题，这么大范围的场合，没有人敢讲自己的情绪。”

“防止青年被杀协会”的创办人之一、90后青年Kelvin说，生命教育的长期缺乏，让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面对逆境、处理情绪问题。“我有个30多岁的朋友，他的朋友写了遗书，他知道了，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到网上求助，有些人说‘要他本人自己考虑’、‘你帮不了他’，有些人叫他报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情绪，很多时候是‘外判’给其他人去处理。”

赢在起跑线的文化中，灌输抗逆力，有用吗？

而在“外判”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二次、三次的伤害。

社工龚伟森指，香港的家庭和社会都鼓励表达情感，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情绪要收起来，或者就算说出来，身边的人也不理解，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可能跟朋友说我不开心，家人和朋友通常会说，你乐观一些啦，会有出路的，或者是，你不要这么看不开，你看开一点就好了。很容易跳到去要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不开心，又出于好心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应。因为从小，社会就让我们觉得有事要快点处理掉。”

能够抵御挫败、尽快处理掉负面情绪的能力，在教育体系中，被称为“抗逆力”，这也是校园生命教育中高频出现的重点。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症袭击香港，成为这个小岛二战之后最有“命悬一线”之感的一年，从经济到社会，都受到重创。那一年，也是回归以来全年自杀个案数字的顶峰，达到1264宗。而在2012年，24岁以下青少年自杀个案达到全年120宗的峰值。

从2004/05学年开始，“成长的天空：小学生成长辅导计划”进入小学教程，中学版本则名为“共创成长路”（PATHS），从2005/06学年开始全面推行。2016年学生自杀潮出现后，在2016/17学年，教育局将卫生署在2016年1月推行的3年全港性心理健康推广计划“好心情”带入学校，命名为“好心情@学校”。这些计划的目标中都有一个关键词：“正面成长”。

“全部都是讲逆境中怎样顶住，”黎柏然这样总结，“你不觉得狮子山精神已经变了吗？以前核心思想是努力，努力就有一片天，现在香港精神是‘挨住’，不会叫人想怎样有出路，只是叫你顶住，跟着现有的路走就行了。那些自杀的人，政府不会特别去关心，因为那些是‘顶不住的人’，要给很多资源才能解决，那不如只关心那18%能考上大学的人，只要让少数人快点上升，接了香港的权力，就 OK 了，这种精英主义根本从殖民地政府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尽管政府着意培养学生的抗逆力，但进步教师同盟的陈智聪认为，香港学生的抗逆力，在“赢在起跑线”的大文化下，从幼稚园就开始被削弱，随着升学，学生挫折感不断增加，抗逆力的生长则无法赶上。

“幼稚园已经有家长很想提早入学，但孩子如果很小，就算只相差几个月，在幼稚园的表现已经可以截然不同。比如因为无法不用尿片，尿了一次让同学笑，又或者老师训练不足或工作太多，没有意识到自己讲的话影响了小孩，抗逆力就会一点点流失。”

而希望增加抗逆力的课程和活动，又空虚乏力。“每间学校都去做历奇，跳海、爬山、爬石涧，受点伤，鼓励一下，诸如此类。最初会有些新鲜感，但中学一直这样，到了大学迎新也是这样，有思想的年轻人会觉得很没意思。”

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张文青认为，抗逆力是不可以灌输的，因为这种价值观真正的根基在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面对问题时的自信心。“给他一个开心的童年，让他有自我价值的肯定，觉得自己不是差的，他才有信心去面对困难，而不是故意给他困难去面对，他们每天都在面对挑战啊，不用再加了。”

“抗逆力最大的问题是逆境，”社工龚伟森说，“现在搞抗逆力，不外是让学生乐观一点，让他们有能力感，让他们觉得社会有希望，但一方面他们要被教有希望，一方面他们要面对一个不怎么有希望的情景，抗逆力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压力，因为很荒谬。”

“源头杀人，下游救人，永远救不完”

学习、竞争、前途、情绪、逆境……一个生命在这个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中要安然健康地成长，需要迈过很多关卡，政府提出，老师、社工、家长应该成为“守门人”，筑铸防止高空飞坠的最后警戒线。

所有被期待的守门人都知道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诰命，也都叹息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很难，太多事要做了，”教小学的黄老师说，“我们简直疲于奔命。”

