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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條走着走着就會有學生死掉的路(上):誰將壓力逐步升級?

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引發社會關注,其中,15歲以下學童自殺率更是一路走高。是什麼致孩子於死地?Hunger Game 般的港式升學體系,究竟怎樣將學校、家長、學生都變成輸家?官員還能說,教育制度與之無關嗎?


2017年10月22日,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舉行赤腳遊行至特首辦,以74對鞋子象徵由2015年8月至今輕生的「孩子」,要求政府正視學生自殺問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10月22日,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家長聯盟舉行赤腳遊行至特首辦,以74對鞋子象徵由2015年8月至今輕生的「孩子」,要求政府正視學生自殺問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5年8月2日,女孩,17歲,自荷里活道一座大廈7樓墜下身亡;2016年3月12日,女孩,11歲,自沙田一幢大廈29樓墜下身亡;2017年10月12日,男孩,17歲,自油塘一商場高處墜下身亡……一條寫滿這些白色日期的黑布,由一群赤足的人——學生、家長、老師、社工、議員——牽著,在香港晚秋淺金陽光和蔚藍長空下,緩緩向特首林鄭月娥的辦公室行去。

赤足遊行的人在保衛辦公室的鐵欄杆前整整齊齊地放下了74雙大小不一、色彩斑斕的鞋子,代表「消失的鞋子」——鞋子,孩子,在粵語中是諧音。從2015年8月2日,到2017年10月12日,共有74名學生自殺,其中12歲或以下有6人,13到18歲38人。

那是10月22日,一個星期日的上午,當日林鄭月娥沒有任何公開活動安排。作為新特首,她甫上任就拋出50億「教育新資源」,遊行者希望她接下他們的請願信,從制度上做點什麼。但整整一天,沒有人出來接信。站在鐵欄前的小四女生 Natalie 和中一男生 Leo 便將那大大的褐色信封,隨著一躍扔進內院,欄後的保安員急急伸手也擋不及。

「那塊黑色布讓我覺得,原來已經死了這麼多人。那條布很長。我以為是很短的。我不希望再一直這樣下去。但是我們交信的時候,沒有人出來接信,我覺得不是很開心。如果教育局不叫學校給壓力老師和學生的話,就不會死這麼多人。」12歲的 Leo 說。

2017年10月22日,防殺聯及家長聯盟,聯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葉建源、梁耀忠等一行數十人由立法會示威區赤腳遊行至特首辦。

2017年10月22日,防殺聯及家長聯盟,聯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葉建源、梁耀忠等一行數十人由立法會示威區赤腳遊行至特首辦。攝:林振東/端傳媒

學生自殺,教育制度該負責嗎?

政府大概不會認同 Leo 的講法。

赤足遊行第二天,10月23日星期一,教育局長楊潤雄會見關注學生自殺問題的社會團體。

「我們去見(教育局長)楊潤雄,他最想哄我們去跟外界講,教育制度不是導致學生自殺的唯一原因,這說法就跟『阿媽是女人』一樣,大家都知,但教育制度是一個很主要的部分,是一個不可以不去改變的部分,因為它是每個年輕人一定要經歷的,如果安全網做得好,不至於自殺人數一直維持在這樣的高水平,」進步教師同盟成員陳智聰說。

香港大學防治自殺研究中心在今年9月8日公佈的最新追蹤數字顯示,2016年,香港估計每10萬人中有8.9人自殺,當年發生的24歲或以下青少年自殺個案有69宗,無論是15到24歲青少年自殺率,還是15歲以下少年自殺率,都較2015年上升。

赤足遊行之後,香港再有6名學生自殺,其中2名未成年。對於這個迅速步向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城市來講,每一個數字,都刺目扎心。

陳智聰所指,楊潤雄在會面上堅持的「教育制度不是導致學生自殺的唯一原因」,來自2016年11月「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向港府提交的最終報告。

