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现场：我见到支离破碎的俄国左翼走上莫斯科街头

11月7日下午两点钟开始，普希金广场上举着共产主义红色旗帜的人越聚越多。无数步履蹒跚、甚至拄着拐杖的的老年人穿戴庄重地出现在广场上，他们举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肖像，或是写着“社会主义”、“国家控制”、“列宁永远活着”等标语，个个神色凝重。这一日对于他们而言，缅怀之意义远远超过了庆祝……

那个教科书里耳熟能详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的：1917年11月7号（儒略历10月25日）夜晚的彼得格勒，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第一炮之后，布尔什维克冲进了冬宫，临时政府缴械投降。

其中一个细节难以考据，却总被人津津乐道：在攻入那最后一座堡垒的时候，工人和水兵念着由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在1917年所写作的两句诗歌：

“吃你的菠萝／嚼你的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

百年后的这一天中午，我坐在于1990年开张的前苏联第一家麦当劳里，等待几小时后将在对面普希金广场上举行的、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简称俄共）发起的十月革命游行。此时此刻的莫斯科，大概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感受到，它是霍布斯鲍姆笔下“短二十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结束的地方，也是福山笔下“历史终结”的地方。苏联的解体佐证了二十世纪革命、乌托邦实验的全面失败，于是，那个革命成功的日子就显得格外尴尬。该“纪念”它？“庆祝”它？还是“哀叹”它所创造之物的不复存在？

今天的俄罗斯官方也纪念这个日子，然而并非纪念1917年。普京狡猾地把历史追溯到1941年11月7日。那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的十月革命节，也是德军最接近莫斯科的时刻。红场周围的公共荧幕上，一切宣传，都聚焦于那一紧急时刻——斯大林在红场阅兵，红军接受检阅，直接开赴莫斯科郊区的战场。事实上，今天官方对这个日子的纪念，无不是那一幕的再度咀嚼与重温：早晨十点钟，红场周围的道路全部戒严，身着苏联军服、打着红军军旗的步兵、骑兵穿过红场前的列宁墓。官方以阅兵仪式寻唤“卫国战争”胜利的记忆。而今天的工人与社会主义者，则被警察和封锁线拦在外面。这些已无法进入主流叙事的昔日胜利者，在当天下午来到了普希金广场，游行纪念自己的节日。

从苏共到俄共：大势已去

“资本主义走向历史的废墟！”

“打倒普京！打倒寡头政治！”

“工作！平等！正义！”

“列宁、托洛茨基、共青团！我们要把政府插在木橛子上（插木橛子是沙俄曾经的酷刑）！”

“土地还给人民！”

“革命！”
……

响亮的游行口号、斗志昂扬的歌曲，这些诉求激进的政治力量并非来自俄共，而是来自掩护于俄共官方注册游行之下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异见团体，他们多以学生和社会活动家为主，其中包括试图团结前苏联怀旧人群的新左翼团体、反对斯大林而倡导世界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激进派，倡导改革而非革命的西方社会民主派，联合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国左翼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曾繁荣一时的、试图把俄国左翼联合起来的 Left Front（“左翼阵线”）。其领导人伍达托夫（Серге́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дальцов）于2012年入狱，组织在几年间偃旗息鼓。直到几个月前，他才被释放。听闻他近日除了努力让 Left Front 重出江湖外，也在准备联合激进左翼推出一个候选人来参加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Left Front 的队伍里也出现了一些印象中应属于俄共的老年人。其中一位高高举着红底白星的旗帜，吃力地跟着他们的步伐，佝偻的身体让他在以青年人为主体的 Left Front 队伍中显得格外明显。

老人叫做瓦西里，他告诉我，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近年来转而支持 Left Front。他喜欢伍达托夫，因为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更有活力、更进步也更代表未来”。早在1996年时，瓦西里就对俄共失望了。那时俄共本有机会赢得总统大选，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却没把握住机会。

1995年，在第二届国家杜马（议会）选举中，久加诺夫的俄共在450个席位中获得157席，成为议会内的最大党。借着杜马选举的大胜，他在1996年参与角逐俄罗斯总统。

经历了1990年代初激烈的市场改革，俄罗斯普通居民的收入、储蓄、消费能力跌入谷底。政商裙带关系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齐头并进，让一部分人成为巨富寡头。寡头们和亲西方的自由派关系暧昧，这促使许多民众倒向对苏联的怀念——他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保障，也怀念不用看外国债权人脸色的时代。而他们所怀念的苏联，是杂揉着社会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混合体。看准时机，久加诺夫将放缓市场化和缅怀辉煌苏联时代的声音糅杂起来，和国家主义、沙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右翼结成了短暂的“红褐同盟”（коммунофашисты），试图一举拿下总统大位。