每天早上，7点40分，黄老师要回到学校，有时要负责当值。去年，她每周要上33、34堂科，今年稍微好一些，每天平均有3个空堂的时间。下午3、4点放学之后，她要留校改作业，帮学生作辅导，至少5、6点才能放学。三、六年级的学生全学年要补课，五年级的学生下学期要补课。一个小朋友，一个学年，三个科目，要补18次，一次是每周两三堂课，但这些都不会在册面上被记入老师的教担。如果做班主任，还有更多行政工作要负责，比如做成绩表，记出席率之类。周六日，作为文科老师，黄老师还要拨出至少一个上午来改学生的作文，如果是中文作文，时间则要更长。

两年前才离开中学老师职位的陈智聪说，从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以来，老师的工作量就不断被增加，除了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做老师工作成效的评核之外，教育局还会向老师“追数”——老师的学习时数。比如IT 水平要去到什么层次，每个学年要参加多少个小时的进修课程。

而且在类似对社福界的拨款机制下，每一次政府向学校拨出新的款项，负责项目的老师就要向政府交代，拼命做报告，写计划书，尽管那跟教学本身可能没多大关系，但若是不做，没有资源学校也很难办。

短期而非经常性的政府拨款，让学校增开的教席往往是合同式而非稳定的长期教席。“每年一到3、4月，一些老师就忐忑，到了5、6月，如果学校没有通知，他们知道可能不会续约了。那几个月，课堂上他们和学生的关系也很微妙。很多人性的东西会出来。就算受过教育专业训练，有情绪、找工作不顺利，也可能说出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

这些“合同工老师”，经常是比较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的年轻老师，但在重视年资和学科的编制机制下，他们却在裁撤名单上排得比较前。陈智聪说：“甚至学生会跟他们讲笑说，阿 sir，我看你肯定会比我早‘毕业’。这样校园对学生的拉力会少了，老师在校园中的警觉性也会低了。”

用社工龚伟森的话来说，老师们被整个环境“按了一个键”而保持着比较低的警觉性，当觉得学生有需要的时候，首先会交给社工，但社工不会比老师更有时间。

“一间中学的社工，随随便便都有八九十个 hardcore case，是要比较密集地去跟进的。一个礼拜只有五个工作天，五天跟进八九十个很严重的个案，一天十六个，一个只有半个小时，怎么守门？就算社工知道，也不能深入处理。”

即便社工有空，他们也很可能不会成为学生的倾诉对象。

“有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去找社工。老师也太忙了，”猪仔说，“不会去敲社工的房门，因为很介意别人会怎么看。而且平时也没有找他，不会突然之间向他倾诉一切。而且很多驻校社工，听你说有抑郁，就一定会跟学校讲，那么老师就会特别照顾你，其他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病，或者你跟老师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好像全校都知道你有问题。听了太多这样的传闻和例子，所以不会再想跟驻校社工说什么。”

和中学不同，在小学，“一校一社工”还不是一个固定的机制，目前在运行的是从2002年开始的“小学全方位辅导计划”。

在这个计划下，学校可以获得政府拨款聘请一个辅导人员。学校可以选择直接请社工，或者请机构，由机构派社工入校。机构要参加这个计划，就要参加投标。政府采购的价低者得原则，学校在辅导服务的采购上也一般遵循。另外，教育局规定，中标的机构要三年一换，这个原则虽然满足了对公帑的监管需求，但对于社工来讲，却难以与学生建立关系和取得信任。

同一屋簷下的父母也未必能够“守”住孩子。

社工黎柏然说：“你去读书，一日十几个钟头，阿妈就洗碗，又是一日十几个钟头，回到家就是放下钱，或者煮好饭，然后你就去吃……这些家庭比比皆是，公共屋邨都是这样。那些小孩子，有什么家庭温暖？”

中产也有难念的经。“有时家长自己上班时间都很长，下班回来就是看孩子的功课，那已经去到很晚了，也没有时间真的和孩子坐下来聊天，给他们舒缓压力，”李静仪说。

作为一名全职妈妈，李静仪很注意和丈夫协调时间陪伴儿子 Leo，但随着 Leo 上中学，李静仪明白，这种亲密也不是永久有效的。“孩子一般到中二中三已经不会跟家长讲。又或者他从小学开始就有压力，直到某个点才显露出来。有时家长没有时间看这么细微的东西。”

在职妈妈张文青认同李静仪所说的，家长一定有做守门人的责任，“但你看到一些个案，学生有情绪病，或者抑郁，家长真的是欲救无从的。难道他们辞职不工作？你一定要维持生活，只能将工余时间尽量给小孩。家长也不是专业人士，有些问题可能真的需要专业人士才会解决。但比如排精神科，几个月才能见一次医生，如果孩子不愿意吃药那怎么办？”

陈智聪说，作为老师，他想做的不是“守门人”，不是一个发现学生有问题，就按下警钟，将他送去辅导或者医疗机构的人，而是想做“同行者”，而且一起同行的，还应该有教育、医疗到家庭支援的各方面制度。

