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篇为Talking Point栏目,于网路激辩发生时,进行争点整理与即时记录。
2017年11月23日,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联席审查《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即所谓的“一例一休”相关条文。本次修法被批为“修恶”,将使台湾劳工处境更加不利,劳工团体当天曾试图冲入院内阻止会议进行,与警方发生多次激烈冲突。
傍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以不间断发言方式拖延议事,表态反对修法。主持人陈秀莲判断,当时民进党“已经写好提案,要重新表决停止讨论,就等蒋万安说完”,为避免蒋万安发言完毕便转身下台,陈秀莲带群众喊起口号,要蒋万安“撑下去”,结果引发部分人不满。表达不满的人表示,身为蒋介石曾孙的蒋万安,乃是“独裁者后代”,不该对他表示任何支持,更有群众表示“(这口号)喊不下去”而选择离去。
当日晚间,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苗博雅更在粉丝页上感叹:
看到独裁者的后代竟然踩在民主进步搭的舞台上跳舞
你不喜欢的法案竟然要靠独裁者的后代来挡。
我知道这一切都荒谬得让人睡不着。简直是对转型正义打假球的天罚。
24日,陈秀莲在脸书上发文说明:
关于作(昨)天立院外带群众喊蒋万安撑下去这句话引发的网路效应,几点说明:
1、口号我带喊的,现场没说加油,喊的是撑下去,当时的状况是,民进党已经写好提案,要重新表决停止讨论,就等蒋万安说完要动作,要他不要打假球装着挺劳工,要撑下去把时间拖过让法案出不了委员会,所以喊了这一句。现场还发起蒋万安没话讲了,会被赶下发言台,要大家去他粉丝页留言让他讲的活动。
2、喊完之后,我在讲了20号时力的徐永明讲了11小时被民进党立委拖出去,昨天上午又发生一次,民进党仗着人数优势硬干,在野党人多不过过半的民进党,我们现在就看他们会不会把蒋万安拖走,或是蒋万安只是在装,在对里面喊了国民党不要打假球。
3、后来就发生,表定五点半结束的会议,林静仪一直试图打断蒋万安发言,最后宣布开到12点,我们在外面宣布请大家找朋友来见证民进党强推修恶劳基法的历史,不久就传来林静仪宣布散会。
4、接着跟群众宣布里面散会,把法案流程跟时程说明一遍,讲了国民党今天突袭民进党,但大家不要忘了,国民党跟民进党交换让法案一读,不要以为今天的行为会让劳工相信他们的立场,蒋万安是下周召委,要他不要自打嘴巴排了劳基法修正案,12/4民进党担任召委的时候再战。
5、劳工把票给民进党让他过半掌握行政立法,换来的是这种下场,我们对民进党没办法,只能靠着在立院里的在野党,去拖延阻挠,政党轮替几次,我们就被骗了几次,现在谁支持劳工我们就支持谁在里面干,运动本来就是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讲完我就没在发言,背包包准备走人。
以上这些过程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想到要发这个文来说明就觉得是运动者的悲哀。
到底是谁搭了这个台,让蒋万安站上去成为阻挡劳基法修恶的人?是民进党不是运动团体。
不管今天站上这个台子的是民进党、国民党、时代力量、亲民党,老派运动者如我要作是,用群众力量让他们在上面演好演满,不敢妥协交换打假球,不管是成功或反挫,回到群众去重整对政治选举投票的想像,这个方法可能过时了吧。
还有,我不隶属任何政党,也没打算参选。
#如果昨天在台上的是徐永明我也会喊徐永明撑下去
#在喊民进党立委回头是岸的时候我没有喊林淑芬的名字
这一波争议的主战场,是劳工团体反对本次《劳基法》修正,认为修法将让劳工工作时间更长、劳动环境劣化的“左右”对决街头,却意外开出“该不该撑蒋万安”的支线战场,这被陈秀莲形容为“运动者的悲哀”,然而,这悲哀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台湾改革运动的现场。
野百合学运总召、现任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的《那个黄昏,第一次听到美丽岛的歌声》一文中,曾有一段她在解严前夕的青春回忆:
大一升大二的那个暑假(编按:1987年),一封将爱慕隐藏得很好的信问我,“难道,妳就要成为一个马克思女孩吗?”也是在同一个夏天,一个社团学长质问我,正当我们漫步在河岸美好的风光中时,“统独左右的象限上,妳站在哪一边?”他严肃地问。青春正盛的我,急于回答这些时代的扣问,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营队:从学术研习、台湾文化、校园民主,到议事规则,热切地像是要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一切可能的思想准备。
23日在立法院前的蒋万安争议事件,说到底仍是解严前“统独左右”争议的变形,在2017年的街头擦出新火花。蒋万安身为蒋介石曾孙、又是一位在选举时公开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却因缘际会成为“反对劳基法修恶”的先锋,让“统独”争议在劳基法的“左右”之争中清楚显影。
当年曾经质问过野百合世代的幽灵,如今又在立法院前现身:“统独左右的象限上,妳站在哪一边?”