這個委員會因應2015/16學年學生自殺潮成立,由香港最具權威的自殺問題學者葉兆輝領銜。委員會的報告分析了過去3個學年累積的71宗中小學及大專學生自殺個案,結論中最具爭議的是:沒有證據顯示學生自殺與教育系統有明顯和直接的關係。

在繼續活著的學生身上,這層關係並不那麼模糊和間接。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豬仔,期中考試的期間,在溫習中突然覺得很無助,「我對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這些事,還有什麼意思。我記憶力很差,現在看完,考試的時候是不是能寫出來?那我現在做這些又什麼用?」。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豬仔,期中考試的期間,在溫習中突然覺得很無助,「我對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這些事,還有什麼意思。我記憶力很差,現在看完,考試的時候是不是能寫出來?那我現在做這些又什麼用?」。攝:林振東/端傳媒

Hunger Game 一般的港式升學體系

10月12日的「三連跳」之後,社工龔偉森被急召至其中一名自殺學生所屬中學,協助給師生的危機支援工作。

一個與死者並不熟悉的同級女生在他面前哭起來。這個女生對龔偉森說,同學跳樓自殺,無非是因為家庭或者讀書。龔偉森問她,那妳呢?妳是不是也很辛苦?女生便哭得更厲害。

面對快將來臨的升讀大學考試,女生說,自己一直很用心讀書,但一直未達到自己或老師家長的預期,很擔心升不上大學,感覺好像是自己一個人在面對這一切。她星期六日便會去補習,覺得自己付出了許多時間,但其實不知道將來會如何。

「最恐怖的絕望,就是有一點希望,大家都去追,但其實很多人都追不到,追得到的是極少數,」社工黎柏然說。他是「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陣線」的發起人,也是一名小學的駐校社工。在他眼中,香港教育體制下,學生、家長、老師、社工,都在如同Hunger Game 的獵場上。

要贏,就要贏在起跑線。

這是一個真實經歷:至少從幼稚園三年級開始,週六上午學畫畫,下午分成兩段,一段學另一個興趣班,一段補習英文,夜晚彈鋼琴;週日上午補習數學,下午再學另外一項科目;今年9月上了 band 1小學的一年級之後,原有日程維持不變,週日增加一項學游泳,週一到週五三點半放學之後去補習社做功課,到六點半或七點——來自社工龔偉森認識的一個小女孩。

香港這名小學生,一星期怎麼過?

香港這名小學生,一星期怎麼過?圖:端傳媒設計部 

龔偉森回憶這個女孩的狀態是「木口木面,沒什麼笑容」。他說:「放學之後,她姑姑接她去補習社,那一段路上她會蹦蹦跳跳,但補習完之後,她就整個人都呆了。我跟她爸爸說過,她的學生手冊上只有三四樣功課,不需要補習,但她爸爸說,沒有辦法,父母學歷低,教不了她,怕她考試考不好,現在不打好基礎,以後讀書會有困難,又想她多學點東西,因為有一技傍身很重要。」

「我問她會不會不開心,她不回答我,只是不做聲搖搖頭。我問她這是什麼意思,她就開始說別的。我問她有沒有跟爸爸媽媽說覺得很累,她說沒有。我問她為什麼不講,她說,不知道。」龔偉森說。

在所有申請學童中,只有大約17.4%是不靠「世襲」關係進入目標小學的。

「如果你要考直資、私立的小學,K1(幼稚園一年級)就要開始操練,因為那些學校全部都要面試,」有一女一子的張文青說。張文青的女兒就是把請願信扔進特首辦公室前院的小四女生Natalie,小兒子來年就要升小學一年級了。

而如果是官立、資助的小學,這些小學在自行收生階段,大部分的學位都會留給父母或兄姊曾經就讀該校的學生——這在香港被稱為「世襲制」,另外一些比較有力的加分項,可能與學校所屬的宗教、商業、社會團體有關。在最新公佈的小一最新自行收生數據中,42%的學生獲得了心儀學校的錄取,而其中,58.8%是「世襲生」——換言之,在所有申請學童中,只有大約17.4%是不靠「世襲」關係進入目標小學的。

