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常对话》黄惠侦：母亲喜欢同性，但她爱我吗？

“如果她不是我母亲，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黄惠侦答得很快。

除了，她从不对自己的女儿说一句爱，甚至一句普通的日常话都不多说。

2016年，38岁的黄惠侦将母亲与母女关系的故事拍成了《日常对话》。2017年2月的柏林，这部86分钟的电影摘下了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9月底，成为第一部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纪录片。

设在客厅里的镜头，默默录影着一场在最日常的家庭环境中发生的，最不日常的、决斗般的母女对话。

“我知道你讨厌我！”餐桌一头的妈妈突然生硬地大声说。

“我是爱你，”餐桌另一头的黄惠侦哭起来。

“你为什么要让我跟爸爸一起睡？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餐椅上的不是三十好几、已为人母的黄惠侦，而是不到十岁，半夜逃回妈妈和妹妹房间的黄惠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母亲不愿正脸对她，眼睛只往下看。

“我不知道”，被问到知不知道母亲是女同性恋者时，母亲的三个同胞兄弟姐妹，也如此喃喃，在镜头前，眼神木然，或借故走开。

黄惠侦说，这部记录长片是她给妈妈的情书。一写就是18年。开头是“你到底爱不爱我？”，结尾是“很高兴认识你”。

妈妈爱我吗？

黄惠侦十岁，妹妹八岁，母亲带着她们俩净身逃离充斥暴力的家，生怕被找到抓回去。没有钱，没有户口簿，姐妹俩连小学都无法入读，只得跟着母亲做“牵亡”——以念诵歌舞戏引渡亡灵至彼岸，类似香港“打斋”。母亲亲常常不着家，她在外面，风趣、好相处，但回了家，“几乎就是不怎么跟我们讲话”。

不说话，但会打。

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打。

衣架，水管，细竹枝用胶带束成一捆做的“家法”。

“脾气来的时候会打我们，”黄惠侦说，“真的是往死里打，打到自己都筋疲力尽。打得比较厉害的话，她会哭。常常打完，她会帮我们擦药。”母亲为她掉眼泪擦药的画面，比打她的画面更记忆深刻。

虽从不明言自己喜欢女性，但逃家之后的母亲，不避讳将女友带回家，也不避讳带女儿和女友约会。在传统茶室，母亲将瓜子肉一颗颗咬出来，堆在女友面前，好让女友可以优雅地吃，黄惠侦和妹妹坐在一边，咬一颗，碎一颗，根本吃不好，“就觉得妈妈怎么对阿姨这么好”。

那时，妈妈是她生命中最最亲近的、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但是她不确定，妈妈是不是爱自己。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很乖，很懂事，期待着这个重要的人可以给她一个肯定的回覆，告诉她，看到她，是喜欢的。

“但我妈从来不做这件事。”

这个木讷、忧郁，“志愿是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就去做尼姑”的女童，很快被其他痛苦猎上。

1989年，十一岁，黄惠侦说记得清楚是因为天安门事件。一日不经意听见两个五六十岁的叔伯议论母亲，“是同性恋，变态”。80年代末的台湾，关于同性恋的书会放在医学部，新闻标题会写“同志情杀案”，电视节目会偷拍同志酒吧，警察会临检健身房，无知而恐惧，恐惧而厌恶。

那一句“变态”，让此前对母亲和女友亲密同居不以为异的黄惠侦，“世界好像被人敲裂了一点什么”，第一次感受到了强烈的、一整个社会的否定那么重的难堪。

如此十年，作为没有户口的辍学生，作为社会地位卑贱的童工、作为女同志的女儿、作为得不到母亲温情疼爱的小孩，直到妹妹要结婚，20岁的黄惠侦才发现，母亲因为帮女朋友还债，卖掉房子，负债累累。她一气之下，只身逃家。

但不到一年，她又回来了，并将摄像机对准了母亲。

要揭露自己，总是困难的

逃走也不只是因为痛苦和愤怒，黄惠侦说，也是想试试生命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如果没有那次逃走，很多事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那时她认识了拍“牵亡”题材的纪录片导演杨力州，第一次真的看到了“做不了牵亡，去唱野台歌仔戏也不错”之外的世界，发现一部小小的摄像机可以探问许多问题，开始要学拍。