这题尖锐的扣问,自然不仅出现在范云回忆中的河岸公园,必定也会出现在同世代其他运动者耳边。在本次修法争议中,强力替政策辩护的行政院副秘书长何佩珊,亦曾经被这“四大象限”分类了一番。在《风传媒》对何佩珊的上任专访中,如此回溯她的经历:
事实上,何佩珊在参与民进党前,最早是选择投身左统光谱的劳动党体系“战斗”。何佩珊在大一新鲜人时,投入安强、十全美关厂工人抗争,不仅为了搞社运一度休学,甚还以大学生身分背上被判刑、缓刑的抗争勋章,同辈眼中的青年何佩珊剽悍、果敢,是不折不扣的“左翼女愤青”!
不过,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后,早离开校园的何也离开劳动党体系,“右转”入民进党,第1个政治老板就是初登国会殿堂的柯建铭,柯建铭从完全不能跟当年长、扁、卢修一等政治明星相比的国会菜鸟,成为最资深党籍立委,多年历练,何也成为柯的首席幕僚。
这位被媒体称为“左统右转”的柯建铭首席幕僚、行政院副秘书长,再次接受《风传媒》长篇专访,便是替2017年底这一波《劳基法》修法辩护。她完整地论述了民进党的“中小企业”论:
台湾不是典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台湾经济体系是从国民党党国资本主义,以党国庇荫为首,带有家父长制侍从主义性质的发展,照道理,台湾从1986年台币升值时的《劳基法》立法以来,企业大举外移,中小企业该慢慢的被兼并掉,但台湾并没有,中小企业至今仍是产业主力,甚至是竞争力基石。
何说,前述中小企业不会有工会,因为本身雇主与工人像是家人关系,这些中小企业主是头家,也是黑手,“他们是自我剥削,也剥削其他人,但这是大家一起打拼,大家做伙打拼的经济型态,一起辛苦煎熬,一起成就事业,里面培养出有点像家族型态的伙伴关系。”而这种伙伴关系,讲究的是弹性,彼此有浓厚情感裙带,所以常是“大家讲好就好”,这绝非劳团简单想像的绝对剥削关系。
何表示,这也是很多所谓左翼青年,不能体会中南部基层社会的产业现实,偏偏这些人是所谓台湾竞争力的关键,是“变形虫体制”,随时弹性、随时上工,只要接单一来,就可以生产,甚至产品打到国际上,而台湾到现在,很多产业外移,但中小企业比例仍然非常高。
何强调,《劳基法》修法,不是纯粹为了大财团、大资本去修,是台湾经济体质、社会现实,还没办法走到高标准,因为这样会失去弹性,中小企业的弹性就会被绑住,而政治上来讲,这是民进党的政治基础,也是民进党最传统支持主力,因为这些中小企业,过去反国民党、反垄断、反独裁,不离不弃陪伴民进党成长,“这不是民进党执政后,必须回馈,这是民进党政治基础,其实是这样的力量,而不是给他政治回馈,才要进行修法。”
无论同不同意何佩珊的立场,她确实展示了台湾社会的部份切面,也表现她对劳团的“左翼思维”了然于胸。何佩珊的“中小企业弹性”说,旋即在网络上遭到回击,高教工会研究员陈柏谦便批评:
一个必须澄清的关键事实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体,是所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常态”,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台湾绝对不是什么特例!
