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离散”：移民是他们的灵丹妙药吗？

渡东瀛，下南洋，赴金山，闯拉美，1949、1989以后的政治移民⋯⋯移民的历史贯穿了华人现代史。而如今，世界经济不断洗牌，资本流动越广，人口流徙的规模与幅度也越发惊人。继“中国崛起”之后，华人移民队伍里，还加入了唱著“早发财早移民”口号、向五大洲漂移的中国新中产，与仍然持续不断、依靠家族关系去海外做生意讨生活的技术移民。

不断地别离，持久地期盼重聚，是迁徙中共同享有的经验。只是时间来到全球化信息时代，远洋船和电报为廉价航班和视频电话取代，天涯再远，也仿佛一条信息之间。微信里的视频现实仿佛可以治愈身在其中的离散现实，而离散的现实也未必孤独，总有同病相连的人、异国他乡的知己，临时的“家庭”，是插曲还是可以转为持久的主题曲，双方都有默契。亲密情感和代际关系，都被一些不再只属于情感的目标和计划阻隔著⋯⋯家在哪里？家是谁？家还回得去吗？我们听来自雅典、塞布鲁斯、坦桑尼亚的三个故事，三段心事，在家乡与异乡也许偷偷换了位置的境况里⋯⋯
 
 
 
 
 

在天堂守寡

离家近十年，他不再想回去，妻子和儿女变成QQ和微信头像后的人。情人节那天，他想和15岁的儿子套近乎，了解儿子的感情生活和性成熟度⋯⋯

这是中国人吴刚在雅典的第八年。

清早起身，吃点东西果腹，这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小男人径直走去位于某个住宅区的小店。铁闸拉开，一百多平方米的外贸服装店里，几千件个塑料衣架上挂满衣服，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款式简单、价格低廉。

对吴刚而言，家就是店、店就是家，进货、上架、销售、补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非生病和难得的休假，他几乎日日都在这里。这家店没有开在中国商人集中的“中国城”附近，主要客户是附近的本地居民。这个选择是为避开过于集中的行业竞争，尤其考虑到“中国城”那些近千平方米的大卖场。但说是本地居民，其实也不确切。因为中国外贸店衣服价格便宜，最多来光顾的反而是各种东欧国家前来务工的移民，近年来也有不少经济窘迫的雅典老年人。

吴刚来自浙江青田，那个比邻温州的小县城，五十多万人口中一半是华侨，其中又有过半是偷渡出国。他们起初在欧洲的血汗工厂做非法劳工，随着1990年代“中国制造”的崛起，不少人转投“外贸生意”，用廉价的衣服、小商品、电子产品占领欧洲市场。一旦站稳脚跟，青田人就接来家人在欧洲团聚，又通过商会、同乡会，形成一股松散的商业力量。

相比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青田人来得晚、来得少。大批涌入要到2001年、2005年两次总统大赦之后，大赦使几千名中国黑户拿到身份。消息在青田不胫而走，更多人攒钱、借钱，偷渡而来，高峰时希腊全国有三万多华人，他们大多从事批发零售廉价服饰的生意，产地多为中国和意大利的华人区。

雪上加霜，大赦再也没发生过，希腊经济也一蹶不振。晚来的人始终是黑户，就这样困在希腊，有人熬不住回去，有人转身去南美开辟市场。留下的一两万人里，除了真正发财买到身份的，大部分人还在观望。去年，吴刚的姐夫身患重病，姐姐打道回国。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女人，在希腊做过保姆、开过服装店，凭一己之力养活家乡的丈夫和三个儿女十多年。如今回去，找不到工作，只能依赖孩子每个月给的三四千块生活费。

这些年，衣锦还乡的青田人不在少数。华侨源源不断的汇款为当地经济输血，农田大多废弃，房地产和消费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小县城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饭馆里，一碗粥也要八九块，面则至少十五。月收入一千多欧元的吴刚望洋兴叹，当初为偷渡欠的债尚未还清，他认为自己是“没文化的土八路”，回去只能在建筑工地拼所剩不多的体力，每月赚三四千人民币。

