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現場：我見到支離破碎的俄國左翼走上莫斯科街頭

11月7日下午兩點鐘開始，普希金廣場上舉着共產主義紅色旗幟的人越聚越多。無數步履蹣跚、甚至拄着枴杖的的老年人穿戴莊重地出現在廣場上，他們舉着馬克思、列寧、史太林（史達林）的肖像，或是寫着「社會主義」、「國家控制」、「列寧永遠活着」等標語，個個神色凝重。這一日對於他們而言，緬懷之意義遠遠超過了慶祝……

那個教科書裏耳熟能詳的故事總是這樣開頭的：1917年11月7號（儒略曆10月25日）夜晚的彼得格勒，在「阿芙樂爾號」（「曙光號」）巡洋艦打響了第一炮之後，布爾什維克衝進了冬宮，臨時政府繳械投降。

其中一個細節難以考據，卻總被人津津樂道：在攻入那最後一座堡壘的時候，工人和水兵念着由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在1917年所寫作的兩句詩歌：

「吃你的菠蘿／嚼你的松雞／你的末日到了——資產階級！」

百年後的這一天中午，我坐在於1990年開張的前蘇聯第一家麥當勞裏，等待幾小時後將在對面普希金廣場上舉行的、由俄羅斯聯邦共產黨（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簡稱俄共）發起的十月革命遊行。此時此刻的莫斯科，大概比任何時候都更讓人感受到，它是霍布斯邦筆下「短二十世紀」（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結束的地方，也是福山筆下「歷史終結」的地方。蘇聯的解體佐證了二十世紀革命、烏托邦實驗的全面失敗，於是，那個革命成功的日子就顯得格外尷尬。該「紀念」它？「慶祝」它？還是「哀歎」它所創造之物的不復存在？

今天的俄羅斯官方也紀念這個日子，然而並非紀念1917年。普京（普丁）狡猾地把歷史追溯到1941年11月7日。那是納粹德國入侵蘇聯之後的十月革命節，也是德軍最接近莫斯科的時刻。紅場周圍的公共熒幕上，一切宣傳，都聚焦於那一緊急時刻——史太林在紅場閲兵，紅軍接受檢閲，直接開赴莫斯科郊區的戰場。事實上，今天官方對這個日子的紀念，無不是那一幕的再度咀嚼與重温：早晨十點鐘，紅場周圍的道路全部戒嚴，身着蘇聯軍服、打着紅軍軍旗的步兵、騎兵穿過紅場前的列寧墓。官方以閲兵儀式尋喚「衞國戰爭」勝利的記憶。而今天的工人與社會主義者，則被警察和封鎖線攔在外面。這些已無法進入主流敘事的昔日勝利者，在當天下午來到了普希金廣場，遊行紀念自己的節日。

從蘇共到俄共：大勢已去

「資本主義走向歷史的廢墟！」

「打倒普京！打倒寡頭政治！」

「工作！平等！正義！」

「列寧、托洛茨基、共青團！我們要把政府插在木橛子上（插木橛子是沙俄曾經的酷刑）！」

「土地還給人民！」

「革命！」
……

響亮的遊行口號、鬥志昂揚的歌曲，這些訴求激進的政治力量並非來自俄共，而是來自掩護於俄共官方註冊遊行之下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異見團體，他們多以學生和社會活動家為主，其中包括試圖團結前蘇聯懷舊人群的新左翼團體、反對史太林而倡導世界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激進派，倡導改革而非革命的西方社會民主派，聯合無政府主義者的法國左翼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曾繁榮一時的、試圖把俄國左翼聯合起來的 Left Front（「左翼陣線」）。其領導人伍達托夫（Серге́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дальцов）於2012年入獄，組織在幾年間偃旗息鼓。直到幾個月前，他才被釋放。聽聞他近日除了努力讓 Left Front 重出江湖外，也在準備聯合激進左翼推出一個候選人來參加下一屆的總統選舉。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Left Front 的隊伍裏也出現了一些印象中應屬於俄共的老年人。其中一位高高舉着紅底白星的旗幟，吃力地跟着他們的步伐，佝僂的身體讓他在以青年人為主體的 Left Front 隊伍中顯得格外明顯。

