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二八策展十年后，她写下这本书：我要让受难者重返荣耀

“台湾伤痕历史研究者”——黄惠君自我定位的专业身份在台湾恐怕独一无二。这位原本在法国巴黎攻读社会学的学者，1994年返台后，投入台湾近代政治史研究。特别名为“伤痕”，意味着她专注研究的题材——美丽岛事件、台湾战后反对运动、白色恐怖乃至于二二八事件，每一份材料里都有国家机器镇压的烟硝和反抗者的血迹。

2005年起，她的身份从“作家”走向“策展人”，她为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及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策划“台湾之爱：1947二二八到1987解严”、“陈澄波与蒲添生纪念特展”、“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常设展”等。

《激越与死灭：二二八世代民主路》是黄惠君的新作，写作动机源于太阳花事件后她受邀演讲时，发现年轻人竟无一能讲出任何一个二二八受难者名字；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写出一本有当年社会政经脉络、感受得到受害者对自由、民主、平等追求的书，并希望透过文字让读者重新认识那个欢迎曲变调、走向全面反抗的一段民主路。

以下是黄惠君接受端传媒专访，畅谈她对这本书写作想法与对二二八事件研究心得的内容纪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关于二二八的书籍过去出版相当多，不知道您当初在写这本书时是怎么思考的？

黄惠君（以下简称“黄”）：我想要解决二二八事件论述或叙述过度僵化的问题。

首先是冤魂论。“我的父亲什么事都没有做就被抓走了、我的先生什么事都没有做就被带走了”，还有坊间或教科书里都还是说因为缉烟血案，然后发生冲突，但中间没有细节，就说很多人被屠杀了、台湾人被屠杀了。这当中有一些逻辑问题，因为如果只是一个缉烟血案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的各界领袖被屠杀，所以有太多的missing link。

我自己也反省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对二二八的陈述或论述都还深陷在白色恐怖的恐惧底下。受难家属他们长期受到监控，很多陈述是在那个巨大恐惧跟扭曲底下而呈现出来的声音，事实会跟那时的真相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更想去寻找那个跳动的历史局面，我有一章就叫〈全面反抗〉。

我希望拉开历史的感知，何以当时的人几乎是全部站出来？当时事情发生在台北市，为什么全台各地连动，就像电流通遍全体台湾人的心灵，我也想建构那个深层的心理感受是什么，而这一点是过去历史学者比较少会去提到的。

所以为什么我需要去讲二战结束那一天对台湾人而言是什么，这一点很少被好好地陈述出来，就我书里头写的：前一天台湾人叫做日本人，二战一结束他得叫做中国人，那是一个多么激烈的变化，换国旗了、换国家了、换语言了，那认同呢？认同是情感，在那一刻有多少人转得过来、有多少人转不过来？

像当时的知识份子林茂生（编按：二二八事件时担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长，在事件中遭政府杀害）的一段话就让我特别有感受，他以为台湾光复，从此一语言、一国家、一民族，他的社会跟国家终于可以不再是对立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日本统治底下，如果有汉意识的人，他认为他的脉络是汉文化，可是皇民化运动却要他改姓氏、要他不准再使用中文，必须彻底地讲日文，在战场上两个国家是敌对的，所以林茂生说：我的国家终于可以不再是敌对的，我的社会可以不再是对立的。日本发动战争时，当时台湾人非常地纠葛，那战后这个纠葛再来一次，你了解吗？就是前一天是敌国，隔一天要变成祖国，这个都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变化，但这个很少被现代人感知到。

二二八的发生跟这个巨大时代变动是密切相关的，也因为林茂生有着对一国家、一民族、一语言，从此我们的人格能不用再分裂这样的期待跟深层的感受，也才有后来极端的失望，因为新的统治者还是用军事化的暴力加诸在台湾人身上，你看“语言”，我讲得很清楚，一年就废了日文版，让很多知识份子成为文盲或半文盲。

我的书中有一个脉络是司法界菁英的努力，你想想，政府犯罪、军警犯罪、人权遭到迫害，谁会第一个知道？就是法律跟司法界的人，他们秉持对良心跟公义的追求，认为该办就要办，当国家统治者不守法治的时候，他们群起反抗、没有怯懦。我刚说两个时代的挣扎，以前在诠释二二八事件的时候，很少被拉到那个源头来看，你不了解那个源头，你就不知道一年多来台湾人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你也就无法理解何以在缉烟血案一发生，公署不办这个开枪打死人的警察时，人民选择隔天去抗议，而当抗议民众遭开枪时，人民会选择群起反抗。

我用前面两章来讲这一年多来，台湾在政治经济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以前历史学者都会提到，但我希望能触及那个深层的心灵感受，以及台湾人被屈辱的部分，像是语言问题过去比较少被讲得这么多，但语言是一个key point，那个情绪是一直被压抑着的。

