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控制现在，就控制未来——中共宣传系统的“攻心计”

北京，西长安街5号，一栋中西合璧的多层建筑占据着街角旧王府的位置。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众多地标性建筑分列两侧，使这栋小楼显得毫不起眼。然而，此处却装载着全国意识形态的“大脑”——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宣部，作为中共最为核心的工作部门，自成立之初至今已近一世纪。仍掌握着庞大的宣传机器，决定着中国文化、艺术、教育的政策方向。

以中宣部为核心的宣传系统，无孔不入地蔓延至全国各地，从政府、媒体到企业、高校，数以万计的宣传官员将北京的旨意从中南海层层传递到最基层。

那么，中共在文宣工作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宣传系统的权力又有多大？面对新媒体不断涌现，它如何“攻占”互联网？五花八门的中国“官方媒体”，谁的声音才能真正代表最高层？

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帝国

中共一向以重视宣传工作著称，中宣部的历史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共党史。1924年正式成立后，中宣部便配合中共中央和地方各党部，发布宣言、提出口号、制作传单，借时局阐释中共主张。在革命年代，中共因宣传工作之高效，舆论上常常远胜敌手。

1930年代末，毛泽东成为中共实际领导者后，透过改组党报党刊，创立了一系列宣传原则，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宣传工作应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这种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本质的观点，被史学家高华称为“毛氏新闻学”。

其后，全面、迅速、真实、客观的普世新闻价值遭到彻底压制，报章舆论等必须要为党的政治运动服务，或造势，或批判，或释放政治讯号。此外，为控制消息流通的层级，内部刊物制度也应运而生。

时至今日，这些原则仍是中国新闻界挥之不去的底色。

中共成立了延安根据地后，也开始积累执政经验。此时，宣传工作被赋予更多社会管理职能，中宣部拥有了时局鼓动之外的更多日常业务。在毛泽东改造宣传系统后，被毛信赖的陆定一成为中宣部部长，并与“文艺沙皇”周扬一道统御中共文化宣传工作二十余年，直至文革。

中共建政后，党报党刊垄断舆论，宣传网络覆盖全国，文艺作者也遭到收编，中宣部的扩权也此徐徐展开，逐步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帝国。

周扬

中宣部的基础职能，原本应集中在阐释和传播中共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上，中宣部承担的管理权限远超“宣传”二字，例如对新闻舆论的管控、对书刊出版发行的审查监督，以及对文艺创作的指导等。1958年，中共设立“中央文教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担任组长，教育系统也被纳入中宣部职能范围之内。毛泽东时代的中宣部，还掌管着体育、卫生等诸多非政治性工作，部长也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在当时，中央书记处是中共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拥有实权，中宣部长亦处于权力的核心。

改革年代，中宣部地位略有下降。尤其在胡耀邦与赵紫阳时期，两任部长朱厚泽与王忍之既非政治局委员，也非书记处书记，仅是普通的中央委员。他们对宣传系统也保持着相对宽松的态度，中宣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有所降低，一大批图书、影片、文学艺术作品在1980年代中期得以自由出版。然而很快，宣传系统又迅速反弹，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1992年担任中宣部长后，中宣部再次进入权力核心。2002年，李长春进入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明办主任，与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常委）共管意识形态长达10年。此后，“常委+部长”共治宣传系统的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从内容来看，今天的中宣部掌管着四个方面。

首先是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由中宣部理论局、宣教局负责，时常发布对中共新理论、新政策的条文解释，为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背书。例如年年出版的《理论热点面对面》，以及宣传中国政治制度特殊性、反驳西方制度的《六个为什么》等，都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撰写、出版。

其次是文化艺术。中宣部自身会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组织者，例如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和“五个一工程”的评选；此外，文化部、广电总局等国家部委以及中国文联、作协等官方团体也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参与其中，形成“体制内”的文艺创作力量。

