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走着走着就會有學生死掉的路（下）：誰能接住掉落的他們？

打開一個中學禮堂，老師，學生，治療師，坐着，躺着，站着，沉默，聽歌，談心，有人哭，有人笑……最後，數百隻寫了各人心事的紙飛機，一齊被飛出去，長舒一口氣。

這是2016年初夏，進步教師同盟在屯門官立中學試驗的全港第一場「師生休整日」。同盟成員陳智聰那天也在現場，他對現場氣氛印象深刻，但也記得：「政府覺得這樣不理想，說我們把他們深層次的東西挑出來了，是去『搞』學生。」他說：「問題是，不挑出來，還是在裡面，挑出來了反而有人能看到，我們應該有配套去支援和跟進。但這樣的活動，政府給不夠資源。」

2017年10月23日，教育局長楊潤雄在悼念74名自殺學生的赤足遊行之後，與民間關注團體會面。會後，教育局承諾將成立跨部門小組，檢視學生自殺的問題，對其餘要求——檢討現行教育制度，落實小學一校一社工，在校曆中預留日子作為「休整日」，直接向全港學校每間撥款20萬舉辦精神健康活動等——則未有承諾。

政府有自己資源配置的想法。駐小學社工黎柏然的觀察如此：「我們說要加人手，去聽學生的心聲，不批（撥款）。我們說要多些項目講情緒，不批。批的就是『生涯規劃』、『對抗逆境』，全部都是『正能量』。不可以不開心，講不開心的事就沒有資源。」

生涯規劃：怎樣可以逃離「被規劃」？

「生涯規劃」和「抗逆力」，這在香港教育的官方話語中，是幫助青少年尋找出路，而非在生命中迷途乃至夭亡的合理法寶——給你方向、給你力量，但在不少家長、老師、社工乃至學生心中，這不僅不對症，甚至可能是一根刺。

中五學生豬仔記得，他的生涯規劃是中三那年做的。「他講的東西，我從小就有聽啊，比如制定時間表，自己温習，讀大學想讀什麼科目，讀不到大學你會怎樣之類。中四那年就講讀大學。中五就沒有什麼時間做生涯規劃了。」

「你叫我形容的話，我覺得其實是在講『出路』——如果你 A 做不到，就做 B，B 做不到，就做 C。學校不會問我們的夢想。雖然他不問我也沒所謂，但我也希望聽到一些建議和認同，」豬仔說。

社工黎柏然批評這種「規劃」實際上是學生「被規劃」，而且理念相當落後：「政府未推生涯規劃之前，社福界推的生涯規劃是職業導向的，特點就是學生的測試結果與香港的大學和職業掛鈎，給學生一個路線圖，你是什麼性格，適合讀什麼科目，哪所大學有這個科目。這個其實不是規劃，其實是一個路軌，告訴一個人，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跟着做就行了。現在社福界推的生涯規劃很講多元，首先是你想做什麼，然後才去想實踐。但這樣的項目是拿不到錢的，因為政府不想要。」

政府想要的是怎樣的生涯規劃呢？

「青年人滿足社會需要，而不是青年人發展自己，」黎柏然答。

而這通過公共資源的調撥，即可便利調控。從2001年開始，港府對社福機構提供的社會服務項目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俗稱「一筆過撥款」，根據加入制度的機構提交的服務項目和預算計劃，根據中選項目決定一次過撥發資助款項。在「一筆過撥款」制度下，社會福利機構被驅動每年都要提出服務計劃提案，爭取政府的認可和撥款。

曾經在中小學做過駐校社工，目前供職於一家青少年活動中心的社工龔偉森認為，目前香港中學生所做的生涯規劃，「其實是在複製儲蓄的方式，用一個理財的概念去做人生的規劃」。

「我們的教育制度很少問學生想成為怎樣的人，而經常問他們將來想做什麼。學生用了很多時間來做很多事，訓練、補習、課外活動，少的只有一樣，就是讓他們做自己。他們這個年紀需要什麼？是空閒時間去發夢，去靜下來反觀自己的人生。我們靜不下來，就想不到這麼人生的問題。就算現在反省不到，其實不要緊，可以慢慢想。如果人生有新的看法和經歷，未必想做之前想做的事。但我們沒有這個時間給學生。好像他們在中四中五想不到就糟糕了，規劃不了了。但我看到的學生，他們想不到生涯規劃，也不會過不下去啊。」

