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日常對話》黃惠偵:母親喜歡同性,但她愛我嗎?

出於百分百私心,想要改善母女關係的紀錄片,不僅找到了自己的公共位置,還代表台灣出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風物

「如果她不是我母親,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黃惠偵答得很快。

除了,她從不對自己的女兒說一句愛,甚至一句普通的日常話都不多說。

2016年,38歲的黃惠偵將母親與母女關係的故事拍成了《日常對話》。2017年2月的柏林,這部86分鐘的電影摘下了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9月底,成為第一部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紀錄片。

設在客廳裏的鏡頭,默默錄影着一場在最日常的家庭環境中發生的,最不日常的、決鬥般的母女對話。

「我知道你討厭我!」餐桌一頭的媽媽突然生硬地大聲說。

「我是愛你,」餐桌另一頭的黃惠偵哭起來。

「你為什麼要讓我跟爸爸一起睡?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餐椅上的不是三十好幾、已為人母的黃惠偵,而是不到十歲,半夜逃回媽媽和妹妹房間的黃惠偵。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母親不願正臉對她,眼睛只往下看。

「我不知道」,被問到知不知道母親是女同性戀者時,母親的三個同胞兄弟姊妹,也如此喃喃,在鏡頭前,眼神木然,或藉故走開。

黃惠偵說,這部記錄長片是她給媽媽的情書。一寫就是18年。開頭是「你到底愛不愛我?」,結尾是「很高興認識你」。

媽媽愛我嗎?

黃惠偵十歲,妹妹八歲,母親帶着她們倆淨身逃離充斥暴力的家,生怕被找到抓回去。沒有錢,沒有戶口簿,姊妹倆連小學都無法入讀,只得跟着母親做「牽亡」——以念誦歌舞戲引渡亡靈至彼岸,類似香港「打齋」。母親親常常不着家,她在外面,風趣、好相處,但回了家,「幾乎就是不怎麼跟我們講話」。

不說話,但會打。

用各種各樣的東西打。

衣架,水管,細竹枝用膠帶束成一捆做的「家法」。

「脾氣來的時候會打我們,」黃惠偵說,「真的是往死裏打,打到自己都筋疲力盡。打得比較厲害的話,她會哭。常常打完,她會幫我們擦藥。」母親為她掉眼淚擦藥的畫面,比打她的畫面更記憶深刻。

雖從不明言自己喜歡女性,但逃家之後的母親,不避諱將女友帶回家,也不避諱帶女兒和女友約會。在傳統茶室,母親將瓜子肉一顆顆咬出來,堆在女友面前,好讓女友可以優雅地吃,黃惠偵和妹妹坐在一邊,咬一顆,碎一顆,根本吃不好,「就覺得媽媽怎麼對阿姨這麼好」。

那時,媽媽是她生命中最最親近的、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但是她不確定,媽媽是不是愛自己。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很乖,很懂事,期待着這個重要的人可以給她一個肯定的回覆,告訴她,看到她,是喜歡的。

「但我媽從來不做這件事。」

這個木訥、憂鬱,「志願是照顧好媽媽和妹妹就去做尼姑」的女童,很快被其他痛苦獵上。

1989年,十一歲,黃惠偵說記得清楚是因為天安門事件。一日不經意聽見兩個五六十歲的叔伯議論母親,「是同性戀,變態」。80年代末的台灣,關於同性戀的書會放在醫學部,新聞標題會寫「同志情殺案」,電視節目會偷拍同志酒吧,警察會臨檢健身房,無知而恐懼,恐懼而厭惡。

那一句「變態」,讓此前對母親和女友親密同居不以為異的黃惠偵,「世界好像被人敲裂了一點什麼」,第一次感受到了強烈的、一整個社會的否定那麼重的難堪。

如此十年,作為沒有戶口的輟學生,作為社會地位卑賤的童工、作為女同志的女兒、作為得不到母親溫情疼愛的小孩,直到妹妹要結婚,20歲的黃惠偵才發現,母親因為幫女朋友還債,賣掉房子,負債累累。她一氣之下,隻身逃家。

但不到一年,她又回來了,並將攝像機對準了母親。

要揭露自己,總是困難的

逃走也不只是因為痛苦和憤怒,黃惠偵說,也是想試試生命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如果沒有那次逃走,很多事不會是後來的樣子。

那時她認識了拍「牽亡」題材的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第一次真的看到了「做不了牽亡,去唱野台歌仔戲也不錯」之外的世界,發現一部小小的攝像機可以探問許多問題,開始要學拍。

離家之後,黃惠偵進入一個做成年人教育、沒有文憑的社區學院,結識了一批「大部分是研究心理學、搞社運的人,用非常口語化的語言講什麼是社會結構,什麼是性別框架」。

社區學院組織了一些婆婆媽媽分享生命經驗,黃惠偵一下子發現,倒霉不止自己這一種,也不止自己這一個。陌生人之間的倒霉,竟然是高度相似。讓自己痛苦、想要逃離的,不是母親本身。