2016年,台湾中小企业家数占总体企业家数近98%,就业人数大约占总体就业人数的78%,受雇人数占总体受雇人数约72%。比例上看起来似乎确实蛮高的,但重点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企业家数几乎全数都占全体企业比重的95%以上,许多国家占比甚至超过99%。而中小企业就业人口占比,多数则落在七至八成不等。换句话说,台湾一点都不“特殊”。一个极为庞大(但竞争激烈,随时面临倒闭破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中小企业部门,本来就是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
以很多时候特别被拿来跟台湾做对比的南韩做参照,过去一个普遍的认知与说法都是,南韩是一个以大型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然而,实际上,南韩中小企业家数占所有企业家数高达99.9%!而中小企业雇用人数则占总体雇用人数则达到87.5%!这两个数字都比台湾来得更高。
因此,拿“台湾中小企业居多,不同于其他国家”来当做反对劳工争取权益的借口,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真的要讨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一个更有意义的观察切入点,其实应该是去看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获利趋势,是否朝向资本集中化的方向发展。以台湾为例,用一个很粗的数据来看,百大集团企业的年度获利占全体企业获利的比重,十年来大概从23%增加到27%。绝对数字则是成长了五到六成(从1兆增加到1.6兆)。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推论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大型集团企业在市场上的寡占程度、影响力与获利比重越来越高,从根本上来看,很大程度上这才是导致了中小企业越来越不容易经营,获利越来越低。
换句话说,造成台湾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是台湾资本主义逐渐朝向寡占与垄断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什么工人争取权益的问题。
但无论观点为何,双方唯一不否认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阶段确实已经走到了不得不理筋整骨的十字路口,今日决定的改革方向,将会影响数百万基层社会劳动人口与庶民家庭的命运。
在此重要的问题当前,如何让问题得到实质辩论,而非让“蒋万安争议”继续发生?如果蒋万安不是“独派”可认同的人选,但却因缘际会成为捍卫“左”翼阵地的关键隘口,行动者有没有比“无奈离席”更好的选择?
当天冲进立法院的洪崇晏则提出几点建议:
一、对现场喊的口号或行动作法有疑虑。
可以直接跟主办单位表达、建议,讨论可能的不同做法。如果真的在意议题状况,而并非只想哗众取宠,现场讨论应该比云端发文有用一点。(411时我一时口误说:“群众占领警局”前,马上被大家呛声纠正“是路过”)
二、做法想法与主办单位明显分歧、建议不被接受。
1. 干脆自己做标语自己举。
八百壮士都敢来举牌声援了,如果是立场接近、做法不同,不至于连自己举标语都不敢吧?
2. 干脆自己办一场,或者自己把不同路线拉出来,427反核占领忠孝西时,公投盟就因应情势自己走自己的路线、自己喊自己的口号、自己占领合适的空间。
——当然这个成本比较高,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但事实上每个议题的主要抗争团体、每个人做自己的运动都做到过劳了,如果有团体愿意跳出来分进合击,我实在想不太出、也很少看到拒绝的理由。(除非你比独裁者既得利益的后代还恶劣、比八百壮士还有争议。)
——这次独派年轻人明明就一直都有在举标语、喊口号、做独立的行动,他们被无奈离席的朋友放生真的很可惜。
三、“无奈离席”是很容易的。
但至少在离席之前可以做出尝试,离席之后、质疑之前,也多少确认一下现场的真实状况。好比说劳团秀莲他们喊的是“蒋万安撑下去”,要他不要放水,跟媒体写的“歌颂”实在不是同一回事;也好比说劳团在最后又再度强调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批判国民两党交换法案,提醒大家要继续监督。
四、真的要发文质疑。
等前面说的那些基本事实确认完了再质疑也不迟。
而且我诚心恳求,如果质疑口号,请给出“具体怎么喊”的建议,“撑下去”若是不适当的歌颂,那你觉得要怎样喊?如果质疑行动,请给出“具体怎么做”的建议,“丢蛋”若是不适当的行动,那你觉得要丢什么?