二二八引爆后，过去历史学者比较容易忽略三月一日到八日这段期间，其实这段期间每天的变化都是非常剧烈的，一个是人民的部分、一个是统治者的部分。

对统治者部分的描述，今天已经民主化了，你必须回到用“转型正义”的角度去写历史、去看历史，这恐怕也是过去历史学者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学术训练不会是用这个角度去写，但我比较没有负担，我可以直指统治者犯的罪行是什么，我里头就不断讲到他们犯下了违反人道的罪，譬如说，杀害张七郎（编按：医师、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花莲县议会议长。后在二二八事件中，与其子张宗仁、张果仁被捕处决，父子三人同时遇难）的是当时的县长张文成，这个在很久以前中研院就公布了，但我书里头会进一步讲，如果加害者是谁，罪证都已经具陈了，为什么民主政府仍然沉默？你不是每天都在说加害者在哪吗？为什么当加害者已经知道的时候你装作不知道？

台湾人的主体性从模糊到清晰，是在历史的挤压中渐次形成的。国民政府刚来时，没有人会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化”，但“中国化”政策背后所立基的“奴化说”，却把台湾人的心伤透了，更陷入重被殖民的忧虑。

端：承上所说，台湾坊间有关二二八的书籍非常多，这本书与其他二二八书籍有何不同？

黄：仔细分析这些二二八出版品，不过就几类，一个是当事人或家属的口述历史，这有个别的记忆却欠缺整体的图像。另一个类别是国史馆出版的史料汇编，史料汇编就把当年的公文档案直接印刷出来，一般人很难辨识，光看懂那些潦草的字迹就很困难，我是去消化吸收这些，不管是片段的史料或艰涩的史料，然后有一种想要跟大众沟通的热情，试着把它书写出来这样子。

我在自序也讲到，这本书是在过去二二八研究者点起的烛光下前进，譬如说这几年那批机密档案，国防部、保密局的档案陆陆续续地出版，我这本书就运用了里头资料来分析当时政府运用暗黑力量，且怎么运用特务跟流氓潜入当时的改革团体处委会，而把抗争的行动暴力化。

还有一体两面就是统治者眼中的叛乱者，事实上是人民心中的反抗者，为我们争取那个时候所没有的平等、民主跟自由，所以我特别讲《台湾新生报》的副总编辑吴金链跟总经理阮朝日，这也是这一批机密档案出土之后才有办法看见。

一个人被陈仪、被当时的统治者不管是判了死刑，或是用最违反人道秘密逮捕之后暗杀的方式对待，当我注意到这个类别时，我意识到这个是台湾的民主先驱，如果他们不是为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更美好社会努力的话，他不会牺牲。

这些人是为我们争取平等、民主、自由的人，所以整本书有很大的脉络是在讲他们当年的努力是什么，而那些努力不过就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这一切，但当年统治者可以恐惧到不让他们活，要求任用本省人有这么可怕吗？可怕到非要用秘密逮捕之后暗杀的方式不可吗？这背后是整个极权统治的结构跟垄断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极权独裁体。

另外，我不认为这些统治者的恐惧是来自国共内战。过去这个分析有利统治者，只要把它说成共产党，我逮捕你、我杀害你就理直气壮；中国也想享受这样的好处，认为你反对了当时的国民党好像是支持共产党，可以让他们拿来做统战，但这都是先曲解掉历史之后拿来做它自己政治上的运用，这个要被拆解。

所以我这本书都在讲台湾从土地里头，从根长出来的那一个民主力量是什么。我回溯到日治时代的民众党自治运动，这些人二战结束时是都活着的，从在日治时代开始，他们就跟日本人要平等、民主、自由、选举。我一直讲，台湾反对党不是解严前后才出现的民进党，反对党是从日治时代就有的台湾民众党，但他们后来都在陈仪的密裁名单中。

二0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相关档案，出现进一步内容。在朴子镇二二八处委会名单中，赫然发现治安组组长黄锡镛的名字上注记：“总部第三谍报组运用”。……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中，介入甚深的陈逸松律师（时为国民参政员）与刘明（九份矿业钜子），在陈翠莲教授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与军统特务机关密切合作。

端：写这本书的困难之处是什么呢？

黄：我觉得第一个困难是因为我一开始企图要勾勒那个时代，但一个时代怎么有可能是我个人而且是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就有办法达成的呢？所以我必须有所割舍，我只能够择一些重点，譬如说武装的部分对我就很困难。

