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之弟刘文忠：我的一生，揹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行走（上）

书成之后，却不能在大陆出版。刘文忠在澳门先后印刷了几千本，目前只在海外流传。10多年来，他和家人想尽办法，试图将哥哥被杀害前的资料找到，并将哥哥的思想完整地传播，但都徒劳无功。他和姐姐曾委托可靠的人前去打听，但最终被告知，档案资料不可能给他们。 “林昭事件的错误（注：指1968年在上海被杀害的林昭的狱中资料流出），我们不会再犯了，”这是中间人传来的话。

“我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哥哥。这已是我今后所有的使命。是我心头最大的那个真。”2016年9月，不慎摔伤了另外一条腿的刘文忠，躺在上海普陀区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一头银发有点凌乱，手里握着一本圣经，他这样说。

从2004年起，他带着“经历红色恐怖的囚徒视角，背负着三哥的灵魂一起上路，走遍世界，与天上的三哥一同观察、思考，考察极权制度在这个世界的命运。”

他忘不了哥哥。或许是年岁大了，每当想起他，那残酷的血色记忆里，最为清晰的一幕，却充满了温情。那是1962年的春天，文革的暴风雨还没降临到全家头上，在从上海去无锡的一列火车上，哥哥带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在拥挤的车厢里，一起读着英语。哥哥是那样英俊高大，周围的人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那一刻，因如此温情而又如此短暂，于记忆中璀璨如珍。

爱读书的工人“右派”

1947年，刘文忠出生在上海。风雨如磐，国家前路未卜，母亲为他起名“雨弟”。那时，三哥刘文辉已经10岁。

刘家是上海的老户了。父亲刘忠汉，早年在美国友华银行、外资天祥洋行等工作，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后来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了8年，积累了一点家资。叔叔曾在香港开公司，早年曾留学日本，做过亚洲远东社的记者，笔名刘大同。母亲也是世家，太外公是清末的大书画家胡公寿。1966年8月，被红卫兵六次抄家时，刘文忠亲睹红卫兵抢走太外公的书画，撕得粉碎。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联合国在上海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救助中国难民恢复生产生活。父亲刘忠汉热心公益，被银行界推举，参与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储运厅总务科长，曾经在上海和秦皇岛之间押送物资，转交善后总署派发给中共的部分救济物资，和伍修权交接（注：中国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建国，伍修权在东北工作）。也曾和当时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交往。因为人忠厚实在，干练敬业，在接交物资的工作中，刘忠汉被临时提拔做了几个月的国民党“专员”。这些经历，刘忠汉当时引为荣耀，却没想到，1950年代政治运动里的祸端，这成为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由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忠汉热心帮助共产党在上海的过渡工作，颇得认可。然而，在最初两三年的风和日丽之后，一波又一波残酷的政治运动，于1952年之后扑面而来。先是刘忠汉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据说是董必武向上海方面提供了情况，才保住了性命。之后刘忠汉开始接受管制，昔日潇洒倜傥的上海士绅，在工人新村，栖身于楼梯拐角，日日掏阴沟打扫卫生，接收工人阶级的批斗。

刘家的灾难接踵而至。1957年，哥哥刘文辉被打成了右派。因为是工人阶级，所以当时不叫右派，而叫“社会主义坏分子”。对一个20岁的上进青年、曾经的团支部书记来说，这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转折。

“反右”一年之后，当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团徽”时，他把这个团徽寄给了二哥。很多年后，刘文忠才意识到：“从哥哥的内心里，他已经告别了过去，从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刘文忠记得，在这个有9个孩子的大家庭，原本，哥哥刘文辉的学习最好。但1950年后，家道中落，父母负担沉重。排行老五的刘文辉，为了供下面的4个兄弟姐妹读书，早早辍学，到沪东造船厂当了学徒。

在刘文忠眼里，哥哥是人格完美的。一方面，他极有家庭责任感，上班之后，下面四个弟妹的生活，便都由他负责。刘文忠记得，船厂离家远，每个月，哥哥都让母亲去一个约定的工友家，取回他的工资，补贴家用。他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衣服层层打着补丁，所余的一点点钱，全买成了书。

哥哥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他聪敏好学，很快从学徒成长为厂里的技术能手，每个月工资能拿到60多元。自小上教会学校的他，英文流利，是厂里苏联专家的翻译，“组织”上也有意培养他。

1957年，反右开始。像刘文辉这样充满热情的青年，毫不迟疑地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写了大字报，贴在厂门口，谴责厂长抛弃糟糠之妻。这下虽然痛快，却惹怒了厂长。之后因为不肯给厂长道歉，他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工人阶级”是最红的。反右后期，中央认识到有“扩大化”的情况，通知工人阶级不宜以右派处理，于是摘掉了他的帽子。