當生涯規劃成為常規學習的一部分，無關考試成績，亦無關真正的人生反思，不少學生會草就一份答案，交完了事。

「怎樣讓學生不是 hea 答生涯規劃？」龔偉森說，「要讓他們感受到，學校和社會很重視他們，作為一個人，將來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他們應該是主人翁，他們不是在滿足教育制度，而是教育制度應該在滿足他們的想法。」

生命教育：只談如何減壓，卻怕直面生死？

較之於生涯規劃的按部就班，學生們亟需的是面對高低起跌的生命教育，這是人生的必修，卻未是課程的必修。

龔偉森說，實際上生命教育並非完全缺席，有些學校也嘗試邀請外部機構進入校園跟學生講什麼是生命，也有小學安排每週一節「成長課」，由班主任、輔導老師或者社工安排課程，「但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深入一點談論生死？每個人都要經歷生老病死，我們如何準備人生，如何準備失去？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莫說深入談論生死，即便是談論死，都仍是禁忌。

社工黎柏然有次在他工作的小學負責做防止自殺的講座，「校長提醒我，學生還小，不要提自殺、提死」。但黎柏然知道，現在的小學生對死亡完全不陌生。

「這一代孩子覺得死是很容易的。我們整個社會文化建立了這樣一個印象，比如他們打的遊戲，看的漫畫，以前要死一個角色很難，現在可能第一集已經要死200個人，那個暴力和殺人的概念，大了很多。或者他們會將人生幻想成一個遊戲，死了就不用玩了。」同時，「他們很知道現在社會上很多學生自殺，在網絡上其實他們接觸得很多，但教育太少，對死亡真正認識的東西太少了。」

豬仔說，他的中學也不會說「生死教育」，代之以「面對壞情緒怎麼辦」、「有壓力怎麼辦」「如何減壓」之類。

「學校不會直接講自殺的問題，生死好像是禁語。那些課教的東西都很老套，教你找朋輩，找父母。很多時候是用開大會的形式做，在禮堂，找個講者，講到坐後面的學生都睡着了，最後也沒有人問問題，這麼大範圍的場合，沒有人敢講自己的情緒。」

「防止青年被殺協會」的創辦人之一、90後青年Kelvin說，生命教育的長期缺乏，讓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面對逆境、處理情緒問題。「我有個30多歲的朋友，他的朋友寫了遺書，他知道了，但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到網上求助，有些人說『要他本人自己考慮』、『你幫不了他』，有些人叫他報警。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處理情緒，很多時候是『外判』給其他人去處理。」

贏在起跑線的文化中，灌輸抗逆力，有用嗎？

而在「外判」的時候，往往會發生二次、三次的傷害。

社工龔偉森指，香港的家庭和社會都鼓勵表達情感，大家可能會覺得有情緒要收起來，或者就算說出來，身邊的人也不理解，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可能跟朋友說我不開心，家人和朋友通常會說，你樂觀一些啦，會有出路的，或者是，你不要這麼看不開，你看開一點就好了。很容易跳到去要解決問題。因為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怎麼面對不開心，又出於好心覺得自己有責任回應。因為從小，社會就讓我們覺得有事要快點處理掉。」

能夠抵禦挫敗、盡快處理掉負面情緒的能力，在教育體系中，被稱為「抗逆力」，這也是校園生命教育中高頻出現的重點。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症襲擊香港，成為這個小島二戰之後最有「命懸一線」之感的一年，從經濟到社會，都受到重創。那一年，也是回歸以來全年自殺個案數字的頂峰，達到1264宗。而在2012年，24歲以下青少年自殺個案達到全年120宗的峰值。

從2004/05學年開始，「成長的天空：小學生成長輔導計劃」進入小學教程，中學版本則名為「共創成長路」（PATHS），從2005/06學年開始全面推行。2016年學生自殺潮出現後，在2016/17學年，教育局將衞生署在2016年1月推行的3年全港性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好心情」帶入學校，命名為「好心情@學校」。這些計劃的目標中都有一個關鍵詞：「正面成長」。