五个一工程

再次是教育学术。一方面，中宣部掌管着全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设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对大学的党务工作也有一定干预；另一方面，中宣部严格管控着中国人文社科专业的学术研究。由中宣部长担任组长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掌握着数十亿元的国家社科基金。该基金原本应当归中国社科院管理，是人文社科专业的教授、学者从事研究、等级评定的最关键项目。然而，在中宣部的控制下，小组发布的年度社科基金指南，充斥着大量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课题。仅2017年，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某某思想研究”的学术课题就多达几十个。此外，中宣部对于政治立场的优先强调，绝不会容忍与官方论调不符的研究题目获得资助。

最后是对外宣传。在党内，中共设立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简称外宣办），由中宣部领导。外宣办则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负责将中国情势、政策包装给世界，并与外国媒体接触、合作。在每年的两会和官方记者会上频频露面的“外媒”，如《欧洲时报》等，早已成为中宣部海外投资的受益者，不遗余力地协助外宣部门打造中国国际形象。

从媒介来看，中宣部在不断发展的信息时代，亦牢牢掌控着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渠道。

传统上，报刊、图书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都属中宣部管辖。中国境内的报刊、出版社皆由党委、政府或事业单位主办，由宣传部管理。在政府层面，目前的国家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简称新广总局）是行政上的管理者。但新广总局的局长聂辰席目前亦是中宣部副部长，对中宣部负责。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媒体渠道的宽度被大幅扩展。网络媒体与自媒体成为新兴力量。对此，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变化则是201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的成立。2014年，又成立“中共中央网络和信息化安全领导小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同时重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中共中央网信办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全面负责互联网管理。而截至目前，两任网信办主任都兼任中宣部副部长，足见其政治地位。

“喉舌”究竟代表谁？

媒体舆论，是中宣部最关键的业务之一，也是近五年来中国宣传体制转型的主要脉络。随着党媒的逐步市场化和互联网给中国舆论环境带来的改变，中宣部及其所辖的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一方面强化“党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对日益松动的市场化媒体展开严厉的审查。

官方媒体（简称官媒）要充当党的“喉舌”，是“毛氏新闻学”的核心要求。然而，如今的官媒绝非铁板一块，不同“喉舌”之间的出身、级别、功能定位各不相同，文章的涵义与影响力也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在今日复杂的媒体生态下，从宣传部门的角度，梳理出中国媒体的政治地位和角色，显得尤为必要。

“官媒”体的第一梯队，是新华社和“两报一刊”。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亦是中国官方新闻稿的主要来源。“两报一刊”则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由《红旗》杂志改版而来）。从行政级别来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中国大陆仅有的正部级媒体机构。

而在媒体市场化改革后，一批极具知名度的纸媒为公众熟知。包括隶属于人民日报社、以民族主义立场闻名的环球时报，和隶属于南方日报（后整合为南方报业集团）、曾经以新闻专业主义见长的南方周末。在全媒体平台涌现之前，两家市场化媒体，在“官媒”的外衣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路线，也各自收获了忠实的拥护者。

紧随环球时报、南方周末，各地的晚报、都市报亦在90年代后纷纷崛起。如新京报、扬子晚报等。它们虽然行政级别较低（一般为处级单位），但舆论号召能力却不小，这些市场化媒体的采编人员逐步建立起一套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对“毛氏新闻学”形成了事实上的颠覆。

而由地方党委直属的地方日报（如北京日报、南方日报等）原本是“根正苗红”的厅局级单位，却由于正统官媒的定位，内容枯燥、充斥官话，在新的舆论环境中丧失了吸引力。

然而，所谓“官媒”的话语分量究竟多大，同样无法确定。例如，北京日报曾发表其社长梅宁华的多篇极左言论，包括称赞维稳体制、支持指导思想一元化；而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甚至在《求是》杂志发文重提阶级斗争。但这是否能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场，却值得怀疑。首先，官媒本身作为党国体制的一环，亦遵循着官场升迁的逻辑。通过揣摩上意，在党媒表达轰动一时却又铁定安全的政治态度，势必能引起高层注意；另一方面，许多政治理论文章的发表，多是宣传系统干部或马列理论研究者完成任务、考核达标、获取学术职称的需要，并无任何授意的成分。