离家之后，黄惠侦进入一个做成年人教育、没有文凭的社区学院，结识了一批“大部分是研究心理学、搞社运的人，用非常口语化的语言讲什么是社会结构，什么是性别框架”。

社区学院组织了一些婆婆妈妈分享生命经验，黄惠侦一下子发现，倒霉不止自己这一种，也不止自己这一个。陌生人之间的倒霉，竟然是高度相似。让自己痛苦、想要逃离的，不是母亲本身。

“我小时候认为无法去上学，却要做这样的工作，妈妈是女同志，这让我非常痛苦，但其实这个痛苦是因为周围的人看你，让你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在这个社会上存在。”

让她和妈妈一直无法沟通，让她对妈妈无法谅解，让她和其他陌生女性同样经历不幸的那个“更大的东西”，她要找出来，搞明白。她得回去。

要揭露自己，总是困难的。要用影像来揭露，即便是自己家的故事，尤其是自己家的故事，更难。总是先拍点什么吧。断断续续、“每个人都在拍”的家庭录像，拍了14年，到黄惠侦成了母亲，到母亲成了外婆。

2012年，初为人母，黄惠侦大半年没有工作，在家每天看到女儿，就想起自己和母亲，“如果我没有搞懂我妈妈是谁，我也无法真正理解自己是谁，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

“34岁之前，我的确都只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看所有事…生她之后我才意识到，只要小朋友受伤，母亲肯定很自责…为什么我们一直无法沟通讲话？如果我是母亲的角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那个距离，我一直以为是她可能不爱我，但后来发现，可能还有其他东西。”

黄惠侦下定决心，不能再“糊弄”，要把纪录片完成，“已经不仅是要去确认她是否爱我，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怪她。”

认识母亲不想要的人生

她决定用摄像机来逼自己，也逼妈妈。“没有摄像机，我其实不敢跟她讲话。拿起摄像机，好像有一个理由。”

但最终，摄像机只对黄惠侦自己比较有效。她试过将摄像机放在妈妈房间，但第一晚妈妈说了两句“我可以帮你带小孩”之类的客套话后，就无视了镜头的存在。2014年，黄惠侦拿到资助，可以请摄影师入屋拍摄，但熟络之后，妈妈就不管他们了。

“对我妈妈的那个有效，后来发现，是因为我跟她讲话。”黄惠侦从母亲的小时候开始问起，请来舅舅和她聊童年，又告诉妈妈自己小时候会做什么梦，是在害怕什么，其实很讨厌那些阿姨，因为妈妈都不陪自己⋯⋯

母女俩迟到半生的日常对话，终于在2014年开始。

母亲和女友，黄惠侦和女儿，四人一起返乡。母亲生于台湾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云林，六兄弟姐妹，夭折两人，余下两子两女，能把孩子养大已不容易，遑论什么情感需求，母亲的父母连她整日逃学都毫无知觉，反正女孩子终归嫁出去，就连为父母立墓碑都不能有一个署名。

黄惠侦于是明白，母亲不懂照顾自己和妹妹的情绪，是因为在母亲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会用她期待的方式——比如把爱宣之于口——去跟母亲互动，或者照顾母亲，母亲的认知是，为人父母，赚钱糊口，已是尽责。

走访母亲的数任女友，听她们细诉被母亲追求时的甜蜜——口口声声“宝贝”、在床上很温柔、手洗内外衣物、送玉镯金饰⋯⋯但母亲说谎，“她说只跟她先生睡过一次”，“她说两个孩子是捡来的”。

说到母亲对子女冷漠，对女友却足够风流时，黄惠侦笑起来，“她跟她每个女朋友其实都是不太开心地分开，没有真的很照顾到女朋友的感受，其实都是用物质”，“她会去构筑一套，关于她的过去，可能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吧”，“因为这从头到尾，就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与母亲的同胞兄弟姐妹聊天，他们都闪躲，说不知道母亲喜欢女性，但都承认，知道母亲出嫁后遭遇家暴，“那有什么办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自己也不愿多谈，“有什么好讲的”，但对自己的丈夫恨之入骨“要把他剁成肉酱”。

一场漫长的旅程，黄惠侦终于找到了20年前，那个在无数个体——包括母亲和她——身上制造出不同又相似相连的不幸的，“更大的东西”。

“家暴也好，性侵也好，至少在台湾社会，主流价值观认为，就不要讲啊，讲出来有什么帮助吗？做童工，同志妈妈，家庭内性侵，没有一件这个社会认为光彩的事。它认为你应该把自己藏起来，你为什么还能拿出来讲。这其实会给人带来第二次、第三次的伤害。”

