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東瀛,下南洋,赴金山,闖拉美,1949、1989以後的政治移民⋯⋯移民的歷史貫穿了華人現代史。而如今,世界經濟不斷洗牌,資本流動越廣,人口流徙的規模與幅度也越發驚人。繼「中國崛起」之後,華人移民隊伍裡,還加入了唱著「早發財早移民」口號、向五大洲漂移的中國新中產,與仍然持續不斷、依靠家族關係去海外做生意討生活的技術移民。
不斷地別離,持久地期盼重聚,是遷徙中共同享有的經驗。只是時間來到全球化信息時代,遠洋船和電報為廉價航班和視頻電話取代,天涯再遠,也彷彿一條訊息之間。微信裡的視像現實彷彿可以治癒身在其中的離散現實,而離散的現實也未必孤獨,總有同病相連的人、異國他鄉的知己,臨時的「家庭」,是插曲還是可以轉為持久的主題曲,雙方都有默契。親密情感和代際關係,都被一些不再只屬於情感的目標和計劃阻隔著⋯⋯家在哪裏?家是誰?家還回得去嗎?我們聽來自雅典、塞布魯斯、坦桑尼亞的三個故事,三段心事,在家鄉與異鄉也許偷偷換了位置的境況裏⋯⋯
在天堂守寡
離家近十年,他不再想回去,妻子和兒女變成QQ和微信頭像後的人。情人節那天,他想和15歲的兒子套近乎,了解兒子的感情生活和性成熟度⋯⋯
這是中國人吳剛在雅典的第八年。
清早起身,吃點東西果腹,這個四十歲出頭的瘦小男人徑直走去位於某個住宅區的小店。鐵閘拉開,一百多平方米的外貿服裝店裏,幾千件個塑料衣架上掛滿衣服,密密麻麻擠在一起,款式簡單、價格低廉。
對吳剛而言,家就是店、店就是家,進貨、上架、銷售、補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非生病和難得的休假,他幾乎日日都在這裏。這家店沒有開在中國商人集中的「中國城」附近,主要客戶是附近的本地居民。這個選擇是為避開過於集中的行業競爭,尤其考慮到「中國城」那些近千平方米的大賣場。但說是本地居民,其實也不確切。因為中國外貿店衣服價格便宜,最多來光顧的反而是各種東歐國家前來務工的移民,近年來也有不少經濟窘迫的雅典老年人。
吳剛來自浙江青田,那個比鄰温州的小縣城,五十多萬人口中一半是華僑,其中又有過半是偷渡出國。他們起初在歐洲的血汗工廠做非法勞工,隨着1990年代「中國製造」的崛起,不少人轉投「外貿生意」,用廉價的衣服、小商品、電子產品佔領歐洲市場。一旦站穩腳跟,青田人就接來家人在歐洲團聚,又通過商會、同鄉會,形成一股鬆散的商業力量。
相比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的青田人來得晚、來得少。大批湧入要到2001年、2005年兩次總統大赦之後,大赦使幾千名中國黑戶拿到身份。消息在青田不脛而走,更多人攢錢、借錢,偷渡而來,高峰時希臘全國有三萬多華人,他們大多從事批發零售廉價服飾的生意,產地多為中國和意大利的華人區。
希臘經濟也一蹶不振。晚來的人始終是黑戶,就這樣困在希臘,有人熬不住回去,有人轉身去南美開闢市場。留下的一兩萬人裏,除了真正發財買到身份的,大部分人還在觀望。去年,吳剛的姐夫身患重病,姐姐打道回國。這個其貌不揚的中年女人,在希臘做過保姆、開過服裝店,憑一己之力養活家鄉的丈夫和三個兒女十多年。如今回去,找不到工作,只能依賴孩子每個月給的三四千塊生活費。