「全部都是講逆境中怎樣頂住，」黎柏然這樣總結，「你不覺得獅子山精神已經變了嗎？以前核心思想是努力，努力就有一片天，現在香港精神是『捱住』，不會叫人想怎樣有出路，只是叫你頂住，跟着現有的路走就行了。那些自殺的人，政府不會特別去關心，因為那些是『頂不住的人』，要給很多資源才能解決，那不如只關心那18%能考上大學的人，只要讓少數人快點上升，接了香港的權力，就 OK 了，這種精英主義根本從殖民地政府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儘管政府着意培養學生的抗逆力，但進步教師同盟的陳智聰認為，香港學生的抗逆力，在「贏在起跑線」的大文化下，從幼稚園就開始被削弱，隨着升學，學生挫折感不斷增加，抗逆力的生長則無法趕上。

「幼稚園已經有家長很想提早入學，但孩子如果很小，就算只相差幾個月，在幼稚園的表現已經可以截然不同。比如因為無法不用尿片，尿了一次讓同學笑，又或者老師訓練不足或工作太多，沒有意識到自己講的話影響了小孩，抗逆力就會一點點流失。」

而希望增加抗逆力的課程和活動，又空虛乏力。「每間學校都去做歷奇，跳海、爬山、爬石澗，受點傷，鼓勵一下，諸如此類。最初會有些新鮮感，但中學一直這樣，到了大學迎新也是這樣，有思想的年輕人會覺得很沒意思。」

有兩個孩子的媽媽張文青認為，抗逆力是不可以灌輸的，因為這種價值觀真正的根基在於自我價值的肯定和面對問題時的自信心。「給他一個開心的童年，讓他有自我價值的肯定，覺得自己不是差的，他才有信心去面對困難，而不是故意給他困難去面對，他們每天都在面對挑戰啊，不用再加了。」

「抗逆力最大的問題是逆境，」社工龔偉森說，「現在搞抗逆力，不外是讓學生樂觀一點，讓他們有能力感，讓他們覺得社會有希望，但一方面他們要被教有希望，一方面他們要面對一個不怎麼有希望的情景，抗逆力在這個時候就變成一種壓力，因為很荒謬。」

「源頭殺人，下游救人，永遠救不完」

學習、競爭、前途、情緒、逆境……一個生命在這個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中要安然健康地成長，需要邁過很多關卡，政府提出，老師、社工、家長應該成為「守門人」，築鑄防止高空飛墜的最後警戒線。

所有被期待的守門人都知道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誥命，也都歎息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很難，太多事要做了，」教小學的黃老師說，「我們簡直疲於奔命。」

每天早上，7點40分，黃老師要回到學校，有時要負責當值。去年，她每週要上33、34堂科，今年稍微好一些，每天平均有3個空堂的時間。下午3、4點放學之後，她要留校改作業，幫學生作輔導，至少5、6點才能放學。三、六年級的學生全學年要補課，五年級的學生下學期要補課。一個小朋友，一個學年，三個科目，要補18次，一次是每週兩三堂課，但這些都不會在冊面上被記入老師的教擔。如果做班主任，還有更多行政工作要負責，比如做成績表，記出席率之類。週六日，作為文科老師，黃老師還要撥出至少一個上午來改學生的作文，如果是中文作文，時間則要更長。

兩年前才離開中學老師職位的陳智聰說，從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以來，老師的工作量就不斷被增加，除了通過學生的考試成績做老師工作成效的評核之外，教育局還會向老師「追數」——老師的學習時數。比如IT 水平要去到什麼層次，每個學年要參加多少個小時的進修課程。

而且在類似對社福界的撥款機制下，每一次政府向學校撥出新的款項，負責項目的老師就要向政府交代，拼命做報告，寫計劃書，儘管那跟教學本身可能沒多大關係，但若是不做，沒有資源學校也很難辦。

短期而非經常性的政府撥款，讓學校增開的教席往往是合同式而非穩定的長期教席。「每年一到3、4月，一些老師就忐忑，到了5、6月，如果學校沒有通知，他們知道可能不會續約了。那幾個月，課堂上他們和學生的關係也很微妙。很多人性的東西會出來。就算受過教育專業訓練，有情緒、找工作不順利，也可能說出一些比較負面的看法。」