离家近十年，他不再想回去，妻子和儿女变成QQ和微信头像后的人。

儿子马上读高中，女儿已在幼儿师范学院就读，他坦言和儿女没话说，“说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听话，好好上学，认真读书，不要太省吃俭用。”情人节那天，他想和15岁的儿子套近乎，了解儿子的感情生活和性成熟度，就发了条微信：“情人节快乐，你有女朋友了吗？”半晌，儿子才回复，“我儿子生气了，他说你有没有搞错，我才几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他讪讪结束对话，本来想进行的性教育根本没机会说出口。

微信是吴刚的第二个世界，他一天到晚混在希腊青田人的聊天群里，吹牛，抢红包，谈论国家大事，批评达赖分裂祖国，为习近平的反贪大战叫好，打听当年征地的官员有没有下岗坐牢。

和妻子倒没什么交流，“我们一说话她就骂我，嫌我钱赚少了，要不然就是哪个月没按时打钱回去。”女儿入读师范学校后，妻子在县里找了份工作，每个月有一两千块收入，再加上吴刚寄回家的六七千，依然非常节俭，准备给小孩上大学和结婚买房攒钱。

几年前，妻子提出离婚，理由是感情破裂，要和别人过。吴刚人不在青田，但发动在法院、民政局的亲戚，软磨硬泡，硬是打消妻子的念头。他一方面准备好持久战，拖三五年再离，算准届时四十多岁的妻子没人愿意娶；另一方面威胁妻子，一旦离婚，他甩手不要孩子，看哪个男人要帮他养儿子。

在吴刚口中，妻子是否有别的感情不在考量之内，谁来养孩子才是值得计算的事。他从微信公众号里划出明星八卦，一脸无所谓：“出轨就出轨呗，你越管，散得越快，你看王宝强这么牛逼，不是一样戴绿帽子。她（妻子）爱出轨不出轨，不出最好，出了我也没办法，谁让我不在呢？她也不是青田第一个（出轨的）。”

2016年，华人圈传言希腊政策松动，为部分符合条件的黑户提供申请身份的渠道。吴刚第一时间找律师填好文件，满心等着申请被批，准备接儿子来希腊读书或在店里帮忙。没钱请伙计的他，这些年基本没休息，也是怕花钱，另外他觉得关店一天，就少赚一天钱。去年，他和几个同乡去了 “天空之城”——希腊中部的东正教建筑群。现在说起来还津津有味，列出门票、火车票、餐费支出，每人不到五十欧元，非常划算。景区本身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国内的人老说你住在希腊，浪漫的天堂，我天天在这里，怎么没什么感觉啊。那个天空之城，看看还可以，房子都在悬崖上，也就那么回事儿。”

钱是吴刚衡量一切行动的先决条件，他在雅典没有情人，他说爱不起，吃饭要钱，买衣服要钱，又怕情人会惦记他的存款，所以情愿“守活寡”。拿到身份他也没动力回国，那又是一笔账——“回家一个月，少说二十万，这些年欠的人情，不得还嘛？送礼，吃饭，去歌舞厅、KTV，都打了水漂，不回。”

我选择3D家庭

很多小朋友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家小妹妹会有3D的爸爸，爸爸不是视频和电话里的平面存在吗？

下午四点，林劲和员工结束工作会议，倒壶茶慢慢饮。四年前，要到晚上八点，他才有时间歇脚，享受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那时我就是个全职保姆。每天在塞浦路斯围着女儿转。”

那是2013年，女儿6岁，就要读小学。一家三口敲定投资移民塞浦路斯，林劲带着女儿飞赴海滨城市帕福斯，买房买地，妻子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夫妻二人抽时间找机会在两地间飞，短暂团聚，用林劲的话叫做“候鸟夫妻”。

