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到底长什么样？《大审判家》与人群中的魔鬼

关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已经有非常多的电影文本，难以一一胜数；在台上映的《大审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可说是最新的一部，且已在德国本土拿下好几个电影奖；再前一年，则是《谎言迷宫》（Labyrinth Of Lies），一样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检察官孜孜不倦追求“转型正义”，同样拿下好几个德国本土的电影奖。在二战结束已超过七十年的今天看来，此题材的影片似乎没有终止的一天，并且仍然能够吸引一定的世界观众的目光，这本身就已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反映出德国（乃至世界）人认为对纳粹的恶必须持续提醒警戒，就像是个无止境的驱魔仪式──一旦有所松懈，魔鬼立即上身！

然而恐怖的并不是魔鬼般的纳粹，而是当纳粹隐身于人群而难以辨识其是否为魔鬼。

“这种与现实隔阂、麻木不仁的情况，是引发灾难和浩劫的元凶，远比人类与生具来的所有罪恶本性加总起来更加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获得的教训。”

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位把数百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纳粹军官，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一再宣称自己只是听命行事，并且他个人其实“从未有任何反犹行为”，更不是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在纳粹政权中跟其他人完全没两样”。（p.41，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玉山社出版）

汉娜‧鄂兰在书中归结道：“艾希曼的问题恰恰在于，有太多像他一样的人，而这些人既不变态也没有施虐癖，反而正常得可怕和吓人。”（p.50，詹姆士‧道斯《恶人》，立绪出版社）

像艾希曼这样的人，连死到临头的事实都认不清，还在汲汲于为自己申辩无罪——他不是蠢，只是昧于现实，无能思考。“这种与现实隔阂、麻木不仁的情况，是引发灾难和浩劫的元凶，远比人类与生具来的所有罪恶本性加总起来更加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获得的教训。”（p.317，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玉山社出版）

尽管汉娜‧鄂兰在耶路撒冷大审后所写的观察报告引发轩然大波，但是她到底提供了一个视角：对加害者的面貌的辨认及观察；意即在检视其罪行之外，若同时也观察在此过程中他整个人所呈现的面貌，庶几可以进行对“人性”的辩证，从而引发在文学甚至哲学方面的思考，而这是与司法、政治完全不同（且也不一定互斥）的层次，有时甚至更加重要。

在这些关键时刻，纪录片如何捕捉“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一般电影、剧情片，则着重在如何重塑“现场”。

纪录片导演Thomas Giefer于2000年拍摄的《暗杀殖民地领袖》（Politische Morde: Mord im Kolonialstil），揭露了1960年非洲“黑暗之心”刚果独立时的总理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遭绑架暗杀的悬案，虽然牵涉到战后非洲殖民地脱离欧洲母国所掀起的独立热潮，以及美苏两强逐渐形成的冷战架构，加上刚果内部不同地区党派的纠葛与斗争，使得卢蒙巴在复杂的政争中惨遭杀害，一般相信美国中情局有深度介入，本片更直指美国总统艾森豪知情甚至可能下令，导演还访问到其中一位执行暗杀任务的中情局特工Geraad Soete，他描述了整个暗杀过程，包括如何搜集汽车电瓶中的酸液以溶解卢蒙巴的尸体，甚至还展示了两颗从卢蒙巴口中拔出的牙齿。

“还有许多人相信他没死，他会回来”导演对着Geraad Soete说道。

“是呀，如果他回来，那会是少了两颗牙的卢蒙巴。”Geraad Soete大笑着回答。

或许，卢蒙巴遭暗杀一案永远进不了如今萨伊共和国（刚果于1971年改为此名）的司法系统进行审理，但至少导演Thomas Giefer这部纪录片给刚果人民留下了加害者的自白及嘴脸，那同时也标记着“人性”的黑暗程度。

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于2013年拍摄的《杀人一举》（The Act of Killing）与2014年拍摄的《沉默一瞬》（Look of Silence），在最近两年的世界巡回上映中可谓震惊全球，内容系以1965年印尼军事政变期间以“反共”为名所引发的大屠杀为主题，一位民兵领袖安华自述其一伙人如何从电影院卖票的地方黑帮开始，一跃而成为清剿反共的“民族英雄”。

在约书亚的邀约下，自言也有电影梦的安华决定开拍他当初搜捕、清剿、消灭那些华人共产党的过程，包括抓人、审讯、刑求等，最后杀害。原本安华怀着极高的热诚来执行这些拍摄工作，但是在不断回到当时进行杀戮的各个现场、回顾往昔场景的各项细节之后，安华最后竟然意识到这种杀戮行为的不义，尤其在其亲身扮演受害者的时候，他确实体会到受害者所经受的恐惧，这使他再也承受不住，几欲崩溃，那部要展现他当年“英勇事迹”的电影自然也拍不下去了。

安华的这个转变将我们从最黑暗的人性边缘中拉了回来，重新见到一线曙光，而约书亚导演为我们捕捉到安华这个满手血腥的杀戮机器，由非人转变回人的一瞬，特别具有神迹般的启示作用。

一向对于真实与谎言的辩证有着浓厚兴趣的加拿大导演艾腾‧伊格言（Atom Egoyan）2015年的新作《我记得》（Remember），也是一部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的电影：老牌演员克里斯多夫‧普拉玛（Christopher Plummer）饰演一位行将就木又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在老妻过世之后，想抓住最后一点记忆的尾巴，找到那个在奥许维兹集中营杀害他家人的纳粹，执行那以色列甚或许多犹太人都想亲自执行的“正义”处决。