相反，市场化媒体的春秋笔法，才引起宣传部门的警觉。因此，胡锦涛时代的中宣部，针对市场化媒体加强了拦截式的审查。不论报刊如何改组、实行股份制，宣传部门不仅有权影响媒体高层人事，更可直接干预报纸的选题、采访内容甚至文字编辑。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几经整肃，艰难生存。

宣传系统如何“攻占”互联网？

2012年前后，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社交媒体等新媒体不断涌现，普通公众想要成为“媒体”的门槛越来越低，这也成了宣传部门要面对的新问题。

不过，宣传系统对此很快做出了反应。原本垂死挣扎的正统党报开始复苏，通过业务重组等方式成立了一批巨型媒体集团，以大军压境的方式“占领互联网舆论引导的主阵地”。2013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成立了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界面新闻、上海观察等扎根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相继问世，吸纳了一批新闻专业人才，试图将过去市场化媒体留存的“新闻专业主义”为官方舆论服务。而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第一梯队”也纷纷进驻微博、微信，占据移动端。凭借巨额的资金投入和畅通无阻的媒体特权，五年来，重新整合的官方新媒体已逐渐统御了互联网舆论场，原本依靠市场壮大的都市报群体迅速则被边缘化，而这亦成为中宣部“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大功一件。

另一方面，对于民营媒体、自媒体的大规模整肃成为“新常态”。新成立的国家网信办，如同官方新媒体的“大护法”，为官媒开道扫清障碍。

在市场化媒体之外，门户网站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是舆论场的重要领地。但在宣传部门眼中，这些影响巨大的新媒体并无采编权，又在官方管控之外。更重要的，这些新媒体、自媒体，打破了行政级别、隶属关系的束缚，成长为自下而上的强大舆论力量。因此，网信办开始不断出台禁令，并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舆论地震。

例如，2017年6月突然发生的娱乐类自媒体集体遭遇封号事件。在一夜之间，拥有百万读者粉丝的“严肃八卦”、“毒舌电影”、“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等高知名度自媒体突然在微信公众平台被封禁，人民日报其后更刊出评论称，要“让高雅的文化占领阵地，低俗的东西才不会有市场”。

虽然民营媒体、自媒体并不直接隶属于某个业务主管单位，但由于其本身（例如腾讯新闻、网易新闻）或其依托的平台（例如微博、微信等）属于互联网公司，按规定应属公司注册地的网信办管理。而在地方网信办之上，还有国家网信办、中宣部以至于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网信领导小组。

由此可见，无论微信公众号或微博帐户的公众知名度、舆论影响力多大，作为民间资本，在中国大陆的公权力面前，也仅仅是厅官之下的一介草民。相对于有着一定人脉根基和行政级别的市场化纸媒，官方对互联网公司的执法成本更低，禁令也更加容易，而民间资本更是无丝毫还手之力。两相对比中，舆论场的“官进民退”，亦会成为现行宣传体制下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统治术的角度来看，宣传系统并非一个笨拙而臃肿的党机器。相反，它坐拥权力与财富，又不断“与时俱进”，拥抱新技术，善用新手段，使固有的审查、监管和行政干预变得高效和隐秘。控制着现在的“笔杆子”，也必将控制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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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1. 中共的宣传工作核心是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这种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本质的“毛氏新闻学”，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新闻界挥之不去的底色。

2. 中共建政后，党报党刊垄断舆论，宣传网络覆盖全国，文艺作者也遭到收编，中宣部的扩权也此徐徐展开，逐步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帝国。

3. 从内容来看，今日的中宣部掌管着意识形态、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和对外宣传四个方面。

4. 从媒介上看，报刊、图书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都由中宣部直接管辖；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负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目前，两任网信办主任都兼任中宣部副部长。

5. 中国官媒有着不同的层级（详见文中信息图表），却不一定都能代表官方真实的立场。相反，市场化媒体纷纷崛起，建立起一套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对“毛氏新闻学”形成了事实上的颠覆，遭到宣传部门整肃。

6. 面对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不断涌现，宣传系统一方面通过业务重组等方式成立了一批巨型媒体集团，以大军压境的方式“占领互联网舆论引导的主阵地”；另一方面，对于民营媒体、自媒体的大规模整肃成为“新常态”，执法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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