不同的小學可能是不同的起點線

不同的小學可能是不同的起點線。圖:端傳媒設計部 

小孩要打倒多少人才得到名校生的資格

小孩要打倒多少人才得到名校生的資格。圖:端傳媒設計部 

為了這個如社工黎柏然所說的「一點希望」,家長可以說是使勁渾身解數,或者自己買房子、入教會、入社團,製造世襲條件或者加分選項,或者把孩子裝備得萬無一失,應對層層面試。

張文青有個朋友的目標是將孩子送入一所「一條龍」的直資學校。「她跟我說,如果能進去,家裡之後就輕鬆了,不會上小學就忙到發瘋,但這樣戰線就要提前到幼稚園,她的小朋友比較害羞,從 K1開始就讓他多上興趣班,讓他講話、對答的時候比較有自信。他可能上半天幼稚園,下午就要學普通話、英語,星期六日學其他的。」

張文青形容,幼稚園生興趣班是一盤大生意,「十八般武藝」。

2012年,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的問卷調查顯示:接近75%的家長會為正在幼稚園的子女報讀課外興趣班,超過10%的家長報讀超過4個興趣班。2014年,友邦保險一項針對育有8歲或以下子女家長的調查顯示,接近一半人認同「贏在起跑線」重要,88%指出,子女必須參加課外活動。

張文青沒有逼迫子女去學「十八般武藝」。她說:「我一開始是覺得,讀什麼小學不要緊,都差不多。現在覺得,其實真的都差不多——差不多一樣催谷學生。」

有一女一子的家長張文青,與即將升選小一的小兒子在遊樂場玩耍。張文青自己也沒有讀大學,也相信要讀學位,不一定要通過 DSE,孩子將來想讀,總有機會可以再讀。

有一女一子的家長張文青,與即將升選小一的小兒子在遊樂場玩耍。張文青自己也沒有讀大學,也相信要讀學位,不一定要通過 DSE,孩子將來想讀,總有機會可以再讀。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小學開始的TSA魔咒:老師、學生、家長都是輸家

「香港的小孩真的很慘,」教小學的黃老師歎息。1989年從香港教育學院畢業,她在小學執教20多年,教過常識、體育、中文,從2004年開始專注教英語。

黃老師記得,她帶一個小學二年級的班時,有一節常識課是講「公園」。在她描述了香港的公園裡的種種設施之後,班上有個孩子說:「啊?公園有這些設施的嗎?我已經很久沒有去過公園了。」黃老師後來在一次家長會上提起了這件事,二十多個家長,只有一個說自己每天都讓孩子在公園玩一個小時。

「整體上,學生的功課是多了,而且我們還要教『補充內容』,這會很深」——這是黃老師對過去25年小學教育變化所得出的一個觀察。

小二就要開始忙起來,很大程度是因為小三那年,香港的小學生要接受人生中的第一場公開考試: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 TSA )。

這個考試是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計劃的措施之一,從2004年起開始實施,每年6月在全港小學三年級和六年級學生中舉行,測評中英數三科。多年來,TSA 都被家長和老師詬病為小學生學業壓力的源頭。2015年下半年,一場家長發起的「反對小三 TSA 」運動引發關注,並最終使正參選2016年特首的三名候選人均表態,支持擱置和檢討這一制度。

2017年,小三 TSA 由「基本能力評估」(Basic Capability Assessment,簡稱 BCA )代替,題目難度較過往大減,也允許學生和家長提出不參加考試。但多年種下的深根和慣性,不會連根拔起。

若回看 TSA,教育局稱這樣的考試設計只是為「了解全港學生的基本能力」,以及弱項,方便政府和學校調整來年的教學策略。但黃老師直言,題目實際上「很深很刁鑽」。為什麼走樣?