這些年,衣錦還鄉的青田人不在少數。華僑源源不斷的匯款為當地經濟輸血,農田大多廢棄,房地產和消費服務業成為支柱產業,小縣城的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飯館裏,一碗粥也要八九塊,面則至少十五。月收入一千多歐元的吳剛望洋興歎,當初為偷渡欠的債尚未還清,他認為自己是「沒文化的土八路」,回去只能在建築工地拼所剩不多的體力,每月賺三四千人民幣。
離家近十年,他不再想回去,妻子和兒女變成QQ和微信頭像後的人。
兒子馬上讀高中,女兒已在幼兒師範學院就讀,他坦言和兒女沒話說,「說什麼呢,就是讓他們聽話,好好上學,認真讀書,不要太省吃儉用。」情人節那天,他想和15歲的兒子套近乎,了解兒子的感情生活和性成熟度,就發了條微信:「情人節快樂,你有女朋友了嗎?」半晌,兒子才回覆,「我兒子生氣了,他說你有沒有搞錯,我才幾歲?我還是個小孩子呢。」他訕訕結束對話,本來想進行的性教育根本沒機會說出口。
微信是吳剛的第二個世界,他一天到晚混在希臘青田人的聊天群裏,吹牛,搶紅包,談論國家大事,批評達賴分裂祖國,為習近平的反貪大戰叫好,打聽當年徵地的官員有沒有下崗坐牢。
和妻子倒沒什麼交流,「我們一說話她就罵我,嫌我錢賺少了,要不然就是哪個月沒按時打錢回去。」女兒入讀師範學校後,妻子在縣裏找了份工作,每個月有一兩千塊收入,再加上吳剛寄回家的六七千,依然非常節儉,準備給小孩上大學和結婚買房攢錢。
幾年前,妻子提出離婚,理由是感情破裂,要和別人過。吳剛人不在青田,但發動在法院、民政局的親戚,軟磨硬泡,硬是打消妻子的念頭。他一方面準備好持久戰,拖三五年再離,算準屆時四十多歲的妻子沒人願意娶;另一方面威脅妻子,一旦離婚,他甩手不要孩子,看哪個男人要幫他養兒子。
在吳剛口中,妻子是否有別的感情不在考量之內,誰來養孩子才是值得計算的事。他從微信公眾號裏劃出明星八卦,一臉無所謂:「出軌就出軌唄,你越管,散得越快,你看王寶強這麼牛逼,不是一樣戴綠帽子。她(妻子)愛出軌不出軌,不出最好,出了我也沒辦法,誰讓我不在呢?她也不是青田第一個(出軌的)。」
2016年,華人圈傳言希臘政策鬆動,為部分符合條件的黑戶提供申請身份的渠道。吳剛第一時間找律師填好文件,滿心等着申請被批,準備接兒子來希臘讀書或在店裏幫忙。沒錢請夥計的他,這些年基本沒休息,也是怕花錢,另外他覺得關店一天,就少賺一天錢。去年,他和幾個同鄉去了 「天空之城」——希臘中部的東正教建築群。現在說起來還津津有味,列出門票、火車票、餐費支出,每人不到五十歐元,非常划算。景區本身他覺得沒什麼了不起:「國內的人老說你住在希臘,浪漫的天堂,我天天在這裏,怎麼沒什麼感覺啊。那個天空之城,看看還可以,房子都在懸崖上,也就那麼回事兒。」
錢是吳剛衡量一切行動的先決條件,他在雅典沒有情人,他說愛不起,吃飯要錢,買衣服要錢,又怕情人會惦記他的存款,所以情願「守活寡」。拿到身份他也沒動力回國,那又是一筆賬——「回家一個月,少說二十萬,這些年欠的人情,不得還嘛?送禮,吃飯,去歌舞廳、KTV,都打了水漂,不回。」
我選擇3D家庭
很多小朋友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家小妹妹會有3D的爸爸,爸爸不是視頻和電話裏的平面存在嗎?