“我们常常以为，那种暴力，在暴力殴打停止的时候，就停止了，但为什么我妈到今天，我父亲死掉这么多年，她还认为被家暴这件事很丢脸？问题不在施暴者这个人，而是这个社会让你觉得，你有这个经验，你应该觉得自己很丢脸，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应该要改变的。如果我们看到不只是自己家在面对，而是这个社会都这样，家庭内的困难和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改变，而且可能改变的是这个时代的孩子。”

解构爱

公映之后，许多人找黄惠侦都要谈到性别议题。她很坦白，“我觉得应该去问长期做这个议题的人，我没有认真花力气去做”，虽然，台湾同性婚姻平权运动最近几年的发展，对于《日常对话》的成事，不可或缺，尤其是在说服几乎油盐不进的母亲接受访问上。

黄惠侦说，对于同婚平权，母亲的态度是，“人家要结婚就让他去结，结了就知道，结婚不是只有好处，你要做梦，但你要经历幻灭，如果她自己选，她不会结婚。”黄惠侦顺势劝，“如果我们不改变，搞不好下一代还是要经历一样的事情。”

游说一次便成功了。这部一开始几乎出于百分百私心、想要改善母女关系的纪录片，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公共位置，但长期关注劳工议题的黄惠侦，并不百分百信服“爱让人必须有婚姻权利”是理所当然。

“婚姻是很实际的法律制度保障，可以因为爱而结婚，但不会因为结婚而保障爱的什么。应该婚姻平权，是因为人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保障。下一步要做的，才是真正的婚姻平权，就是社会上不想结婚的人，可以选择不进入婚姻制度，而且可以享受和结婚的人同样的法律制度保障，最起码税能少交一点，可以申请租金补助啊。”

一个社会制度在压迫人的时候，不会只压迫一边。黄惠侦也因此某种程度上谅解了父亲，“他也未必想要结婚，他们只见过一次面，第二次见就是夫妻了”，“那个时候，那个家里，每个人都是很辛苦的，但她（母亲）现在没有办法也看到父亲的辛苦，我知道怎么站得更远一点。”

以及更高一点，“做了妈妈之后觉得自己升格了，可以站在一个跟我妈比较平等的地方去看，不止用亲自关系看待我和她的关系，好像是两个成年人在对话”。

以一个人去看另一个人，以一个妈妈去看另一个妈妈，才懂得自己过去的纠结，建基于那么多的“亲子关系里的理所当然”。

“从一个小孩长成一个女人，长成一个母亲，一直是同一个人啊，怎么会一天生了一个小孩，就变成了另一个物种，无私奉献，无所不能？她是怎样一个人，追求的是什么，从一个人的角度看另一个人，很多东西可以理解。”

亲情的舒适距离

以前，黄惠侦不懂，为什么妈妈总是买超额的食物，吃不掉烂掉丢掉，下次还买那么多。就像以前，她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会对她说爱，不会像自己对小女儿一样，常在身侧——今年五岁的小女孩从未上过幼儿园，有求必应——两个小时的访问中小女孩不断找妈妈，甚至趴到身上要吃奶，黄惠侦也必然满足。

现在，黄惠侦似乎已经找到答案，母亲的成长中，食物不匮乏很重要，母亲的个性，就是无法做她期待的那种表达，如果不认识母亲本人，就永远无法理解母亲做的、没有做的、说的、没有说的，而家人之间的认识，并非同一屋檐下就自然而然能达成。

当初，以为没有摄像机，母女就无法对话，现在，“平常多讲几句，也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我们之间那道墙有敲下来，但还是要有一个舒适的距离”——母亲会跟黄惠侦的朋友和妹妹打听她的事，比如离婚之后过得好不好，朋友说，“你妈很有趣”，妹妹却奇怪，“我都嫁出去了，你们住在一起不能直接说嘛？”

黄惠侦说起来，都是趣味地笑。

“我面临一个新的困难，”电影和解之旅当然有未竟之事，“片子做完之后没多久，我妈发现有失智症，她非常非常抗拒看医生，现在又不想吃药，不太想面对自己生病这件事，过去她也是不想面对。就是这样的性格吧，不可能一个片子做完就彻底改变，肯定还会有很多困难，但一起想办法⋯⋯”

玩着黏土的小女儿叫起来：“妈妈，我要把这个人做得再好一点，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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