「有了 TSA 之後,教育局很快就用來『殺校』了!」黃老師說起來的時候一臉不忿:「第一屆就已經拿著 TSA 成績去批評教育團體了,那時候我們學校被批評得很厲害。教育局如果覺得你做得不好,就不給你學生,你就要關閉學校,所以大家都比賽操練啊。」

「我們這些學校,所謂的精英班,其實排全港中間,位置很兩難。如果學校收生不好,你要它冒險,不去操練,那真的挺難的,」黃老師形容,這是普通學校都有的「咒」。

咒的魔力傳導得極快。

張文青清楚記得,去年 Natalie 升上小學三年級,「學習忽然緊張了很多,知識深了很多,平時每科每天兩三樣功課, 到了週末前就更多了,星期五一定做不完,星期六要繼續,學業壓力是比較嚴重的,同級的家長都有同感」。

今年9月 Natalie 上了四年級,張文青感覺她長大了一些,對自己學業把握更大,也不那麼緊張。但在整個小學的排期上,這不過是稍事喘息。

小五、小六的孩子要應付更重要的考試,關乎他們升讀什麼中學、獲得什麼樣的分班:小六 TSA ,三次呈分試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Pre-Secondary One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簡稱 Pre-S1)。

黃老師所在的小學,今年在讀五年級的孩子一年要完成兩本三科模擬試題集,一本是 TSA,一本是 Pre-S1,而這兩本試題所測評的要求不盡相同,甚至可以南轅北轍。

「單講(英文)作文, TSA 要求寫得越多越好,但 Pre-S1 寫超過了80字,就要開始計語法錯誤,也就是寫得越多,錯的機會越大。所以訓練 Pre-S1 的時候,要學生寫到90字就好了,但訓練 TSA 的時候,就要寫得越多越好,」黃老師說。

結果:學生只能不斷做練習。

如果學校為了自身存亡,訓練學生在 TSA 中取得好成績,尚可理解,但進入中學之後才考的 Pre-S1 也成為小六學生懸梁刺股的麻繩鐵錐,又是向誰「交功課」?

「PreS1 不是影響應屆的考生,而是影響他們下一屆師弟師妹的中學派位,」黃老師拆解,「教育局用這個考試來評定學校的 banding ,然後做下一年派位。比如你的學校,只有五成學生拿到 band one 的位置,那是因為你的上一屆學生考 PreS1 的成績所致,所以小學有很強的動機訓練學生。」

上課,功課,補充,考試,這還不是一個小學生要應付的全部,他們還被「鼓勵」參加課外興趣班。

專家問,哪個家長是讓孩子自己選擇課外活動的?一個禮堂,二三百個家長,只有不到10個人舉起了手。

一方面,政府增撥了不少資源,用代金券的形式,資助學生發展課外興趣,另一方面,不少家長希望「一技之長」可以幫助孩子在升讀中學的時候獲得加分。

11月4日的週六,黃老師的學校做了一次覆蓋六個年級的家長大會,請來一位教育專家做講座。會上,專家問,哪個家長是讓孩子自己選擇課外活動的?一個禮堂,二三百個家長,只有不到10個人舉起了手。其中一名家長說,我讓孩子自己選,是學鋼琴,還是烏克麗麗(夏威夷小結它)。專家再問,是孩子自己主動說要學的?那位家長搖搖頭,自己也笑了。

今年頭三個月,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一項針對14間本地小學的問卷調查發現,21.7%的學童經常感覺有壓力,為三年新高,13.2%學童受抑鬱情緒困擾,有9.7%更呈嚴重抑鬱徵狀,須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