老人叫做瓦西里，他告訴我，他曾經是一名共產黨員，近年來轉而支持 Left Front。他喜歡伍達托夫，因為其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更有活力、更進步也更代表未來」。早在1996年時，瓦西里就對俄共失望了。那時俄共本有機會贏得總統大選，但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卻沒把握住機會。

1995年，在第二屆國家杜馬（議會）選舉中，久加諾夫的俄共在450個席位中獲得157席，成為議會內的最大黨。藉着杜馬選舉的大勝，他在1996年參與角逐俄羅斯總統。

經歷了1990年代初激烈的市場改革，俄羅斯普通居民的收入、儲蓄、消費能力跌入谷底。政商裙帶關係與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齊頭並進，讓一部分人成為鉅富寡頭。寡頭們和親西方的自由派關係曖昧，這促使許多民眾倒向對蘇聯的懷念——他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保障，也懷念不用看外國債權人臉色的時代。而他們所懷念的蘇聯，是雜揉着社會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的混合體。看準時機，久加諾夫將放緩市場化和緬懷輝煌蘇聯時代的聲音糅雜起來，和國家主義、沙文主義乃至種族主義右翼結成了短暫的「紅褐同盟」（коммунофашисты），試圖一舉拿下總統大位。

按選前民調，久加諾夫有20%以上支持度；作為對照，時任總統葉利欽（葉爾欽）的支持率不超過10%。然而俄共沒有把握住機會。兩輪選舉後，躊躇滿志等着繼任俄羅斯總統的久加諾夫，以40.7%對54.4%的差距輸給了葉利欽。這次選舉的結果有很多種解釋：俄羅斯政商寡頭擔心俄共執政危及自身經濟地位、葉利欽在西方國家和寡頭力量支持下操縱選票……無論如何，葉利欽緩了一口氣，而對俄共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距離國家權力如此之近，也是最後一次。

「當時共產黨員比今天多十倍，在所有人都在支持他們（俄共）的時候，他們錯失了那個機會。那些支持者很多已去世了，（今天的）年輕人中，很難找到支持他們的人了」，瓦西里說。的確，俄共在今天的國家杜馬中只剩下42個席位。

瓦西里出生於史太林和赫魯曉夫（赫魯雪夫）之交。他所能記起的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布里茲尼夫（布里茲涅夫）時代度過的。「那時候穩定，沒有太多讓人發愁的事。」可是如今，他的退休金只有9000盧布（合港幣約1200元），其中一半的退休金要用來支付公租房的房屋税，那是蘇聯政府曾經免費分給他父親的房子。當然在今天，這4500盧布的租金遠遠低於市場上的房租，可對他而言，已經是巨大的開銷。

久加諾夫在這天發表了他的十月革命百年紀念講話。從1993年開始就擔任俄共領導人的他，在講話中巧妙地把百年前革命者所向往的理想社會，偷換成了蘇聯時代的大國成就：列寧建設了國家、史太林打贏了反法西斯戰爭，一個農業國家翻天覆地變成了世界強國……接着他話鋒一轉，痛斥今天的俄國：「1991年出賣十月革命的人勝利了……他們封鎖了列寧墓，不敢承認蘇維埃時代的偉大，不敢承認這是世界文明的巔峰」。緊接着，久加諾夫向支持者們宣布他已經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左翼黨派代表展開合作，要把支持社會主義的聲音團結起來。

然而，儘管他們宣稱近幾個月內該黨注入了近兩萬新鮮血液，但莫斯科遊行的俄共隊伍老態龍鍾，盡顯大勢已去的圖景。

被普京收編的俄共

「普京是資產階級代言人！」遊行隊伍中不少老共產黨員這樣跟我說，不過更多人對「怎麼看待普京」這個問題表現得諱莫如深，甚至顯得有些糊塗——他們喜歡史太林，不喜歡普京，但是又認為普京是史太林的「重生」。顯然，俄共成員無法達成共識，不過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如今站在支持普京的立場上，也因此，俄共時常被視為普京的傀儡。