下午四點,林勁和員工結束工作會議,倒壺茶慢慢飲。四年前,要到晚上八點,他才有時間歇腳,享受點屬於自己的時間。
「那時我就是個全職保姆。每天在塞浦路斯圍着女兒轉。」
那是2013年,女兒6歲,就要讀小學。一家三口敲定投資移民塞浦路斯,林勁帶着女兒飛赴海濱城市帕福斯,買房買地,妻子留在上海繼續工作。夫妻二人抽時間找機會在兩地間飛,短暫團聚,用林勁的話叫做「候鳥夫妻」。
經濟系畢業的林勁工作二十多年來,換過幾個跑道,他做過傳媒、酒店、餐飲業,多次創業。妻子工作較為穩定,在一家金融機構任職高級管理人員。女兒出生後,兩人越來越希望能給她提供英式教育和海外生活經驗;同時他們對中國大陸的食水安全、空氣污染等民生問題也愈加關注。他們最後選擇投資移民,林勁去歐洲購買產業,發展生意,妻子留在上海支援,一旦條件成熟,全家在歐洲團聚。
金融海嘯後,歐洲多個國家面臨財政危機,陸續推出黃金簽證計劃,販賣歐洲公民身份,刺激投資移民。2012年,身陷金融危機的葡萄牙先行一步,為非歐盟國家公民推出快速移民通道,只要滿足政府規定的投資條件,就可以取得居留身份,自由進出申根國家。緊接着,塞浦路斯丶西班牙丶馬耳他紛紛效仿。到2013年冬,全歐已有560個成功申請「黃金簽證」的個案,其中90%申請者持中國大陸或香港護照。
其中,塞浦路斯同時屬於英聯邦和歐盟,這意味着拿到身份後,中國移民可以自由進出歐盟及歐洲經濟自由區,如果選擇讓孩子在塞浦路斯長大,則可以接受英語教育——這個曾被英國統治的國家,英語普及率較高。事實上,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塞浦路斯政府為增加教育產業收入,就相中中國市場,給能說英語的中國留學生提供相當優惠的留學政策。
從事塞浦路斯移民的陸旭女士介紹,相較於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的投資移民門檻低,僅30萬歐元就可以買到居住條件不錯的房產,同時也不用坐移民監。她所在的中介公司最初涉足塞浦路斯也是2012年,僅僅一年,就簽到了一千多個家庭。這些人中既有北上廣的中產階級,也有來自山西、河北、重慶以及其他內陸省份的新晉富人。他們以中青年夫婦和孩子為主,也有些退休老人,來此安度晚年。
林勁選擇的帕福斯是中國移民落戶的熱門地區,不少家庭集中在近地中海海岸的住宅區買房,這裏水清沙幼,四季陽光充足。很快帕福斯就有了中國人社區,這同時也推動了當地房價攀升。23歲的塞浦路斯女生佐伊·達馬斯科魯對中國人充裕的現金流表示驚訝,月收入不到500歐的她不知何時才能在家鄉落腳。林勁還買地想要投資建廠。然而真的做起來,他發現當地政府對外國人的限制諸多,開公司步履維艱。中國人最容易做的生意反而是賣紅酒回內地銷售,賺取差價。
同時,林勁開始了全職奶爸的生活。早起給女兒收拾妥當,穿衣、洗漱、扎辮子,送去上學,然後購買生活必需品,下午再接女兒回家,做功課,玩耍。這和他之前在國內忙於事業的生活節奏完全相反,好像是額外的父親「產假」。他曾經期盼自己能享受的親子時光,以及和女兒的緊密聯繫,慢慢在異國實現。此外,他還常有機會和其他中國家庭聚餐、包船出遊,有了工作關係外的人際社交。
然而,兩年的塞浦路斯生活卻讓林勁害怕,他發現,女兒和這裏的很多小孩一樣,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家庭觀:兩個家長,一個3D,一個隱形。
在塞浦路斯的中國人中,林家算是例外——典型的家庭構成是一個全職母親。一兩個讀書的小孩,還有一個候鳥般往返的父親。塞浦路斯政府鼓勵投資移民創建公司,為當地創造就業,然而移民本人不能在當地就業,很多母親在國內本就是全職主婦,到這裏就更加沒有經濟來源,完全依賴丈夫從國內匯款。兩地分居成為經濟必需品,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則冒着名存實亡的風險。在孩子們眼中,父親是個模糊的存在。很多小朋友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家小妹妹會有3D的爸爸,爸爸不是視頻和電話裏的平面存在嗎?甚至有小朋友覺得家裏睡着一個不是爸爸的叔叔也不奇怪。