香港學生的焦慮和抑鬱狀況

香港學生的焦慮和抑鬱狀況。圖:端傳媒設計部 

學童指出的壓力源頭前三位都與學業有關,依次是「功課太多」、「升中選擇及適應」、「學業成績未如理想」。

黃老師心疼學生的累:「有的放學回家,吃完飯就去補習社,補到十點」,「有的功課也做不好,回家也很累,其實根本不想參加課外活動」,「你只能哄著小朋友向前」。

「這個制度下,老師、學生、家長,都有壓力,都是輸家。」

中學走入 DSE 的窄門:無力改變,只好硬食

有搏未為輸,「總之要往上一級,」社工劉家棟說。

劉家棟才21歲,自稱「邊青」——邊緣青年的簡稱——在公共屋邨長大,讀 band 2 中學,不是勤奮好學生,不想考、也沒考上大學。現在,他和黎柏然一樣,是社工復興運動、防止青年自殺民間聯席和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連線的成員。

他接著說:「band one 學生入大學的比率可能是七八成,band two,就算是排頭的學校,200人中可能只有10個人左右,差距大到,根本不是你是否勤奮的問題,而是你的學校級、氛圍……逼到家長變怪獸。」

「進了 band three 的學校,最擔心孩子學壞。」黃老師說:「家長最緊張的不是成績,而是操行。這也是一個死結。用成績來分 banding,banding 又影響學生的行為。」

進步教師同盟的陳智聰看到,越來越早開始的競爭、高度應試化的教育,已經讓學生離真正的學習越來越遠:「學生可能在小學已經提早競爭,不斷操練 TSA,適應題型,他們很多的學業根底都沒有打好,上了中學追不上。比如我教中文,他們不是字詞句段篇慢慢累積上去,學校講提高閱讀量也只是搞量化,完全是水過鴨背;加上現在都在手機上看新聞和文章,速讀,有幾何認真地拿著一本文字書去看?這些其實應該是學校給空間,培養真正的閱讀習慣,但因為課程,也無法做。」

在過去工作的屋邨中學,面對成績普通的孩子,陳智聰「很遷就」,從學業到個人成長都要很關顧,但這難以維持入高中——「那條線就在那裡,就是那麼高,我沒辦法幫你把它拉下來」。

「那條線」名叫 DSE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2012年之後相當於大學入學基準考試。

與中國高考的「一試定終身」不完全相同,DSE是有「底分」的——學生必須首先完成教育局要求的各科「校本評核」(SBA),佔DSE總分數的15%到40%不等。這使得完整的 DSE 考核和爭分,幾乎貫穿香港學生的整個高中時代。

今年9月升入中六的豬仔,一個月平均每科有兩份 SBA ,這在他的同學中算是少的,因為他選修的兩科歷史和經濟沒有 SBA 功課。

我試過做著做著,忽然什麼都想不到。我問自己,我繼續寫下去,是不是就會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中六學生豬仔

「中文要做讀書報告,或者深度測驗,考唐詩、文章賞析,或者做小組報告解讀文章;英文要做小組討論,個人 present ,也有讀書報告;通識是全年做一份專題報告,自己一個人做;物理要寫報告;藝術要畫很多畫。這些題目都是老師定的,他們跟著教育局的準則做。」

豬仔說,自己做 SBA 最瘋狂的時候「 一做完 A 就要立即做 B,當然還有考試,還要做 IES(約4500字的獨立專題研究),精神很緊張,根本不能休息,星期六日都不能」。

「這些你是要認真做的,如果 SBA 分數高,公開試你就有了墊底的分。」豬仔有時會感到崩潰:「我試過做著做著,忽然什麼都想不到。我問自己,我繼續寫下去,是不是就會高分一些?拿了零分,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今年10月,期中考試的時期,豬仔在溫習中突然覺得很無助,「我對著很多 notes,不知道自己做這些事,還有什麼意思。我記憶力很差,現在看完,考試的時候是不是能寫出來?那我現在做這些又什麼用?」

假期只是奢侈。社工龔偉森說:「中四升中五的暑假已經要補課了,到了中五升中六的暑假,一個暑假下來,學生可能只有五六天是不用回學校補課的。這在香港的中學,無論哪個 banding,都很普遍。」