1999年，俄羅斯曾經有另一次通過民主選舉實現政治輪替的機會。1998年以前的葉利欽政府為了在推行私有化同時緩解經濟衰退帶來的社會問題，借貸了大量外債。98年金融風暴順勢引爆了債務危機，葉利欽的支持度挫到谷底。共產黨順勢在1999年發起彈劾案，然因未在杜馬達到法定300票而失敗。同年，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因反美立場獲得極高民望的時任副總理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聯合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建立起新的反對陣線，將強調公平的對內政策與強調強硬的外交政策混合起來作為政綱，整合力量再戰葉利欽。

但葉利欽先行一步，他先是宣揚「普里馬科夫要將俄羅斯帶向共產主義」，將不願回到過去的選民和寡頭大鱷聚攏在自己身邊，接着快速安排接班方案，把克格勃情報機關出身的普京推上總理位置，在1999年底迅速交班。隨着普京逐漸穩住大權，1990年代的政治反對派，再也無法糾結起足夠的力量。

到了今日，俄共對普京的態度已經變得曖昧。久加諾夫所帶領的俄共淪為了保守黨，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了一個空洞的能指。

社會主義對俄共來說意味着什麼呢？蘇聯時代的歷史遺產在1990年代的競選策略下，以重振大國的想像替換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1990年代，俄共許諾的社會主義未來，包括了阻止猖獗的私有化，提高居民收入，打擊政商寡頭，重振蘇聯時期的大國威風。這些理念籠絡了大量俄羅斯人，也是從俄共到普里馬科夫反對葉利欽政府百試不爽的動員手段。但隨着普京上台之後打擊寡頭並提高壟斷行業的國有化規模，加上受益於日益飆升的石油出口收入，1900年代的許多訴求都在普京的旗幟下部分實現了，增加的政府收入也讓俄羅斯有了重做大國夢的資本。曾經的反對力量，不知不覺被普京吸收成了自身的一部分。俄共的高層，更是今天普京政府下的既得利益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勉強為生，甚至還要去打零工的基層老黨員。

無論如何，普京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可是普京提供了讓俄羅斯重新偉大的幻想，讓不少老共產黨員把他當作史太林的翻版。在他們看來，普京和史太林一樣都是強人，都有維護政局穩定的能力。於是，很多支持史太林的共產黨員轉而支持普京，在大國沙文主義被普京徵用之後，早已失去蘇聯時期完整意識形態敘事的俄共，再也不具動員能力。而俄共在喪失上台可能性之後，也就變成了普京政府周邊的「反對黨」點綴。

早已退出俄共的瓦西里並不喜歡普京，「普京的政權下，社會上層和底層的分層太大，十倍還要多」。然而當我問他對史太林什麼看法時，他卻警惕地迴避了：

「十月革命紀念日，你為什麼不問我列寧，卻問史太林？」

無法團結的新左翼

史太林是蘇聯解體後最具爭議的話題，他不只分裂了舊日政治光譜下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異見者，也持續在代際上分化着左翼的認同。

遊行中，一位82歲的老共產黨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強調史太林時代的美好，而赫魯曉夫的上台在他看來造成了黨內一片混亂，毀掉了共產黨。我問到的老共產黨員，無一不表達他們對史太林時代的懷念。共產黨遊行隊伍所舉的畫像，只集中於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絕無史太林之後的領袖。儘管，今天還在世的大多數老左翼，對蘇聯時代的體驗，都集中在布里茲尼夫時代。