按选前民调，久加诺夫有20%以上支持度；作为对照，时任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率不超过10%。然而俄共没有把握住机会。两轮选举后，踌躇满志等着继任俄罗斯总统的久加诺夫，以40.7%对54.4%的差距输给了叶利钦。这次选举的结果有很多种解释：俄罗斯政商寡头担心俄共执政危及自身经济地位、叶利钦在西方国家和寡头力量支持下操纵选票……无论如何，叶利钦缓了一口气，而对俄共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距离国家权力如此之近，也是最后一次。

“当时共产党员比今天多十倍，在所有人都在支持他们（俄共）的时候，他们错失了那个机会。那些支持者很多已去世了，（今天的）年轻人中，很难找到支持他们的人了”，瓦西里说。的确，俄共在今天的国家杜马中只剩下42个席位。

瓦西里出生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交。他所能记起的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度过的。“那时候稳定，没有太多让人发愁的事。”可是如今，他的退休金只有9000卢布（合港币约1200元），其中一半的退休金要用来支付公租房的房屋税，那是苏联政府曾经免费分给他父亲的房子。当然在今天，这4500卢布的租金远远低于市场上的房租，可对他而言，已经是巨大的开销。

久加诺夫在这天发表了他的十月革命百年纪念讲话。从1993年开始就担任俄共领导人的他，在讲话中巧妙地把百年前革命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偷换成了苏联时代的大国成就：列宁建设了国家、斯大林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一个农业国家翻天覆地变成了世界强国……接着他话锋一转，痛斥今天的俄国：“1991年出卖十月革命的人胜利了……他们封锁了列宁墓，不敢承认苏维埃时代的伟大，不敢承认这是世界文明的巅峰”。紧接着，久加诺夫向支持者们宣布他已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党派代表展开合作，要把支持社会主义的声音团结起来。

然而，尽管他们宣称近几个月内该党注入了近两万新鲜血液，但莫斯科游行的俄共队伍老态龙钟，尽显大势已去的图景。

被普京收编的俄共

“普京是资产阶级代言人！”游行队伍中不少老共产党员这样跟我说，不过更多人对“怎么看待普京”这个问题表现得讳莫如深，甚至显得有些糊涂——他们喜欢斯大林，不喜欢普京，但是又认为普京是斯大林的“重生”。显然，俄共成员无法达成共识，不过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如今站在支持普京的立场上，也因此，俄共时常被视为普京的傀儡。

1999年，俄罗斯曾经有另一次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政治轮替的机会。1998年以前的叶利钦政府为了在推行私有化同时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社会问题，借贷了大量外债。98年金融风暴顺势引爆了债务危机，叶利钦的支持度挫到谷底。共产党顺势在1999年发起弹劾案，然因未在杜马达到法定300票而失败。同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因反美立场获得极高民望的时任副总理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联合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建立起新的反对阵线，将强调公平的对内政策与强调强硬的外交政策混合起来作为政纲，整合力量再战叶利钦。

但叶利钦先行一步，他先是宣扬“普里马科夫要将俄罗斯带向共产主义”，将不愿回到过去的选民和寡头大鳄聚拢在自己身边，接着快速安排接班方案，把克格勃情报机关出身的普京推上总理位置，在1999年底迅速交班。随着普京逐渐稳住大权，1990年代的政治反对派，再也无法纠结起足够的力量。

到了今日，俄共对普京的态度已经变得暧昧。久加诺夫所带领的俄共沦为了保守党，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

社会主义对俄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在1990年代的竞选策略下，以重振大国的想像替换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俄共许诺的社会主义未来，包括了阻止猖獗的私有化，提高居民收入，打击政商寡头，重振苏联时期的大国威风。这些理念笼络了大量俄罗斯人，也是从俄共到普里马科夫反对叶利钦政府百试不爽的动员手段。但随着普京上台之后打击寡头并提高垄断行业的国有化规模，加上受益于日益飙升的石油出口收入，1900年代的许多诉求都在普京的旗帜下部分实现了，增加的政府收入也让俄罗斯有了重做大国梦的资本。曾经的反对力量，不知不觉被普京吸收成了自身的一部分。俄共的高层，更是今天普京政府下的既得利益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勉强为生，甚至还要去打零工的基层老党员。