但那时，刘文辉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了。他要追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被打成右派？“这是他的性格，是他的命运。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很多人‘反右’后，就上交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不会，”50年之后，刘文忠这样回忆哥哥。

刘文忠清晰地记得，在1957年之后，哥哥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来寻找心中的答案。他的勤奋好学在工厂里早就是出了名的。在船厂上班的同时，他报了复旦大学的夜校，常常步行十多里路去学校读书。每个月，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都会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淮海路一带的旧书店买书。在那里，他能买到新华书店里没有的书，包括各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

“反右”之后，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集中研究马列，从资本论到反杜林论，以及费尔巴哈（Ludwig A. von Feuerbach）、黑格尔（Georg W.F. Hegel）、傅立叶（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等人的著作，都去钻研，却感悟到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并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同时也搜集当时的各种批判资料做研究，包括“右派言论”等。另外，也熟读赫尔岑（Aleksandr I. Herzen）等人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读书非常用心，几乎每本书上，都会写下眉批。在灰暗的岁月里，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刘文辉也常和身为“革命干部”、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二哥辩论，说出自己内心的质疑。他试图和二哥“争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辩论，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家里发生。而刘文忠，则在内心里暗暗支持三哥文辉。他记得，“反右”一年之后，当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团徽”时，他把这个团徽寄给了二哥。很多年后，刘文忠才意识到：“从哥哥的内心里，他已经告别了过去，从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逃出国门的计划破灭

1961年，沪东造船厂要选派工人去生产前线，包括嵊泗岛。刘文辉立即要求去嵊泗。那里距离上海几个小时路程，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没有人愿意去那里。

刘文辉有自己的计划。他一直希望把兄弟们能带出去，逃离这让人窒息的中国，同时也去寻找流亡救国的道路。嵊泗距离公海近，接近台湾和日本，是他心目中偷渡的理想地方。

在荒凉的孤岛上，他有了便利条件。他本身有技术，收音机略加改装，便能接受“敌台”。他的英文又好，听广播没有障碍。从1961年到1965年，中国大地身处极权黑幕之下，如亘古长夜，隔绝于世界。他却能通过广播，知悉国际上发生的众多大事，与对中国之外的真实世界保持通连。

刘文辉忧时忧国，在岛上给弟弟妹妹们写信，告诉他们发生在国内外的大事，和他们一起探讨时局，也交流各种读书心得。他也让他们从上海寄书过来。那时邮资极为便宜，书信邮件往来，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每周三，从上海到嵊泗的航班，是他铁打不动，给弟弟妹妹们交寄信件的时候。

他的偷渡计划一直在稳步进行。为锻炼身体，他每天在近海游泳近万米。具体到如何弄到船只等等，每一步都有精密的计划。但是，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席卷而来，政治高压之下，一位曾计划和刘文辉一起偷渡的同伴举报了他的计划，刘文辉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1965年，嵊泗法院以“反革命罪”判他管制3年，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66年4月，刘文辉打电话来，让弟弟刘文忠到码头去接他。公安人员一路把刘文辉从码头押送到家。之后，他开始接受“革命管制”，必须在家老老实实待着，由群众监督参加劳动。

从这时起，到1966年11月27日被抓捕之前，是刘文忠和哥哥相处最多的一段时候。他记得，哥哥回到家中，除了劳动，就是继续看书，偷偷写东西。在上海日晖四村的家里，哥哥和父亲，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新生反革命”，处处在监控之下。刘文忠在压抑中，一点点感到危险的降临。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父亲一样，忍气吞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一个月后，“5.16通知”下发，文革爆发了。1966年那个残酷的“红八月”，在刘文忠的记忆里，是无止尽的抄家。红卫兵上门，家里的玻璃被打碎了，上千册书被抄走，花园被掘地三尺，父母亲被殴打，惊恐万状……

那年哥哥29岁。“他血气方刚，面对这样的社会，根本不能忍受，”刘文忠回忆。他记得在那些暗夜，等邻居都睡了之后，哥哥就偷偷溜出去骑车到复旦大学等地方看大字报，常常到凌晨四点多才回来。当时的社会已完全失序失控，十里洋场的上海大都会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海洋。目睹这疯狂的一切，刘文辉已预知巨大灾难的来临， 开始更加深入的思考。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文革十六条”。刘文忠记得，哥哥看到报纸后，就开始逐条分析，并酝酿辩驳。