而更為年輕的左翼力量則毫不掩飾自己對久加諾夫以及在他麾下的老左翼的厭惡。

「今天的俄共代表着蘇聯遺產中最糟糕的部分！」以黑底白星為旗幟的 Left Block （「左翼聚落」）的一位組織者符拉基米爾說。符拉基米爾僅有19歲，在我走入他們的隊伍，表明我的記者身份時，他幾乎是衝向了我，略顯稚嫩的臉上充滿演說的激情。他是莫斯科大學攻讀計算機的學生，同時也是 Left Block 的組織者之一。不同於 Left Front 對蘇聯遺產的調用，這個更年輕的組織更願意把思想資源追溯到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

可以看到，Left Front 中還能看到不少前朝遺老，雖然如何評價史太林仍有爭議，但也不乏史太林主義者。而 Left Block 則以青年學生為主，倡導團結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一起反抗資本主義和政府。全國各地都有他們組織的成員，但是因為其明顯的反政府傾向，他們並非合法的政治黨派。不少成員被抓，還有另一些被通緝，所以近年來他們難以發展壯大。不過，雖然全國上下只有幾百人，在俄共之外的左翼團體中，他們已經算比較成氣候的了。除學生外，在老工業區，他們也發展起不少老工人。

以黑色旗幟和白色拳頭為標誌的革命工黨，則是遊行中最激進的一支年輕的左翼隊伍，他們喊出反普京和反政府的口號，以托洛茨基作為組織的核心象徵，不斷地強調自己不同於其他組織的激進性和徹底革命的決心。然而在其他左翼活動家看來，他們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托洛茨基組織之一，毫無壯大的可能性和團結的必要性。

幾個主張改革的社民派混雜在不同左翼組織之中，卻並不完全認同這些組織理念。他們認為蘇聯已經過去了，「列寧非常偉大。然而今天我們只能把目光看向歐洲，重新尋找社會主義模式」，一位18歲的剛進入高校的男孩告訴我。

不過，温和的社民派卻並不受激進派的歡迎，符拉基米爾急於劃清他們與史太林的界線的同時，也急於撇清他們與同樣生根於歐洲社民主義的關係。「今天的俄羅斯，無論是斯拉夫民族主義政治家，還是右翼自由主義的政治家，都喜歡在他們的政治宣傳中夾雜一些左翼思想，社會民主派那一套就是就是他們慣用的修辭，為掩蓋在其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民族主義甚至白人至上主義進行辯護」。政治家再清楚不過，今天俄羅斯民眾帶有左翼色彩的需求亟待被滿足。比如，著名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Нава́льный）就大談「提升最低收入標準、建立更多的社會公共設施、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帶有左翼色彩的綱領，以此動員群眾。然而他最主要的經濟顧問米洛夫（Мило́в），卻是個堅定的自由放任主義推手。而納瓦爾尼也揚言要為中亞各國設簽證，以及減少外來勞工。

當我問符拉基米爾他是否認為久加諾夫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時，身旁的一位英語不好的「同志」聽到，馬上激動地蹦出「法西斯主義者」這個他所能想到的最激烈的詞。符拉基米爾則把久加諾夫表述為「帝國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東正教的結合體」。的確，久加諾夫在官方網站上聲稱：「團結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是共產黨和東正教共同的神聖任務。這基於社會正義、集體主義、互助和靈性等我們共同分享的美好價值。」

俄羅斯年輕一代對久加諾夫的普遍印象是：他不斷神話史太林的同時，又自稱為虔誠的東正教徒。他标榜列寧主義的同时，又宣稱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家族是受害者。

那些年近古稀的共產黨員，在充滿活力的新左翼眼中，僅僅是無限沉浸在年輕時代的感傷癖之中，而久加諾夫永遠在利用老一輩對蘇聯的懷舊情緒說盡甜言蜜語，最後把他們轉化為維護當下體制的力量。不過，在很多地區，俄共是左翼人士唯一可以選擇的政治力量。很多列寧／托洛茨基主義者也是俄共的成員，因為他們除了待在俄共的架構內，沒有其他政治空間。

