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专访泰迪熊奖台湾得主：《日常对话》她和同志妈妈的故事

曾被第53届金马影展提名最佳纪录片奖的台湾同志纪录片《日常对话》，入选今年柏林影展电影大观，又在柏林时间2月17日晚，获得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奖。《日常对话》讲述了38岁导演黄惠侦与其同性恋母亲的家庭故事，这也是这部片在海外首次完整播映。

我参与其中一场播映，戏院就在柏林最热闹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影厅几乎满座，最近的是整排外国记者，之后是结伴而来的老夫妻，再远处可以看见老老少少的酷儿情侣和朋友。那之后，我约了制片 Diana 及导演黄惠侦趁行程小空档见面……

——记者

“我没有想过电影可以带我走那么远。”

黄惠侦今年38岁，拿起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时，她这样感慨。她曾经是因为家庭而失学的十岁少女、没工作的时候就去台北车站看看人潮。二十岁跳牵亡阵（台湾民俗，丧葬仪式中用来超渡灵魂的阵头及表演）成为导演杨力州的拍摄对象，这才接触到纪录片。她兴起念头在社区大学修了课，想拍关于自己家里的事，来自底层的人关照底层的事。对她来讲：纪录，是为了寻找答案。电影以平直的台语告白，描写导演和同志妈妈之间的日常家庭秘密。

亲人间，距离与伤痛

1950年代的底层台湾，女人受家暴并不特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若不走入样板化的生活型态，似乎就成为不被社会接受的人被社会遗弃，或许就会被粗暴地叫做“变态”。黄惠侦透过这部纪录片回溯过去生活型态无从选择的困境，用最人性同理心的方式，直直切入争议核心：也就是人，爱，社会，制度。这些相应相生的环节，是如何限制人们对生活型态的想像，歧视是如何造成真正的悲伤，而爱又如何在日常对话中失落又重生。一直藏在导演心里的疑问，渐渐变成人生的一种负担。

“我和我妈一直很有距离，没办法沟通，我曾经试过写信，显然是没用的。所以我才觉得只能透过拍一部片，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在将近20年的制作期中，访问母亲的艰难，照顾新生女儿，她几乎每周都兴起放弃的念头。

她在20岁拿起自购的DV，跟家族和母亲说她要拍一部关于自己家的故事。长辈都笑了，没有人把这事当真，他们觉得就算拍了也没人想看。或许就是这样不当回事的心态，让他们入镜之后反而保持着某种自在和真实，刚刚好的距离也让电影议题得到更好的处理。

纪录片工业的困境

单独工作14年之后，黄惠侦在Docdoc工作坊认识了制片 Diana。Diana 没有马上加入这个小团队：“要怎么和一个已经自己工作14年的人一起工作？”面对如此私密的题材，Diana一开始选择扮演顾问或是朋友的角色。时间久了，终于被导演的坚持感动。2014年，她正式加入了《日常对话》团队。

台湾的纪录片环境，几乎不存在专业的纪录片制片人的角色，也几乎很少专业分工。在这里，大家都想当导演。专业纪录片制片，几乎是没有。大多数的导演，自己找钱、自己拍、自己剪，全部的事情都自己做，因此外界称呼纪录片还是手工业。大家都只管前端创作，其他事无人可以帮忙。专业分工的消失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议题的田野调查、摄影剪辑的品质、到后续的参展、发行规划，基本上大大影响了产业的面貌。黄惠侦笑说：“如果你在台湾问制片到底做什么，他会告诉你制片的工作就是找钱，还有订便当。”

从美国养成的专业纪录片制片Diana，与曾任纪录片工会秘书长的导演，这一次不只是要拍成这部纪录片，她们还想做一个实验：试着将她们期待的工作环境创造出来。Diana 用合理却高于业界的薪资，找来原先做电视的摄影师、原本是导演的剪辑师和两个制片实习生，组成了分工明确的团队。Diana 希望和专业同业合作，也不排斥和新人合作：“我们在金马放完试映，就有很多大的发行商找上门来，但是我们最终选择了两个年轻人，那两个年轻人当时公司都还没登记，但你看到他，就知道他们是真的爱这个作品。”

《日常对话》

导演：黄惠侦

上映日期：2017年4月（台湾）

制作：Small Talk Productions

台湾纪录片产业何时更专业？

《日常对话》的资金来自四个单位，从最早的文化部短片补助金，NHK、到釜山影展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的目，以及新北市的补助金。纪录片在台湾要筹备资金很辛苦。台湾的章程习惯将剧情片的架构，直接套用在纪录片上，无视两者的编制不同。拍摄内容上也有许多限制：有的资金要求必须包含了城市行销；有的要求拍摄地点也得在台湾；或者也有要求主要参与人员必须有一定比例都是持台湾国籍。而黄惠侦期望创作的资源可以突破国族的限制，所以终于在韩国筹得一部分资金。

“其实，与有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台湾的纪录片制作算是有资源的。”黄惠侦强调，虽然自己听起来像抱怨，实则有不得不说的话，“如何整合现有这占了国家年度总预算不足1%的文化补助，以及如何理出该补助的对象，这两件事做好了，台湾电影的环境才有可能改变。”黄惠侦和 Diana 希望台湾电影脱离等待天才的风气，希望靠电影创作生存可以成为常态。

这个寻找资金的过程也或多或少影响着在这游戏规则下的创作者，如何去思考电影以及艺术创作这件事。许多时候，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创作者是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还是想要回应某个政治思潮、某个社会现况、反映民族情感呢？《日常对话》显然更是前一种，鹿特丹影展的邀展人对 Diana 说：“这部片真的很诚恳、导演也很诚恳，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单纯为了创作而拍的电影了。”

带着对台湾电影行业的了解和期望，黄惠侦和 Diana 发现，柏林影展除了大量不同专题的电影播映、映后座谈、影评或是参展剧组间的工作坊，还有一个欧洲电影商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平行进行。那完全就是一个商业的场合，所谓电影产业，从制作到放映，过程无一不专业、也无不一不重要，一环扣着一环也都决定了电影的面貌。黄惠侦走过市场展的大楼说：“我到底是离电影很近，还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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