1997年我做美丽岛事件口述历史时，听过施明德讲，他在高雄火车站前面，看到当时的学生，端着枪跟政府军作战，非常勇敢。后来他都跟受难家属说，你的父亲不是冤魂，是英灵，这段话我就一直放在心里。这本书对高雄的武装虽然没有能力去处理，但我把当时武装最激烈的嘉义整个完整的建构起来，然后发现原来嘉义的武装抗争对当时的陈仪产生非常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确实迫使陈仪在三月六日晚上必须就立即宣布长官公署改成省政府，县市长七月一日遴选，各厅长任用本省人，但八日军队就来了，他其实只是用答应民主承诺来争取时间。

而这又牵扯一个观点，以前的论述都说台湾人被骗了，但这其实抹煞了当时所有台湾人的努力，就是说，台湾人确实被骗没错，但台湾人在那个时候的努力是什么，很少有人去把它讲清楚，像三十二条要求，很多学者会说是王添灯旁边的人写的，但在我看来明明就是全台湾各地的处委会提过来的东西，只是要有一个人下去汇整，可是从来没有人去讲说这是台湾人的集体诉求，少了当中的公共性、集体性，甚至对一些人的死因也不往他们对整个公共事务的努力去解释，而把它解释成是私人恩怨。

以前对施江南（编按：医师，1940年当选日治时代的台北州议员，1947年3月初担任二二八事件的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不久于事件中遇害）跟李瑞汉、李瑞峰（编按：两人为兄弟，皆为律师。战后李瑞汉当选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曾召集公会开会，对陈仪提出改革意见。之后两人一同遭捕遇害）的解释都停留在说，因为他们帮一位捱军官告的护产科医师辩护、作证，所以军队来了之后，这位军官就想报復；这位医师是因替这名军官太太接生，军官太太却意外身亡而被告。这里面当然有私人恩怨，但因为展览的关係，我就把资料调出来看，这些人的名单，是陈仪亲手写的，是他的笔迹。

我就提出我的判断：施江南我认为是因为他不断地在救助台籍日本兵，这也是研究嘉义给我的心得，当时台籍日本兵一一组织起来，去把军队围在水上机场里面，不让他们冲到市区再开枪打伤嘉义市民，那谁是救这些台籍日本兵的人，就是施江南，所以他有绝对的影响力，陈仪非常害怕这些台籍日本兵被组织起来。

那李瑞汉跟李瑞峰更重要，因为他们是被陈仪点名秘密逮捕跟暗杀的，你怎么还可以说他是因为军官的老婆难产死的所以军官报复。那他们为什么被点名？因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想改变整个司法系统里头的人事，他们要求任用本省人让陈仪恐惧到要灭杀这些leader、这些主张者，所以我说二二八是为我们争平等、民主、自由，任用本省人就是在争平等。

当王添灯代表处委会，带着汇整各地意见的三十二条要求与陈仪会面时，陈仪当场翻脸，严厉拒绝。历史档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来不是这三十二条民主议案，或在混乱状况下又增加的十条有什么问题，即便这当中政府确实安排情治人员渗入，提出更激进的主张。真正的原因只是因为，明天军队就到台湾了，官方需要布置出可以宣布戒严、可以逮捕改革人士的理由及状态。

端：您书中多次提到要让二二八受难者“重返荣耀”，您认为这还需要哪些努力？

黄：让他们重返荣耀不是我一本书就能做到的，是国家要给他们honor。现在忠烈祠供俸的是为中华民国当年建立而殉难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或者是愿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等等，但为台湾这个地方自己的民主努力过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给他们这样国家等级的honor。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他们是以武装取得民主，是用鲜血浇灌土地，这成为他们马赛曲当中的灵魂，在他们国家每次有危机的时候召唤他们，像《查理周刊》事件还有后来在音乐厅里头的杀害，法国人三百万人上街头他们讲什么，他们唱马赛曲，他们喊民主自由、Fraternite（博爱），就是友爱所有的人如我的兄弟，他说我们都是查理、我们都是穆斯林，他们是重新召唤立国精神度过危机，不然，他们可以在那一刻就选择极端的种族主义，选择把难民排挤出去，很容易各国都是这样，可是法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历史里头牺牲的人，为他们争取到自由民主平等，他们不会就这样让渡出去。

同样地，台湾在历史里头为我们的自由平等民主死难过的人，就是二二八这一群及后来白色恐怖的这些人，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认得，我们对这样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在有一天国家碰到危机时，可以像法国人一样真正知道说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我们要誓死捍卫它。那台湾绝不妥协的历史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就是这一些啊！但我们却不让这些历史被看见，我们只急着找自己政治上的需求，所以很多人说历史要做什么？历史就是建立价值、建立我们共同的连结，这才是历史。就像二二八事件的人民，军队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进入市区就开枪扫射呢？不可以的，所以军队不退，人民不退。

