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什么才是奥斯卡奖心目中的“最佳外语片”？

无论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实质意义是否真如索尼经典的联合创办人 Tom Bernard 曾说的“像赢得世界杯一样令人欢欣鼓舞”，但每年从提名到九强出炉到五部入围影片正式公布再到颁奖的全过程都备受瞩目——特别是那些选送的影片有“得奖之相”的国家，会格外关注整场角逐。不过遗憾的是，这一年一度“为国争光”的娱乐战场，基本上和中文世界关系不大。尽管两岸三地每年选片“申奥”也都姿态郑重，但华语片至今依然只有《卧虎藏龙》曾获最佳外语片奖。

事实上，中港台三地就连能正式入围该奖的电影都屈指可数。

台湾1957年就有以原住民（泰雅族和阿美族）部落为背景的爱情文艺片《阿美娜》参与奥斯卡，两年后，电懋出品的家庭伦理片《雨过天青》代表香港参加角逐，中国大陆则是改革开放后的1970年末才提交首部电影参奖。但大陆和台湾周期相对固定地选送影片都要等到80年代之后，香港则是90年代初。其后长达近四十年里，两岸三地拿到过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导演只有三位：张艺谋（3次）、李安（3次）、陈凯歌（1次）。对比一下曾经12次入围的日本、10次入围的以色列和8次入围的墨西哥，整个华语世界所获得的外语片提名纪录明显偏少。

这是否能够证明奥斯卡并不青睐华语电影？答案既是肯定的，却又不尽然。在理解为何华语片很难胜出的脉络前，先要知道什么是奥斯卡心目中的“最佳外语片”？

因为设立了外语片奖，本来只是美国国内电影产业奖的奥斯卡也加多了一层“国际影展”气质。但奥斯卡的本意并非“国际视野”，它是无可厚非的美国中心主义，针对荷里活主流电影，赢面最高的往往是美国式艺术电影。假如将美式商业片、美式艺术片和欧洲艺术片放在一起比较，显然前两者更相像。譬如《月光下的蓝色男孩》的气场虽然小众，但叙事既不晦涩，视听也不像欧洲艺术片那么前卫，只是跳脱出了通俗类型片而已。而相比奥斯卡主奖，外语片奖的审美眼光就一向更具艺术传统，早年费里尼（Fellini）《八部半》、伯格曼（Bergman）《处女之泉》、路易‧布纽尔（Luis Buñuel）《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等欧洲大师典范都曾摘获该奖，后来该奖也开始更多欣赏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故事或以情节制胜的小品，譬如《何处是我家》（Nowhere in Africa）的种族和谐、《索尔之子》（Son of Saul）的政治正确，乃至近年对伊朗导演法哈迪的格外偏爱。

外语片奖目前所使用的是2007年改革后的两轮甄选制，每年10月初确认申报国家和地区后，外语片委员会就会邀请近400位评委分组进行第一轮审片（每位评委要保证看过其中至少16部），得票前6名的影片入围，委员会则再选出3部（一般会侧重于评委投票时所忽略的电影）。二轮审片9进5则由30位评委集中看片完成。终选机制2013年起进行了重大调整：五部获正式提名的外语片，将会和最佳影片一样以 DVD 形式寄给所有6000多位奥斯卡评委，并投票产生获奖影片。

而每个国家自认“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和奥斯卡想要看到的外语片——这两者间的鸿沟在华语电影上表现得格外突出。首先，奥斯卡想要的是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电影工业成熟度并作出了“艺术贡献”的电影，这里的“贡献”可不只是出钱出演员：主创人员多为外籍的《狼图腾》就因为看起来不能“代表”中国电影工业被取消了资格，而同届入围的《少女离家记》（Mustang）虽然是个彻头彻尾土耳其故事，根本没有半句法语对白，但因为从融资制片到视听叙事怎么看“贡献”都来自法国从而代表法国入围。当然“贡献”的标准放在当今全球化合拍片的复杂环境下也越来越暧昧，最终还是主办方说了算。