经济系毕业的林劲工作二十多年来，换过几个跑道，他做过传媒、酒店、餐饮业，多次创业。妻子工作较为稳定，在一家金融机构任职高级管理人员。女儿出生后，两人越来越希望能给她提供英式教育和海外生活经验；同时他们对中国大陆的食水安全、空气污染等民生问题也愈加关注。他们最后选择投资移民，林劲去欧洲购买产业，发展生意，妻子留在上海支援，一旦条件成熟，全家在欧洲团聚。

金融海啸后，欧洲多个国家面临财政危机，陆续推出黄金签证计划，贩卖欧洲公民身份，刺激投资移民。2012年，身陷金融危机的葡萄牙先行一步，为非欧盟国家公民推出快速移民通道，只要满足政府规定的投资条件，就可以取得居留身份，自由进出申根国家。紧接着，塞浦路斯丶西班牙丶马耳他纷纷效仿。到2013年冬，全欧已有560个成功申请“黄金签证”的个案，其中90％申请者持中国大陆或香港护照。

其中，塞浦路斯同时属于英联邦和欧盟，这意味着拿到身份后，中国移民可以自由进出欧盟及欧洲经济自由区，如果选择让孩子在塞浦路斯长大，则可以接受英语教育——这个曾被英国统治的国家，英语普及率较高。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塞浦路斯政府为增加教育产业收入，就相中中国市场，给能说英语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相当优惠的留学政策。

从事塞浦路斯移民的陆旭女士介绍，相较于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的投资移民门槛低，仅30万欧元就可以买到居住条件不错的房产，同时也不用坐移民监。她所在的中介公司最初涉足塞浦路斯也是2012年，仅仅一年，就签到了一千多个家庭。这些人中既有北上广的中产阶级，也有来自山西、河北、重庆以及其他内陆省份的新晋富人。他们以中青年夫妇和孩子为主，也有些退休老人，来此安度晚年。

林劲选择的帕福斯是中国移民落户的热门地区，不少家庭集中在近地中海海岸的住宅区买房，这里水清沙幼，四季阳光充足。很快帕福斯就有了中国人社区，这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房价攀升。23岁的塞浦路斯女生佐伊·达马斯科鲁对中国人充裕的现金流表示惊讶，月收入不到500欧的她不知何时才能在家乡落脚。林劲还买地想要投资建厂。然而真的做起来，他发现当地政府对外国人的限制诸多，开公司步履维艰。中国人最容易做的生意反而是卖红酒回内地销售，赚取差价。

同时，林劲开始了全职奶爸的生活。早起给女儿收拾妥当，穿衣、洗漱、扎辫子，送去上学，然后购买生活必需品，下午再接女儿回家，做功课，玩耍。这和他之前在国内忙于事业的生活节奏完全相反，好像是额外的父亲“产假”。他曾经期盼自己能享受的亲子时光，以及和女儿的紧密联系，慢慢在异国实现。此外，他还常有机会和其他中国家庭聚餐、包船出游，有了工作关系外的人际社交。

然而，两年的塞浦路斯生活却让林劲害怕，他发现，女儿和这里的很多小孩一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观：两个家长，一个3D，一个隐形。

在塞浦路斯的中国人中，林家算是例外——典型的家庭构成是一个全职母亲。一两个读书的小孩，还有一个候鸟般往返的父亲。塞浦路斯政府鼓励投资移民创建公司，为当地创造就业，然而移民本人不能在当地就业，很多母亲在国内本就是全职主妇，到这里就更加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丈夫从国内汇款。两地分居成为经济必需品，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则冒着名存实亡的风险。在孩子们眼中，父亲是个模糊的存在。很多小朋友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家小妹妹会有3D的爸爸，爸爸不是视频和电话里的平面存在吗？甚至有小朋友觉得家里睡着一个不是爸爸的叔叔也不奇怪。

塞浦路斯的中国母亲们经济富余，又有大把时间可以消磨。她们可以过上舒服写意的生活，在照顾孩子之外，没有工作要忙，大可健身、游泳、购物、聚餐、培养个人爱好，但同时也要接受感情生活和性生活的长期缺失。一小部分母亲能够寻找情人，对象可能是留守塞浦路斯的父亲，或者是以非投资移民身份前来工作的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中国人的圈子小，哪个妈妈有了男朋友大家都会知道，但总会保持某种默契，不在身前或背后指指点点。