塞浦路斯的中國母親們經濟富餘,又有大把時間可以消磨。她們可以過上舒服寫意的生活,在照顧孩子之外,沒有工作要忙,大可健身、游泳、購物、聚餐、培養個人愛好,但同時也要接受感情生活和性生活的長期缺失。一小部分母親能夠尋找情人,對象可能是留守塞浦路斯的父親,或者是以非投資移民身份前來工作的中國人,也可以是外國人。中國人的圈子小,哪個媽媽有了男朋友大家都會知道,但總會保持某種默契,不在身前或背後指指點點。
陸旭就有幾名客戶發展出新的感情,她們幾乎都是在學校家長會、春節包餃子這樣的社交場合認識一個中國異性,擦出火花:「很多中國家長不會說英文,特別依賴別的中國人。另外,地中海好山好水,易生浪漫的情愫,大家正當年,一切水到渠成。至於國內的伴侶,反正隔着遠,又有時差,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對方可能也有別人。」
「中國的母親真是很偉大,為了孩子什麼都可以接受。有些人知道老公可能在中國有別人,但只要不離婚,把孩子帶好,她們不會怎麼樣的。」雖這樣說,林勁卻憂慮這個小社會對女兒的家庭觀和擇偶觀會產生負面影響。他思索很久,決定撤退上海,「家是家,房子是房子,我和太太長期分居,哪還有家。在這,好像每個人都有個回家的期限,但日子長了,就只是說說而已,回不去了。」他覺得自己不能捨本逐末,說是為孩子奮鬥,實際未必有利她的成長。
塞浦路斯的房產他沒有賣,為以後留一種可能。他返回上海,重新創業,開茶莊,做飯店。一家重聚後,他發現,兩年的分居生活讓女兒無法完全接受母親再次出現在自己的世界,常常有排斥反應。所以他會特意創造妻子和女兒獨處的機會。
「她才八九歲,不晚。」
三個人三個家
留在非洲的男人則不願回國,他們辛苦在非洲建立的關係網,以及人上人的優越感,回國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宋羽帆說自己是個特別能折騰的女人,又補充「我老公也這麼說」。
宋羽帆是江蘇南通人,成長在一個單親家庭。她繼承了醫生母親的強勢性格,很早就爭取經濟獨立。2002年,剛從北京一家大學旅遊管理系畢業不久,她決定開連鎖茶館。然而出師不利,迎面遇到非典,她租住的小區是重災區,被隔離了五個月。前期投資都打了水漂。最窮的時候,她18塊錢花了21天。這段艱苦日後被她用來不斷定義和激勵自己,她熬過了經濟不景氣,兩年後,真的做成了茶生意,然後成為北京第一批房奴。
她的男友,和她戀愛十年的高中同學,也在北京,建築工程師,那時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男友的母親催促他們成婚生子,好抱孫子。然而宋羽帆堅持要等,她的人生規劃是先闖蕩再平庸,不想在依附於男人。
2006年,男友偶然得到去非洲工作的機會,是中鐵建工集團坦桑尼亞分公司的一個高管職位。東非條件艱苦,但待遇和升職空間不錯。宋羽帆的母親剛從中國駐坦桑尼亞醫療隊工作回來,有一些直觀經驗,認為這是不錯的選擇。兩個年輕人有借貸壓力,也樂於事業跳躍式成長,於是決定男方簽約兩年,2008年結束工作,回來結婚。
那是前微信時代,宋羽帆和男友靠長途電話溝通。坦桑尼亞的電信服務質量差,男友從網吧打電話,信號時有時無,價格卻居高不下。2007年,宋羽帆飛去坦桑尼亞探望男友,那是她第一次去非洲。飛機降落在達累斯薩拉姆,坦桑尼亞第一大城市,然而一到機場,她就懵了,「比北京落後20年」。接着轉機去桑巴吉爾群島,男友的工地所在地。這個號稱世界上最美麗的島嶼給她的第一印象,卻是「機場還不如中國二線城市客運站。」
男友皮膚黑了,人也壯實,英語和當地斯瓦希里語都很流利,她評價「從一個男孩變成一個男人」。去工地的路路況很差,兩邊都是深深的灌木叢。工地建在一所學校舊址,外圍用鐵皮圍起來,宿舍是木板搭的,老鼠壁虎天天有。宋羽帆住了一個月,她沒有多想,隨後回北京等他回去完婚。
然而2008年,回到北京的男友鄭重表示想要留在坦桑尼亞,希望她也能搬過去。他說適應了非洲的生活和為人處事的方式,無法回來在中國職場生存。在非洲華人的地位很高,和黑人打交道很簡單,也是不錯的選擇。雙方的父母等不及了,催促兩人結婚,不管以後去哪,先懷孕再說。那年,宋羽凡就快三十歲,雖然不捨自己的生意,但她決定聽從老人的建議,「我是80後,比較考慮父母。我也不想重蹈母親的覆轍,我想有個家庭。」