其次则是口味问题。纵观这么多年的最佳外语片，奥斯卡肯定更偏爱欧洲电影，80%以上的获奖影片也都来自欧洲（意大利得奖14次、法国12次）。这一方面是美国人对欧洲电影的审美传统使然——三大电影节参展参赛片历来是外语片的重要参考指标，最近2012到2014连续三年的最佳外语片更和“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重合。另一方面的确欧洲送选的电影要相对更符合奥斯卡的题材偏好：对真实事件的改编、历史中的人性（二战记忆、共产主义幽灵）、生老病死的敏感议题、以及有作者风格又输出价值观的伦理片（道德焦虑、政治正确）。然而口味这种东西如此主观，究竟有何规律？譬如为何同样是以镜头之美制胜的艺术片，意大利的《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就能打败《谎言的烙印》（Jagten）、《奥玛的抉择》（Omar）这种强敌拿奖，而台湾的《刺客聂隐娘》却根本无法入围？

简单来说，奥斯卡外语片对于亚洲电影的期待和欧洲电影非常不同。

如果说奥斯卡对欧洲怀有更多审美层面的期待，希望看到“艺术、人性、写实”，那么在亚洲电影中则更期待看到“历史遗绪、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素描、异域风情下的陌生故事”，即是用一种真正“世界电影”的取向来要求亚洲创作。这种心理期待上的潜规则并不公平，但又客观存在。毕竟奥斯卡对欧洲电影传统所怀有的敬意，永远不可能复制到亚洲，因而姿态前卫的亚洲艺术片在外语片奖项上完全不占优势，反而是具有民族特色或象征性、处理历史记忆或殖民创伤、以及叙事冲突较强的小品容易脱颖而出入围，譬如近年约旦入围的《希布》（Theeb）、柬埔寨《消失的影像》（The Missing Picture）、巴勒斯坦《奥玛的抉择》、乃至很好梳理了当代伊朗复杂性的《分居风暴》（A Separation），都没跳脱出以上类型。即使是亚洲入围次数最多的日本（12次），近年真正被青睐获奖的也唯有充满民族仪式感的《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

这样一来就比较好理解为何华语电影距离外语片奖总是那么遥远：从《小毕的故事》到《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台湾新电影序列也好，《香港制造》的香港独立电影传奇也好，台港八九零年代这些从欧洲艺术片传统中汲取到养分与技巧的创作，尽管在国际影展颇多斩获，却完全入不了奥斯卡的眼。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当《芬妮与亚历山大》让伯格曼第三次获外语片奖时，台湾新电影才刚刚起步。

而到了90年代初，杨德昌虽然拍出了史诗级的牯岭街，却撞上中国电影开始以陌生的“奇观”身分进入美国人的视野。而那年的张艺谋也颇可惜，虽然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二次获奥斯卡提名，却因该片在美国的发行商 Orion 陷入财政困难只能力保《沉默的羔羊》，所以从公关到宣传什么资源都没有，自然不可能拿奖——同理其实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卧虎藏龙》能成功。人们总在谈论这部“华人之光”以东方气场或文化魅力征服了评委，但其实该片获奖的功劳绝大部分要归功于索尼经典。李安此前以《喜宴》和《饮食男女》两度入围均告失利，而那两届获奖的外语片恰好都由索尼经典发行。事实上近二十几年来的最佳外语片，有一半都被这家独立电影厂牌所包揽。而《卧虎藏龙》则是他们操盘得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相比《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无人问津，《卧》当时在全美2500家影院铺天盖地放映轮番造势，再加上本身的“异域奇观”气质，天时地利人和才撼动评委。

自此之后，华语电影再难复制传奇。其实从每年的选片开始就基本可以判断出一部电影是否有希望杀出重围。大陆方面，当年《英雄》急于跟风送选——虽然西方其实很认可那部电影的视觉，但不可能刚奖励过一部文化背景相似的《卧虎藏龙》又再颁给同类题材。而再其后《十面埋伏》《黄金甲》那一系列古装大片，不但质素更差而且也早就令奥斯卡审美疲劳。到了《金陵十三钗》时的张艺谋，捉错用神以为历史题材肯定出征必胜，但美国评论界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讨巧：“中国苦难+外国传教士+旗袍里的软色情”完全停留在二十年前西方对中国奇观的刻板印象中，可谓毫无进步。大片轰炸连连失利后，2014年中国更选送了一部莫名其妙的的中法合拍片《夜莺》，自作聪明用人杰地灵的自然风光去迎合西方审美——不过好像类似这种“中法交流”的“中X交流”式片子格外容易变成申奥“代表”，去年“中印交流”的《大唐玄奘》也是同样路数。