无论如何，普京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普京提供了让俄罗斯重新伟大的幻想，让不少老共产党员把他当作斯大林的翻版。在他们看来，普京和斯大林一样都是强人，都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能力。于是，很多支持斯大林的共产党员转而支持普京，在大国沙文主义被普京征用之后，早已失去苏联时期完整意识形态叙事的俄共，再也不具动员能力。而俄共在丧失上台可能性之后，也就变成了普京政府周边的“反对党”点缀。

早已退出俄共的瓦西里并不喜欢普京，“普京的政权下，社会上层和底层的分层太大，十倍还要多”。然而当我问他对斯大林什么看法时，他却警惕地回避了：

“十月革命纪念日，你为什么不问我列宁，却问斯大林？”

无法团结的新左翼

斯大林是苏联解体后最具争议的话题，他不只分裂了旧日政治光谱下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异见者，也持续在代际上分化着左翼的认同。

游行中，一位82岁的老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强调斯大林时代的美好，而赫鲁晓夫的上台在他看来造成了党内一片混乱，毁掉了共产党。我问到的老共产党员，无一不表达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怀念。共产党游行队伍所举的画像，只集中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绝无斯大林之后的领袖。尽管，今天还在世的大多数老左翼，对苏联时代的体验，都集中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而更为年轻的左翼力量则毫不掩饰自己对久加诺夫以及在他麾下的老左翼的厌恶。

“今天的俄共代表着苏联遗产中最糟糕的部分！”以黑底白星为旗帜的 Left Block （“左翼聚落”）的一位组织者符拉基米尔说。符拉基米尔仅有19岁，在我走入他们的队伍，表明我的记者身份时，他几乎是冲向了我，略显稚嫩的脸上充满演说的激情。他是莫斯科大学攻读计算机的学生，同时也是 Left Block 的组织者之一。不同于 Left Front 对苏联遗产的调用，这个更年轻的组织更愿意把思想资源追溯到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

可以看到，Left Front 中还能看到不少前朝遗老，虽然如何评价斯大林仍有争议，但也不乏斯大林主义者。而 Left Block 则以青年学生为主，倡导团结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和政府。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组织的成员，但是因为其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他们并非合法的政治党派。不少成员被抓，还有另一些被通缉，所以近年来他们难以发展壮大。不过，虽然全国上下只有几百人，在俄共之外的左翼团体中，他们已经算比较成气候的了。除学生外，在老工业区，他们也发展起不少老工人。

以黑色旗帜和白色拳头为标志的革命工党，则是游行中最激进的一支年轻的左翼队伍，他们喊出反普京和反政府的口号，以托洛茨基作为组织的核心象征，不断地强调自己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激进性和彻底革命的决心。然而在其他左翼活动家看来，他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托洛茨基组织之一，毫无壮大的可能性和团结的必要性。

几个主张改革的社民派混杂在不同左翼组织之中，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些组织理念。他们认为苏联已经过去了，“列宁非常伟大。然而今天我们只能把目光看向欧洲，重新寻找社会主义模式”，一位18岁的刚进入高校的男孩告诉我。

不过，温和的社民派却并不受激进派的欢迎，符拉基米尔急于划清他们与斯大林的界线的同时，也急于撇清他们与同样生根于欧洲的社民主义的关系。“今天的俄罗斯，无论是斯拉夫民族主义政治家，还是右翼自由主义的政治家，都喜欢在他们的政治宣传中夹杂一些左翼思想，社会民主派那一套就是就是他们惯用的修辞，为掩盖在其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民族主义甚至白人至上主义进行辩护”。政治家再清楚不过，今天俄罗斯民众带有左翼色彩的需求亟待被满足。比如，著名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Нава́льный）就大谈“提升最低收入标准、建立更多的社会公共设施、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带有左翼色彩的纲领，以此动员群众。然而他最主要的经济顾问米洛夫（Мило́в），却是个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推手。而纳瓦尔尼也扬言要为中亚各国设签证，以及减少外来劳工。

当我问符拉基米尔他是否认为久加诺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时，身旁的一位英语不好的“同志”听到，马上激动地蹦出“法西斯主义者”这个他所能想到的最激烈的词。符拉基米尔则把久加诺夫表述为“帝国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东正教的结合体”。的确，久加诺夫在官方网站上声称：“团结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是共产党和东正教共同的神圣任务。这基于社会正义、集体主义、互助和灵性等我们共同分享的美好价值。”