而臨近考試的幾個月,陳智聰形容,有些學校都會跟學生比喻為「打仗」:「有些地區名校,真的會在那幾個月,停止所有課外活動,下午三點半放學之後先補習一輪,晚飯之後,老師輪流留下,和學生一齊溫習,到晚上8點再走,師生的身心壓力、同學之間的比較、競爭的氣氛,在校園是很明顯的。我覺得是需要調劑的,但老師們應該是沒有空間了。」

社工劉家棟還記得自己幾年前在一間「二等中學」讀中六時,那些他看得到,卻無法準確形容的壓力:「中六的時候,老師請過一個考試全級前幾名的同學上台分享他如何讀書。這位同學當時在台上說,『我讀書壓力是大的,有時溫習會溫習到想吐』,那解決方法是什麼呢?他說,『我的方法就是吃一點酸的東西』。他看起來很正常。大家坐在台下聽也很淡然。沒有人覺得整件事很有問題。他是在告訴大家一個秘笈。」

長路盡頭,DSE 卻是一道窄門。

香港學生考上資助大學有多難?

香港學生考上資助大學有多難?圖:端傳媒設計部 

自香港高中新學制落實以來,香港每年平均有超過7.2萬名中六學生應試,但政府資助的全日制本科學位只有1.7萬到1.8萬個,這也意味著,大約每四個跋涉過六年中學的學生中,只有一個能獲此學位。餘下的人只能根據他們的成績和志向,決定是自資讀大學、讀副學士學位、職業訓練學院或者其他課程。

追,機會不大;不追,畢竟關係前途的機會是在那裡的——對於大部分處於夾心層的學生而言,課業負擔和不確定性像一雙把他們來回拍打的乒乓球拍。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條,你只不過是讓他開心一點去面對,還是慘淡一點去面對。

社工龔偉森

聽到學生自殺的新聞,豬仔說:「你看,又死了一個,大家會說,『很大壓力啊』,『這麼想不開啊』……第二天又來了,根本就是一個循環。」

「其實在制度上很無助,很吃力,」龔偉森說,「你知道少考一兩次試會好很多,但怎樣才能做到?校長或者老師會說,不行,出來的成績不好,學校壓力很大。那就要學生去調整心態啊。但作為社工,最痛苦的是,調整完,學生要繼續『硬食』這個制度的問題。」

「矛盾的是,如果你明知道是死路一條,你只不過是讓他開心一點去面對,還是慘淡一點去面對。」

社工劉家棟就是一個升學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敗,留級中三那年,他也曾經想過自殺。現在是社工復興運動、防止青年自殺民間聯席和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連線的成員。

社工劉家棟就是一個升學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敗,留級中三那年,他也曾經想過自殺。現在是社工復興運動、防止青年自殺民間聯席和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連線的成員。攝:林振東/端傳媒

忐忑的叛逆者:誰能自外於主流?

叛逆很難。

社工劉家棟就是一個升學制度的叛逆者。初中升高中失敗,留級中三那年,他也曾經想過自殺。「很多人跟我說,你真的很不行,以後是社會的失敗者,中三你也留級?中三的東西很淺啊!聽了之後,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屬於這個世界,沒有人支援和支持。」

挽住他的是他常去的屋邨社區中心里的一名社工。「他說,路是自己走的,能處理的就處理,處理不了就不要處理,學校社工一定不敢說你可以不讀書,」現在也做了社工的劉家棟說。

高中時代的劉家棟是典型的「問題學生」,不認真讀書,「放學和豬朋狗友去抽煙」,「老師排斥得挺厲害的,反而不是同學」。他連本地大學聯合招生計劃都沒有報名——「你說讀副學士不行,我就偏不讀大學」。

但進入社工的副學士學位課程之後,劉家棟發現,身邊的同學都在為再次進入大學而努力。「同學問我會不會升大學,我說不會,他們的反應是,『哈?不讀大學?』因為在社工的範疇裡面,大學和非大學畢業生的註冊是不同的,前景也差挺遠的。同學會問錢的問題,『你不想自己多賺一些嗎?你不想升高級一點做自己想做的事嗎?』很多會說這些。」