年輕的左翼力量在大學裏依然比較活躍，不過，動員他們的再不是對蘇聯的懷舊，而是他們今日的生存現狀。「學生們太窮了，雖然法律上承諾免費教育，但總有辦法變相向你收費，而付不起的學生就淪為了學校的廉價勞動力。」符拉基米爾告訴我。

大多進步的新左翼青年把學生和工人作為其中堅力量，卻並不願意理解那些「懷舊癖」老共產黨員的現實艱難，僅僅把他們視為保守反動的、革命遺產中最需要被剔除的部分。而在不少年邁的老俄共看來，年輕的左翼團體則過於分裂和碎片化，太多封閉的小圈子和小組織，幾乎沒有團結的可能。的確，正如有些觀察者指出的，俄國新左翼幾乎僅僅把左翼思想當作了「智識競賽」——比拼誰更左，誰更激進，誰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2014年的烏克蘭-克里米亞衝突，更是將左翼推向了進一步分裂。在俄羅斯左翼內部，兩派聲音激烈衝突着。一派認為烏克蘭現政府是西方支持下的保守主義與極右翼政府，力圖通過強行推行烏克蘭語言壓制作為境內少數族裔的俄羅斯人，應該支持對抗烏克蘭政府的行動；另一派認為，烏克蘭政府是極右，但俄羅斯政府在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問題上是大國沙文主義，不應該予以支持。誰是帝國主義者？誰是真正左翼？支持哪一邊是國際主義？又是哪一邊會變成民族主義？

在我遇到的新興左翼組織中，Left Front 的領袖伍達托夫曾在獄中明確表示支持吞併克里米亞；而托洛茨基派站在反面，Left Block 堅定反戰，認為親西方的烏克蘭政府和俄國都有其對內推行獨裁統治的政治目的。這些俄羅斯左翼組織身處俄共之外，夾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眾聲嘈雜，左右為難。

尾聲

除了俄共以及俄羅斯其它新生左翼外，遊行的隊伍裏出現了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委內瑞拉、巴西、澳大利亞等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團隊，他們舉着自己國家的旗幟，混在遊行的隊伍中，用不同語言唱着國際歌，頗有一副「因特耐雄耐爾」的圖景。一個十幾二十人組成，一路舉着毛像，唱着歌頌毛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中國「紅色旅遊團」，更是在現場賺足了眼球。據官方統計，大約一萬五千人參與了11月7日的遊行。不過，不少並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上訪團也夾雜其中。一個穿着統一的業主團，舉着「政府偷了我們房子」的標語，跑來聲討自己付過款的房子卻遲遲不動工。我看着他們頭頂附共產主義徽章的帽子，問他們是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驚詫地反駁：「什麼社會主義者？我們只想要我們的房子！」

遊行集合地的普希金廣場，和遊行結束的革命廣場，都遍布販賣蘇聯紀念品的攤販，以供參與「紅色旅行」的遊客甄選。一位講着流利中文的英國小夥子，掏出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永居證跟我搭訕，簡單攀談後，得知他在「中國達人秀」上唱紅歌，名利雙收。他表示他對社會主義充滿了好感，所以生活在中國，又跑來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我問他，「你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他面露難色。

遊行的一路上，我看到俄共隊伍中的兩位老人陸續在下台階的時候摔倒，一位拄着拐的老人摔在了台階上，頭破血流。抵達革命廣場，遊行結束，其他左翼團體仍然聚在街頭時，俄共官方則前往高級飯店用餐。事實上，參加俄共近日慶祝活動的嘉賓，都住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豪華酒店。

當晚，一張宴會桌上擺滿菠蘿的畫面，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上流傳，人們想起馬雅可夫斯基那首一百年前的革命詩歌。「這沒什麼」，聖彼得堡的俄共官員對俄羅斯媒體表示：「菠蘿現在不是資產階級的食物，大家都買得起。」

「這像不像一場由俄共發起的，革命主題的cosplay？」一位俄國朋友問我。

（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張昕老師對本文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