“能不能有家庭友善政策？能不能让家长有假期，接受家长教育，甚至参加毕业礼？学校其实是在补位给社会拆弹，但教师自己都爆煲，学生怎会没事？政府为什么不超前去做一点事？源头杀人，下游救人，永远救不完。”

有心人自救：不要只是将他们外判给陌生人

“要自救，”陈智聪说。

陈智聪所属的进步教师同盟在2014年成立，被视为教育界中属于民主派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中的改革派。目前，同盟参与的“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 要求将现时由教育局和卫生署合办的“好心情@学校”计划转为每年向每间学校提供20万元的直接拨款，以帮助学校推行减压措施，全面推动学校每年两次“休整日”，及推行小学社工常规化。

2016年3月，从2015年9月学年开始的学生自杀潮达到“9日7宗”的高峰，包括进步教师同盟、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社工复兴运动等团体，联同教师、社工﹑心理学家等组成“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防杀联”主力做政策层面的倡议，比如研究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的报告，找民间人士提出意见，建议“一校一社工”和休整日等。

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于2010年，因应2009年落实“三三四”高中新学制引起的问题成立，着力于处理贫困与学习、发展权利的问题。社工龚伟森就是成员之一。

社工复兴运动是2013年成立的一个泛民主派政党，目前的召集人是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社工复兴运动以恢复社工在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参与为己任。黎柏然和刘家栋都是社工复兴运动和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的成员。

2017年6月，黎柏然再联同20多名社工复兴运动的成员，创办了“正视青年自杀社工阵线”，希望改变文化和论述。“我们反对太正面地教育年轻人。反对评估。反对将所有问题病理化。我们的行业文化也要改变，要关心人，不要只是评估，不开心就送去上堂。”

带女儿 Natalie 和儿子 Leo 参加赤足游行的两位妈妈张文青和李静仪，则是“家长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的前身是2012年成立的、成功争取在2017年小三 TSA 被更简单的 BCA 代替的家长关注组。

张文青在2017年1月加入关注组，之后因为关注女儿在小学的功课量，自己成立了“TKO 95 Group”的 Facebook 群组，主力监察西贡区（第95校网）的小学生学业压力问题。

2018年和之后，是继续年年小三考 BCA，还是彻底摆脱这个全港性测评，家长和老师都在等待答案。

张文青对于彻底停考不太乐观，不过她不认为家长联盟是一无所成。“我们不是说不要考试，DSE 如果真的不能动，至少不要搞年纪小的孩子。我们觉得对 TSA 的检讨是不够的。但你要不停踢政府十脚它才会做一丁点事，这好像成了一个定律。”

李静仪认为，政府的教育事务委员会应该多容纳前线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声音，而不是只依靠学者去做数据。“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玩网络社交媒体，研究者有没有设身处地地接触学生呢？‘不愿小朋友成为功课奴隶’ 的 Facebook群组，他们又是否看得到？”

一些年轻人，他们并非老师、社工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在2017年3月成立了“防止青年被杀协会”。

创办人 Kelvin 说，年轻人往往是在社会、家庭、朋辈、学业等压力下，别无选择而寻死，因此不是“自杀”，而是“被杀”，而他们相信，只有年轻人才能帮助年轻人，传统组织的工作者很多都是“大人”，未必可以做到同样的程度。

成立半年，协会处理了大约20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基本上找我们的，都是想死的，”Kelvin 说，“我们不会否定年轻人。我明白不应该叫他们去死，但我们要理解他们为什么想死。不会一下子就跟他们说去看医生，或者将他们转介给社工。我们会先问他们需不需要多一些支援，有需要再转介。我们会说‘我之前也试过这样想’，但我们不会接着讲‘但我没有去死’，而是‘我知道这样是很辛苦的’。”

目前有66个义工成员的协会常被外界质疑缺乏专业资格，不过 Kelvin 认为，“关心不是专业。不要当你的学生，你的子女有事的时候，就将他们转给社工或医生。很多时候，身边人的关心更重要，不要将他们外判给陌生人。”

留着长发、说话急促的Kelvin 自嘲连他妈妈都会叫他“废青”，不过他愿意在协会成立初期每天花20个小时去处理个案：“一个社会未来如何，要看这个年代的青年人如何，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断去死，证明我们的社会不断步向死亡。我不希望我们的未来没有年轻人，只有年轻人才能改变社会。”

（聚焦香港学童困境的深度报导《那条走着走着就会有学生死掉的路》分上下两篇，上篇昨日已发布，点击此处可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