這些「合同工老師」，經常是比較容易與學生打成一片的年輕老師，但在重視年資和學科的編制機制下，他們卻在裁撤名單上排得比較前。陳智聰說：「甚至學生會跟他們講笑說，阿 sir，我看你肯定會比我早『畢業』。這樣校園對學生的拉力會少了，老師在校園中的警覺性也會低了。」

用社工龔偉森的話來說，老師們被整個環境「按了一個鍵」而保持着比較低的警覺性，當覺得學生有需要的時候，首先會交給社工，但社工不會比老師更有時間。

「一間中學的社工，隨隨便便都有八九十個 hardcore case，是要比較密集地去跟進的。一個禮拜只有五個工作天，五天跟進八九十個很嚴重的個案，一天十六個，一個只有半個小時，怎麼守門？就算社工知道，也不能深入處理。」

即便社工有空，他們也很可能不會成為學生的傾訴對象。

「有情緒問題的時候，我不會去找社工。老師也太忙了，」豬仔說，「不會去敲社工的房門，因為很介意別人會怎麼看。而且平時也沒有找他，不會突然之間向他傾訴一切。而且很多駐校社工，聽你說有抑鬱，就一定會跟學校講，那麼老師就會特別照顧你，其他人可能就會覺得你是不是有病，或者你跟老師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好像全校都知道你有問題。聽了太多這樣的傳聞和例子，所以不會再想跟駐校社工說什麼。」

和中學不同，在小學，「一校一社工」還不是一個固定的機制，目前在運行的是從2002年開始的「小學全方位輔導計劃」。

在這個計劃下，學校可以獲得政府撥款聘請一個輔導人員。學校可以選擇直接請社工，或者請機構，由機構派社工入校。機構要參加這個計劃，就要參加投標。政府採購的價低者得原則，學校在輔導服務的採購上也一般遵循。另外，教育局規定，中標的機構要三年一換，這個原則雖然滿足了對公帑的監管需求，但對於社工來講，卻難以與學生建立關係和取得信任。

同一屋簷下的父母也未必能夠「守」住孩子。

社工黎柏然說：「你去讀書，一日十幾個鐘頭，阿媽就洗碗，又是一日十幾個鐘頭，回到家就是放下錢，或者煮好飯，然後你就去吃……這些家庭比比皆是，公共屋邨都是這樣。那些小孩子，有什麼家庭温暖？」

中產也有難唸的經。「有時家長自己上班時間都很長，下班回來就是看孩子的功課，那已經去到很晚了，也沒有時間真的和孩子坐下來聊天，給他們舒緩壓力，」李靜儀說。

作為一名全職媽媽，李靜儀很注意和丈夫協調時間陪伴兒子 Leo，但隨着 Leo 上中學，李靜儀明白，這種親密也不是永久有效的。「孩子一般到中二中三已經不會跟家長講。又或者他從小學開始就有壓力，直到某個點才顯露出來。有時家長沒有時間看這麼細微的東西。」

在職媽媽張文青認同李靜儀所說的，家長一定有做守門人的責任，「但你看到一些個案，學生有情緒病，或者抑鬱，家長真的是欲救無從的。難道他們辭職不工作？你一定要維持生活，只能將工餘時間盡量給小孩。家長也不是專業人士，有些問題可能真的需要專業人士才會解決。但比如排精神科，幾個月才能見一次醫生，如果孩子不願意吃藥那怎麼辦？」

陳智聰說，作為老師，他想做的不是「守門人」，不是一個發現學生有問題，就按下警鐘，將他送去輔導或者醫療機構的人，而是想做「同行者」，而且一起同行的，還應該有教育、醫療到家庭支援的各方面制度。

「能不能有家庭友善政策？能不能讓家長有假期，接受家長教育，甚至參加畢業禮？學校其實是在補位給社會拆彈，但教師自己都爆煲，學生怎會沒事？政府為什麼不超前去做一點事？源頭殺人，下游救人，永遠救不完。」

有心人自救：不要只是將他們外判給陌生人

「要自救，」陳智聰說。

陳智聰所屬的進步教師同盟在2014年成立，被視為教育界中屬於民主派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中的改革派。目前，同盟參與的「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要求將現時由教育局和衞生署合辦的「好心情@學校」計劃轉為每年向每間學校提供20萬元的直接撥款，以幫助學校推行減壓措施，全面推動學校每年兩次「休整日」，及推行小學社工常規化。