中鐵鼓勵管理人員家屬赴非生活,提供一些優惠待遇,也開設後勤類工作崗位。宋羽帆有了份月薪400美元的工作,負責工地的廚房、車隊、接待等工作。很快,她懷孕了,她不信任坦桑尼亞的醫療水平,母親又堅持要親手接生。於是宋羽凡又折騰了一回,飛回南通,而在生產前她還要照顧工作狂的母親。
沒多久,她帶女兒飛回非洲,丈夫被調去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工作。那裏的中國大學生很多,她之前的那類工作沒有空閒職位,就待在家裏。她經歷了一陣產後抑鬱,「看星星、看月亮、看孩子,快瘋了。」
自救的方法是繼續折騰,她發現達市沒有中國人的烘培店,印度甜品店市場份額大,但和中國口味差很遠,就自學烘培,在網上開店,每天在家做一兩個蛋糕等人上門領取。孩子上幼兒園之後,她又全情投入到家長活動,通過忙碌找到自己的位置。
轉眼孩子要上小學,丈夫決定辭職在非洲創業,他自信積攢了足夠的資本和人脈, 要回到桑給巴爾島(Zanzibar)做餐飲。宋羽凡的蛋糕店也做成了品牌,但她卻想帶孩子回國。「首先是教育,再怎麼貴族學校,中國的基礎教育是非洲不能比的;還有親情,兩邊老人年紀都大了,得有人照顧,我也想女兒有個大家庭,爺爺、奶奶、外婆,在非洲,中國人圈子太小,又有利益衝突,不健康。」
夫妻再次達成共識,妻子帶着女兒在南通的國際學校上學,丈夫在桑給巴爾打拼,至少在女兒讀中學前,兩人分居兩地。兩人保持每天溝通,一是教育孩子,二是處理生意——餐飲業是宋羽帆的老本行,她遠程管理公司業務。
在非洲中資企業家庭中,女人留在國內並不罕見,也會引發連環反應。在另一家中國國企坦桑尼亞分公司供職的王威概括,「一般就是三個人三個家,這邊男人一個家,那邊女人一個家,孩子麼,在寄宿學校,是另一個家。」雖然有教育、生活等各方面補貼,只有少數妻子會移居非洲,除了老人和孩子,她們還要考慮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生活品質下降,以及一種格格不入的孤獨感。留在非洲的男人則不願回國,他們辛苦在非洲建立的關係網,以及人上人的優越感,回國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也有人為了鞏固生意,受當地政策限制,選擇定居移民。王威的妻子也在國內,他不願意想以後的打算:「我就好好掙錢吧,現在掙得再多,回去老人生一場病,一分不剩。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
「三個人三個家,一旦接受了,也就沒有那麼糟。」王威說,丈夫很少會選擇離婚,個案也有,但劇情和國內沒太不同,年輕女性鬥敗結髮妻子;但更多是偶爾的露水夫妻,所以男人們樂於互相標榜自己家裏如何紅旗不倒。另有一種臨時家庭,發生在中國工長這個階層身上,他們在國內是手藝人,泥瓦匠、木匠。來了坦桑尼亞後,不用再親自勞動,只是監督手下的坦桑尼亞工人。他們的收入雖然比國內高了兩三倍,但不足以包養中國女人,所以往往選擇當地女性。坦桑尼亞本地人就業嚴峻,有碩士學位的女學生也要競爭類似於保潔員這樣的工作。故而給中國人做情婦也是一種出路。其中穆斯林家庭的女性本身可以接受一夫多妻,所以並不介意中國丈夫在中國還有家庭。
宋羽凡對這些也一清二楚,她的底線是不要傷害家庭,不要染上性病。她說她不知道丈夫有沒有出軌,也不多想。即便是有,她也能理解。她的理論中,兩個人在一起的絕對忠誠並非唯一家庭模式,分開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未嘗不好。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第二代。我十三岁和父母移民加拿大。类似于这种即非土生华人又非成年第一代移民的状况,身份认同和视角其实很微妙也很有意思。
家是永远的港湾。
为了未来,我们愿意献祭多少“现在”呢?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找到的东西,都能够幸福。
想到賈樟柯的《山河故人》
錯字:套近況?
都是为了生存呢,那这样家还是家吗?亦或者今后「家」的定义要改变了呢?
有个词打错了,“陆续”打成了“陆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