而相比大陆，香港和台湾囿于创作资源有限，每年选出的影片虽然都特质鲜明，但和其他区域特别是实力过人的欧洲电影放在一起角逐时就很难先声夺人。香港方面近七八年送选的皆是中规中矩品质之选，也几乎都是当年“最好的电影”，而台湾方面参选的类型则更多元，既有《赛德克巴莱》这种大片，也有温馨小品《逆光飞翔》《只要我长大》，以及《刺客聂隐娘》的影展路线。不过如果了解外语片的“潜规则”，就一定知道奥斯卡从来不会喜欢侯孝贤，也不欣赏一切靠镜头语言制胜的亚洲电影。

那么了解外语片奖的口味、偏好和对亚洲电影的期许之后，以其内在逻辑去看待今年中港台三地所选送的电影，它们又是否有“奥斯卡相”呢？坦白说这三部影片入围几率都极低。

首先，这三部电影太过写实——确切来说是太过贴切地折射出了中港台三地最当下的痛点。如果你同时看完《战狼2》《一念无明》《日常对话》三部电影，会顿感这难道不正是此时此刻这三地社会氛围最直观的映射？——大陆民族主义当道爱国情绪高涨、香港是躁郁之城里压抑至极却仍在伪装正常的社会心病、而台湾今年刚刚成为东亚首个同婚合法化国家。三部影片，完全观照出三地的当下面貌或是最关切的议题。所以我们会觉得《一念无明》非常本土，《日常对话》是一场通往性别和性取向平等的旅程，而《战狼2》则是急于宣示大国崛起的中国心声，但奥斯卡所喜闻乐见的亚洲电影，则是更有历史纵深感的“社会变迁、真实事件、具有复杂性的冲突和矛盾”。

《战狼2》几乎没什么值得讨论之处，美国人对中国民间自 high 的“强大祖国”毫无兴趣。《一念无明》让港人非常有共鸣，但是这样的小品也因为太贴近现实社会，会让评委认为不够跳脱出“当下”去审视这些社会困境。比较值得一提的反而是《日常对话》，这部纪录片是一场非常别致的个人重拾话语权的尝试，透过回溯历史困境去修复当下实现和解，传达的价值也很普世，但它有两处不占优势的地方：它既是一部个体的纪录片，关注的又是同性议题。亚洲过去当然也有纪录片入围最佳外语片，像柬埔寨以红色高棉为题材的《消失的影像》，“历史事件+民族创伤”的出发点就很符合奥斯卡口味。而《日常对话》的出发点则是创作者“个人”不得不说的故事，这种小而精的“非集体记忆”的母女关系视角，是否能从众多送选电影中脱颖而出打动评委，或许要打个问号。其次则是同性题材（当然其实也只占了一小部分），从同性身分出发去探索女性题材与亲情关系的电影很容易让人想起阿莫多瓦的《我的母亲》——但那却也是迄今唯一一部获外语片奖的同性题材电影。奥斯卡的价值取向向来保守，近些年涉及相关情节而能获提名的外语片只有来自西班牙的《最后的美丽》（Biutiful）和《变装皇后万万岁》（VIVA）。所以综合来看，《日常对话》入围的难度还是偏高。

与此同时，能否入围的重要竞争指标，当然是亚洲其他国家的送选电影。今年代表南韩的《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和泰国的《生命宛如幽暗长河》都是历史题材，前者以光州事件为背景，而且是最符合奥斯卡取向的那种“真人真事改编+历史事件的小人物”——透过人性细节，丰富人们对某段历史的看法。倘若该片最后没能入围，大概唯一理由就是类型片气质还是太强。而以泰国1976年学运为题材的《生》，虽然处理的是集体记忆，但使用非线性的叙事穿插魔幻影像去指涉屠杀，形式感上很偏影展路线，反倒未必会受奥斯卡青睐。日本送选的温情电影《幸福汤屋》和新加坡的公路小品《亲爱的大笨像》（Pop Aye）则都是“透过旅程寻回自我/实现治愈”的模式，前者突出家庭价值，后者充满泰国的异域风情，单论格局，两部的竞争力都不大。

总体来看，相比《抓狂美术馆》（The Square）、《吉普赛少年》（A Ciambra）、《肉体与灵魂》（On Body and Soul）等欧洲送选的影片，今年亚洲送选的一众电影，题材符合奥斯卡口味的，类型片气质太重；视听上锐意进取的，题材又偏“轻”，因而很可能这又将是欧洲电影独霸外语片提名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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