2016年3月，從2015年9月學年開始的學生自殺潮達到「9日7宗」的高峰，包括進步教師同盟、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社工復興運動等團體，聯同教師、社工﹑心理學家等組成「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防殺聯」主力做政策層面的倡議，比如研究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報告，找民間人士提出意見，建議「一校一社工」和休整日等。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於2010年，因應2009年落實「三三四」高中新學制引起的問題成立，着力於處理貧困與學習、發展權利的問題。社工龔偉森就是成員之一。

社工復興運動是2013年成立的一個泛民主派政黨，目前的召集人是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社工復興運動以恢復社工在社會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參與為己任。黎柏然和劉家棟都是社工復興運動和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的成員。

2017年6月，黎柏然再聯同20多名社工復興運動的成員，創辦了「正視青年自殺社工陣線」，希望改變文化和論述。「我們反對太正面地教育年輕人。反對評估。反對將所有問題病理化。我們的行業文化也要改變，要關心人，不要只是評估，不開心就送去上堂。」

帶女兒 Natalie 和兒子 Leo 參加赤足遊行的兩位媽媽張文青和李靜儀，則是「家長聯盟」的成員。這個聯盟的前身是2012年成立的、成功爭取在2017年小三 TSA 被更簡單的 BCA 代替的家長關注組。

張文青在2017年1月加入關注組，之後因為關注女兒在小學的功課量，自己成立了「TKO 95 Group」的 Facebook 群組，主力監察西貢區（第95校網）的小學生學業壓力問題。

2018年和之後，是繼續年年小三考 BCA，還是徹底擺脱這個全港性測評，家長和老師都在等待答案。

張文青對於徹底停考不太樂觀，不過她不認為家長聯盟是一無所成。「我們不是說不要考試，DSE 如果真的不能動，至少不要搞年紀小的孩子。我們覺得對 TSA 的檢討是不夠的。但你要不停踢政府十腳它才會做一丁點事，這好像成了一個定律。」

李靜儀認為，政府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應該多容納前線老師、學生和家長的聲音，而不是只依靠學者去做數據。「現在很多年輕人都玩網絡社交媒體，研究者有沒有設身處地地接觸學生呢？『不願小朋友成為功課奴隸』 的 Facebook群組，他們又是否看得到？」

一些年輕人，他們並非老師、社工這樣的專業人士，也在2017年3月成立了「防止青年被殺協會」。

創辦人 Kelvin 說，年輕人往往是在社會、家庭、朋輩、學業等壓力下，別無選擇而尋死，因此不是「自殺」，而是「被殺」，而他們相信，只有年輕人才能幫助年輕人，傳統組織的工作者很多都是「大人」，未必可以做到同樣的程度。

成立半年，協會處理了大約200宗求助個案，大部分是中學生和大學生。「基本上找我們的，都是想死的，」Kelvin 說，「我們不會否定年輕人。我明白不應該叫他們去死，但我們要理解他們為什麼想死。不會一下子就跟他們說去看醫生，或者將他們轉介給社工。我們會先問他們需不需要多一些支援，有需要再轉介。我們會說『我之前也試過這樣想』，但我們不會接着講『但我沒有去死』，而是『我知道這樣是很辛苦的』。」

目前有66個義工成員的協會常被外界質疑缺乏專業資格，不過 Kelvin 認為，「關心不是專業。不要當你的學生，你的子女有事的時候，就將他們轉給社工或醫生。很多時候，身邊人的關心更重要，不要將他們外判給陌生人。」

留着長髮、說話急促的Kelvin 自嘲連他媽媽都會叫他「廢青」，不過他願意在協會成立初期每天花20個小時去處理個案：「一個社會未來如何，要看這個年代的青年人如何，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斷去死，證明我們的社會不斷步向死亡。我不希望我們的未來沒有年輕人，只有年輕人才能改變社會。」

（聚焦香港學童困境的深度報導《那條走着走着就會有學生死掉的路》分上下兩篇，上篇昨日已發布，點擊此處可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