陆旭就有几名客户发展出新的感情，她们几乎都是在学校家长会、春节包饺子这样的社交场合认识一个中国异性，擦出火花：“很多中国家长不会说英文，特别依赖别的中国人。另外，地中海好山好水，易生浪漫的情愫，大家正当年，一切水到渠成。至于国内的伴侣，反正隔着远，又有时差，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对方可能也有别人。”

“中国的母亲真是很伟大，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接受。有些人知道老公可能在中国有别人，但只要不离婚，把孩子带好，她们不会怎么样的。”虽这样说，林劲却忧虑这个小社会对女儿的家庭观和择偶观会产生负面影响。他思索很久，决定撤退上海，“家是家，房子是房子，我和太太长期分居，哪还有家。在这，好像每个人都有个回家的期限，但日子长了，就只是说说而已，回不去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舍本逐末，说是为孩子奋斗，实际未必有利她的成长。
 
塞浦路斯的房产他没有卖，为以后留一种可能。他返回上海，重新创业，开茶庄，做饭店。一家重聚后，他发现，两年的分居生活让女儿无法完全接受母亲再次出现在自己的世界，常常有排斥反应。所以他会特意创造妻子和女儿独处的机会。
 
“她才八九岁，不晚。

”

三个人三个家

留在非洲的男人则不愿回国，他们辛苦在非洲建立的关系网，以及人上人的优越感，回国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宋羽帆说自己是个特别能折腾的女人，又补充“我老公也这么说”。

宋羽帆是江苏南通人，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她继承了医生母亲的强势性格，很早就争取经济独立。2002年，刚从北京一家大学旅游管理系毕业不久，她决定开连锁茶馆。然而出师不利，迎面遇到非典，她租住的小区是重灾区，被隔离了五个月。前期投资都打了水漂。最穷的时候，她18块钱花了21天。这段艰苦日后被她用来不断定义和激励自己，她熬过了经济不景气，两年后，真的做成了茶生意，然后成为北京第一批房奴。

她的男友，和她恋爱十年的高中同学，也在北京，建筑工程师，那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男友的母亲催促他们成婚生子，好抱孙子。然而宋羽帆坚持要等，她的人生规划是先闯荡再平庸，不想在依附于男人。

2006年，男友偶然得到去非洲工作的机会，是中铁建工集团坦桑尼亚分公司的一个高管职位。东非条件艰苦，但待遇和升职空间不错。宋羽帆的母亲刚从中国驻坦桑尼亚医疗队工作回来，有一些直观经验，认为这是不错的选择。两个年轻人有借贷压力，也乐于事业跳跃式成长，于是决定男方签约两年，2008年结束工作，回来结婚。

那是前微信时代，宋羽帆和男友靠长途电话沟通。坦桑尼亚的电信服务质量差，男友从网吧打电话，信号时有时无，价格却居高不下。2007年，宋羽帆飞去坦桑尼亚探望男友，那是她第一次去非洲。飞机降落在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然而一到机场，她就懵了，“比北京落后20年”。接着转机去桑巴吉尔群岛，男友的工地所在地。这个号称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给她的第一印象，却是“机场还不如中国二线城市客运站。”

男友皮肤黑了，人也壮实，英语和当地斯瓦希里语都很流利，她评价“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去工地的路路况很差，两边都是深深的灌木丛。工地建在一所学校旧址，外围用铁皮围起来，宿舍是木板搭的，老鼠壁虎天天有。宋羽帆住了一个月，她没有多想，随后回北京等他回去完婚。