劉家棟說,不必了,決定成為叛逆者,他就要跳出這個框框。

9月剛剛進入中學一年級的 Leo 有膽量往特首辦公室扔請願信,但還沒有掙脫考試制度的氣概:「不考 DSE?那應該沒有資格讀大學了,不讀大學,將來出來找工作,老闆當然會選有大學文憑的啊,難道挑個渣來自己公司嗎?」

Leo 的媽媽陳靜儀坦言,一方面她努力告訴兒子,未來不是只有一條路,不能通過 DSE 考上大學,不是什麼大事,但另一方面,她很清楚,這是一個有風險的想法。

「錢是很重要,家長的計算首先是有沒有錢,」這位41歲的媽媽對獨生子的將來當然早有籌劃,「我跟他爸爸講過,如果他受不了這裡的教育制度,就送他去英國讀書,但首先我們要有能力負擔,不然哪有那麼多港府高官送子女出國?」

你跳出主流?有什麼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將來出來社會可以做什麼?

有一女一子的母親張文青

如果不走呢?孩子還在讀幼稚園和小學的媽媽張文青說:「現在香港的出路真的很窄。大家都覺得,要讀大學,要買房子,才能生存。全部都要入中六,全部都要看著 DSE,不考就好像連基本學歷都沒有了,其他的在社會上好像也沒有什麼認受性,很大壓力。」

張文青自己也沒有讀大學,也相信可以讓孩子順其自然。「我希望自己可以保持這個心態,因為已經看到太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她說。

儘管願意放手,媽媽們還是忐忑的。「你跳出主流?有什麼可以跳去呢?小朋友將來出來社會可以做什麼?」張文青問,「主流,就是從這個考試制度衍生的。」

進步教師同盟的陳智聰認為,問題的根本不在於 DSE,而是香港做不到教育和出路的多元化。「無論讀大學、大專、副學士,成績還是跟 DSE 掛鉤,所謂資歷架構,能不能真的加強?或者提供多元出路給學生嘗試?」

社工劉家棟有同感:「整個制度,什麼都要去等同於 DSE 的多少。所謂多元出路,全部回歸 DSE。資歷架構,就是一條線將人分成成功和失敗。」

陳智聰在沙田的公共屋邨裡的津貼中學教了20多年之後決定離開校園、投身社會運動。現在時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陳智聰在沙田的公共屋邨裡的津貼中學教了20多年之後決定離開校園、投身社會運動。現在時進步教師同盟成員。攝:林振東/端傳媒

港府訂定的資歷架構從2008年開始推行,21個行業被納入,每行資歷分7級,其中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學歷,依次屬於第4至第7級。截至2015年底,在這84級資歷中,有8422人次登記,另外有26887人次通過「過往資歷認可」獲得登記,而這21個行業的就業人數超過193萬,佔當時全港勞動人口53%。在政府的公務員招聘中,資歷架構少被納為認受的學歷要求。

陳智聰認為,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聘用近17萬人的政府應該先走一步,帶頭增加多元資歷架構的社會認受性,否則商界或其他人永遠不能在這方面進步。「如果政府總是靠攏商界利益,說擔心萬一認受了一些東西,工資會上漲,商家會很難請到精英,我們會很擔心。我們已經看到學生的生涯規劃乃至大學教育,都好像是變成了職業訓練場所。」

陳智聰的憂慮並非空中樓閣。社工龔偉森曾與一名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會面。「他很直接地說,如果大學開放學位,香港大學收了很多學生,影響了畢業生的質素,我們還怎麼請這些學生?現在的精英,我們可以出比較高的人工請。」

事實是,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數目維持穩定,但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在1996到2016年的20間,下跌了5.5%,收入最高的10%「精英大學生」收入中位數跌幅更大,達到13.6%。

叛逆者忐忑,「主流」同樣朝不保夕。

(聚焦香港學童困境的深度報導《那條走著走著就會有學生死掉的路》分上下兩篇,下篇明日發佈,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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