换句话说,面对“统独”争议,既有像陈秀莲这样的行动者,认为“谁支持劳工我们就支持谁在里面干”,不因蒋万安的党籍、血统而有差别待遇;也有坚持“左”与“独”缺一不可,即便立场相同,也不愿喊“蒋万安撑下去”者。由于《劳基法》修正草案尚未送出卫环委员会,蒋万安势必会善用召集委员的身分持续阻挡修法,街头抗争者究竟要“谁支持劳工、我们就支持谁在里面干”或是“别让独裁者后代继续踩在台上跳舞”,或真如洪崇晏所建议“干脆自己办一场”,将有许多再次选择的机会。
2017年末,“左右统独”争议在台湾街头重新转生,老问题是否能翻过新页、或仍在原地绕圈?未来数周,将见分晓。
去他妈的独裁者的后代,我姓爱新觉罗,我就是独裁者的后代?我姓朱,就是独裁者的后代?我姓赵姓李姓刘,都是独裁者的后代?这种说法和红卫兵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啥差别?这群绿卫兵不好好的发展台湾未来,却急吼吼的用血缘划分族群是啥意思?只能证明一件事,绿卫兵们和老毛一样,治理国家不行,斗争却是一把好手
凡敵人贊成就應反對,既然蔣是敵人,不如繼續支持綠色搞勞工吧。
後學運時代,統獨左右都混在一起戰成一團了
私心認為,願意為勞工發聲不論顏色都給予讚賞。
但蔣的問題,也確實存在。
不是禍不及子孫或誅連這種層面,而是一個對於亞洲人來說漠生的概念,轉型正義。
應該說從二戰後整個亞洲沒有任何一國去面對那些歷史,日本對於二戰的行為仍在吱唔其詞,中國對六四 文革的諱漠如深,東南亞各國對於國內族群攻伐/軍變歷史的遺忘。
這要求的只是面對過往,然後加害者對於受害者的一個道歉。
如果先人已死,那承接父執輩餘蔭的而得踏入政壇的,是否願意在某些時刻,承認父輩的過錯,或依舊為尊者諱。
目前的蔣我看不到這一點,當然他勞工政策願意站在勞團,值得支持。
但某些人不願意支持他的,也可理解。
總而言之這是個左右統獨大亂戰時代。
從蔡執政開始就一直見到國民黨不斷說要重返執政,但是遇到重大爭議問題時總是提不出他們的解決方案,只會一個硬來一個拖時間,意識形態至上,實在是蠻可悲的兩個黨。
因為是曾孫,就該下地獄。說好的「禍不及妻兒」呢?
是蔣介石曾孫重不重要,可以去看一下蔣萬安一家人的表現啊。台灣是移民社會,不看出身的,除非你自己把那些標籤往自己身上貼。那真的是某些蔣家人自找的。
樓下別這麼激動,反過來若國民黨執政,蔣萬安搞不好就是支持或不發聲的人了,變成抗議的是資進黨,他只是做了當反對黨應做的事罷了。
脸书引用太多!!
是蔣介石曾孫又怎麼樣?不是蔣介石曾孫又怎麼了?台灣各種以人廢言言論才是最令人可笑的。某人的祖先做了什麼事憑什麼要子孫來承擔?是想回到過去我國株連九族的制度嗎?
真希望某些打著轉型正義旗號以取得政治利益某些人士能長點腦,吃相可以不用那麼難看。呵呵,再看看資進黨的嘴臉台灣真沒救了,不過我也不會怨恨,畢竟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