然而2008年，回到北京的男友郑重表示想要留在坦桑尼亚，希望她也能搬过去。他说适应了非洲的生活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无法回来在中国职场生存。在非洲华人的地位很高，和黑人打交道很简单，也是不错的选择。双方的父母等不及了，催促两人结婚，不管以后去哪，先怀孕再说。那年，宋羽凡就快三十岁，虽然不舍自己的生意，但她决定听从老人的建议，“我是80后，比较考虑父母。我也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我想有个家庭。”

中铁鼓励管理人员家属赴非生活，提供一些优惠待遇，也开设后勤类工作岗位。宋羽帆有了份月薪400美元的工作，负责工地的厨房、车队、接待等工作。很快，她怀孕了，她不信任坦桑尼亚的医疗水平，母亲又坚持要亲手接生。于是宋羽凡又折腾了一回，飞回南通，而在生产前她还要照顾工作狂的母亲。

没多久，她带女儿飞回非洲，丈夫被调去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工作。那里的中国大学生很多，她之前的那类工作没有空闲职位，就待在家里。她经历了一阵产后抑郁，“看星星、看月亮、看孩子，快疯了。”

自救的方法是继续折腾，她发现达市没有中国人的烘培店，印度甜品店市场份额大，但和中国口味差很远，就自学烘培，在网上开店，每天在家做一两个蛋糕等人上门领取。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她又全情投入到家长活动，通过忙碌找到自己的位置。

转眼孩子要上小学，丈夫决定辞职在非洲创业，他自信积攒了足够的资本和人脉， 要回到桑给巴尔岛（Zanzibar）做餐饮。宋羽凡的蛋糕店也做成了品牌，但她却想带孩子回国。“首先是教育，再怎么贵族学校，中国的基础教育是非洲不能比的；还有亲情，两边老人年纪都大了，得有人照顾，我也想女儿有个大家庭，爷爷、奶奶、外婆，在非洲，中国人圈子太小，又有利益冲突，不健康。”

夫妻再次达成共识，妻子带着女儿在南通的国际学校上学，丈夫在桑给巴尔打拼，至少在女儿读中学前，两人分居两地。两人保持每天沟通，一是教育孩子，二是处理生意——餐饮业是宋羽帆的老本行，她远程管理公司业务。

在非洲中资企业家庭中，女人留在国内并不罕见，也会引发连环反应。在另一家中国国企坦桑尼亚分公司供职的王威概括，“一般就是三个人三个家，这边男人一个家，那边女人一个家，孩子么，在寄宿学校，是另一个家。”虽然有教育、生活等各方面补贴，只有少数妻子会移居非洲，除了老人和孩子，她们还要考虑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品质下降，以及一种格格不入的孤独感。留在非洲的男人则不愿回国，他们辛苦在非洲建立的关系网，以及人上人的优越感，回国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也有人为了巩固生意，受当地政策限制，选择定居移民。王威的妻子也在国内，他不愿意想以后的打算：“我就好好挣钱吧，现在挣得再多，回去老人生一场病，一分不剩。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三个人三个家，一旦接受了，也就没有那么糟。”王威说，丈夫很少会选择离婚，个案也有，但剧情和国内没太不同，年轻女性斗败结发妻子；但更多是偶尔的露水夫妻，所以男人们乐于互相标榜自己家里如何红旗不倒。另有一种临时家庭，发生在中国工长这个阶层身上，他们在国内是手艺人，泥瓦匠、木匠。来了坦桑尼亚后，不用再亲自劳动，只是监督手下的坦桑尼亚工人。他们的收入虽然比国内高了两三倍，但不足以包养中国女人，所以往往选择当地女性。坦桑尼亚本地人就业严峻，有硕士学位的女学生也要竞争类似于保洁员这样的工作。故而给中国人做情妇也是一种出路。其中穆斯林家庭的女性本身可以接受一夫多妻，所以并不介意中国丈夫在中国还有家庭。

宋羽凡对这些也一清二楚，她的底线是不要伤害家庭，不要染上性病。她说她不知道丈夫有没有出轨，也不多想。即便是有，她也能理解。她的理论中，两个人在一起的绝对忠诚并非唯一家庭模式，分开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尝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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