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專訪泰迪熊獎台灣得主：《日常對話》她和同志媽媽的故事

曾被第53屆金馬影展提名最佳紀錄片獎的台灣同志紀錄片《日常對話》，入選今年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又在柏林時間2月17日晚，獲得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獎。《日常對話》講述了38歲導演黃惠偵與其同性戀母親的家庭故事，這也是這部片在海外首次完整播映。

我參與其中一場播映，戲院就在柏林最熱鬧的亞歷山大廣場上，影廳幾乎滿座，最近的是整排外國記者，之後是結伴而來的老夫妻，再遠處可以看見老老少少的酷兒情侶和朋友。那之後，我約了製片 Diana 及導演黃惠偵趁行程小空檔見面⋯⋯

——記者

「我沒有想過電影可以帶我走那麼遠。」

黃惠偵今年38歲，拿起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時，她這樣感慨。她曾經是因為家庭而失學的十歲少女、沒工作的時候就去台北車站看看人潮。二十歲跳牽亡陣（台灣民俗，喪葬儀式中用來超渡靈魂的陣頭及表演）成為導演楊力州的拍攝對象，這才接觸到紀錄片。她興起念頭在社區大學修了課，想拍關於自己家裡的事，來自底層的人關照底層的事。對她來講：紀錄，是為了尋找答案。電影以平直的台語告白，描寫導演和同志媽媽之間的日常家庭秘密。

親人間，距離與傷痛

1950年代的底層台灣，女人受家暴並不特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若不走入樣板化的生活型態，似乎就成爲不被社會接受的人被社會遺棄，或許就會被粗暴地叫做「變態」。黃惠偵透過這部紀錄片回溯過去生活型態無從選擇的困境，用最人性同理心的方式，直直切入爭議核心：也就是人，愛，社會，制度。這些相應相生的環節，是如何限制人們對生活型態的想像，歧視是如何造成真正的悲傷，而愛又如何在日常對話中失落又重生。一直藏在導演心裏的疑問，漸漸變成人生的一種負擔。

「我和我媽一直很有距離，沒辦法溝通，我曾經試過寫信，顯然是沒用的。所以我才覺得只能透過拍一部片，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在將近20年的製作期中，訪問母親的艱難，照顧新生女兒，她幾乎每週都興起放棄的念頭。

她在20歲拿起自購的DV，跟家族和母親說她要拍一部關於自己家的故事。長輩都笑了，沒有人把這事當真，他們覺得就算拍了也沒人想看。或許就是這樣不當回事的心態，讓他們入鏡之後反而保持著某種自在和真實，剛剛好的距離也讓電影議題得到更好的處理。

紀錄片工業的困境

單獨工作14年之後，黃惠偵在Docdoc工作坊認識了製片 Diana。Diana 沒有馬上加入這個小團隊：「要怎麼和一個已經自己工作14年的人一起工作？」面對如此私密的題材，Diana一開始選擇扮演顧問或是朋友的角色。時間久了，終於被導演的堅持感動。2014年，她正式加入了《日常對話》團隊。

台灣的紀錄片環境，幾乎不存在專業的紀錄片製片人的角色，也幾乎很少專業分工。在這裏，大家都想當導演。專業紀錄片製片，幾乎是沒有。大多數的導演，自己找錢、自己拍、自己剪，全部的事情都自己做，因此外界稱呼紀錄片還是手工業。大家都只管前端創作，其他事無人可以幫忙。專業分工的消失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從議題的田野調查、攝影剪輯的品質、到後續的參展、發行規劃，基本上大大影響了產業的面貌。黃惠偵笑說：「如果你在台灣問製片到底做什麼，他會告訴你製片的工作就是找錢，還有訂便當。」

從美國養成的專業紀錄片製片Diana，與曾任紀錄片工會秘書長的導演，這一次不只是要拍成這部紀錄片，她們還想做一個實驗：試著將她們期待的工作環境創造出來。Diana 用合理卻高於業界的薪資，找來原先做電視的攝影師、原本是導演的剪輯師和兩個製片實習生，組成了分工明確的團隊。Diana 希望和專業同業合作，也不排斥和新人合作：「我們在金馬放完試映，就有很多大的發行商找上門來，但是我們最終選擇了兩個年輕人，那兩個年輕人當時公司都還沒登記，但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們是真的愛這個作品。」

《日常對話》

導演：黃惠偵

上映日期：2017年4月（台灣）

製作：Small Talk Productions

台灣紀錄片產業何時更專業？

《日常對話》的資金來自四個單位，從最早的文化部短片補助金，NHK、到釜山影展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的目，以及新北市的補助金。紀錄片在台灣要籌備資金很辛苦。台灣的章程習慣將劇情片的架構，直接套用在紀錄片上，無視兩者的編制不同。拍攝內容上也有許多限制：有的資金要求必須包含了城市行銷；有的要求拍攝地點也得在台灣；或者也有要求主要參與人員必須有一定比例都是持台灣國籍。而黃惠偵期望創作的資源可以突破國族的限制，所以終於在韓國籌得一部分資金。

「其實，與有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台灣的紀錄片製作算是有資源的。」黃惠偵強調，雖然自己聽起來像抱怨，實則有不得不說的話，「如何整合現有這佔了國家年度總預算不足1%的文化補助，以及如何理出該補助的對象，這兩件事做好了，台灣電影的環境才有可能改變。」黃惠偵和 Diana 希望台灣電影脫離等待天才的風氣，希望靠電影創作生存可以成為常態。

這個尋找資金的過程也或多或少影響著在這遊戲規則下的創作者，如何去思考電影以及藝術創作這件事。許多時候，人們不禁要問究竟創作者是有一個不得不說的故事，還是想要回應某個政治思潮、某個社會現況、反映民族情感呢？《日常對話》顯然更是前一種，鹿特丹影展的邀展人對 Diana 說：「這部片真的很誠懇、導演也很誠懇，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看過這麼單純為了創作而拍的電影了。」

帶著對台灣電影行業的了解和期望，黃惠偵和 Diana 發現，柏林影展除了大量不同專題的電影播映、映後座談、影評或是參展劇組間的工作坊，還有一個歐洲電影商展 European Film Market 平行進行。那完全就是一個商業的場合，所謂電影產業，從製作到放映，過程無一不專業、也無不一不重要，一環扣著一環也都決定了電影的面貌。黃惠偵走過市場展的大樓說：「我到底是離電影很近，還是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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