大家普遍知道二二八事件中台湾菁英受难，却很少意识到“密裁”这个屠杀形式，其实就是暗杀。……档案揭露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第一份“人犯”名单就呈送蒋介石了，是目前所见二二八事件中最早的一份名单……是谁“被强迫失踪”？这份名单涵盖了三大领域的人士：一是媒体领袖，二是“反对党”成员，三是法律界领袖。

端：您从事二二八纪念馆策展人逾十年，过去的策展经验是否对本书有影响？

黄：影响非常大，甚至影响了我的几个重要的论述。

首先，我自序里头讲到，2005年我刚做二二八研究第二年，我看到当年台南《中华日报》报导，台南市市民大会，市民大会喔！要求市长立即民选，群众的力量很清楚、民主的诉求很清楚。我要讲的是，同样一件资料，因为策展的关系，一定要有视觉，视觉在展览当中就是证据，跟历史可以划上等号的就是证据，所以我不可能去引述谁的讲法而已，我一定要有可以互相佐证的视觉上的证据或东西，这个我才会写。

所以策展对我的影响就是，第一个一定是一手资料，包括当事人或家属的口述历史、公文档案，然后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看当年的报纸，因为我想要回到那个时代，跟着他们一起看、一起听、一起感受、一起知道，甚至我去假想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看到什么、我会怎么反应、我会怎么思考。

最明显就是蒋介石的那个红批，因为学者会看的就是黑白的，我因为要做展览，一定要去调原件，当我看到这个原件的时候，非常地震撼，因为我以前做过白色恐怖的研究，我看过很多蒋介石在政治犯判决书上的红批，一整张的判决书都是用黑色毛笔字写，到最后蒋介石会用红笔写什么？譬如这个人刑期五年，蒋介石就会用红笔写说：如此重大刑犯，如果出去之后再犯该当如何？就把他改判死刑。从过去这么多判决书被他的红字改判刑期，你就知道蒋介石的红批高于法律。而这个派兵手令居然整张都是红字，这前所未见，意味着：我就是要见血。

这都是因为策展出身而有不一样的观察，我一直引以为重点的“密裁”名单，也是因为做展览要调到原件，我又有口述历史的素养，然后就去查每一个人在哪一天被带走，哪些人被密裁，除了王明朝的尸体在基隆港发现，其他都是被密裁的。然后我一去比对字迹，这是陈仪的亲笔字，每个名字都是他亲笔写下的，而这些人都是常常去找他的人，像施江南就是一天到晚去找陈仪，要他赶快派船接日本兵回来。

在基隆码头，施江南很温暖的告诉大家，已帮忙筹到让大家回家乡的旅费及部分的生活津贴了。……为什么陈仪非要杀施江南不可呢？……我认为陈仪害怕的是原台籍日本兵被组织起来，因这股力量只要武装起来，有领导，就有办法对他的政权造成威胁，而施江南是救护他们的人，具有绝对影响力。

端：对蔡英文总统第一年的二二八讲话会有期待吗？

黄：当然。第一个我要问，对于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当年统治者犯下违反人道的罪行，你打算怎么处理？加害者一小部分找出来了，不是不能找得到，那你会不会继续找？因为每一个遗体的空缺，都是真相的空缺、责任的空缺。我有写到，某些人被带到军法处去，之后呢？他不是被蒙面的一个人杀掉，他是进入到当时的系统，然后在系统里不见，所以不是不能查，但是政府从来没有去查过。

问题很简单，这些密裁名单上的人，他们被集体暗杀，政府怎么可以不去查是怎么回事？你只想抓着蒋介石，而不愿意正视整个统治手法跟统治阶层的罪行，根本就抓着蒋介石，然后让这一些真的为恶的人可以躲过所有的罪责。

为什么转型正义那么重要？如果今天张七郎确实是当时县长张文成下令的，这仍然跟我所说的民主化密切关联，因为只要县市长直接民选，当选的人是张七郎，就不会是张文成，所以张文成害怕民主到来他自己会失去权位，而杀了那个可能当选的张七郎跟后来有可能继续参选的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人会无罪？可以如此吗？这些问题蔡英文都必须回答。

蔡英文要转型正义，她就必须提出未来转型正义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人是为民主殉难，是因为争取民主而被当时的统治者暗杀，你要给他们的规格不只是回复名誉，我一直讲要重返荣耀。蔡英文是一国元首，可以代表集体台湾人民向他们致敬，那你要讲出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致敬，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牺牲的话，又怎么会生出要对他们致敬的情怀呢？

《激越与死灭：二二八世代民主路》

作者： 黄惠君

出版社：远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2/15

﹝远足文化提供﹞

            <section class="right"><a><img src="https://theinitium.com/wp-content/uploads/media/intro/2017/02/fde9ade5e3f84a75a03dc2a8d4fee060.jpg"></a></section></section>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拷贝，否则即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