那些夜晚，刘文忠看着哥哥在昏暗灯光下的身影，时时有不祥之感。他知道，哥哥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会做点什么。就如二哥早就预言过那样：“文辉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刘文忠能感受到哥哥胸中的烈火。有一次深夜，父亲睡着了，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哥哥指着父亲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父亲一样，忍气吞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是的，父亲曾经那样高大伟岸、风度翩翩、意气风发，但经过这些年的折磨，已经完全从精神上垮掉了，甚至总觉得自己有“原罪”，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刘文辉常劝父亲：“你没有罪。你即使那时给国民党办事，也是为了人民。”但父亲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见到任何人都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孩子们不忍看到父亲的样子，都不愿意在家，都走了……

致命的批驳

1966年9月的暗夜，到处是监视的眼睛。工人新村的灯一盏盏都灭了，刘文辉让弟弟去走廊查看，确定别人都睡了后，才打开昏暗的小灯，开始写作。

刘文辉总是在写。之前早已写完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一本是《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 其中就有“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在中国缔造了一个谎言王国……”等“发现要杀头”的论断。两本小册子在当年“红八月”抄家时已被抄走，好在暂时没有人来追究。

1966年8月9日那张印著“文革十六条”的《人民日报》，报头血红 。 50年后，它和其他一些纸片，一起被保存在刘文忠的抽屉里，但已破得无法提起，折叠处已烂掉。哥哥刘文辉当年看的就是这张报纸。1979年刘文忠出狱后，父亲把报纸交给了他。只因为它是《人民日报》，才没有被抄走。

在刘文忠记忆里，看到“文革十六条”之后，哥哥立即就开始研究。十天之后，9月27日，他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名为“驳文革十六条”，并给刘文忠讲了他的决定：写14封公开信，从杭州投向全国各大高校，时间就选在10月1日国庆。

“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还记得哥哥对他这样说时，那凝重的表情。

他不能不干。刘文忠从小就崇拜哥哥。他几乎就是哥哥抚养大的。刘文忠六七岁时，家里没别的收入，弟妹上学全靠哥哥上班供养。更何况，在思想上，刘文忠一直就崇拜哥哥。

十四封信本来是要由刘文辉亲笔写的，但斟酌再三，放弃了，因为他从小学习外公的书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迹很容易被认出。最后决定由刘文忠来代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刘文忠至今记得，那些个抄写的晚上，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笔一次次掉到地上。哥哥在文章里痛骂毛泽东，斥其为“秦始皇”、“暴君”、“独裁者”。那个年代，人们对毛奉若神明，是绝对的“红太阳”。这些痛斥的话，对当时才19岁的刘文忠来说，如万钧雷霆，虽然听哥哥说过，但他根本无法下笔写出来。

看到他这样心惊胆战，哥哥说，算了，我改一下吧，把文章里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刘文忠这才得以克服心里的障碍，一笔笔，用了好几个晚上，把14封信抄完。

至今，那逐条驳斥的锋利话语刘文忠还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1966年10月1日， 国庆假期，刘文忠按照哥哥的安排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杭州，在街上边走边看到邮箱就把信投进去。投递完后，刘文忠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却发现古寺早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揹包里还有一封信，就向灵隐寺外一位带红袖章的妇女询问，妇女给他指了指，他就把最后一封信投进了寺外的一个邮箱。

“顺利完成任务”的刘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参加学生串联。彼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哥哥不同意，这次，哥哥勉强同意了。

刘家兄弟命运悲剧的炸弹，由这次串联点燃了引线。

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庭里的“坏分子”，刘文忠去参加串联，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时，“驳文革十六条”公开信已被列为重点大案，全国八大城市都在通缉“作案者”。 事后刘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还是太简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信纸下面都有编号，根据信纸，就能确定写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刘文忠的哥哥和父亲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而且包括刘文忠国庆外出的行踪，都没有逃脱周围“革命群众”的眼睛……

刘文忠永远记得，那个和哥哥永诀的秋夜。

1966年11月27日，寒风凄冷。刘文忠串联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后辗转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刘文辉让他赶快睡觉，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当时，姐姐生下孩子不久，也回了娘家。或许是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那天夜里，刘文辉抱了可爱的小外甥女，独自坐了很久。

夜里，刘文忠突然被一阵杂乱的声响惊醒，起身时军警已冲了进来了。他回过头，看到哥哥文辉被两支枪顶着。可能是看到了弟弟的慌乱，刘文辉扭过头，对他说了一句话：“兄弟，要冷静。”

婴儿在哭，警车呼啸着，落叶飞舞在昏黄的灯光下。

（下篇将于2016年12月25日刊出，敬请留意）

声音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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