「我小時候認為無法去上學,卻要做這樣的工作,媽媽是女同志,這讓我非常痛苦,但其實這個痛苦是因為周圍的人看你,讓你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在這個社會上存在。」

讓她和媽媽一直無法溝通,讓她對媽媽無法諒解,讓她和其他陌生女性同樣經歷不幸的那個「更大的東西」,她要找出來,搞明白。她得回去。

要揭露自己,總是困難的。要用影像來揭露,即便是自己家的故事,尤其是自己家的故事,更難。總是先拍點什麼吧。斷斷續續、「每個人都在拍」的家庭錄像,拍了14年,到黃惠偵成了母親,到母親成了外婆。

2012年,初為人母,黃惠偵大半年沒有工作,在家每天看到女兒,就想起自己和母親,「如果我沒有搞懂我媽媽是誰,我也無法真正理解自己是誰,自己到底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母親。」

「34歲之前,我的確都只站在一個孩子的角度看所有事…生她之後我才意識到,只要小朋友受傷,母親肯定很自責…為什麼我們一直無法溝通講話?如果我是母親的角色,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講。那個距離,我一直以為是她可能不愛我,但後來發現,可能還有其他東西。」

黃惠偵下定決心,不能再「糊弄」,要把紀錄片完成,「已經不僅是要去確認她是否愛我,而是通過這樣一個過程,我要讓她知道,我不怪她。」

認識母親不想要的人生

她決定用攝像機來逼自己,也逼媽媽。「沒有攝像機,我其實不敢跟她講話。拿起攝像機,好像有一個理由。」

但最終,攝像機只對黃惠偵自己比較有效。她試過將攝像機放在媽媽房間,但第一晚媽媽說了兩句「我可以幫你帶小孩」之類的客套話後,就無視了鏡頭的存在。2014年,黃惠偵拿到資助,可以請攝影師入屋拍攝,但熟絡之後,媽媽就不管他們了。

「對我媽媽的那個有效,後來發現,是因為我跟她講話。」黃惠偵從母親的小時候開始問起,請來舅舅和她聊童年,又告訴媽媽自己小時候會做什麼夢,是在害怕什麼,其實很討厭那些阿姨,因為媽媽都不陪自己⋯⋯

母女倆遲到半生的日常對話,終於在2014年開始。

母親和女友,黃惠偵和女兒,四人一起返鄉。母親生於台灣最貧窮的地區之一雲林,六兄弟姊妹,夭折兩人,餘下兩子兩女,能把孩子養大已不容易,遑論什麼情感需求,母親的父母連她整日逃學都毫無知覺,反正女孩子終歸嫁出去,就連為父母立墓碑都不能有一個署名。

黃惠偵於是明白,母親不懂照顧自己和妹妹的情緒,是因為在母親成長的過程中,沒有人會用她期待的方式——比如把愛宣之於口——去跟母親互動,或者照顧母親,母親的認知是,為人父母,賺錢糊口,已是盡責。

走訪母親的數任女友,聽她們細訴被母親追求時的甜蜜——口口聲聲「寶貝」、在床上很溫柔、手洗內外衣物、送玉鐲金飾⋯⋯但母親說謊,「她說只跟她先生睡過一次」,「她說兩個孩子是撿來的」。

說到母親對子女冷漠,對女友卻足夠風流時,黃惠偵笑起來,「她跟她每個女朋友其實都是不太開心地分開,沒有真的很照顧到女朋友的感受,其實都是用物質」,「她會去構築一套,關於她的過去,可能是保護自己的方法吧」,「因為這從頭到尾,就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與母親的同胞兄弟姊妹聊天,他們都閃躲,說不知道母親喜歡女性,但都承認,知道母親出嫁後遭遇家暴,「那有什麼辦法?」「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母親自己也不願多談,「有什麼好講的」,但對自己的丈夫恨之入骨「要把他剁成肉醬」。

一場漫長的旅程,黃惠偵終於找到了20年前,那個在無數個體——包括母親和她——身上製造出不同又相似相連的不幸的,「更大的東西」。

「家暴也好,性侵也好,至少在台灣社會,主流價值觀認為,就不要講啊,講出來有什麼幫助嗎?做童工,同志媽媽,家庭內性侵,沒有一件這個社會認為光彩的事。它認為你應該把自己藏起來,你為什麼還能拿出來講。這其實會給人帶來第二次、第三次的傷害。」

「我們常常以為,那種暴力,在暴力毆打停止的時候,就停止了,但為什麼我媽到今天,我父親死掉這麼多年,她還認為被家暴這件事很丟臉?問題不在施暴者這個人,而是這個社會讓你覺得,你有這個經驗,你應該覺得自己很丟臉,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應該要改變的。如果我們看到不只是自己家在面對,而是這個社會都這樣,家庭內的困難和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改變,而且可能改變的是這個時代的孩子。」