俄罗斯年轻一代对久加诺夫的普遍印象是：他不断神话斯大林的同时，又自称为虔诚的东正教徒。他标榜列宁主义的同时，又宣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是受害者。

那些年近古稀的共产党员，在充满活力的新左翼眼中，仅仅是无限沉浸在年轻时代的感伤癖之中，而久加诺夫永远在利用老一辈对苏联的怀旧情绪说尽甜言蜜语，最后把他们转化为维护当下体制的力量。不过，在很多地区，俄共是左翼人士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力量。很多列宁／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俄共的成员，因为他们除了待在俄共的架构内，没有其他政治空间。

年轻的左翼力量在大学里依然比较活跃，不过，动员他们的再不是对苏联的怀旧，而是他们今日的生存现状。“学生们太穷了，虽然法律上承诺免费教育，但总有办法变相向你收费，而付不起的学生就沦为了学校的廉价劳动力。”符拉基米尔告诉我。

大多进步的新左翼青年把学生和工人作为其中坚力量，却并不愿意理解那些“怀旧癖”老共产党员的现实艰难，仅仅把他们视为保守反动的、革命遗产中最需要被剔除的部分。而在不少年迈的老俄共看来，年轻的左翼团体则过于分裂和碎片化，太多封闭的小圈子和小组织，几乎没有团结的可能。的确，正如有些观察者指出的，俄国新左翼几乎仅仅把左翼思想当作了“智识竞赛”——比拼谁更左，谁更激进，谁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2014年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冲突，更是将左翼推向了进一步分裂。在俄罗斯左翼内部，两派声音激烈冲突着。一派认为乌克兰现政府是西方支持下的保守主义与极右翼政府，力图通过强行推行乌克兰语言压制作为境内少数族裔的俄罗斯人，应该支持对抗乌克兰政府的行动；另一派认为，乌克兰政府是极右，但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与乌克兰问题上是大国沙文主义，不应该予以支持。谁是帝国主义者？谁是真正左翼？支持哪一边是国际主义？又是哪一边会变成民族主义？

在我遇到的新兴左翼组织中，Left Front 的领袖伍达托夫曾在狱中明确表示支持吞并克里米亚；而托洛茨基派站在反面，Left Block 坚定反战，认为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和俄国都有其对内推行独裁统治的政治目的。这些俄罗斯左翼组织身处俄共之外，夹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众声嘈杂，左右为难。

尾声

除了俄共以及俄罗斯其它新生左翼外，游行的队伍里出现了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委内瑞拉、巴西、澳大利亚等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团队，他们举着自己国家的旗帜，混在游行的队伍中，用不同语言唱着国际歌，颇有一副“因特耐雄耐尔”的图景。一个十几二十人组成，一路举着毛像，唱着歌颂毛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中国“红色旅游团”，更是在现场赚足了眼球。据官方统计，大约一万五千人参与了11月7日的游行。不过，不少并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上访团也夹杂其中。一个穿着统一的业主团，举着“政府偷了我们房子”的标语，跑来声讨自己付过款的房子却迟迟不动工。我看着他们头顶附共产主义徽章的帽子，问他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惊诧地反驳：“什么社会主义者？我们只想要我们的房子！”

游行集合地的普希金广场，和游行结束的革命广场，都遍布贩卖苏联纪念品的摊贩，以供参与“红色旅行”的游客甄选。一位讲着流利中文的英国小伙子，掏出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居证跟我搭讪，简单攀谈后，得知他在“中国达人秀”上唱红歌，名利双收。他表示他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好感，所以生活在中国，又跑来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我问他，“你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他面露难色。

游行的一路上，我看到俄共队伍中的两位老人陆续在下台阶的时候摔倒，一位拄着拐的老人摔在了台阶上，头破血流。抵达革命广场，游行结束，其他左翼团体仍然聚在街头时，俄共官方则前往高级饭店用餐。事实上，参加俄共近日庆祝活动的嘉宾，都住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豪华酒店。

当晚，一张宴会桌上摆满菠萝的画面，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流传，人们想起马雅可夫斯基那首一百年前的革命诗歌。“这没什么”，圣彼得堡的俄共官员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菠萝现在不是资产阶级的食物，大家都买得起。”

“这像不像一场由俄共发起的，革命主题的cosplay？”一位俄国朋友问我。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张昕老师对本文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