然而人的存在与记忆急切相关，我是谁与我记得我是谁照理应无二致，但导演伊格言在此找到一个真实与谎言的绝佳缝隙，伸手进去开了这位老人一个好大的玩笑！故事到最后是极为残酷的，残酷到我们甚至想为纳粹叫屈了，而这正是在司法或政治上要处理“转型正义”时极难触及的地方，也是人性最阴暗也最幽微之处。

所有的真相挖掘均带有这样的两难处境：若非和浮士德一样与魔鬼交易，不能得到正义，那交易后得来的正义，究竟还是不是正义？

在这些关键时刻，纪录片如何捕捉“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一般电影、剧情片，则着重在如何重塑“现场”。人的转变若是刚好在“现场”发生，则其震撼力道将更甚，《杀人一举》是如此，《我记得》的可惜之处也在于此，伊格言并没有带大家回到“现场”，因之结尾的震撼力道便稍微欠缺。

《大审判家》

片名：《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制作：Zero One Film

发行时间：2015年10月1日（德）

回过来看拉斯‧克罗曼（Lars Kraume）所导演的《大审判家》，表面上是法兰克福总检察长费里兹‧鲍尔（Fritz Bauer）在举国皆曰不可的情势中，念兹在兹地想要处理战后西德的“转型正义”问题，实际上他也面临到一个关于人性幽微的难题：在得知艾希曼藏身于阿根廷的情报后，国内的警察体系甚至政府内部却多是前朝纳粹，官僚刁难或是摆烂都能坏事，想要引渡更是难上加难，唯一选择是跟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The Mossad）合作，但如此一来却等同触犯“叛国”罪，鲍尔该如何选择？

所有的真相挖掘均带有这样的两难处境：若非和浮士德一样与魔鬼交易，不能得到正义，那交易后得来的正义，究竟还是不是正义？

另一方面，协助鲍尔的年轻检查官安格曼（Karl Angermann），虽已结婚成家但实为同志，当他遇见同志变装酒吧里的歌手Victoria，一时惊为天人，随着剧情一路发展，安格曼逐渐陷入温柔地狱难以自拔，但在关键时刻，鲍尔的国内政敌察知此事，便以此要胁安格曼；安格曼又该如何选择？

而片中站在反面的阴谋阻挠者，则相当程度展现出战后的纳粹幸存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嘴脸，这在全世界官僚及政客的身上都可以发现相同的面貌，如果艾希曼是魔鬼，则他们也都是，在电影中要辨认不难，在现实里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事实上，德国的“转型正义”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每一次审判都让德国人心中热血不断翻搅。正如德国历史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所言：“在德国真的没有一个人感到良知的谴责吗？历史再次证明：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是错误的；与道德相背离的政治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不能再被称为政治，人们也必须因此付出代价。这只是早晚的事。”

费里兹‧鲍尔在2014年朱利欧‧里加雷利（Giulio Ricciarelli）导演的《谎言迷宫》是以配角出现的，主角是另一名年轻检察官约翰‧莱德曼（Johann Radmann），由于是战后才成长的年轻一代，对于上一代所犯下的恶行，从不可思议到难以承受，因为牵连太多太广，且许多人甚至还在其原来的位子上，彼此靠着谎言与伪善相扶而立，但吊诡的是：公然站出来反对莱德曼及鲍尔的另一位资深检察官，却并非纳粹，甚至是反纳粹，如今却因为希望德国在战后能够很快站起来，而表示：“大部分德国人不希望再举行任何针对纳粹罪犯的审判。”汉娜‧鄂兰也曾言法兰克福审判时期的氛围便是如此，面对排山倒海的卷宗档案及人际压力，这位年轻检查官几乎就要迷失在这些自我辩护或者自欺欺人的谎言的迷宫中，看不清人也认不得路了。

费里兹‧鲍尔的配角作用便起在此时，可见前后两片两位导演都认定鲍尔乃是法兰克福审判的主要支柱。

从莱妮‧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强调她从未加入过纳粹以自我辩护（作家李炜特别为她写了一本极精彩的小书《影像的秘密》），到钧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晚年自承曾为党卫军的一员（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贾顿艾许的《事实即颠覆》书中有篇评析葛拉斯此事的专章，非常值得参考），德国历经了从纽伦堡对主战犯的大审、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到法兰克福的奥许维兹审判；事实上，德国的“转型正义”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每一次审判都让德国人心中热血不断翻搅。正如德国历史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所言：“在德国真的没有一个人感到良知的谴责吗？历史再次证明：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是错误的；与道德相背离的政治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不能再被称为政治，人们也必须因此付出代价。这只是早晚的事。”（p.243，斯蒂文‧巴赫《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新星出版社）

看着《大审判家》费里兹‧鲍尔的独排众议、坚决不辍、硬挺到底，感觉唯有如此方能对比艾希曼那“平凡的邪恶”；然而2012年杨‧欧雷‧杰斯特（Jan Ole Gerster）导演的《噢！柏林男孩》（Oh Boy）里最后那位纳粹老头的叹息，却又让人觉得一切似乎不过是政治正确的昨是今非，或许唯有透过观看每个当事人不同的面貌转变，才能从中体会到真相与正义是如何考验着我们，《为爱朗读》（The Reader）里的雷夫‧费恩斯（Ralph Fiennes）可能是感受最深切的人了吧？

至于在今天也不断标举着“转型正义”的台湾，我只能说：幸好万仁的《超级大国民》让我们没有在影像上缴了那段历史的白卷。

然而这样就够了吗？