解構愛

公映之後,許多人找黃惠偵都要談到性別議題。她很坦白,「我覺得應該去問長期做這個議題的人,我沒有認真花力氣去做」,雖然,台灣同性婚姻平權運動最近幾年的發展,對於《日常對話》的成事,不可或缺,尤其是在說服幾乎油鹽不進的母親接受訪問上。

黃惠偵說,對於同婚平權,母親的態度是,「人家要結婚就讓他去結,結了就知道,結婚不是只有好處,你要做夢,但你要經歷幻滅,如果她自己選,她不會結婚。」黃惠偵順勢勸,「如果我們不改變,搞不好下一代還是要經歷一樣的事情。」

遊說一次便成功了。這部一開始幾乎出於百分百私心、想要改善母女關係的紀錄片,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公共位置,但長期關注勞工議題的黃惠偵,並不百分百信服「愛讓人必須有婚姻權利」是理所當然。

「婚姻是很實際的法律制度保障,可以因為愛而結婚,但不會因為結婚而保障愛的什麼。應該婚姻平權,是因為人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和保障。下一步要做的,才是真正的婚姻平權,就是社會上不想結婚的人,可以選擇不進入婚姻制度,而且可以享受和結婚的人同樣的法律制度保障,最起碼稅能少交一點,可以申請租金補助啊。」

一個社會制度在壓迫人的時候,不會只壓迫一邊。黃惠偵也因此某種程度上諒解了父親,「他也未必想要結婚,他們只見過一次面,第二次見就是夫妻了」,「那個時候,那個家裏,每個人都是很辛苦的,但她(母親)現在沒有辦法也看到父親的辛苦,我知道怎麼站得更遠一點。」

以及更高一點,「做了媽媽之後覺得自己升格了,可以站在一個跟我媽比較平等的地方去看,不只用親自關係看待我和她的關係,好像是兩個成年人在對話」。

以一個人去看另一個人,以一個媽媽去看另一個媽媽,才懂得自己過去的糾結,建基於那麼多的「親子關係裏的理所當然」。

「從一個小孩長成一個女人,長成一個母親,一直是同一個人啊,怎麼會一天生了一個小孩,就變成了另一個物種,無私奉獻,無所不能?她是怎樣一個人,追求的是什麼,從一個人的角度看另一個人,很多東西可以理解。」

親情的舒適距離

以前,黃惠偵不懂,為什麼媽媽總是買超額的食物,吃不掉爛掉丟掉,下次還買那麼多。就像以前,她不明白為什麼媽媽不會對她說愛,不會像自己對小女兒一樣,常在身側——今年五歲的小女孩從未上過幼兒園,有求必應——兩個小時的訪問中小女孩不斷找媽媽,甚至趴到身上要吃奶,黃惠偵也必然滿足。

現在,黃惠偵似乎已經找到答案,母親的成長中,食物不匱乏很重要,母親的個性,就是無法做她期待的那種表達,如果不認識母親本人,就永遠無法理解母親做的、沒有做的、說的、沒有說的,而家人之間的認識,並非同一屋簷下就自然而然能達成。

當初,以為沒有攝像機,母女就無法對話,現在,「平常多講幾句,也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我們之間那道牆有敲下來,但還是要有一個舒適的距離」——母親會跟黃惠偵的朋友和妹妹打聽她的事,比如離婚之後過得好不好,朋友說,「你媽很有趣」,妹妹卻奇怪,「我都嫁出去了,你們住在一起不能直接說嘛?」

黃惠偵說起來,都是趣味地笑。

「我面臨一個新的困難,」電影和解之旅當然有未竟之事,「片子做完之後沒多久,我媽發現有失智症,她非常非常抗拒看醫生,現在又不想吃藥,不太想面對自己生病這件事,過去她也是不想面對。就是這樣的性格吧,不可能一個片子做完就徹底改變,肯定還會有很多困難,但一起想辦法⋯⋯」

玩着黏土的小女兒叫起來:「媽媽,我要把這個人做得再好一點,等等我。」

讀者評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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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開通會員真的什麼都看不到了欸..

  2. 不開通會員真的什麼都看不到了欸..

  3. 邱晨在那期节目之后为新世相微信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有话,请说出来”,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也很打动人。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亲子关系是很多人的软肋……

  4. 去年新世相公号做过一期类似的代际关系的直播节目,主题是“中秋节你为什么不回家”。看了邱晨那期,作为同龄人也哭了。不过有个让人破涕为笑的点是,邱晨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们这个节目太邪门了:p

  5. 还挺想看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看到。我看纪录片官网(https://www.smalltalkthefilm.com/news)上也只写了2017年2月的柏林影展时的公映消息。

  6. 希望日常對話能在香港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